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3月31日 星期五

從高處墮落的西藏:唯色《絳紅廢墟》(蘋果日報)

從高處墮落的西藏:唯色《絳紅廢墟》(蘋果日報)

【文化籽:讀書好】
西藏女作家唯色的新作,以散文方式報道西藏最新面貌。

庸俗

全書第一篇說的是當年共軍進入西藏,大家都以為是殺氣騰騰,原來卻是天降大洋,以派銀元的方式攏絡民心,但這些所謂「袁大頭」,是共產黨自己在瀋陽鑄幣廠生產的老翻淘寶貨,藏人要幾多他就製幾多。這篇開首文章,實有畫龍點睛的作用。中共對西藏文化的改造,已經由政治變成商業,用錢來「打造」一個全新的「西藏文化主題公園」,供全國遊客消費,猶如美國迪士尼樂園。從天而降的大洋雨,今天的雨勢,比五十年代大得多,足以淹沒整個西藏。
第二篇是介紹原本滿清駐藏大臣衙門舊址的演變,為了顯示西藏自古以來屬中國領土的政治宣傳需要,原來已經被大規模破壞的衙門,又再度翻身改造成為偽古蹟。第三篇更有趣,是關於在拉薩布達拉宮遙遙相對興建的一座山寨布達拉宮,稱為「拉薩市一號工程」,初期投資七億五千萬,原來是演出大型實景劇《文成公主》的舞台。這是共產黨在西藏的政治工程,彰顯所謂盛世氣韻,用娛樂方式洗腦。文成公主代表漢化,也代表中原王朝改造西藏的符號,是漢人篡改歷史作政治宣傳的代表作。念歷史的人知道唐朝的藏族吐蕃王國本來就是一個強大的中亞帝國,而屬突厥文化血統的大唐李氏,繼承游牧民族的做法,以聯姻來處理外交關係,文成公主進藏是政治交易,而且只能換取短暫和平,松贊干布早死,公主仍在世時便目睹兩國戰爭不絕。文成公主嫁去西藏,其實根本證明不了甚麼?兩個民族的友誼?文成公主未死已經打起來,證明西藏漢化?一個女子可以改變西藏文化,相信只是大漢族主義者的自high神話!今天又抬出文成公主實景劇,給全國遊客觀看自high一番。

消失的歷史

真正以漢人商業文化改造西藏,是發生在強國崛起的今天,政府正按照漢人的想像,將拉薩的帕廓老城區,「打造」成旅遊景點「八廓古城」。我們這些在八十年代去西藏的大學生,最愛在帕廓街流連,一來看藏人轉經輪,或作五體投地式朝拜,更有趣是這裏數百年來都是商業街,有各式各樣小攤販賣工藝品、日用品及茶館。但今天改造後的八廓古城,趕走了二千多個康藏小商人,另闢八廓商城港式shopping mall,漢人回人在賣假天珠、寶石。這些古城景點在全大陸四處都有,如令人煩厭的麗江古城、香格里拉古城、陽朔古城,千遍一律地品味低俗、假貨充斥。共產黨以保護藏人文化的名義,正重新定義西藏文化,製造出一個又一個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以舊城改造來消滅當地人的集體記憶。
作者筆下的故鄉其實已經殘破,絳紅色的喇嘛袈裟、絳紅色的寺院,遭逢文化侵略、摧毀,成了廢墟,喇嘛被迫逃亡、絕食、還俗,拉薩古蹟變成統戰基地、遊客景點,歷史文化被扭曲,以呼應強國崛起,「自古以來中國領土」等主旋律。
《絳紅廢墟》作者唯色,全名茨仁唯色(Tsering Woeser),藏族女作家,文化大革命中時在拉薩出生,畢業於西南民族學院漢語文系,曾任記者、編輯,2003年在內地出版《西藏筆記》,被指有「嚴重的政治錯誤」而查禁,現為獨立作家,居北京、拉薩兩地,曾獲寫作與人權多個國際獎項。她的書無法在大陸出版,本人也被禁止到台灣發表新書,2015年,身在北京家中的唯色,透過網絡在台北召開《西藏火鳳凰:獻給所有自焚藏人》新書發表會,中途公安闖入截斷視訊。她認為自己是在中國境內的流亡藏人。
香港人要多認識西藏,這地方對我們而言,已不只是旅遊景點。
撰文:劉細良
編輯:蕭家慧
美術:孔文彬


2017年3月28日 星期二

蔣介石差點成功賣掉新界——1938年收購新界主權提案 作者︰謝淏嵐

蔣介石差點成功賣掉新界——1938年收購新界主權提案 作者︰謝淏嵐


不論閣下讀的是哪一種史觀的香港史,都不會否定一件事:大清帝國分別在1842及1860年割讓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予大英帝國,而在1898年又將新界租借出去。割讓指的就是把該地主權送給另一個國家,但租借,則只是交出治權,但主權仍留在母國。租借期限一到,就必須為該地的前途問題重新討論,結果可以是回收、續租、取得完整主權、獨立成國等。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香港主權移交的故事。但前途問題的談判,是不是一定要等到期限快到的時候才開始的呢?以下要講的故事告訴我們不是。
早在1938年,中英兩國已經在香港的問題上有所注目。理論上繼承清帝國而擁有新界主權的中華民國政府,主動提出以兩千萬英鎊的價格,將新界主權賣給英國。蔣介石不是什麼「漢奸賣國賊」,也不是為了讓新界人繼續享受英國文明管治,而是為了拯救在崩潰邊緣的國民政府。
港英政府在1938年二月至四月間收到國民政府希望出售新界主權的消息。當時,第二次日中戰爭全面爆發尚不到一年, 日本已經佔領上海、南京、太原等地,正準備攻打徐州和武漢。國軍已經失去了德國裝備的精銳部隊,而軍需物資也隨著沿海經濟區的陷落和戰事的擴大而漸見短缺。雖然中國已經每月在香港取得六萬噸物資,但如果無法取得更多的援助來穩定貨幣系統和支持戰爭開銷,中國仍很可能就會崩潰而投降。
英國也很清楚這一點。當周壽臣爵士在1938年初受宋氏家族所託,代國民政府轉交收購新界主權的計劃予港英政府時,即引起英國朝野廣泛的討論。時任總督羅富國(Sir Geoffry Northcote)接見了周壽臣後,向殖民地大臣報告此事,並表贊成。在港英政府的立場看來,購買新界主權無疑是有利的。首先,這兩千萬英鎊對中國來說除了是一根救命稻草外,同時也意味著英國可以是中國可靠的盟友,希望國民政府可以繼續堅持抵抗。而且,不論在軍事還是經濟上,新界對於香港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片腹地。如果到了1997年新界不再屬於英國,那麼英國也不可能繼續維持香港島和九龍的領地。當時的英國海軍中國艦隊司令( China Station)也表示支持。而駐中國大使則支持另一替代方案:續租新界(當然,這次真的要付租金)。
到了十一月,羅富國再寫信給新上任的殖民地大臣陳述購買新界的利弊。他說,因為與中國的貿易關係,大英帝國在東亞的威望其實全繫在香港之上,如果可以取得完整主權,對穩固香港的地位絕對有所幫助。而且,這是向中國取得香港完整主權的最佳時機,戰爭結束後中國的態度將不會一樣(可否說羅富國預見了1980年代鄧小平盛氣凌人的口吻?) 。
然而,縱使以羅富國總督為首的一派官員四出奔走爭取倫敦的支持,購買新界的計劃仍然面臨不少阻礙。英國財政部是最反對購買計畫者(不意外,畢竟兩千萬英鎊,已經是當年英國政府年度開支的約1%)除了價格太高昂外,這樣的交易會否刺激日本,也是未知之數。雖然英國很重視這個遠東港口,但在歐洲戰雲密佈的情況下,實在難以再抽調艦隊增援香港以應對日本越來越嚴重的威脅。此外,中國真的會信守承諾讓出新界主權?尤其是萬一蔣介石政府最終向日本投降(以當時中國兵敗如山倒的情況來看,很難沒有此疑慮),新的親日傀儡政權或共產黨政權會承認這項協議嗎?況且,既然英國無法抵禦日軍對香港的入侵,又何必花大錢購買一片很可能在幾年內失去的土地?
隨著倫敦政府否決議案,加上因為廣東陷落而香港被孤立,此案的討論暫時終止。不過,直到1939年初,羅富國仍然認為有機會實行計畫。他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論點:何不撤除香港的防衛?既然政府認為香港不值得投資兩千萬英鎊以延續1997年後英國的管治,那又何必花費巨資在這個被放棄城邦的防務上? 然而,其實不論香港能否撐過可能在未來幾年發生的日本侵略,英國在中國以至東亞未來的貿易都會建基於二十一世紀的香港是否仍為英國領土。如果英國希望保住未來一百年在東亞的貿易,就必須現在向中國購買新界的主權。
羅富國的提案在英國再次激起維持數個月的討論。然而,歐洲和中國情勢比1938年更差,倫敦政府也不可能改變立場支持購買方案。就連本來支持方案的英國外交部壁約翰爵士(Sir John Brenan)也說:「總督提出的好主意對民主政府來說太過有遠見了。」即使有方法讓倫敦改變主意,也只會是中國政府仍能控制廣東的時候。英國最終拒絕了中國政府的提案,但也沒有宣布香港為不設防城市。取而代之的,是向中國提供一千萬英鎊的戰爭貸款。而羅富國本人,則在日軍侵略香港三個月前離任,由楊慕琦(Sir Mark Young)繼任總督。
從東亞大局來看,英國拒絕購買新界主權,代表英國對中國的援助是有限的。自此之後,蘇聯更積極介入中日戰爭,影響力漸漸增加。英國原本計劃透過援助中國拖住日軍,令日軍無暇南下東南亞或北上攻擊蘇聯,從而使蘇聯可以加入防範德國威脅的陣營。只是英國在執行這個理想型計劃時力不從心,最終蘇聯反而選擇專注於西伯利亞防備日本,還跟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從這個角度看來,英國的如意算盤確實完全打不響。
回到香港本土,這次購買計畫對一路以來香港主權的問題有多重要?其實續租新界或取得新界主權的提案早已有之。當時尚未就任總督的梅含理(Sir Francis Henry May)以及總督盧吉(Sir Federick Lugard)、司徒拔(Sir Reginald Edward Stubbs)、金文泰(Sir Cecil Clementi)和貝璐(Sir William Peel)也分別在1905、1909、1921、1928和1930年提出過類似的方案,但皆由於中國局勢的極不穩定而不了了之。一連串的提案反映港英政府一直對「九七大限」感到焦慮。那麼我們是否可以這樣想:如果在1938年,或者更早,英國已取得完整的香港主權,那便不須面對所謂1997年的限期,以至可以增加在中英談判桌上的籌碼?甚至,如果不再須要顧慮1997年的限期,英國是否就不須要主動向中國提出談判?不過,如果考慮到中國政府在信守承諾以及合約精神上的往績,似乎又不可以輕下「香港就可以永遠留在英國」的結論。
最終,香港在1997年7月1日被交到中國手中,英國在香港156年的管治終告結束。至於1938年英國拒絕國民政府出售新界主權的決定到底是好是壞,就留待各位讀者自行判斷了。

