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月30日 星期三

香港救大陸論,可以休矣--回盧峯先生(盧斯達)

香港救大陸論,可以休矣--回盧峯先生

盧峯先生執筆的蘋果社論,登高一呼,為大陸走私賊說項,理由是「自由買賣、自由市場」,還把全世界的遊客也拉落水,既然「美國旅客可以到鴨寮街或廟街買入大量廉價電子產品,日本旅客可以在廣東道購買玉器,東南亞及印度旅客可以在珠寶金行買入大量金飾手錶」,那麼大陸人大量買奶粉,都沒有問題啦。這種邏輯,我真的不明白。市民大聲疾呼良久、評論人講了很多道理,都似乎是對空氣說話。電子產品、玉器、手錶,是消費品、是奢侈品;奶粉卻是嬰兒的唯一食糧,是必需品!

自由市場,不是連必需品都可以炒賣、囤積,令本地人連基本的生存權利也受到威脅!如此簡單的道理,為何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如此的自由市場,不過是空洞的圖騰而已。盧峯先生的自由市場論,有考慮到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的承受能力嗎?要一個如此細小的市場,去照顧大陸所有中產以及權貴的孩子的奶粉供給,合理嗎?奢侈品買賣和食品供給,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不能用一套準則。難道空殼一般的自由市場原則,比本地嬰兒的生命更加重要?在自由市場的大旗幟之下,是不是要犧牲本地人的權益?

香港每天都在流血。在上水、在粉嶺、在沙田,現在到市區,街上滿佈憂心奶粉供應的父母。盧峯先生左一句「內地居民其實也是受害者」、右一句「自由市場」上天下海,卻是雲淡風輕。不只邏輯混亂,更是不近人情。大陸客不成比例地擾亂公眾、運輸、經濟秩序,去跟街上的市民說吧,看他們認為盧峯先生的道理說不說得過去。

我更加不了解,盧峯先生為何千方百計為這種罪狀滔天的大陸客說項,甚至拋出「內地居民其實也是受害者」這個論調。中國十三億人,大國崛起,全球GDP第二,他們竟然連正常奶粉都生產不了。顧好大陸人的生計生存,是大陸政府的責任,不是香港人的義務!大陸奶粉盡是三聚氰胺,是他們的事。問題不是中國和香港人同根與否,而是香港嬰兒不應被犧牲,去拯救一個十三億大國的無量嬰兒!這是本末的問題,是杯水車薪的問題。大陸人慘的,不只是奶粉,還有食油、食米、食水等等,那麼明天他們要來搶購泰國米,香港是不是要搞食米配給?

奶粉只是其中一環,問題是中國正在向香港輸出無始無終的民生問題!香港救大陸論,可以休矣。一退讓,香港人就淪為二等公民,死無葬身之地!無路可走的市民訴諸直接行動,在港府一味包庇中國水貨利益集團而不敢行動的情況之下,是唯一辦法!

還望貴報貴筆,能從自由市場的光潔神壇走下來,回到現實,與受苦大眾走在一起,真正為民喉舌!
盧斯達無待堂博客



不是水貨而是走私奶粉(林忌)


