珊瑚礁庇護所｜肯亞、坦桑尼亞沿海珍稀物種豐富 科學家稱該區擁沒有白化「快樂珊瑚」

 珊瑚礁庇護所｜肯亞、坦桑尼亞沿海珍稀物種豐富 科學家稱該區擁沒有白化「快樂珊瑚」

冰川冷水保護珊瑚免受厄爾尼諾現象的暖化影響

近年珊瑚白化危機引起保育人士關注，最近科學家發現惟獨肯亞和坦桑尼亞沿海沒有白化威脅，有保護珊瑚礁免於氣候危機的庇護所，珊瑚不會因為因暖化而死亡，反而是生氣蓬勃，被科學家稱為「快樂珊瑚」。

肯亞、坦桑尼亞沿海不僅是珊瑚礁庇護所，也是最近新發現的生態熱點。科學家認為，由於清涼的海水有助於保護這個珊瑚礁庇護所和周圍的海洋生物，免受氣候危機的影響，所以海洋深處住有長吻飛旋海豚、史前魚類和儒艮等各種珍稀物種。

野生動物保育學會（Wildlife Conservation Society，WCS）首席科學家指，這個珊瑚礁庇護所從肯尼亞蒙巴薩以南80公里的希莫尼城延伸到坦桑尼亞三蘭港，之所以成為多樣性豐富的庇護所，當中的原因可能是因為冷水。

吉力馬札羅山和烏薩姆巴拉山脈（Usambara）數千年來形成的冰川徑流，為這一帶帶來冷水，而冷水似乎可以保護珊瑚免受厄爾尼諾現象等突發性暖化所影響。所以，肯亞沿海一帶的400平方公里區域內，珊瑚都是呈現健康的紅色和棕色，被稱為「快樂珊瑚」。

資料來源：The Guardian

撰文：黃雅純

脫貧全為大外宣 日收入10蚊先叫「窮」 做貧困戶都要靠關係

 

脫「中國貧」●專題｜脫貧全為大外宣 日收入10蚊先叫「窮」 做貧困戶都要靠關係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任後提出中國要在2020年全面脫貧，邁入小康社會。至上月，貴州宣稱除去最後9個「貧困縣」稱號，代表全國已經脫貧，恍如再沒有人捱冷捱餓一樣，大肆慶祝，習近平也急不及待要在月中召開論壇，向國際分享中國的脫貧經驗。學者分析，「脫貧」只是習近平對內穩定政局、對外宣示威權模式成功的一步棋。

當中國訂立的貧窮標準遠低於國際水平，很多人是脫了中國的貧，卻未能脫生活的貧，有留下子女在山區而自己到城市打工的農民工對《蘋果》表示，自己老家「講關係」，做不了貧困戶，只好與妻子離鄉工作，留下子女當「留守兒童」，供養孩子後兩人每日也僅有30元人民幣（下同，約35.6港元）可用；亦有在城市找不到工作，返回老家小鄉鎮當保安的貧困戶擔心，自己很快也會在這個全國脫貧運動中「被脫貧」。

中國式脫貧：凸顯威權模式

2020年12月14日，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召開「人類減貧經驗國際論壇」，邀請20多國代表網上與會，習近平致賀函，「今年中國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已經全部脫貧……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重大貢獻。」就像論壇名字一樣，中國要脫貧，不但是為了要讓人民過得好，更是要國際知道中國模式的偉大成就。

「表明中國模式能幫助幾億人脫貧，想努力跟中國模式掛鈎的。」清華大學政治系前講師吳強對《蘋果》表示，「脫貧」對中國來說，是要凸顯威權模式的成功，爭取國際影響力的其中一步棋，「在目前中國孤立的情況下，脫貧對中國來說就有很強的、幾乎是唯一的國際正當性，包括新冠肺炎的威權治理模式在國際社會上脫貧的有效性、正當性的一個證明。」

聯合國在2015年提出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當中包括要求成員國在2030年前消除絕對貧窮，中國也在當年定下的「十三五規劃」中，提出脫貧攻堅戰的目標任務和要求，要在2020年「全面脫貧邁入小康社會」，當年中國報稱有5,500萬貧窮人口，到了2019年則只餘下550萬，在上月，中國表示已經「全面脫貧」，同時也聲稱自己提早10年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不過，中國是滅了甚麼貧？根據目前聯合國採用的貧窮線，是每日收入1.9美元（約14.7港元），而中國官方去年的貧窮標準為每人每年收入3,218元人民幣（約3,820港元），即每日收入約10.1港元，中國的貧窮標準遠低於聯合國訂立的。值得留意的是，香港最新公佈的貧窮人口數字為149萬，香港一人住戶貧窮線是月入4,500港元，4人住戶則為2.14萬港元。

11月，貴州省聲稱最後9個縣都已經脫離「貧困縣」名單，官媒隨後指這代表國務院扶貧辦確定的全國832個貧困縣全部脫貧，「脫貧攻堅目標任務」已經完成，當時內地學者胡星斗曾經提出質疑，中國的脫貧並不是真正脫貧，因為中國的貧窮標準依然遠比國際貧窮線，他估計中國目前還有好幾億貧窮人口。

12月下旬，當記者再聯絡胡星斗希望更深入了解中國貧窮問題，胡對《蘋果》表示，已經答應別人不再受訪。

要說中國有多少貧窮人口，或許由國務院總理的嘴巴說出最權威。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底在兩會記者會上說，當前中國有6億人口的每個月收入只有1,000元人民幣（約1,190港元）左右。

除了中國標準遠低於國際標準，脫貧路上的手段也惹來非議。新華社在11月中曾報道，很多「扶貧」官員其中一個工作，就是要解決他們眼中的「碰瓷戶」、「難纏戶」，認為他們不願退貧，便「一遍遍入戶、一遍遍溝通」，勸說對方承認自己已經脫貧。而今年年初，為了敲響中國脫貧事業進入最後直路的鑼鼓，江蘇省先宣佈全省只有17人還未脫貧，但是也令人質疑，全江蘇有8,000萬人，「17人」這個數字是怎樣統計得出。

中共無所不用其極也要全面脫貧，除了要向國際宣示中國模式的成功，吳強說，還是為了要對國內的政局穩定。習近平在推行這種舉國運動地方要求地方官員脫貧的同時，可以動員、觀察，甚至豎起自己的威權，「脫貧對北京、對習近平是非常重要的，這是地方和中央的平衡關係，過去8年，一手是表忠心，另外一方面就是脫貧的方式對地方官員，進行動員，在反腐敗同時，以脫貧方式來動員人，這是維持習的威權，有事幹，逼他們幹事情，過去八年習統治的核心。」