參考資料:
Macri, Franco David. “ABANDONING THE OUTPOST: REJECTION OF THE HONG KONG PURCHASE SCHEME OF 1938-39.”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 50, 2010, pp.303-316.
何佩然,《城傳立新:香港城市規劃發展史(1841-2015)》,香港:中華書局,2016年。
鄺健銘,《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香港:天窗出版社,2015年。


2017年3月24日 星期五

余杰解構 天下大一統史觀 (蘋果日報)

余杰解構 天下大一統史觀 (蘋果日報)



中國人的歷史就是政治,初中歷史教程就是國民政治教育的「變種特攻」。其實,大家不必將這種歷史政治化,歸咎於共黨意識形態洗腦,他們一套建基於黨國體制的史觀其來有自:根源在於蘇聯列寧主義布爾什維克病毒,黨國意識形態凌架於政府之上,追查來龍去脈,實始於1927年北伐後建立的國民黨南京政權。「國學大師王國維聽到黨軍北伐節節勝利的消息,毅然赴頤和園昆明湖投湖自盡。此前,王國維可以忍受北洋政府的統治;此刻,卻不願忍受即將到來的國民黨的統治。他留下「以共和始,以共產終」的預言,未來中國政局的走向被他一語成讖。發人深省的是,北伐軍即將打到北京的消息,在清華園引起兩極反應:青年學生欣喜若狂,國學院的「四大導師」王國維、梁壠超、陳寅恪和趙元任卻個個憂心忡忡」。余杰在《1927民國之死》如是說。

北洋大軍閥

國共兩黨均執迷於天下歸於大一統,所以九七前香港傳承之國民黨史觀,對蔣介石武力統一全國加以肯定,不敢稍加批評,這種凡大一統必好,分裂必亂的「政治正確」,已經成為華人思想DNA。為了否定分裂,我們自小便接觸各種醜化北洋時代的大眾娛樂,例如以張宗昌為原型的電影《大軍閥》,這些大帥滿身勳章、目不識丁、鹹濕貪財,總之就是「冇個好人」。但究竟1927年建立的南京政權,是代表進步,還是帶領中國陷入往後九十年的歷史深淵呢?余杰這本書提供了另一個角度,解讀北洋及南京時代,他認為一九二七年是誕生了十六年的中華民國歷史上一個重大轉折點,甚至是其滅亡之時。這一年中華民國已經夭折了!
他認為若以1927年為分界線,這一年之前與之後,可分為截然不同的「兩個民國」。「一九二七之後的南京政府,拋棄北京中華民國政府之法統,國旗、國歌均被變更。蔣介石雖然血腥清共,南京政權仍亦步亦趨仿效蘇俄體制,以黨國一體化、黨軍一體化、黨政一體化為依歸。在其冠冕堂皇的五院制當中,具有獨立立法權的國會和具有獨立司法權的最高法院,是不存在的;民選各級官員、代議士的制度和程序,也是不存在的。南京政權實質上是一黨獨裁,卻以『軍政、訓政、憲政』之『三部曲』欺世盜名。」換命話說,今天大陸獨裁統治及暴力是源於九十年前的南京政權的黨國體系。

民國版《萬曆十五年》

余杰仿明史學者黃仁宇經典作品《萬曆十五年》的敍事手法,揀選了廿五位民國時代人物,以他們在1927年前後人生的轉變,解構中國由帝制邁向憲政民主失敗原因。他肯定北洋武夫張作霖、孫傳芳政績,認為張作霖治下的東北,實現了難得的和平穩定,經濟發展比關內好得多,經營東北最佳是日治滿洲國,其次是張作霖,再其次是國民黨,最差是共產黨。至於孫傳芳治下的浙江,重用學者丁文江發展大上海,當時浙江、湖南及廣東曾出現聯省自治運動,實現地方聯邦制,但最後敗於黨國體系武力統一的孫文、蔣介石一系。此書有大人物,也有小人物,以映照出黨國體系大一統前夕民國社會的多元、自由及開放,如現代觀光之父陳光甫、前清舉人向閻錫山抗稅的劉大鵬,來自台灣、認同日本、熱愛上海的「東方波特萊爾」作家劉吶鷗,他與西方現代主義文學同步,也大力推介蘇聯愛森斯坦的電影蒙太奇理論。
撫今追昔,今天所謂偉大民族復興、強國崛起,顯示中國人仍未掙脫大一統迷思及威權崇拜,香港一百五十年有別於黨國威權崇拜的另類發展歷史,本來就難以套入這大一統主調,看來只有削足就履!
撰文:劉細良
編輯:謝慧珊
美術:楊永昌




第三代「駝主」現真身 親揭駱駝牌水壺爆紅之謎(蘋果日報)

第三代「駝主」現真身 親揭駱駝牌水壺爆紅之謎(蘋果日報)