不是水貨而是走私奶粉



困擾香港的奶粉荒,被親政府者美其名為「水貨奶粉」,令大眾被誤導以為這是香港許多水貨之一種,大家應該包容水貨。實情卻絕非如此。
水貨之本義,指來源不是經過本港的總代理即屬水貨;而且,大陸人想買奶粉,為甚麼不直接從外國的貨源訂購,而要用香港的批發與零售貨,甚至讓帶貨過關的走私客食價呢?答案就是要逃避中國海關的關稅,以及轉售貨品的增值稅,貨品買賣差價的百分之十七。簡而言之,走私奶粉本質和以往的走私電器、電子零件,或走私煙酒本質一樣,即屬龐大走私集團所操控的犯罪活動,其受害者除了香港以至世界各地買不到奶粉的媽媽,更影響中國政府的稅收,相關的龐大利益,全進了犯罪集團的私人口袋。
走私活動的本質一樣,變的只是犯罪手法,例如電器及電子零件香港是完全免稅,可是早在八、九十年代,香港海關即大規模打擊這些走私電器到大陸的活動,記得當年香港水警與走私快艇「大飛」的追逐戰,更成為了多部電影的橋段,證明政府認真想執法,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香港放輕手腳,大陸更是官賊勾結中門大開,目前大陸海關對旅客隨身帶奶粉過境,實有嚴格規定,每名旅客只限帶四至六罐自用的奶粉過關,可是今日隨便可見走私客明目張膽,帶幾十箱奶粉過關如入無人之境,大陸關員視而不見,由此可見這是嚴重的貪污腐敗行為;加上如此巨量的貨源如何散貨,如何建立銷售網,如何既可以逃稅又不為官員所扣查拘捕?不說自明的是走私集團行為,必得到貪污腐敗的大陸官員所包庇。包庇走私奶粉,實為包庇犯罪集團以至大陸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可悲的是今日香港傳媒已經沒有餘力去揭露這些不法勾當,甚至反過來罵抗議走私的市民「不包容」。
毒奶粉影響全球,如採右派經濟的建議,必要求中國政府取消奶粉關稅;如採取左派經濟的建議,則必為立法加強監管走私,如香港法例第六十章的《進出口條例》第三十一條,即有規定特首以及行政會議可通過限制某些貨品─如奶粉的出口;要進一步打擊走私,更可以修改此法律條文限制旅客的隨身行李,或以香港法例二百九十六章《儲備商品條例》,有如對食米般去確保本地奶粉供應。
特區政府甚麼都不做,甚麼都不敢做,原因就是目前政府已經墮落到好像七十年代成立廉政公署之前般,凡事「顧全大陸」─凡與中共官員的貪污腐敗有關,都一律視而不見,甚至反過來開動政府宣傳機器,去抹黑正義的市民,作風之敗壞,令人質疑這才是殖民政府─中共的殖民政府。


林忌

2013年1月26日 星期六

譯名之爭(陶傑)


戲曲,兩字,音譯為Xiqu,英語世界的人無法發音,莫名其妙,是失敗的名稱。
譬如功夫,叫做Kung Fu,一叫就在西方流行了,因為音節鏗鏘。大陸後來再出口一個花樣,叫Wushu,就不行了。Kung Fu壟斷了語言霸權,因為有李小龍,然後又有大衛卡列甸的劇集。有這樣的Marketing,名字很快上了牛津詞典。
英文是很開放的語言,有許多外來語,因為殖民地一度遍佈天下,Papaya,木瓜,是馬來話,Bangalo,單層樓房,是印度語,但能打得進牛津詞典的,不靠行政手段,要靠市場。
Kung Fu能有市場,「氣功」(Qi Gong)就差點。為什麼不叫Chi Kung?這樣就可以把一個Kung字的意義統一,方便外國人了解。但有人要鬥氣,他偏另搞一套,要你放棄自己,與他一樣。
Xiqu沒有世界市場,因為錯過了時機。中國傳統戲曲,在江南Style的時代,很難向外推銷。中國文化許多深層的事物,因為語言隔閡,與世界無緣。
加上自己的地域爭鬥,中國人自己在製造障礙。明明有了Kung Fu,為何還要僭建一個Wushu?因為大陸的北方人看不起粵語,他們認為,北方的少林方是正宗,幾時輪到李小龍和葉問的詠春代表中國?
但是,Kung Fu是廣為全世界熟知的,有一個現成的詞彙殼,為何不借殼上巿?但北方的中國人器量畢竟小,你說「維珍尼亞」,他一定要「弗吉尼亞」,隱然有「大一統」意識。
這樣一來,中國人做人,自己辛苦,明明簡單的事,他喜歡搞得很複雜,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也吵吵鬧鬧的為輸出文化造成許多不便。建立「軟實力」,不那麼容易的,要有聰明的頭腦,全盤的構思。長期的爭來鬥去,在唐人街裏打轉,像條狗般追咬自己的尾巴,小事都提升到國家民族的政治,難怪戾氣深重。沒有得醫,這是絕症。 

2013年1月6日 星期日

中國人非中國人(庸人自擾)