貴州留守兒童的父母：貧困戶是關係戶

「我們那邊沒有關係就做不了貧困戶。」阿張 （化名）來自貴州一個山區，家中還有三個仍在讀書的兒女，每月要把大部份工資寄回家中。生活逼人，但阿張做不了貧困戶，得不到補助，老家的扶貧辦只講關係，他不能成為貧困戶，只能與子女分隔兩地生活，「有關係就能得到貧困戶的補助」。

山區種植艱難，收入微薄，為了養活家人，十多年來，阿張和妻子離開山區，到城市打工，無奈留下三個小孩給家中老人照顧，那些小孩在中國被稱為「留守兒童」。在中國，像阿張的子女一樣，因為戶籍制度，無法跟隨打工的父母到城市生活的「留守兒童」還有很多，在2013年有6,000萬人，但到了2018年就報稱餘下600萬人。

阿張夫婦默默在大城市的地盤工作，擔泥、搬磚，甚麼都做，兩人每月可賺得約6,000元人民幣（下同，約7,110港元），但是大部份都要送回老家，給孩子當學費和生活費，阿張最大的女兒現在就讀高中二年級，兩個小的還在讀初中，「一個月三四千塊錢（約3,560至4,740港元）也不夠花。辛苦，但是也沒辦法。主要是孩子讀書的花費，有點大。」他說，每天二人可用的金錢大概也就30元（約35.6港元）。

受到武漢肺炎的疫情影響，阿張前一陣子較少工作，但還能熬得過去，不過近來入冬，路面結冰，他們也須停工，工作少了，收入也隨之而少了。訪問當日是冬至（21日）的前一日，阿張說冬至不會回家，還要把握時間，賺農曆新年前最後一筆錢，待新年才回家留半個月。

中國近年大興土木，一個又一個國家基建，一棟又一棟摩天大樓，讓外國訝異中國式速度，但一個個放棄與子女相聚成就中國在國際上大放異彩的小人物，背後卻盡是不公，「我不是貧困戶，本來就不是。」阿張指，老家的扶貧人員決定人民是否屬於貧困戶，並不是衡量該戶人的收入，而是該戶人是否與自己關係良好。

《蘋果》記者

「支那」詞彙考（甘粕代三）

 「支那」詞彙考（甘粕代三）

快告別2020年而迎接新年的這期，要換個口味去回顧「支那」這不幸之日語詞彙的歷史，同時要研究當代用「支那」之意義。這裏包含着日中兩國誤會的不少根子，故早晚都要糾正這誤會，要尋找日本與兩岸三地的理想未來。

參加台灣太陽花運動、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不少年輕人都喊過「支那」與「支那人」，他們噴出的口水裏充滿歧視感。他們看不起的對象無疑是中國，其政權與中國漢人。每次聽到他們的叫聲，不得不灰心、心痛。因他們完全不懂支那這一詞的不幸、含義之複雜。在日本，除了一部份反共厭中分子以外都盡量不用支那，也可以說是禁詞。打電腦時，輸入sina也沒法變換成「支那」兩個漢字。

中文裏「支那」來源能溯到隋朝。佛教傳到隋朝時，譯經僧把梵語之China staana譯成支那，還有震旦、真丹、振丹、至那、脂那、支英等漢字表現。這China staana之China是秦始皇之Qin傳到印度以西而出來之名。staana意味着土地正如阿富汗，Afghannestan的stan意味着土地。那時候的支那並沒有蔑意，卻蠻有尊意。但支那在18世紀以後在中國幾乎都消失。

這一詞差不多同時期由佛教經典傳到日本，但很少用。一般把黃河一帶的王朝與政權都被叫做漢、唐、唐土等稱呼。唐土意思就是唐朝的土地。世界最強帝國之唐朝無疑是東海上之倭國的威脅，同時是文化進口的寶藏。自從遣隋使與遣唐使至明治維新期間，唐土一直都是日本受威脅與嚮往的天地。但日本經明治維新走近代國家之路後，情況完全不一樣了。近代外交裏，國名、王朝名與地區名要分清楚。至那時用的漢、唐與唐土根本不合適。清朝只是個滿洲人王朝之名，並不意味着清朝統治的歐亞大陸東邊地區名。故明治維新政府開始用支那，這詞可通用與英文的China。那時一點都沒有蔑意。國父孫中山自己也用過支那。他號召滅滿興漢、驅逐韃虜，故用跟英文的China相同的支那時，一點自卑感都沒有。

歷史之不幸在甲午戰爭後發生。不少清國留學生衝到日本學習西方科技與文化等最先進的東西。日本以「支那」與「支那人」之稱歡迎他們，當然沒有甚麼蔑意。有真正蔑意的就是清國奴（ちゃんころ，chankoro）與「支那不夠本（しなぽこぺん，shinapokopen）」。

但對親耳聽到「支那」與「支那人」的清國留學生來講，真是陌生，因18世紀以後在中國一直都沒用「支那」。當時的大日本帝國充滿戰勝國的傲慢，雖「支那」與「支那人」詞本身一點都沒有蔑意，但他們容易感覺到日本人說出「支那」與「支那人」的口吻與感情裏充滿蔑意。這蔑意在勝利日俄戰爭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越來越擴大。相反，漢人的自卑感與敵意越來越深。郭沫若也留下同樣的回顧，支那本身沒有蔑意，但日本人口中之支那比歐洲人口中的猶太人還要壞！可把郭沫若的回憶這樣總結，支那無罪，日人有罪。

辛亥革命成功，中華民國誕生，即Republic of China。日本外務省決定用支那共和國，這就是ROC的日文版。但留日時天天面對「支那」與「支那人」的國民政府高層正如蔣介石、汪精衛、張群，向日本要求把支那共和國改為中華民國。1930年5月27日，中華民國外交部發文給外交部今後不接受支那共和國的公函，同時通知日本今後不要用支那這一詞。日方聽從了中方要求，在政府公函裏開始用中華民國。

用支那鼓勵假愛國心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蔣介石強力要求戰敗國家今後一定要把自己的國家叫做中華民國，略稱為中國。日本外交部1946年6月3日以常務次長名義而發出關於避開「支那」之公告。自此在公函、報紙與廣播裏消失了支那兩個字。但至今還有極少部份反共厭中分子，如石原慎太郎等故意用支那，不知他們有否學過支那這一詞的不幸歷史與要檢討自己的經歷。深信極少部份人以外，都沒學過。只要做所謂愛國人士，故不知不幸的過去而用支那來鼓勵假愛國心。

參加太陽花、反送中的年輕人們，罵中國也好，討厭中共也好，追求自己家園當然好，但說出支那這一詞時，千萬不要忘記鄰居的主流民意一聽支那，就不能支持與同情的運動。追求自己的幸福家園是要牢記孫子的一句──知己知彼，百戰不殆。