《壹》仔早前報道,有90後港青在家品店見到一個保溫水壺,「駱駝牌,大大隻字寫住香港製造,好驚訝。」他買回家後獲長輩力讚保溫壺「係好嘢」,「有朝早我沖定茶,到落堂嗰時飲,結果噴晒出嚟,因為太熱了。朋友都很驚訝,我以前用開嘅日本牌子都冇咁勁。」報道一出,即時令以「一味靠滾、勝在好膽」作口號的駱駝牌暖水壺爆紅,兼且賣斷市。 

事實上,時興Made in Hong Kong,標榜「香港製造」的駱駝牌暖水壺, 推出的復刻版近日瘋魔香港新一代,熱潮更瘋傳至日本及台灣, 令駱駝牌成為訪港必買手信之一。 駱駝牌屹立香港七十七年,在電熱水壺誕生前,暖水壺幾乎是每個家庭必備之物, 在寒冬中倒杯熱水飲用暖手,簡直是享受。 

然而,暖水壺如此入屋、無人不曉,但原來多年來大老闆卻從未曝過光。 本刊經過多番接洽,終於找到「駝主」。 一切疑團,由駱駝牌第三代掌舵人梁澄宙及老臣子兼經理胡達觀親自解開。 

訪問前,負責接洽的駱駝牌員工多次指,大老闆為人低調,一直以來不會透過媒體作宣傳,即使訪問亦希望不錄影、不錄音。最後,第三代掌舵人梁澄宙願意受訪,他坐在一家有賣駱駝牌水壺的茶舍,大談歷史,他指年幼時已見家中每個角落都是水壺,「全屋最少有十幾個,連床邊都慣咗放一個。」年幼時,他不時都會到廠房,印象最深是玻璃爐,「因為是好熱的地方,以我所知,師傅每吹三十分鐘就要停一停。」梁澄宙指很佩服他們,「吹玻璃是一門高技術。」 

老臣子胡達觀在駱駝牌工作超過三十年,他指在當年來說,廠房是非常有規模,「有五金、樹膠、塑膠、玻璃,基本上整到的,都會自己廠整。而你對佢有興趣,老闆都會安排你去學同了解。」 

事實上,駱駝牌直到現在,由內膽、外殼、手柄,每一個零件均是自家製作。由整零件到裝裱好,前前後後約需要三星期,故只能限量生產。 

撰文:黎雅婷 

攝錄:曾春南

駱駝單峰不是雙 第三代拆解謬誤:玻璃膽內冇水銀

近日瘋魔香港新一代,以「一味靠滾、勝在好膽」作口號的「香港製造」駱駝牌暖水壺,屹立香港七十七年; 然而,暖水壺如此入屋、無人不曉,但原來多年來大老闆卻從未曝過光。 

外間一直對「駱駝牌」背景所知甚少,甚至有多番誤解。究竟玻璃膽是否一跌就爛? 內裡是否含有水銀?叫 「駱駝牌」是否因為可儲很多水? 本刊經過多番接洽,終於找到「駝主」, 一切疑團,由第三代掌舵人梁澄宙及老臣子兼經理胡達觀親自解開。 

駱駝牌創辦人梁祖卿是梁澄宙的爺爺,曾是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副會長,亦是旗下建廈委員會委員,該會委員亦包括紡織巨頭曹光彪、田北俊父親田元灝等。駱駝牌由坑紋暖水壺到加入「領鷲嘴」,到現時的復刻版,在香港已經屹立了超過七十個年頭,而且是極少數仍然在香港設廠的品牌。 

老臣子兼經理胡達觀透露,梁祖卿早年將駱駝牌交予第二代老闆梁立仁打骰,凡事都親力親為,「返工就係他的娛樂。老闆每日準時八點返工,而且係最後一個走,屋企搵唔到佢,就一定喺廠。」梁立仁還以深衝技術(將平面金屬片壓成理想形狀)製了一個不銹鋼咖啡壺,「係第一個用呢個技術,不銹鋼唔驚會好似玻璃膽咁易爛。」 

第三代掌舵人梁澄宙則是梁立仁的細仔,他銳意將品牌變得年輕化,那批復刻版暖水壺正是出自其手筆。梁澄宙指本來不欲接受訪問,但坊間有關駱駝牌的傳聞有好多,而往往是誤傳,包括其名字的由來,他亦借今次機會解釋。 

有指駝峰可儲水,與水壺功能相同,故梁祖卿以駱駝為商標,但原來一直是誤傳。 梁澄宙笑言他們的駱駝是單峰,不是雙峰,「爺爺知開始一門事業及壯大一個品牌是很困難,他就寓意駱駝刻苦耐勞精神勉勵自己和同事,於是揀了駱駝,寄語做生意需要堅持。」也有人指玻璃膽內有水銀,打爛後會有危險。梁澄宙則反駁指,「內裡不是水銀,是純銀。構造與鏡相似,唔會造成危險。」 

不過,銳意將品牌變得年輕化的同時,駱駝牌目前亦有問題需要面對,梁澄宙表示,「在成本上,我都要小心去睇,物價上升,基本上令我們受到挑戰。不過,最難是請人, 技術承傳的問題;從09年開始,我們無辦法再生產玻璃,因為我們沒有師傅去 吹玻璃,甚至我們做過師徒制,登報請人,都無人來學。09就決定要停止生產,要喺其他地方採購」。 

撰文:黎雅婷 

攝錄:曾春南




香港製造的駱駝牌暖水壺近日在港掀起搶購熱潮,特首候選人曾俊華亦有留意,並撰文力銷「本土情懷」。他指近期一款在香港製造的暖水壺大受歡迎,除因為外觀漂亮迎合年輕人口味外、其保溫度高、質素好亦是搶手原因,懷舊又變成了潮流,標榜售賣香港本土製造的產品的網站亦如雨後春筍。他稱幾天前到訪了位於元朗的完全在本地生產和包裝的醬油廠──冠珍興記醬園,了解「香港製造」的最新狀況。
他說本地人對這個牌子或比較陌生,因冠珍興雖然在元朗擁有一個聘近百人的醬園,但產品主要出口歐美遠至南美等地的中餐館。他說冠珍興仍是使用傳統方法,透過陽光生曬而成,標榜無添加,儘管成本較高,但他試食過後,也發覺生產出來的豉油豉香四溢,風味甘醇。
曾俊華又感嘆在80年代,不少醬料生產商都將廠房搬入中國內地生產,但冠珍興仍然堅持守在元朗,百分百香港製造。在生產成本高昂的情況下,冠珍興記並無選擇和其他醬園一樣打價格戰,反而以高品質及「香港製造」的優勢遠征海外,並成功攻陷外地的中高檔市場,於海外華僑圈成功建立名氣,大讚冠珍興記和其他中小企一樣,多年來默默耕耘,支撐著香港的經濟,將「香港製造」這個品牌,傳到世界各地的大小餐館及家庭,同時亦見證了「香港製造」這「金漆招牌」的轉營。
他又提到自己連月來參觀過多所本地企業,例如利用物流和科技優勢的「香港製造」手機殼公司、到運用本地人才優勢和頂尖腦袋生產軟件的初創公司,認為「香港製造」已經與時並進,由量轉化為質──由價廉物美轉變為優質時尚的象徵,「身為香港人,我十分支持本地製造,這樣優良的香港工業才能傳承下來」。他說在政策層面上,將會請貿發局、政府有關政策局及業界合作,就不同市場需求,訂定更準確更有效的推廣計劃,牽頭為本地企業開拓新的商機,亦應讓政府與公營機構優先採購選用本地的創科產業,並增撥資源予高等院校,推動科研成果商品化等,使「香港製造」更上一層樓。 

2017年3月23日 星期四

余杰:東突厥斯坦不是中國的「新疆」

余杰:東突厥斯坦不是中國的「新疆」



(讀霍爾·唐日塔格《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的真實世界》)