中國人非中國人作者: 庸人自擾


常聽人說「中國」,無論是愛國又好,反中也罷;自稱為中國人,抑或來生不願當中國人,中國與我們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然而「中國」一詞指稱為何,卻甚少有人會言明說清。
今日最常見之用法,固然是由中共建立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為分辨之,下稱「中共國」)。然而中共國立國以前,「中國」一詞早已可見於歷史筆文之中,泛指黃土上之政權。自古至今,此地長久均為所謂炎黃子孫之居地,正因如此,中國兩字又被引申至居於黃土中原之上的民族,即漢族,又可稱華夏民族。至此,「中國」一詞出現歧義,一指由國際承認之中共國,二指這片土地背後所引申之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兩者指稱相異,甚或抵觸對立,後者坐擁「種族大義」,前者卻無此必然,若不分辨清楚,隨時會有一人同時支持中國卻又反中之情況。
字詞言語混亂難免阻礙溝通,惹起諸多誤解以外,也讓小人有機可乘。就如馮煒光及其它支持國教科之流,於國教科事件中批評反對者之舉乃「去中國化」,便扭曲了反對者反中共國之原意為反中華之意,藉此激起港人民族之情支持國教科。反中華文化於華人社會無異是人神共憤,人所共誅之舉,然而若我們辨清中國之兩種意義,應能發現反中華之舉實在鮮有人為。即便如世界主義者如我並不拘限自己之身份於國家或種族,都十分推崇中華文化。

大多反共者否認「中國」人身份之時,所謂之中國實際指中共國,他們仍會以炎黃子孫自居,然而言詞之模糊卻會使人誤解他們背棄了漢族。同理,大多數港人自稱為中國人之意思,相信並非為宣稱自己為中共國人民之身份,而是說明自己乃華夏民族之一員。又如我們質問對方是否「中國」人時,其背後意義都是詢問其華夏民族一分子而非中共國人民之身份,唯因用詞無異,思想簡單者便同時認同兩者或同時反對兩者,而未能將兩者分辨。正因語言乃資訊傳播之途徑,錯亂的用詞容易導致錯誤之認知,加上中共欲借民族主義以鞏固其政權而刻意為之,這種混亂便非溝通混亂如此簡單。
以香港近期之反內熱潮為例,不少人就因無法區分兩種意義之中國,因反中共國而同時否認了兩者之身份。至於網絡著名群組如「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等,亦因未清楚定義「中國」一詞而令自己的定位有所浮動,一時以香港維持了中華正統自豪,換言之即承認自己漢族之身份,一時又似欲將香港與任何意義上之中國完全割裂。當然,如鍾祖康者徹底斷絕自己炎黃子孫之身份,但他很清楚兩者之別而非混淆兩者之流。相反,亦有很多人因將中共國與華夏民族混為一談而不得不同時支持兩者,在其眼中,中共國即中華民族之代表。

中共之誤導手段充斥各處,稍不留神即會被其引導洗腦。例如中共聲稱「台灣自古以來屬中國領土」,便暗有自己能夠代表中華民族收回此地之意,一旦你未能反駁此論據,即便你以其它論據推翻中共之論點,其實都等同承認了其背後隱含之潛台詞。今日華夏民族有兩個政權,從種族角度觀之,中共因掌控中土此因素而可謂比台灣較為正統,然而這不過為代表華夏民族必要條件之一而非充分條件。否則豈不是若其它國家侵佔了此地就可以代表炎黃子孫,漢族就要歸順此國?
中共國能否代表華夏民族,這個問題並無完說,例如封閉民族主義者可無視同澤於中共統治下之苦痛,說引領民族走向富強的中共具此資格。唯作為一個普世主義者,我堅持只有由人民認可之政權方為合法政權,且人民之意不可空口捏造,若非由實質的公正選舉選出(而非僅僅形式上之公正),一個政權終究不能代表其人民。

張保仔的紫砂茶壺(無待堂)