世道人生︰這一年，有些事已確定（李怡）

 世道人生︰這一年，有些事已確定（李怡）

2020年是所有事都不確定的一年。然而，2020年也有一些事是確定的。

中美交惡的形勢是確定的。儘管拜登多次公開反對將美中關係推向新冷戰，又說要與中國合作，更沒有對香港發生的事說一句話。然而，許多抗中法案都在國會以大比數甚至全票通過，疫情造成的美國社會反中情緒，特朗普在任期最後階段快馬加鞭推動的保護台灣和支持香港人爭取自由的政策，美國社會和國會已形成反中共識。拜登要改變很不容易。再加上如果特朗普和他的七千多萬支持者不肯認輸，兩黨的選舉爭拗繼續在拜登的四年任期延燒，他要被迫執行對華強硬的政策。

中國抗美的政策也確定了。不久前召開的中共五中全會，提出2035全國經濟總量加倍，意味中國自信其經濟規模在2035前可以超越美國。五中全會也提到「逆全球化趨勢加強」、「有國家大搞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傳統國際循環明顯弱化，在這種狀況下，必須把發展立足點放在國內，更多依靠國內市場實現經濟發展」。即已經作好不再依賴全球化發展經濟的準備。又表示中國「有獨特的政治優勢、制度優勢、發展優勢和機遇優勢，經濟社會發展依然有許多有利條件，我們完全有信心、有底氣、有能力譜寫……新篇章。」

中國在拜登勝選機會大增後，沒有停止擴張活動，對台軍事騷擾升級，在中印邊界增兵，對澳洲實行經濟制裁，即使因此讓中國人民沒電受凍，也在釣魚台海域對日本施壓。

拜登說他會聯合其他盟友去抗中，但實際情形可能是，其他國家已經產生的抗中形勢迫使美國不能不配合。天下圍中而中國表現出自信心爆棚，不依賴外循環發展，獨力抗擊西方世界，不管是否真有實力，至少有毛時代的「十五年趕上美國」的雄心。

香港在中國自大而天下圍中的形勢下，全面靠攏一國一制已經是無法逆轉的態勢。一國兩制縱然不是已死，至少已經變味，成為習近平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國兩制。這一點也是確定的。

除了特府藉疫情壓制抗爭之外，政治上的秋後算賬和三權合一也加快腳步。是否維持原有制度不變？社會是否穩定？根基在於法治。《國安法》條文的用詞不明確，「煽動」「勾結」「憎恨」都有不同的解釋空間，特別是定下「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會繼續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不得准予保釋」這項有罪推定的條款，顯示普通法的無罪推定已經改變。

香港一般市民不能確定自己是否會觸犯法例，是近來移民潮再現的原因。英美澳加等國，先後推出新移民政策，向港人拋出救生圈。即使六四後的移民潮也沒有這種現象。說明西方國家也知道一國兩制變味也。

2015年，老牌影帝羅拔迪尼路到紐約大學Tisch School of the Arts給畢業生致辭，他循例祝賀畢業生「你們得到了」，但接下就說「然後，你們完蛋了！（you’re fucked.）」因為讀藝術是最沒有出路的專業，畢業後會到處碰壁，不斷被拒絕。但他說：「好消息是，你們已經作出了選擇，未來的路雖然難走，該怎麼走卻很清楚︰你必須堅持不懈做下去。」

「完蛋了」也是好消息，因為夠明確。問題是怎樣堅持不懈走下去。剛去世的鋼琴家傅聰的話帶來啟示，他說「第一是做人」，其次才是藝術家、鋼琴家；「也許最重要的是勇氣，能夠堅持黑就是黑，白就是白，永遠裏外如一，這很難做到。因為這個社會天天在教你說謊……。」

五個字說完中港關係（梁啟智）

 五個字說完中港關係（梁啟智）

來到年終，又是準備下學期教學的時候。拿起中港關係課的課程大綱，感覺十分欷歔。今天當大學講師，有時感覺和在鐵達尼號當樂隊領班沒有分別：都要沉船了，賓客倉皇逃跑，是否還要扮作一切如常繼續表演？中港關係這個議題真的還需要一個學期去說完嗎？還是「中央說了算」這五個字已可總結一切？

事情本來不是這樣的。曾經有段時間，我的感覺是要談的內容越來越多，只擔心課時不夠用。回想十年前談司法那一節，一般以胡仙案談一下律政司的角色，張子強案談司法管轄權的問題，再拿吳嘉玲案談一談人大釋法便完結。現在談律政司的問題，各式各樣的例子數不完；司法管轄權嘛，有肖建華、銅鑼灣書店，還有一地兩檢；人大釋法一次又一次，現在還發明出各種和《基本法》直接衝突的「人大決定」出來。這兒還未說到執法機關的部份，僅僅是監警會報告附錄中警隊內部文化的調查已足以討論半節課吧。

得事先聲明，無論外面如何群情洶湧，大學的中港關係課總是以學術的態度來分析事件的。事實上，過去香港眾多看起來奇妙怪異的事情，後面往往都有十分理性的解釋。例如市民對政府高度不信任，看起來有時很不理性，但想到特首在選委會特權階層面前如何時常一百八十度轉身打倒昨日的我，又難怪市民對政府的承諾不太認真。又例如民主派在立法會拉布掟蕉，看起來也很不理性，但想到功能組別和分組點票如何限制立法會的代表性，港式比例代表制如何鼓勵民主派內部分裂，則民主派議員把立法會當作是表演場地其實也十分正常。通常說到這兒，話題就是帶到社會科學中的制度主義，讓學生討論一下「屁股指揮腦袋」是否必然。

即使來到中央直接介入的環節，過去還是有很多事情是要慢慢解釋的。例如《基本法》當中的政改三部曲變成了五部曲，中央對香港政改僭建了一個啟動權出來，關鍵就在於條文當中「產生辦法如需修改」這句話入面，「如需」這兩個字被解釋為「中央認為有需要才有需要，中央認為沒有需要就沒有需要」。不過到了8.31決定的時候，「如需」這兩個字又被進一步由一條是非題僭建成一大堆的條件，也就是「在按照中央制訂的範圍由中央決定有怎麼樣的需要」。

還有《基本法》當中「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可實行出入境管制」的說法，亦有觀點認為「可」這個字只說明了雖然特區政府有權這樣做，卻不等於只有特區政府有權這樣做；中央要在上面再加限制，例如直接拒絕某些中央不喜歡的人入境也是可以的。來到這兒，雖然正常人應該都會覺得有點捉字蝨和鑽空子，但起碼還算是一個課堂上可以和需要解釋的事情，同意或不同意則是另一回事。