控制思想的第一步,就是汙染語言。喬治·奧威爾在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中設計了一種新的人工語言——「新語」。作為極權政府的官方語言,「新語」不但遮罩了與官方意識形態不一致的詞彙,而且還扭曲了很多詞彙原有的意思。比如,將「祖國」窄化爲共產黨政權:2014年10月1日,中共政權建立之日,北大官微發佈了一條為「祖國母親」慶生的資訊。這條官微發佈沒多久,有校友評論說:北大是1898年建校的,現政權是1949年建立的,為什麼116歲的北大要稱呼65歲的政權為「祖國母親」呢?難道是「後媽」嗎?又比如,從清末起以「新疆」鳩佔鵲巢地取代「東突厥斯坦」,中共政權更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命名為「維族自治區」,進而將「東突厥斯坦」跟伊斯蘭國際恐怖主義掛鉤,使之成為一個讓人生畏的負面詞彙——其實,東突厥斯坦是一個中性的地理名詞。

即便像我這樣對中共的洗腦宣傳相當警惕的知識分子,第一次看到「東突厥斯坦」這個名詞,也是在官方媒體的負面宣傳之中。長期以來,「東突厥斯坦」被遮蔽、被封鎖,關於它的歷史與現實,是高度敏感的禁區。直到九一一事件後,在全球反恐的新形式之下,中共趁機將「東突厥斯坦」汙名化爲恐怖主義,這個詞彙才在媒體上頻繁出現。在中華帝國主義、共產極權主義兩者爲「門神」的歷史敘述和現實報道中,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維吾爾等生活在此區域內的原住民族則是「中華民族」的天然組成部分——在2017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中,導演特意安排了一位維族演員聲嘶力竭地高呼:「我血管裡流著漢族兄弟的血。」

此時此刻,需要傾聽來自維吾爾人的心聲。一位生活在中共統治之下的維族知識分子,以「霍爾·唐日塔格」爲筆名,出版了《東突厥斯坦》一書。這是華文世界第一部擺脫大中華一統思想、以維吾爾人的角度闡述東突厥斯坦歷史、文化與政治的著作。作者藉由對東突厥斯坦的歷史資料與當代問題的細膩爬梳與深刻分析,使全球華文讀者重新認識東突厥斯坦的生存處境與問題淵源,並思考東突厥斯坦民眾的困頓與掙紮,以及鍥而不捨追求建國的理想。

未來的民主中國,應當是各區域、各民族自願「合眾」而成,不應當以殖民主義的形式強迫各區域、各民族加入其中。換言之,認真閱讀《東突厥斯坦》一書,必須承認:既要反對中共暴政,更要反對中華帝國主義。中共暴政的翻覆,在可預見的時刻必定發生;而中華帝國主義的清除,則要經過若干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突厥的土地何以變成中國的新疆?

在大中華文化敘事中,西域或突厥被想像成某種固化的、等待被華夏征服的疆土:那裡的自然條件惡劣,卻充滿神秘色彩;那裡的原住民族野蠻、叛逆、落後,必須經由中原文化的開化和啓蒙,才能成為「多民族家族」之一分子。

中國的漢族中心主義文化敘事,有兩種非常典型的代表。一是唐詩中的重要流派「邊塞詩」。唐代,大部分詩人都寫過邊塞詩,至今流傳的邊塞詩多達數千首。邊塞詩寄託了中華文人對帝國無線擴張的想像,以及個人憑藉參與帝國征服「邊緣地帶」的戰爭而建功立業的野心。唐代邊塞詩之尚武精神,跟後來日本的武士道頗有共通之處,諸如王昌齡之《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高適之《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毫無疑問,在唐代的邊塞詩中,以突厥人爲代表的西域各少數民族只是殺戮的對象,並不具備作為人類「民胞物與」的生命價值。

第二種成為華夏民族「集體無意識」之一部分的,金庸、梁羽生等人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傳統的戲曲式微,武俠小說取而代之、長盛不衰。所謂「中國精神」,存在於武俠小說中的多於四書五經,武俠小說比其他任何文學作品都更為深刻地形塑了中國人的價值觀。新武俠喜歡以西域爲俠客們行俠仗義的廣闊的空間背景,小說主人公的價值觀當然遵循根深蔕固的「華夷之辨」——漢族代表「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義一方,西域諸少數民族代表「陰謀分裂祖國」的邪惡一方;前者盡享頌揚,後者飽受唾棄。有意思的是,作為正面人物出場的維族人,是乾隆皇帝的嬪妃「香妃」,種族、階級和性別的糾纏,在此「剪不斷,理還亂」。

如果心平氣和地閱讀《東突厥斯坦》,將不得不承認,唐代邊塞詩和近代武俠小說塑造的西域或突厥的想像,並非真實的歷史或事實。本書以確鑿的史料證明,「維族人的祖先曾經馳騁在廣漠的中亞草原與荒漠,在涵蓋了東突厥斯坦這塊土地在內的蒙古大草原和中亞地區,建立了匈奴帝國、突厥帝國、回鶻帝國、喀喇汗王國、高昌回鶻王國、察合台汗國、葉爾羌汗國等龐大帝國」。這些突厥系的帝國,跟中國歷代王朝處於併列而非從屬的地位,有時甚至強大到讓中國的王朝俯首稱臣。在漫漫的歷史洪流中,東突厥斯坦兩度遭到漢帝國與唐帝國的短暫征服,西漢對西域的宗主式統治維持了一百多年,唐朝對西域局部地區的統治只維持了二十多年。而在其他的一千多年裡,東突厥斯坦一直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

如果東突厥斯坦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就不會有「新疆」這個名字了。直到十九世紀後半葉,滿清帝國派出左宗棠西征,在東突厥斯坦屠殺了多達一百萬人,才將其徹底征服,並以「新的疆域」將其改名為「新疆」。從此,東突厥斯坦正式被併入中國版圖,淪為中國的行政省分之一,至今不過一百多年。對漢人來說,左宗棠是民族英雄——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作為漢人士大夫的左宗棠,卻幫助滿人佔統治地位的清王朝,鎮壓了以漢人爲主的太平天國反叛運動;而對於維吾爾人來說,左宗棠是犯有種族屠殺罪和反人類罪的屠夫——只是那個時代沒有這樣的罪名罷了。

當左宗棠佔領「新疆」這塊廣袤的土地時,清帝國已處於日落西山、積貧積弱之境地,中國人開始渲染被西方列強瓜分的民族悲情。然而,與此同時,左宗棠在西域的屠殺遠比西方人在中國東南和北方沿海的屠殺更加酷烈。中國人奇特地將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角色合二為一。另一方面,左宗棠的西征固然讓中國增加了將近六分之一領土,也使得清廷國庫空虛,無力購買新的戰艦、發展海軍、鞏固海防,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輕鬆擊敗。中日之間實力的易位,使東亞數百年的平衡格局被打破,中國的近代歷史因而被改寫。可見,在中華帝國內部,就人口、經濟規模而言,東突厥斯坦並不特別重要,它卻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地位,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

中共對東突厥斯坦施行的殖民暴政

美國已故中國問題專家白魯洵(Lucian Pye)指出,中國只是一個文明,但假裝成一個近代國家。日本學者矢野仁一進一步提出:「中國不但沒有國境,而且可以說由於沒有國境甚至連國家也不存在。」多名美國學者合作完成的《新疆:中國穆斯林聚居的邊陲》一書認為,以一八八四年新疆建省為界,在此之前,新疆從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此之後,新疆是中國的殖民地。美國歷史學家米華健(James A.Millward)更是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那樣實話實說:「儘管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實際上依附蘇聯,但它卻是代表維吾爾、東幹、滿、蒙古及其他民族的獨立國家(independent state)。」

在中共的縱容之下,東突厥斯坦成為中國海洛因最大的市場和吸毒最嚴重的地區。(美聯社)

中共政權繼承滿清多民族、多文化的傳統帝國概念,又想將自己塑造成現代民族國家,不由自主地深陷在兩者之間的泥沼之中。《東突厥斯坦》一書的主體部分,細說中共政權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東突厥斯坦地區的殖民暴政。民國時代,中國從未對東突厥斯坦地區實現有效的統治,該地區先後被半獨立的軍閥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等人統治。盛世才與蘇聯及中共鬧翻之後,失去了靠山,蔣介石將中央勢力延伸到新疆。但國民黨很快被共產黨擊敗,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全面崩潰,當然守不住新疆,共產黨迅速佔領了新疆。