張保仔的紫砂茶壺

長洲給人一種古老的感覺。
清朝時代的海盜張保仔據說去過長洲逃避官兵追捕。在長洲的最南面有一個石洞以其大名命名,成為景點。那是一個只夠一人內進的小石洞,在入口處還坐著一個販賣電筒的老人。
長洲遠離大陸中國,應該是個海盜鍾情的地方。長洲在一二百年前就算有農民,也沒有甚麼耕地。沒有耕地,就沒有農村、宗族和社團。長洲的人不耕種,應該曾有很多漁民。漁民的性格和農民很有分別。有些地方志還說到福建之類地方的漁民十分淫亂放蕩、又流行男風。年輕漁民在船上的成人禮通常是男人和男人——農民和士大夫道聽途說,陳述其事,大概免不了加鹽加醋。
長洲到處都是老建築,大部份都是矮房子,最高不過兩層,晚上不會有光害,看到星又看月,睡覺時好像可以聽到海浪聲。
長洲很小,但廟宇不少。做甚麼事,拜甚麼神,都是漁民的神。玉虛宮拜的是海神北帝。建廟原因,據說又是因為瘟疫橫行,漁民於乾隆四十八年集資興建;觀音廟則建在山上林中,看見的海灣就叫觀音灣,有一個光緒年間題的牌匾。廟裡的東西,都很老。隨便一個香爐、神像都是宋朝明朝清朝的東西。
不只這些。在街上隨意一瞥,又會看見英治時期的綠色皇冠郵筒。它們放著不是文物,而是真用來寄信的。橫街窄巷的老店、士多,賣飲品、小食、玩具、紀念品、茶葉,都很便宜。大抵鋪是自己的,不用交稅給李嘉誠。
靠海的店子,總是賣海味;賣海味的,總是阿婆。長洲的貓愛四處跑,街上的大概都是有人養的,又不怕人,摸也可以,肌肉出奇的結實,應該是終日四處溜跑之故。民房之間,會有某某姓的宗祠、某某同鄉會。看進去,還在運作,有人看守的。在南邊,有老外溜狗、喝咖啡,他們可能是一海之隔的中環的一個iBanker。
這些老廟、小店,好像好多年前那個印象中的香港。小學常識課本會簡介香港是個怎樣的東西,免不了的俗套,總說香港「地小人多、中西交匯、華洋雜處」之類之類。
但香港不只如此。在大中華區域之中,它就是一個古跡。好像某個早期中共黨官所說,香港是個有茶漬的紫砂茶壺,茶漬是明清時期的那泡茶留下來的。二次大戰之後,有一群西方人類學和社會學家想研究中國的農村組織,他們不去中國大陸,因為他們認為大陸土改之後,其農村肌理已經消失;他們也不去台灣,因為台灣據於中國政權之前,是日本人、荷蘭人統治,也不可能找到中國的傳統農村。他們不去大陸、不找台灣,來香港。
香港的新界農村,是活化石,才合他們心意。
被納入四大文明古國的那個中國,是古中國。其餘三個文明,是古印度、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埃及。中國被列入其中,說明了它已然煙滅的事實。而當代的中國人,包括很多香港人,都是死人當活人拜,以「我中華五千年文明未曾斷絕」而自豪。即便留存於香港的,就如瑪雅金字塔、吳哥窟,也僅是活色生香的遺跡而已。
世界是個巨大的墳場,不停埋葬過去的事物。我們覺得張保仔特別,因為我們並非生活在那個海盜橫行的時代。歐洲神父和牧師要來十九世紀後半葉的香港傳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他們臨睡之前,在床頭擺放的不是《聖經》,而是一支對付海盜的自衛手槍——那是一個海盜經常出末的時代。而今天海盜也成為遺跡了。
遺跡成為遺跡,是因為那東西已經離開了我們的生活現場。我們不再需要那些古廟、石刻、出海捕魚的生活方式,它們才會成為遺跡、成為「文化」,供我們保護和憑弔。
因此,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不需要天天去談「誠信有多重要」,因為誠信一向存在於我們和官員的生活現場。現在我們要去提倡、去保護、去憑弔誠信;又要去提借、去保護、去憑弔公德——不要隨地大小便、乘車時不要亂坐、四處推撞,諸如此類。
沒有仁義,才要講仁義。沒有殘體字,也沒人想花力氣去堅持正體字。也許在二百多年前,張保仔也不會認為一個「海盜」來到長洲避難會有多特別。因為在海盜十分平常的時代,他也不過是個在海上混飯吃的普通人,怎會想到在海盜消失的時代,他的名字會成為一個老外和城市人尋幽探秘的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