制度外努力 香港人自救

過去半年的發展，卻讓我常常感到事情已超越了可以和需要解釋的範圍了。舉個例，《國安法》當中大量條文和《基本法》有直接矛盾，例如說國安相關開支不受監督，就明顯不符《基本法》對立法會監督政府和居民可起訴政府的規定，那到底是《國安法》大還是《基本法》大呢？這條問題其實在未有《國安法》之前已有法律學者提過，他們認為《基本法》在中國《憲法》的地位相對薄弱，如果日後人大有違反《基本法》的立法行為，香港人沒有多少自保的空間。這些憂慮當日只存於學術專著，今日卻成為現實法例，學者們除了和學生說「我們一早已經講過」之外，也不知道還可以再做甚麼。

當各式各樣的「人大決定」可以和《基本法》公然矛盾，連以前的捉字蝨和鑽空子也省下之後，某種程度上可以說大學的中港關係課已變得有點多餘，畢竟「中央說了算」這五個字已經可以推翻一切，還去認真討論各項制度設置無疑是有點不切實際。又或者我們可以把《基本法》拿去歷史系那邊教，當作是香港曾經有過的一段經歷處理算數。

還有第三個可能。禮失求諸野，面對制度敗壞我們便在制度以外尋找空間。在制度以內，各種 DQ 和宣誓安排層出不窮，往日空間已經不再。但在制度以外，仍有很多人在努力塑造另一種中港關係。他們有的在記錄香港的民間歷史，有的在書寫街道文化和生活，有的在搞歡迎內地生參加的讀書小組……雖然這些努力在一時半刻都不會改變得到中港政治格局，但只要是推動官方認可以外的事物，已在為中港關係建立其他可能。如果我們把注意放在這些努力之上，那麼一句話說完中港關係的那句話，就會變成是「香港人自救」。

梁啟智

時事評論員

孫文屠城 - 古德明

 孫文屠城 - 古德明

法新社

一九二二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兵困孫文「總統府」，孫文棄妻逃命還是小事，其「報復」更令人髮指。

當日，孫文逃到珠江永豐艦上，無力反擊陳炯明軍，竟然指揮永豐等七艘軍艦，砲轟廣州各地，專向人煙稠密處開火，十六、十七兩日，砲彈以百計，落在民居、商店之上，死者幾百人。香港《華字日報》六月二十日記錄了一位逃難小民的話：「從前，（軍閥）龍（濟光）、莫（榮新）在粵，地方瀕危，尚不敢驚擾居民至此。今次彼（孫文）同是粵人，仍不惜糜爛大局，真可哀矣！」

除了粵人，美國人也有樓房受損。六月十八日，美國副領事侯士頓登上永豐艦，勸孫文停火，不料孫文竟然要美國出手，說道：「假如你能夠說服（陳炯明）這些軍隊退出市外，我就答應不再開砲。」六月二十七日，廣州總商會代表也登艦與孫文交涉，講到砲擊之下粵民慘狀，不料孫文竟然說粵民不聯手驅逐陳炯明，等於附逆：「汝等既然贊成之，則自負責任。」其實孫文當時已為陳炯明軍隊所困，不是蔣介石六月二十九日趕到廣州，登艦相助，孫文有死而已。

據《華字日報》七月五日報道，孫文下令砲擊廣州時，各艦長「皆不願開砲，但為孫派嚴密監視，只得向空亂轟一陣，當時毀壞地方較少，實原因於是」。粵人恨之，因稱為「孫大砲」。後人闇於史實，以為「大砲」是指孫好說大話，謬矣。孫文這東西心中真有民族、民權、民生觀念嗎？

武肺一周年｜全球逾百萬死中國疫情如「謎」 陳健民：瘟疫與暴政令整個社會變監獄

 武肺一周年｜全球逾百萬死中國疫情如「謎」 陳健民：瘟疫與暴政令整個社會變監獄

（新增：內容）2020年在倒數，武漢肺炎肆虐一年，回顧這場爆發於湖北武漢，已造成全球逾8,079萬人感染、176萬人死亡的世紀大瘟疫，中大社會系前副教授陳健民坦言，這與中國人扭曲的價值觀以及中共的獨裁專制不無關係，更因為中國與世界的獨特結連而禍延全球，留下的種種謎團，恐怕永遠無法解開。

數字成謎

從官方公佈的統計數字來看，中國政府的抗疫表現確實好得讓人「驚訝」，但同時亦引發疑問。累計確診病例在1月24日破千宗，之後急速飆升，但數字的升幅很有規律、節奏，似受人為干擾；至3月1日超過8萬宗，接着開始明顯放緩，多個月來每日新增病例僅十數宗。更離奇的是，累計死亡個案在2月10日破千宗，湖北大幅增死亡病例1,290個，但至5月16日吉林新增兩個死亡病例後，之後一直維持「零死亡」，累計4,634人死亡。有傳，當局一度將不少死亡個案，列作死於其他併發症，而非武漢肺炎。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絡（CNN）早前取得湖北當局外洩密件披露，中國政府在疫情爆發初期處理失當，且出於政治考慮隱瞞疫情的嚴重性，所公報的數字完全不可信。例如，湖北省2月10日新增5,918宗病例，但底下竟分成三個子類別，包含2,345宗「確診」、1772宗「臨床診斷」，以及1,769宗「疑似病例」，最終官方當天通報的全國確診數只有2,478宗。

有關「診斷類型」分拆之多，讓人混亂，除「疑似病例」和「確診病例」外，又有「輕症病例」、「臨床診斷」、「陽性檢測」和「無症狀感染者」等。國家衞健委在1月至2月間至少3次修訂確診的定義及分類，最後在「確診病例」以外，保留「疑似病例」以及「無症狀感染者」，變相將大批應被列作確診的病例排除開來。

病毒何來

武漢肺炎爆發一年，內地當局控制到疫情爆發，同時亦研發出疫苗，可是對這次疫情，仍然有很多問題至今仍然是謎，未有答案，即使是病毒源頭，世衞的專家要明年初才准到中國實地調查。

疫情初期，有指華南海鮮批發市場為病毒的源頭。（路透社）

●零號病人：誰是第一個感染武漢肺炎至今仍未有定案。內地網媒「八點健文」指，首名病人是一名69歲、華南海鮮市場的男商販，他在12月12日到優撫醫院求醫。武漢金銀潭醫院副院長黃朝林的論文指，首個病例則出現在12月初。然而，《南華早報》引述內地一份文件，指11月17日一名55歲湖北男子求醫，但在他之前當局每日都接到1至5宗類似病例，零號病人仍無法確定。

●疫症爆發日期：內地社交媒體在去年12月初已傳出武漢出現不明源頭的肺炎病例，武漢市衞健委曾指首名病人在12月8日病發，黃朝林發表的論文，則指最早出現症狀的病人可追溯至12月1日。《南華早報》引述內地一份文件則披露，最早的武漢肺炎病人可能在11月17日前，已被公共醫療系統發現。

●武漢肺炎的病毒來源：事隔一年仍未有答案。曾在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工作、已逃亡美國的中國病毒學家閻麗夢（Li Meng Yan），她的論文指病毒很大機會來目P4實驗室，舟山蝙蝠病毒「ZXC21」和「ZC45」改造而成。