共產黨統治新疆,先扔出誘人的肉包子,即有名無實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個拗口的說法,沿襲自「老大哥」蘇聯。這套制度在蘇聯並未成功實踐,蘇聯崩解的很大原因,就是其民族政策的失敗。中共偏偏將這個舉世公認的錯誤當作速效救心丸使用。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表像之下,中共在新疆實行種族歧視、民族壓迫和宗教限制政策,最後發展到國家恐怖主義的地步。

本書中舉出兩個駭人聽聞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自1964年以來,中共在新疆進行了多達46次毀滅人類和自然的核武器實驗。中共的核武器試驗基地在塔里木盆地的羅布泊,佔地十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浙江省那麽大。作者引用自由亞洲電臺的報道指出,在歷次核子試驗之後,由於核輻射導致的各種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數達75萬之多。這個數字遠遠高於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爆炸的死亡人數。

關於切爾諾貝利事件,白俄羅斯記者、作家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寫下了代表作《車諾比爾的悲鳴》(Voices from Chernobyl)。她耗費三年時間,採訪數百位受到切爾諾貝利核災影響的人,以獨白的方式和紀實的筆調,忠實記錄人們的恐懼、憤怒、勇氣與同情,成就了紀實文學史上的佳作。然而,關於中共在東突厥斯坦製造的核災難,不為世界所知曉,更不為漢族知識分子所關心,迄今為止沒有一部作品給予揭露。

第二個例子是,在中共的縱容之下,東突厥斯坦成為中國海洛因最大的市場和吸毒最嚴重的地區,主要的吸毒者是維吾爾族青少年。中共的紅色恐怖與毒品的白色恐怖,讓維族民族陷入萬劫不復之災難。本書引用聯合國愛滋病問題亞洲特派員薩迪克的數據,東突厥斯坦吸毒人群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感染了愛滋病。中國官方的報道承認,新疆的愛滋病感染人數僅次於雲南,位居中國第二。然而,整個新疆沒有一個像樣的愛滋病醫院,也沒有愛滋病專家。

讀到這樣的段落,我本人感到無比的羞恥和愧疚。中國人在爭取民主自由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也要批判中共對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如同納粹一樣的大屠殺?即便是在自由世界生活多年的海外民運人士,很多人也理所當然地視新疆爲中國的一部分,至多就是承諾他們掌權後對當地原住民施行「仁政」罷了。反共而不去除大一統的毒素,乃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正如有台灣評論人反問的那樣:中國政府和中國人老是批評日本企圖否定侵華歷史,卻從不在乎新疆、西藏的少數民族的感受——他們除了感到諷刺,可能還有憤怒和憎恨。在南京有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那中共建政後對藏族和維吾爾族的多次屠殺,紀念館在哪裡呢?歷史課本的紀錄在哪?政府的道歉何在?對新疆、西藏來說,日本沒有侵略過他們,但中共和漢人對他們的侵略,不只是慘痛的歷史,而且還是「現在進行式」。

東突厥斯坦未來的出路何在?

本書詳細記載了過去一百多年裡,以維吾爾人為主的東突厥斯坦人民的歷次反殖民鬥爭。1933年及1944年,東突厥斯坦先後兩次宣佈獨立,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但最終以失敗收場。兩次獨立運動都「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關於前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歷史學者王珂指出:「它之所以能夠具有如此大的動員能力和威力,其實就是利用伊斯蘭教,讓維吾爾族伊斯蘭教徒,即維吾爾族穆斯林們產生這樣一種感覺,即:再也沒有什麼比接受‘卡菲爾’(異教徒)的統治更讓伊斯蘭教徒感到屈辱的了。」關於後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王珂在其開創性的著作《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一書中指出,從頭到尾都受到史達林的操控,蘇聯願意給錢給槍,獨立運動便聲勢大振;蘇聯一旦跟國民黨或中共達成協議、撤回對獨立勢力的支持,東突厥斯坦政府便無以為繼。

吸取前兩次獨立運動的經驗教訓,本書作者提出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三個原則:第一,以和平、非暴力方式,通過民族自決達到獨立建國的目標;第二,建立一個以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等土著民族共同的國家;第三,東突厥斯坦將是一個各民族平等的、政教分離的、尊重人權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國。我個人非常贊同這三大原則,但這三大原則能被多少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民眾所接受?尤其是政教分離的原則,能否被某些伊斯蘭色彩相當強烈的族群、教派和群體所採納?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毋庸諱言,作為一種信仰體系和文明狀態,伊斯蘭世界至今未能完成自己的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始終無法邁過現代化的門檻。比如,與維吾爾人同屬泛突厥文化系統的、從蘇聯獨立出來的中亞各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等,在獨立二十多年之後,仍未建立穩定的民主政體,在英國作家奈保爾所說的「自我殖民」式的獨裁暴政之下苦苦掙扎。《華爾街日報》的資深記者席斯金(Philip Shishkin)在《不安的山谷》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在中亞各國肆虐的激進伊斯蘭教、結構性貪婪、毒品走私以及獨裁統治對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足以成為未來東突厥斯坦的前車之鑑。

更讓人擔憂的是,長期以來充當突厥民族領頭羊的土耳其共和國,在其開國之父凱末爾開創的世俗化和現代化的道路上邁進一個世紀之後,2016年下半年居然出現了民主崩壞、伊斯蘭極端勢力回潮的轉折。在獨裁總統埃爾多安的領導下,土耳其極有可能像伊朗那樣重新遁入政教合一的黑暗時代。若土耳其從歐洲式的共和國蛻變爲阿拉伯世界式的「伊斯蘭國」,不僅無法融入歐洲文明,而且也表明突厥世界難以移植現代普世價值。雪上加霜的是,發生在伊斯坦堡、造成重大傷亡的恐怖襲擊事件,土耳其政府宣佈是流亡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所為,真相尚有待釐清,但該事件已經對維吾爾人的國際形象和獨立事業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傷。

那麽,在未來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中,有識之士能否從突厥文化中發掘其非伊斯蘭的、更悠遠的傳統資源?進而將這一部分文化與西方近代文明完成一次新的嫁接?這是本書作者未能涉及到的關鍵議題,但它將直接影響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成敗。盼望依然生活在中國「新疆」以及流亡海外的維族知識分子,對此議題能懷有一種自我批判和自我建設的開放與前瞻的立場。那樣,東突厥斯坦的建國時間雖然比中亞各國晚,但民主制度的建構將少走許多彎路。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