為何中國疫情看似成功，但內裏卻千瘡百孔? 中大社會學系前副教授陳健民表示，內地最大問題是政府很容易將訊息管制起來。表面上，政府仍會發放很多的資訊，甚至讓人民有被資訊淹沒的錯覺。問題是在這資訊中，最重要的部份被掏去，僅能讓人對事情有局部、零碎的了解。再加上，內地人已習慣「自我審查」，在從眾的壓力下，即使察覺不妥，都不敢張揚。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中國的政治制度的設計，將所有權力過度集中在中央的手裏。地方可以轉圜的餘地相當小，一旦出問題，就只能「仰賴」中央。而中央又有多重因素考慮，反應自然更加遲緩。

中國控制疫情的手法亦與出版了73年歷史的法國小說《瘟疫》（The Plague）的內容不謀而合，一年過去，該小說恍如預言書，當中不少情節均與今天世界各地「封城」、「封關」後的人生百態極為相似。在YouTube開設《健民書房》頻道的陳健民表示，《瘟疫》作者卡繆的比喻活生生，暴政其實也是一場瘟疫，今時今日的香港人，都應該特別明白。

陳健民說：「我哋係有兩重監獄，一重就是疫症，令我哋唔能夠隨便出入；同時亦因為暴政，令我哋困着喺度，睇住佢點作惡。我哋受苦，其實多過好多純粹因疫情被困的人⋯⋯疫症將社會變成監獄，大家都睇得到，好多人想逃走，但亦有好多人其實逃不了，就算香港幾衰都好，都要留喺度。佢哋或者當睇唔到呢啲（不公義）事，或者醉生夢死，又或者每日喺度受苦咁。」而無良的當權者，其實與小說中的那些老鼠沒有分別。

「小說中還有其他比喻，例如大家一開始會對疫症好恐懼，甚至有點憤怒，因為突然被禁止出城，到小說發展至另一階段，啲人已開始變得冷漠，甚至不能不冷漠，醫生日日處理咁多屍體，不可能不冷漠，否則精神或會崩潰。其他人要去生活，慢慢對身邊所發生嘅悲劇都不能夠太敏感。」

陳健民特別以此比喻香港處境：「今時今日仲有好多年輕人因暴動罪而受審，但媒體對有關法庭審訊有幾詳盡？有很多案比黃之鋒、周庭、林朗彥三子更嚴重，媒體並沒有作出報道，因為實在有太多這些人被控告。」

對這場疫症，最重要是「誠實」（honesty）。陳健民認為，作者卡繆是想表達，「誠實」就是坦承面對現實，守住自己底線，如同由真人真事改編的南韓電影《1987：逆權公民》中，各個角色都沒有逃避現實或埋沒良心，還盡上本份，最後成就整場南韓民主運動。

《1987：逆權公民》的片尾曲《如果那天到來》，聽得讓人動容，香港人或會感受至深。活在當下，對抗命運的擺佈，也許正正是卡繆給我們的啟示。

《蘋果》記者

神秘石刻猜謎 華富吃掉「UFO」 41A城巴搭通都市傳說

 神秘石刻猜謎 華富吃掉「UFO」 41A城巴搭通都市傳說

【明報專訊】香港雖是彈丸之地，但都市傳說卻多不勝數，或怪誕或嚇人的情節，有些更成為漫畫、劇集、電影題材，為地區添上神秘色彩。今次我們坐上城巴41A線，由《香港探古》歷史專頁版主Nicky帶我們搭通隱藏城中的多個都市傳說！由北角到華富邨，沿途發現衛斯理村，認識虎豹別墅前世今生，探索史前石刻，深入古稱香港村的黃竹坑舊圍，最後迷失於華富邨內縱橫交錯的道路，親身目睹傳說中的瀑布、雕堡和神像群，可惜與最轟動的UFO緣慳一面，唯有學學邨民，在快餐店吃一頓UFO茶餐一止飛碟癮吧！

【1】大坑道上林站

消失的18層地獄

由北角碼頭總站出發，搭至大坑道上林站下車，既欣賞到勵德邨的雙圓筒形建築，亦可參觀活化後改稱「虎豹樂圃」的虎豹別墅。有趣的是昔日公眾口中的參觀虎豹別墅，其實是別墅毗鄰的萬金油花園，園內擺設恐怖的「18層地獄」浮雕、7層白色六角「虎塔」等特色建築，可惜1990年代別墅和萬金油花園範圍被收購，其後花園消失變豪宅。別墅反而被保留活化，去年起開放參觀，公眾才正式踏足這幢融入中式折衷主義和南洋元素的建築物，一睹別墅大廳、主人房、意大利塗漆玻璃窗等。因應疫情，虎豹樂圃暫不對外開放，直至12月15日，參觀前宜先查詢。

從車站對面馬路下山，步行約6分鐘抵大坑浣紗街。相傳當年村民因捕殺蟒蛇招來瘟疫，有村民稱觀音報夢，於中秋節舞火龍可驅走疫情，瘟疫消失後習俗仍被保留至今。而陷於新一波疫情的香港人，沒有「火龍」打救，還是戴口罩加強保護比較實際吧！最近在大坑新村街開店的本地首飾品牌One of a Kind，近期熱賣的是閃石裝飾口罩套（圖），先戴上外科口罩，再戴此口罩套，由$150至$300不等，連劉嘉玲也曾戴過！不妨為沉悶的抗疫生活添一點bling bling趣味。

■One of a Kind

地址：大坑新村街9A

查詢：5488 8013 

【2】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院站

衛斯理「誕生」村落

由上林站搭5站至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院站下車，對面有一雜草叢生之地，充滿神秘感的拱形金屬門牌寫着衛斯理村4個大字。倪匡曾在訪問提及乘車經過大坑一帶時，看見衛斯理村的門牌而獲得靈感，將其科幻小說主角定名為衛斯理。小說膾炙人口，卻未能挽救小村被清拆的命運。此村於1955年建成，當時用作安置1953年石硤尾大火的災民，並以18世紀基督教神學家約翰衛斯理（John Wesley）命名，當時有80個平房單位，容納約500人居住，後來在1988年關閉。相鄰的營舍被保留，卻一直空置失修，若書迷想來打卡，拍攝門牌便足夠，不建議進入廢營舍內。 

【3】黃竹坑老人服務綜合大樓站

香港村遇上史前「鳥獸」

黃竹坑隱藏神秘史前石刻！從安老院站上車，20多分鐘後來到黃竹坑老人服務綜合大樓站，徒步至港大同學會書院，旁邊有一條樓梯，沿指示行5分鐘便看到黃竹坑石刻。它是本港9處法定古蹟石刻之一，推斷約有3000年歷史。香港大部分古蹟石刻在海濱發現，黃竹坑石刻卻位於內陸小溪旁，實屬罕見。石上有3組明顯的回旋紋，狀似動物的眼睛。紋飾與青銅時代陶器和青銅器的紋飾相似，有象徵雲等大自然力量，亦有像鳥獸的抽象圖案，可能代表先民崇拜的神祇。石刻附近古時有條香港村，於1550年建立，1759年改名香港圍，1860年香港圍向東擴展，稱之新圍，著名人物周壽臣便於新圍長大。香港重光後，香港圍改名黃竹坑舊圍，新圍稱為黃竹坑新圍。現時新圍保留建於1890年代的村屋黃竹坑新圍10號舊民居，展示香港百年前建築風格，已被評為二級歷史建築，周末開放給公眾參觀。因應疫情，出發前宜先向古物古蹟辦事處查詢開放時間。

查詢：2208 4400

【4】華富商場站

摩天大樓下見天然瀑布

華富邨的都市傳說多多，例如隱藏的瀑布秘景！參觀新圍後可至黃竹坑道的黃竹坑體育館站上車，約20分鐘來到華富商場站，經瀑布灣公園前往瀑布灣，欣賞市區難得一見的天然瀑布。瀑布旁有一間廢屋，是英軍在日佔前興建的海岸碉堡或觀測站，如今殘破不堪。原址曾是日治時期雞籠灣的位置，據指，二戰期間，於英軍服役的香港華人、香港退伍軍人聯會前會長蔡彼得，曾與隊友在雞籠灣炮台擊落一架日軍飛機。香港光復後，蔡彼得輾轉搬進華富邨，至今年8月逝世。

Nicky分享，華富邨轟動的都市傳說，還有1980年代居民目擊UFO事件，但難以考證真偽，至今仍是謎團。不過，大家可以跟邨民前往開業40多年的麗絲快餐店，點一份飛碟下午茶餐，有芝士火腿番茄飛碟三文治加飲品，送啫喱或布甸（送完即止）。邨內超過50年歷史的銀都冰室同樣深受邨民愛戴，王牌包括滑溜香濃的奶茶、焗叉燒、炸雞髀，以及紅豆冰系列。

■麗絲快餐店

地址：香港仔華富（二）邨商場6樓17至18號舖

查詢：2550 4914

■銀都冰室

地址：香港仔華富（一）邨華光樓707至708號舖

查詢：2551 0388

■趣看傳說：探古勾起歷史興趣

為了追溯都市傳說背後的史實及真相，這次請來《香港探古》歷史專頁提供意見。版主Nicky（圖）不時通過探索傳說等昔日資料和親身考察，還原某地方歷史和了解城市變遷史。他分享41A線途經的都市傳說，例如北角的猛鬼故事「七姊妹」隱藏了北角的原名「七姊妹角」，虎豹別墅的虎塔曾傳太多人自殺而禁止人進塔，香港早於明朝時已有「香港村」，衛斯理原來真有其人等。Nicky認為都市傳說富趣味和警世元素，勾起公眾探索和了解歷史，但流傳時也容易被加鹽加醋，變質多個版本，要認真蒐集資料，甚至親身到實地考察才能知道背後真相。

■41A

班次：15至30分鐘一班，「新巴城巴」手機應用程式提供巴士抵達時間 

全程車費：$7.4

車程：全程約60分鐘

路線：來往北角碼頭至華富（中）

註：受疫情影響，行車班次和路線或有改動，出發前宜留意官方公布

文：陳麗斯

編輯：林曉慧

facebook @明報副刊

電郵：feature@mingpao.com

沒得吃最有創意 - 李純恩

 沒得吃最有創意 - 李純恩

這天小朋友問我，關於吃的創意，什麼時候最強烈，我說是沒有吃的時候最強烈。

越是沒有吃的時候，吃的創意最強烈。實際上一點東西吃不到，但腦子裏滿滿的都是食物，不但想出各種各樣的食物，還會想出各種各樣的做法，天馬行空，稀奇古怪，盡善盡美。就像我在上海上學的時候，適逢「文革」，學生不好好在學校讀書，隔三差五下鄉勞動。下鄉勞動吃大鍋飯，伙食極差，大部份時候每頓只有一味炒青菜。我們坐在河邊吃飯，每人手捧一個鋁飯盒，半盒飯半盒油水不足的炒青菜，一邊吃一邊聊天，也不知誰起了個頭，說起上海菜裏的美食，比如說油爆蝦怎麼做才好吃，冰糖蹄膀怎麼做才正宗。一時間議論紛紛，各抒己見，雖然我們只端着半盒炒青菜，但你一言我一語，用各種烹調方法，可以「做」出一桌佳餚來。其實也沒什麼人會做菜，說出來的也是道聽塗說，或者就是憑想像生安白造。那真是創意爆棚。至今我不會做菜，卻可憑想像力「說得一口好菜」，回想起來，應該就是那時候訓練出來的。

我認識一個世伯，曾經做了二十一年勞改犯。中國的勞改犯最缺的就是吃，最饞的就是豬肉。這位世伯坐了二十一年牢，心裏天天有豬肉，滿腦子都是如何可以做好一塊豬肉的想法。出獄之後他在上海開了一家很有名的飯店，將滿腦子的創意豬肉做了出來，什麼火焰燒肉、蒜子白肉等等，出神入化，聲名大噪。追根尋源，就是因為那二十一年在勞改農場想吃沒得吃的日子，這種澎湃的創意，天天有肉吃的人是很難有的。

文窮而後工，肚子裏一窮，一樣創意爆棚，美酒佳餚在腦子翻雲覆雨，想什麼來什麼，味道好得口水馬上流出來。焉知非福？

國民黨能政治改革 為何中共不能？ （方圓）

 國民黨能政治改革　為何中共不能？ （方圓）

中共執政數十年舉國翻覆，以數千萬中國人為犧牲品，去供奉馬列的祭壇。共產主義非但沒有實現，甚且乾坤顛倒，暗無天日。

與此同時，海峽彼岸的台灣卻默默耕耘，經濟上早着先鞭，政治上大膽改革，直至上世紀末，台灣民主已具雛形，經濟民生都大有長進，而那時，大陸還未真正從文革的廢墟上站起來。

蔣經國開闢新局

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救了中共，西方國家的扶持養肥了專政體制，財富積累很快，權貴家族意氣風發。就在這時候，台灣安全走過政治轉型的雷區，高科技領域厚積薄發，發展到今日，中美交惡，台灣突然站到國際舞台的幕前，展示新生的民主國家強大的生命力。

為甚麼台灣從專制政體，可以兵不血刃地順利完成民主轉型，而大陸的經濟起飛，非但沒有帶來政治上的開明，反倒變本加厲開倒車？

國民黨自始至終浸淫西方文化，蔣介石受宋美齡影響信奉基督教，軍政高層中有大量接受西方教育的官員。國民黨偏安台灣後，痛定思痛，深刻反省，經歷中美建交的打擊，更加有勵精圖治的決心。