2017年3月22日 星期三

1945國軍駛入河內:原本高喊要助越南獨立,卻讓法國重回殖民統治

1945國軍駛入河內:原本高喊要助越南獨立,卻讓法國重回殖民統治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73年前,國軍進入後,民生凋敝,治安不穩,人民甚至過的比日軍佔領下更淒慘。國軍官兵用從黑市買來的毫無價值關金券強行要求銀行兌換成當地貨幣,造成金融秩序崩潰,許多人破產。人們甚至組織暗殺團暗殺官兵,對國軍深惡痛絕,然而這些事情,卻不是發生在台灣,而是越南。
2月中旬,越南許多官媒罕見報導回顧1979年中越戰爭。這場戰爭在越南課本中都有記載,人民也都熟知,還成今日越南反中情緒的根源之一。
那場戰爭共造成中方2.6萬人戰死、3.7萬人受傷,越方3萬人戰死、3.2萬受傷,傷亡平民更超過10萬。越方宣稱這場中國的入侵後,損失包括了428家醫院、735所學校、8萬頃農田被毀和40萬頭牛被搶走或殺掉。在解放軍官兵王志軍所著《1979對越戰爭親歷記》描述:「連越南的牛見了解放軍163師的官兵都跑得遠遠的。」
然而,越南人在近代最早見識到中國軍隊的真面目,卻不是中國共產黨,而是國民革命軍
南越將領:國軍我們早見識過
1960年,當年已敗退來台十餘年的國民黨政府,因意識形態關係積極協助南越政府,派遣許多軍方人員赴西貢,協助南越軍隊建立政戰體系。知名導演王小隸的父親王昇將軍便是其中一人,當年在完成任務後隨即返台,南越方面還舉辦了歡送會。
當時有一名南越將領,曾哪壺不開提哪壺,提到二戰結束後國軍在越南軍紀敗壞的事蹟:
「將軍您來之前,我們就聽說過貴國國軍訓練精實 ,但也是半信半疑,因為二戰結束後,貴國軍隊前來接收日軍佔領下的越南時,軍紀敗壞,姦淫擄掠,讓我國人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直到將軍到來,才知道貴國軍隊仍有將相之材。」
當青天白日旗在越南升起
1945年,國軍滇越邊區總司令部第一方面軍8萬大軍,由盧漢將軍率領下駛入了河內市區,負責接收越南北部與寮國的日軍投降事宜,並在原先的法國北圻總督府升上了青天白日旗。
盧漢在宣讀完降書後,交給日軍在印度支那的將領土僑勇逸,頓時歡聲雷動,不少越南群眾對狼狽的日軍怒罵。在那之後,國民革命軍便短暫的控制越南。
熟悉的回憶:接收變劫收
當時的國軍進入後,治安反而比日本佔領下還差。隨行的國府財政代表朱偰就曾在日記中記載:
「自國軍入越,調防頻繁,散兵游勇,紀律欠佳。下午七時,(海防)街市常有搶劫,故商店未晚即先閉門,甚至白晝行人,亦頗冷落。」
朱氏記錄了當時國軍官兵利用戰後混亂的貨幣匯率,把從祖國運來的「紙」強行要求法國銀行兌換成越盾,造成金融秩序混亂,許多越南人民因此破產。國軍這樣的惡行甚至引起了中法兩國外交糾紛,而國軍在越南的軍紀敗壞,竟讓越民黨組織了暗殺隊要偷襲國軍士兵。
從保衛越南出賣越南
戰爭期間,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支持越南自主,蔣介石也多次公開表示願意協助越南獨立,國民政府還曾多次公開表示,支持越南人民追求民族獨立之自由,國民政府跟共產黨也積極培訓,扶植越南本土革命組織對抗法國與日本殖民統治。
但羅斯福逝世後,繼位的杜魯門卻偏袒法國,希望讓法國重回印度支那掌控局勢。中法雙方召開會議,法國代表更提出要在1946年3月6日登入接管越南,但遭到國府拒絕。
3月6日,法國軍艦不理會國府當局的要求,直接駛入海防海港,見到國軍阻止竟直接開砲。當下國軍立刻還擊,發射6枚火箭彈,還擊沉一艘法艦。法軍未料國軍會反擊,準備不及下倉皇離去,當天中午,胡志明便與法國代表談判,簽訂了承認越南獨立的協定。
隨後因東北爆發國共衝突,蔣介石急於調派軍隊返國,與法國達成協議後,國軍就在5月全部撤離越南,而這紙中法協議(中法關於中越關係之協定),就如同給中國人民特權的不平等條約:
第一條:中國人民應繼續享有其歷來在越南享有之各種權利特權及豁免。主要者如關於出入境、納稅制度、取得與置有城鄉不動產、採用商業簿記之文字、設立小學及中學、從事農業漁業、內河與沿海航行,及其他自由職業。
第二條:關於旅行、居住,及經營商工礦企業,及取得與置有不動產的中國人民,在越南應享有不得遜於最惠國人民所享有之待遇。
第二部第一條:法國政府在海防港保留一特定區域,包括必要之倉庫場所,如有 可能並包括碼頭以備來自或輸入中國領土貨物之自由通運,此項 特定區域內之有關稅關事項,由中國稅關管理,其他事項尤其有 關公共安全與衛生,仍歸法國行政管轄。
這條約無異於清末列強在中國的各種特權,而蔣介石已放棄過去支持越南獨立的立場,且對法國重回印度支那試圖再起殖民統治不加干預,並為華人留下特殊利益,讓越南人對中國人的印象,從協助自己抵抗法國日本欺壓的夥伴,轉而成與西方帝國主義共同剝削的同夥,深深反感。而同年12月,法國也發動了對越南發動了全面進攻。
短短一年 留下千古臭名
國軍在越南短短的一年,留下的是千古臭名,佔領的這年不只造成越南局勢混亂,蔣介石更從原本高喊要助越南獨立、協助弱小民族的英雄,變成背信忘義出賣越南給法國,又留下越南對華各種優惠不平等條約的罪人。




院線影評/從《殭屍》到《救殭清道夫》:「打殭屍」的香港懷舊精神

院線影評/從《殭屍》到《救殭清道夫》:「打殭屍」的香港懷舊精神


文/Pony
所謂的「救殭」,如把諧音字去除也就是「夠姜」,亦即「夠狠、夠猛」。
在香港電影歷史中,殭屍片曾經在 80 年代末期紅極一時,由「道長」林正英領銜,帶著許冠英與錢小豪兩位徒弟,一同開創港產殭屍片的風潮。從 1985 年的《暫時停止呼吸》、1989 年的《一眉道長》、1991 年的《靈幻家族》,一路到 1992 年的《新暫時停止呼吸》,至此所謂殭屍/驅魔片的香港精神也就在當時確立,甚至成為了港產片最為人稱道的形象。但隨著林正英和許冠英的離去,殭屍片世道逐漸沒落,獨留「秋生」錢小豪一人,挽不回當年一片光景。
經過了 20 年的沉寂,2013 年導演麥浚龍試圖喚醒此種港產精神,並拍攝了殭屍片《殭屍》,其中更再次找來錢小豪出山。而《殭屍》的好評,讓舊影迷新觀眾一睹當年黃金年代的鼎盛。而後如改編李碧華小說的《迷離夜》或《 Good Take 》中黃精甫執導的《嚇鬼》裡,都能再次顯見此一被塵封已久的殭屍元素,也暗示「殭屍」即將回歸於港產片的視野中。而在 2017 年,曾於第 14 屆香港亞洲電影投資會(HAF)獲大獎(原名為《屍奔日記》),由資深香港演員夏雨監製,新導演甄柏榮與趙善恆搭檔,執導的新類型殭屍片《救殭精道夫》。此片不僅結合過往前輩的精神象徵,兩人更試圖在影片中承接起重任,融合新時代元素,欲將香港此種殭屍文化慢慢發揚光大。
所謂的「救殭」,如把諧音字去除也就是「夠姜」,亦即「夠狠、夠猛」。因此在阮世生於 2000 年執導的《救薑刑警》裡,能看出當中吳鎮宇攜手狄龍與張家輝,不顧一切地勇闖查案。而在《救殭清道夫》中,更把此種「救殭」化作對於殭屍的不懼。當恐懼襲來時,主角們更不會像《屍速列車》形成莫大的恐慌與躁動,反而收起焦慮,勇於直面眼前湧現的災難,但背後是什麼支撐了他們的「勇氣」?這一切則來自於「傳統文化」。
細挖掘《救殭清道夫》,本質上它卻與 2010 年香港電影《打擂台》十分相像。藉由武館世道沒落,人們不再興起練拳一事,點醒出所謂香港「正宗」功夫片的,與老一輩人所追求的傳統精神價值殞落。正所謂紮馬步基本功的札實,在過往不論是功夫或是打殭屍,所重的都是「真功夫」,與一次次經驗慢磨下的積累,相反更凸顯此種「師徒制」的可貴之處。
蔡瀚億飾演張春天。
可惜,當科技世代的來臨,人們卻因貪圖便利,而忘記打好最基本的根底,甚至忽略了「尊師重道」法則。而《救殭清道夫》更是把殭屍技法的衰殞,深藏在不起眼的「清道夫」中,試圖將過去「林正英」式的殭屍精神,化作一股復古懷舊且急需傳承的技藝,等待時機重新復甦於世。「打殭屍」儼然不再是一場兒戲,當殭屍都能成木人樁時,不起眼的掃地,卻潛藏基本功的奧義。面對舊功夫的式微,從《打擂台》的振興武館,到《救殭精道夫》的傳統「救殭」技法,都意圖喚醒/延續曾風極一時,且能永恆傳承的香港精神。
甚至在卡司上的配置也和《打擂台》十分相似,當一群老戲班,從功夫片的泰迪羅賓、梁小龍、陳觀泰、邵音音、羅莽,一路到殭屍片的錢小豪、袁祥仁、吳耀漢,縱使因時代的需求,能見如黃又南與蔡瀚億新血的加入,但這群在港產黃金時期努力琢磨的演員,如今也象徵一種傳承性,從徒弟變成了師傅,也欲把此技法/舞台交傳給年輕一輩繼續發揚。
林明禎飾演小夏。
嘗到了所謂的「懷舊」,那「新意」又在何處?這或許也是新一代編導們的巧思之處。在香港社會經歷過無數事件,如驅趕無辜紙皮阿公、推趕小販鬧槍鳴的「魚蛋革命」,抑或拒向黎明演唱會發牌,在網民的多次非議下,人民的怨氣簇擁,也讓「食環署」成為令人厭惡的標籤。但聰明的是,誰也沒想過這「神秘」、「具傳統文化」竟收藏於食環署標籤下的秘密組織中,甚至名為「VCD」(也算是開了一個科技的玩笑)。外表看似不起眼的掃街「清道夫」,事實上卻是拯救香港社會的重要關鍵。當政府官員嘴臉已只剩虛偽,假科學也已無用武之地時,傳統文化才能顯現出它的鋒芒。這裡似乎也喻及重視香港草根小人物的重要性,不再只是技藝,而是生而為人的尊重。
此外更耐人尋味的是,編導並無刻意賣弄復古情懷,反而結合新科技時代,將女殭屍的無害呆萌,借用無法說話之點,化為一位二次元動漫少年,如同《空氣人形》般塑造出人鬼(物)戀的趣味。別於空氣娃娃的消氣,《救殭精道夫》巧妙殭屍的特性,如吃豬血、直立跳躍、害怕陽光,及觀看時代性的粵語長片,都使這對跨世紀情侶的互動來得別之趣味。但無非相同的是,都將此種「物」賦予了人性的情感,甚至當人/鬼分界下,如何在感性與理性中抉擇與互動,而這「人性」的反思,也是過往殭屍片中所缺乏的元素。
《救殭清道夫》或許在執行上,還是能看得出新導演的生疏,但卻能將殭屍文化喻為香港精神,開啟一條新類型的延續之路。三位新生編劇甄才榮、何永航、章彥琦(電影《邊緣人》導演章國明之女)皆功不可沒。尤其當現今中港合拍商業片片當道,港產類型片似乎也走入撞牆期,賀歲片不再興起,反而黑色幽默電影卻慢慢升溫,有了《衝鋒車》的瘋癲,多了《老笠》的喪狂,而回歸於港產精華的《救殭清道夫》儼然就是橫空出世的新活力。更可貴的是他們不用再借助《打擂台》泰迪羅賓一群人的發想(此片為劉德華投資、林家棟監製),反而利用自身的鬼馬開闢出香港電影的未來出路。
或許現行港產片少的不見得是題材,而是如何培養新血傳承這條命脈,雖商業歸商業,類型歸類型,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在舊酒裝新瓶後,依然喝得出正宗好味道。或許這才是對香港電影未來最根本的解藥。



2017年3月20日 星期一

用京城百年老店黃豆醬 北京留學生賣炸醬麵(蘋果日報)

用京城百年老店黃豆醬 北京留學生賣炸醬麵(蘋果日報)

 

【飲食籽:心水食桌】
炸醬麵有很多款,去粥麵店會想起港式粥麵店那橙紅色肉絲的炸醬麵;去韓國料理店會想起韓國人以黑豆醬製成的國民料理;到北京菜館便會想起京城版的。其實這碗平民麵食來自同一家鄉,山西魯菜。
不少人以為北京炸醬麵應該是鹹中帶辣的肉燥,配上幾條青瓜絲跟上海麵便成,但將這碗麵遞給北京人,只看賣相也很大機會被他們嗤之以鼻。「炸醬麵怎會辣呢?」四合院老闆佟芸輝(小輝)失笑道,這位二十多歲的北京留學生,在中大修讀歷史系。他開的小菜館位處灣仔廈門街,專賣東北菜。店舖不大,大概只能招呼十多名客人,甚至能聽到旁邊食客的聊天內容。
「開店目的很簡單,想家呀!」一頭短髮的小輝笑說,「香港正宗北京菜就那幾家,倒不如自己開,想吃甚麼就吃甚麼。」在他談話時,我悄悄偷看到旁邊的老外也在吃炸醬麵,津津有味的表情更使我相信來對了地方。

菜碼講究 獨欠手𢘛麵條

食家李純恩曾言,正宗的炸醬麵,麵條、炸醬、菜碼都非常講究。麵條,不能用隨處可見的上海麵,必須是手𢘛麵,由老師傅和麵、𢘛麵,再以手工刀切而成,吃起來特別爽口。炸醬,不容許有半點辣味,要用四六肥瘦的豬肉粒,配上北京百年老字號「海碗居」黃豆醬香炒而成。菜碼,即蔬菜配料,青瓜絲、黃豆芽、白菜……還要指定一隻名為「心裏美」的胡蘿蔔切絲後放在麵上。用料如此認真,才是傳統的北京炸醬麵。正想着那京城風味時,炸醬麵便上枱了,一看菜碼便知正宗,北京來的師傅把菜碼切得幼細,黃豆芽輕燙幾下,保持爽脆,與新鮮的青瓜及胡蘿蔔絲整齊地圍着中間的炸醬。驚喜的是炸醬依舊選用海碗居的黃豆醬,「這香味是騙不到人的。」小輝對我會心一笑,可惜他因在港找不到好的𢘛麵師傅,只能找較高質的上海麵取代。
我將炸醬麵拌一拌,黃豆醬的香味立即傳入鼻腔,「快吃,要不然就糊掉了。」他提醒我,一啖放進口中,雖沒手𢘛麵,但還是比一般北京菜館做得好,麵條爽口,醬汁香濃,加上小輝言談中改不掉的北京腔,這碗炸醬麵的京城風味就更濃了。

韓國國民料理 黑豆製炸醬麵

韓國炸醬麵被當地人稱為國民料理,甚至有韓國學者誇口說,全韓國一天能賣八百萬碗。雖然同樣源自山西,但除了是拌麵,兩者外貌可算是南轅北轍。1948年的韓國,一名來自山東的醬油老闆,以家鄉炸醬麵為原型,為了迎合喜好甜味的韓國人,他將白糖加熱製成粘稠的焦糖,再加入「春醬」(黑豆製的炸醬)之中,獲得不少好評,韓式炸醬麵便漸漸成形。「但真正讓炸醬麵風靡韓國,其實是韓國政府於1960至70年代發起的「節米運動」。韓國餐廳老闆Wataru對我說:「當時甚至有公司規定便當不能只有白飯,必須有麵包或麵條。」因此便宜的炸醬麵便成為當時主要食糧之一。

(a)四合院
灣仔廈門街7-17號百旺都大廈地下A舖
(b)江南韓國餐廳
尖沙嘴麼地道67號半島中心G37舖

記者:李泳烔
攝影:楊錦文、陳永威
編輯:梁浩維
美術:利英豪

2017年3月19日 星期日

塔門獨門美食 鮑魚煮綠豆沙出奇地夾 (蘋果日報)

塔門獨門美食 鮑魚煮綠豆沙出奇地夾 (蘋果日報)