台灣民間生活深受日本文化影響，社會井然有序，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也未受到摧殘。台灣人民有爭取自由民主的悠久傳統，知識界先賢播下民主種子，這一切都為日後的政治改革和平過渡準備了條件。

當然，台灣有蔣經國，蔣是中國當代歷史上唯一一位有歷史視野的政治領袖。一個獨裁者富於民胞物與的初心，有為國掌舵的大氣魄，有順應時代潮流的卓見，憑自己掌握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便能扭轉歷史方向，開闢國家新局。

反觀海峽對岸，在中共統治下，多年忙於政治運動，私產收歸國有，大躍進勞民傷財，大饑荒餓死四千萬，文革搞到民不聊生。中共以洗腦將國民奴化，鎮壓民間反抗，直至鄧小平改革開放，才勉強渡過執政危機。

中共是徹底的機會主義者，所謂改革只是避免政權崩潰的權宜之計，挽狂瀾於既倒是真，實現共產主義是假。胡耀邦趙紫陽一碰觸敏感的政治議題即不得善終，六四一役更澆滅中國人的改革熱情。

江澤民搞「三個代表」，承諾做先進生產力的代表，允許資本家入黨，放出政治鬆動的信號，其實只是空頭支票。胡溫朝忙於分配權貴家族的勢力範圍，對外貿易賺大錢，溫家寶頻說「仰望星空」，給中國人政治改革的虛幻遠景，但中共始終握緊獨裁權力，不容中國人染指。

習近平盡開倒車

輪到習近平上場，中共已經財大氣粗，權貴分贓大局底定，政治上開倒車肆無忌憚，對外擴張野心大熾，早已把政治改革的大話拋到九霄雲外去了。

時至今日，中共已經不可能再作任何政治改革了，權貴家族的利益地盤已經劃定，各有勢力範圍，悶聲發大財，偶有齟齬，很快擺平。鑑於共同的利害關係，沒有人願破壞既有的平衡，因此，政治改革成為泡影。

歷次政治運動和經濟危機，中共欠下人民深重的血債，一旦實施政治改革失去政權，沒有專政暴力護身，中共將面臨歷史清算，權貴家族將遭沒頂之災，這也是政治體制改革不能做的原因。

中共數十年專制統治，幹部選拔逆淘汰，執政金字塔尖的那批「精英」，已被訓練成唯唯諾諾的庸才，各級政府充斥唯利是圖的官僚，有抱負有承擔的改革領袖已無立錐之地。中共早已失去政治改革自我更生的骨幹力量，他們能做的就是保住權力而已。

中國的歷史悲劇早已注定，香港不幸處於這個歷史悲劇中間，能改變香港命運的，惟有普世價值的時代潮流了。香港人只有把我們追求民主自由的激情深埋在心裏，等待歷史往前走，歷史走快走慢，曲折前行，但始終往一個既定的方向走，這是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的。

周一至周六刊出

方圓

中共利用網紅粉飾太平 甜野男孩背後的兩個西藏

 中共利用網紅粉飾太平　 甜野男孩背後的兩個西藏

「甜野」一詞近期在內地爆紅，這是四川理塘藏族少年丁真的專屬形容詞，既是「田野」的諧音，又有甜美野性的意思。丁真淳樸俊朗的形象透過抖音從藏地輻射到中土，一夜爆紅，開微博首日獲得百萬粉絲，也帶動了家鄉旅遊業。然而網絡上的「丁真」隱含着一種不完整，因藏族歷史、文化、宗教統統缺席。這種漢藏隔膜，與中共長年企圖將「藏人與宗教」剝離的民族政策，及內地普遍的漢族沙文主義脫不了關係。當代西藏史獨立研究者李江琳坦言藏人經歷過如此多苦難，還能保持善良和淳樸才是核心。

■丁真走紅之初的訪問上，問到最想去的地方，他脫口而出「最想去拉薩」。

傳統藏區分為中西部的衞藏、東北部的安多及東南部的康區，無固定邊界，丁真所在的理塘就屬於康區。西藏自治區上世紀80年代對外開放，漢藏開始廣泛交流，所興起的藏文化熱至今未衰，但僅體現在藏歌、舞蹈、旅遊、風景之上。漢人的「西藏」是純淨的土地，是沒受污染的靈魂，是有信仰的民族，簡單且快樂。內媒報道，攝影師今年11月初臨時找丁真上鏡，將丁真七秒短片傳至抖音後引發熱潮，微博相關話題閱讀量至本月中已達到50億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也曾在其Twitter連發三條推文對外宣傳丁真。丁真隨後獲邀參與拍攝四川甘孜州宣傳片《丁真的世界》，人氣再上一層樓。「真的感受到這片土地的聖潔，天人合一，人與自然相依共生的感覺。」網民感性地寫道。

■宣傳片《丁真的世界》內，網民留言感受到「人與自然相依共生的感覺」。

■丁真令理塘熱度大漲，甘孜州的風景區遊客更絡繹不絕。

■四川理塘藏族少年丁真憑着甜美野性的外形，在網絡上一夜爆紅。

祭東方主義　圖漢化藏族

攜程數據顯示，11月20日起理塘熱度大漲，到11月最後一周，「理塘」搜索量暴增620%，比十．一假期搜索量翻四倍；同一時間，甘孜州13家景區接待量同比增長112%。丁真本月初開通微博首是獲百萬粉絲，廣州等各大城市爭相邀請他到當地旅遊。粉絲們還以甜野男孩來稱呼丁真，風頭一時無兩。丁真的現象級熱潮、粉絲的親切及對藏族的理解，引起文化界關注。「丁真事件中，很多漢人表現出典型的東方主義。他們希望尋找一個淳樸、老實、原始，不知道現代文明的少數民族，讓漢人去教化。」日籍蒙古裔文化人類學家楊海英向本報指出，漢族面對內地其他少數民族時，老是高高在上，從來不曉得別人怎麼看你，從來沒有問藏人喜不喜歡漢人。

對於漢族思想文化根源，當代著名歷史學家葛兆光在其著作《何為中國》分析：「中國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間，是從中心向邊緣瀰漫開來的……從秦漢時代起，大體同一的語言、倫理、風俗和政治，就開始把『（漢）民族』在這個叫做『中國』的空間中逐漸固定下來。」他進一步分析，中國作為現代國家，它的政治意義上的「國境」和文化意義的「疆域」之間，存在着某種緊張，這是「政治領土上的範圍與文化認同的空間」的差異。放進今次的丁真熱潮之中，也就是漢（領土範圍）與藏（文化認同）之間的不和諧。