杜十二是塔門水上人,塔門街坊稱他為十二少,二伯父最叻以柴火爐燜豬肉,他盡得真傳。

【飲食籽:識飲惜食】
塔門,由西貢黃石碼頭出發,若坐大船需時約半小時;由馬料水出發,則約個多小時船程,路程遙遠。本是人迹罕至的島嶼,以牛漫步草原的風景而聞名,近年成為露營勝地。昔日塔門有三寶,鮑魚、海膽及海參。塔門鮑魚雖已見少賣少,拌糖水煮仍是當地居民的獨門美食。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鮑魚是塔門主要的經濟來源,塔門海中的大石層多且深,適合鮑魚生長。塔門居民多從事掏鮑魚行業,由於鮑魚產量太多,便將賣剩的鮑魚用來煲糖水。鮑魚綠豆沙,可能一聽,你會不禁「哇」一聲,覺得好奇怪。「係唔夾㗎啦!但我哋都夾咗幾十年,以前我哋細個就吃得多,以前塔門鮑魚好架勢,但𠵱家都無咁多囉!」塔門水上人杜十二說。他是塔門水上人,家中排行十二,所以塔門街坊稱他為十二少。「鮑魚同糖水,好多人話點樣夾到,咁多剩唔想浪費,咪用來煮糖水囉,邊個發明都唔知啦!鮑魚糖水有三種煲法,一係綠豆沙、一係紅豆沙、一係清補涼,鮑魚本身無味,都係增加口感,我哋覺得好平常啊!」他八歲便上岸離開塔門生活,正職是做保安,逢假日便回塔門度假。他家族在漁民新邨有個兩層的矮房子,六年前兼做私房菜,廚房設在開揚位置,部份菜式仍用柴火煮。「始終喺出面生活太繁忙,本身係回來度假,用來招待朋友。如果靠呢到做生意無可能,始終隔涉,想買餸都難,平日無人流。」

鮑魚以外 柴火猛燜豬肉極入味

他有一道獨門招牌菜——燜豬肉。「我哋塔門人每逢有喜慶、婚嫁娶,或清明祭祖或天后誕,都由我二伯父負責煮燜豬肉。客家有鹹菜燜豬肉,呢個係我哋塔門自創啊,二伯父將秘方傳畀我,都已經幾十年了。」原本是燜豬肉,為噱頭便改名為阿叔燜豬肉。只見他在廚房撥扇、搬柴,單是起爐已花了大半小時。他抹一抹汗說:「柴火燜會入味啲,火候可以控制,我喺屋企燜唔好食,呢個係燜豬肉專爐,有時煲涼茶都會用佢,煲紫貝天葵都會用,始終柴火夠猛。」燜豬肉用玫瑰露、薑汁、五香粉等配料燜個多小時,燜得極入味,酒味濃。
紫貝天葵在不少離島地區都有得買,十二少最喜歡自己醃檸檬、桔仔,加上紫貝、山渣去煲。「我每年都會醃檸檬、桔仔,原個用鹽醃半年,放入密封罉內,呢個係老人家智慧,亦係我們家族傳統。」帶紅色的紫貝天葵,味道酸甜,山渣味較重,幫助消化又清熱氣。最吸引是油鹽水札仔菜泥鯭,看似清淡,札仔菜的鹹鹹酸酸帶出泥鯭鮮甜。為了易於貯存,用大頭菜鹽醃得乾身,束成一細紮,便是札仔菜,味道和一般醃菜分別不大。「以我所知札仔菜只有大埔和西貢有得買,係水上人經常喺船上用嘅鹹菜,船上無新鮮菜食,札仔菜最常用來蒸魚,九龍其他地方都買唔到。」塔門泥鯭並不是定期供應。「塔門泥鯭係最好食,但要睇船家有無出海,塔門泥鯭唔定期有,我通常同漁家收,如果有就收,無就無得收。」要吃到還要講彩數。

漁民坊
西貢康健路漁民新邨85號地下(部份菜式需要預訂)

記者:何嘉茵
攝影:梁志永
編輯:梁浩維
美術:孔文彬

洗曬六次吸日月精華 塔門紅菜變金黃色花心機

【飲食籽:識飲惜食】
塔門名物,還有春天限定的紅菜,都是塔門獨有的,近年出產量卻越來越少,有機會步塔門鮑魚後塵而近乎絕迹。
春天到塔門,會見到空地有七彩繽紛的畫面,像曬棉被般,不過是攤在地上,布上有紫紫黃黃、像紫菜的海藻類,很是漂亮。「我哋自己摘、自己曬紅菜,乜都係親手摘,紅菜係塔門、高流灣先有,其他地方都無,一年只得三個月有,大概係一月至三月。」石十妹說。十妺姐是吉澳水上人,丈夫是塔門水上人,是少有仍留在塔門生活的水上人,她平日經營士多,每年都會曬紅菜賺外快。「我由七幾年做到𠵱家,由後生做到老,到𠵱家就快行不了到,嗰時每斤賣幾十元,𠵱家賣到好貴,幾年前都係每斤賣幾百元,𠵱家產量少,又多內地人大量收購,每斤炒到$1,800至$2,000。」
紅菜是海藻類的一種,由於漁民長期在陽光下暴曬,紅菜有清熱解毒作用,是水上人的良方妙藥。「百幾年前,我阿爺嘅阿爺都係用紅菜來醫病,舊時無醫生,都係用來醫病,牙痛肚痛感冒有乜唔舒服,都會沖兩杯來飲。」紅菜生長係石面上,要待潮退才可摘取,十妹姐的親戚杜英逢假日亦會幫忙,更帶我們到塔門海邊走一轉。「通常大浪地方先有,石滑一定要赤腳行,所以好容易搞到損手爛腳,浪一打埋嚟,成身濕晒,又危險,如果馬步唔穩,會跌埋落海,所以都無乜人做。」英姐說。那為何這樣辛苦都要做?「我都是賺吓外快,平日無乜嘢做,如果俾仔女見到會鬧我啊!」十妹姐說。
摘完要拿去曬,這個是花工夫。剛摘的紅菜帶深黑色,要經過至少六次,吸收日月精華,才變成金黃色,是水上人的心血。「洗完又曬,曬完又洗,洗到變白變靚為止,要曬成個星期先得,每日要洗兩次水。」十妹姐說,最重要是曬完後會縮水。「這個看起來好多,可能曬完十両都無,得番六両左右,呢個都勉強曬到一斤。」她指着地下的紅菜說。「前幾年每年都採到幾十斤,今年20多斤都沒有,可能海水無以前咁乾淨,唔少內地漁民又見賣得好價來摘,呢行都無得做。」紅菜本身無味,用蜜糖或鹹檸檬以滾水沖來飲用便可。市面上買不容易,不妨到塔門走一轉,不少街邊婆仔檔會賣得較便宜。

記者:何嘉茵
攝影:梁志永
編輯:梁浩維
美術:孔文彬

關於塔門的三件事


【飲食籽:識飲惜食】
試過塔門的獨門美食,你一定會忍不住回頭再吃。但塔門小孩的學業發展、會搶食的牛牛和那裏於沙士後的變化,你又知幾多?

塔門版《五個小孩的校長》

電影《五個小孩的校長》根據真人真事改編而成,講述全港最低薪幼稚園校長呂麗紅,成功挽救元朗錦田元岡幼稚園避免殺校的真實故事,學校只有一個校長和五個學生。塔門都有唯一一間小學——瓊林學校,已有百年歷史,全盛時間有學生200人,教師8人。七十年代後,島上部份學生跟隨家長移居海外,漁家子弟亦上岸,家長要到市區謀生及獲派公屋搬離塔門,引致全村剩下學生寥寥可數,最終學校於2003年9月停辦。


塔門牛愛雜食

來到塔門,睇牛是其中一個活動。塔門大多住有客家人及水上人,前者務農養牛耕田,後來大多移居海外,餘下的牛大量繁殖便成為塔門的特色之一。不過,塔門牛愛雜食,不時搶奪遊人的食物。


沙士後變旅遊勝地

塔門位置隔涉,由馬料水行水路要至少一小時船程,或者先到黃石碼頭,轉駁大船亦要半小時,昔日遊客稀少。塔門水上人劉美珍說:「以前塔門只有當地居民,不是太多人知道塔門這個地方。但自2003年沙士後,好多人寧願到郊外,亦不想留在鬧市,不少人參加一日本地遊到塔門,開始多人認識。」遊客較以前多,對居民好或壞?「當然是好事!塔門發展成旅遊區,居民有其他收入幫補,只有周六日是最繁忙,平日塔門都是寧靜的。」

記者:何嘉茵
攝影:梁志永
編輯:梁浩維
美術:孔文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