在西藏居住十多年的香港旅遊寫作人薯伯伯向本報提到：「在雲南開店的某位藏人朋友，常常有客人叫他家孩子表演普通話，他對此很反感。」薯伯伯根據觀察，大多數漢人旅客看待藏人處境時，要麼看低，要麼同情，缺乏平等對待的態度。最近丁真發帖表示自己正在學習漢語，獲粉絲激讚，留言區不乏「好的要乖乖學文化噢」「真真能讀懂漢字了就能看懂評論了」等評論，多少反映出對丁真表現出的優越感。

■楊海英指漢族一向高高在上，從沒問藏人喜不喜歡漢人。

以單純掩蓋背後政治演算

若說民間的評價是基於源遠流長的思想文化，那麼中共則是基於政治需要，在談論丁真時點到即止，隻字不提與藏文化息息相關的藏傳佛教。本報發現，官媒海量關於丁真的報道及評論鮮有出現「宗教」「佛教」等字眼，只着力說好雪域青年淳樸與自然的中國故事。如新華社的評論就寫道「淳樸的藏族小伙兒丁真從四川甘孜這方淨土走來，以一種工業化時代少見的純真與自然攫住了人們的心」。丁真本月在央視節目出鏡，被主持人問道「想不想來北京？想來北京看甚麼？」丁真則回答：「升國旗。」《人民日報》隨即以「#丁真說想來北京看升國旗#」加以宣傳。

事實上，丁真熱潮中處處是政治，中共甘孜州委書記劉成鳴本月初曾強調，丁真是「沐浴着黨的民族政策的燦爛陽光，在社會主義大家庭裏健康成長起來的普通一員」。丁真參與甘孜州宣傳片《丁真的世界》也露出端倪，不懂漢語的丁真在片中全程說着生硬的普通話，沒有喇嘛、巨型佛像近鏡頭，只有策馬奔騰、放牧、營火會等野性面貌，恰如大眾所說「甜野」，敍述着最表面的藏族。「如果政府在推，這已經不是簡單的網紅走紅，甚至是一個政治事件。」藏族女詩人兼作家唯色向本報提到，丁真年輕、放牧，沒有被漢化，形象單純安全，「符合中共所要講述的一個原生態故事，讓他承擔很多其他涵義，如用他的藏人身份來凸顯當地是怎麼好。」

「藏地歷史、文化，還有各方面都非常深厚。丁真所在的理塘，真的是（中共）包裝、宣傳的那樣僅僅風光優美、人物淳樸嗎？」唯色不禁詰問，也提到一段理塘往事：2007年8月1日理塘傳統賽馬節盛事中，藏人榮傑阿扎在典禮用藏語演講，說「藏人希望最大願望是達賴喇嘛回到藏地」，又表達對宗教信仰的自由之渴望，最後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入獄八年，「這是在丁真的家鄉發生過的事情。我想他的父母應該也在賽馬會上。」

「藏族在中國的故事」與「中國的藏族故事」有着天壤之別。中共建政以來，藏族飽受壓迫，遠如1959年達賴喇嘛被迫流亡印度、1995年起班禪喇嘛失蹤，近如2009年起一系列藏人自焚事件。中共2019年起要求藏族牧民和農民放棄放牧耕種，脫離傳統與神聖土地，也不斷插手活佛轉世制度。當代西藏史獨立研究者李江琳向本報談到中共治藏手段：「中共願意樹立起普通藏人被符號化、標籤化的淳樸及善良。在美化的過程中，（漢人）忽視他們現實生活中的貧困，而且牧區的藏人仍然是中國最貧窮的人口；他們自身文化也被打壓，和上師達賴喇嘛無法接觸，無法朝聖；（中共）限制僧人的人數，18歲以下不允許出家，仁波切（藏傳佛教上師的尊稱）要得到政府批准等。」

■即使家中掛上習近平像，李江琳說藏人也必會私藏達賴喇嘛的照片。

■藏人歷年來多次以自焚來宣洩不滿，當中更有不少是18歲以下的青少年。

■流亡藏人在象徵監獄的鐵欄後舉着榮傑阿札的相片。

高壓統治　難斷藏族之根

本月10日為西藏傳統節日「甘丹安曲」（漢語謂燃燈節），西藏流亡政府指出，拉薩有大量軍警監視藏人度節，拉薩各寺院與旺區被安置大量攝影機，以監控藏人公務員有否違反規定朝拜轉經，違者嚴懲。唯色補充：「不管是在拉薩、康區，還是在安多，甚至理塘，官方都不准本地人去寺廟、不准去點燈等，有非常多禁令。官方宣傳當地燃燈、點燈，外界看到宗教信仰自由，實際上根本不是這回事……那是表象假象，藏人經歷的艱難才是真實的。」

事實上，習近平上台以來，民族政策上也更為進取，強調藏傳佛教等宗教的中國化，企圖將宗教和藏人分開，走漢化的道路。藏人一直都頑強抵抗，中共縱予取予攜，卻未能完全得逞，李江琳分析，藏傳佛教有非常嚴格的組織系統，寺院根植民間，而「這種文化體系植根於文化基因，如藏人願意出家的人數比漢人多得多，也會把自己家最好的孩子送到寺院。」她又提到，藏人有很大的流亡社區，大寺院在境外的體系跟西藏原有的一樣，縱藏人難對外聯繫，但關係網始終存在，中共很難切斷。楊海英認為，藏疆和中國文化歷史格格不入，中共知道不消除它們會威脅到政權，然而中共不可能根除問題，「你越打他，民族主義會越旺盛，民族主義只有在柔軟的政策下，才會慢慢融合。」

藏人心之所向，在丁真上月底走紅之初的訪問可知道答案。當時他被問到「你最想去哪裏？」他脫口而出：「最想去拉薩！那也是我父母最想去朝聖的地方。」唯色指出：「他為甚麼不會說他想去北京、成都？（因為）對於藏人來說，拉薩才是真正屬於自己的一個最主要的地方、一個聖地。從宗教等各方面來說，拉薩是歷史唯一的最重要的地方。」根據藏傳佛教教義，達賴喇嘛是所有教派的根本上師。「我在2012年藏人自焚高峯的時候，在青海、四川去過幾十個寺院，很多藏人的商店、家裏面，通通都放了達賴喇嘛的照片。儘管那樣高壓，他們仍然偷偷藏着。」李江琳相信，藏人即便現在也一定會私藏，也不諱言「牆的正面會看到習近平的照片，但在家裏某個地方，一定會有達賴喇嘛的照片。」

李江琳感嘆：「不知道西藏經歷過的災難和痛苦，對藏人現在的善良淳樸等等的一切，缺乏一個堅實的基礎。必須了解他經歷過甚麼樣的痛難，還能保持你們（漢人）所看見的這種善良和淳樸，這才是真正的核心。」

■李江琳表示藏人對外關係網始終存在，中共很難切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