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選舉，都是候選人先有政綱，再去拉票。港式選舉相反，政綱未出爐，特首參選人就獲選委傾巢支持了。「大家看到，候選人去拉票，是看每個利益團體有何訴求，大家做交易。所以他們永遠不會有獨立完整的政綱，隨時隨地改！」1200人的小圈子遊戲，胡紅玉看得不是味兒。
撰文：李澄欣 本刊記者
她在政界打滾數十年，卻與大部分香港人一樣，在這場選戰中處於「核心外圍」。「當然沒參選人會找我啦，我都沒票，找我沒用！」
「一國兩制」劇本變
在香港政治歷史中，66歲的胡紅玉卻一直在「核心內圍」。港英年代曾任立法局議員，回歸後歷任消委會、平機會、積金局、競委會等法定機構的主席，亦是行政會議成員，卻刻意保持獨立。「我坐每個位，心態都是隨時走人，不用買你帳。」2014年佔中，14位行會非官守議員中，僅兩位拒參與反佔中大聯盟的簽名運動，她是其中一人，另一位是行會召集人林煥光。
律師出身的胡紅玉，七十年代在港大求學時，已加入論政團體「觀察社」，爭取民主人權。1983年，她與社員上京會見時任港澳辦主任姬鵬飛，要求《中英聯合聲明》保障人權、法治及推行民主政制。
訪京前，該社就香港前途問題進行詳細民調。「當時主流意見是香港獨立，但調查後我們作出了一個清晰立場：香港最好自治，而不是獨立。所以對於『一國兩制』，由頭到尾我都接受，只是如何演繹出了些問題。」
「一國兩制」實施20年，她感慨當年天真。「可能老了，經驗多了。當年比較理想化，而且未有特別事情發生，英國政府和香港大眾都相信對中國有信心，制度和價值觀會愈來愈近香港。」她唏噓道。「今日回看，劇本有點轉變，經濟政治環境亦轉了，沒人預料到一個強國的崛起可以如此快、如此強。」
議員守住否決權 落力拉布
最失望是回歸20年仍未實現普選，長年政不通、人不和。「特首不是普選出來，未試過要和大眾做engagement（定約），沒這種訓練。而立法會議員不論直選、間選，都是選舉出來，背負着幾萬票，他們自覺mandate（民意授權）強過你，說權在於我，我代表民意。所以整個立法會變成反對黨，有時拆散來反對你，有時聯合反對你。」
特首「有權無票」，立法會議員則「有票無權」。《基本法》的原設計延續殖民地的「行政主導」，第74條限制議員的提案權，私人草案不得涉及公共開支、政治體制或政府運作，若涉及政府政策須獲特首同意。這變相削弱立法會權力，議員只能守住否決權，更落力拉布，加劇行政立法的撕裂。「這是在為自己製造敵人。」胡紅玉說。
九七前的法規比《基本法》寬鬆，議員的提案只有「不涉及公共開支」一項限制。胡紅玉1993年至1995年擔任立法局議員，自資百多萬元草擬《人權及平等機會委員會條例草案》，議案被否決，卻間接促使政府成立平機會，並推動法案防止歧視。「我採取主動要求立法，擺得上枱，你政府就一定要做事，要回應，這樣才能把議價能力倒轉頭。現在立法會議員沒這種主動性，撼政府的能力就低了。」
港英父親制失效 須普選
回顧港英時代，港督並非普選產生，卻能施政順暢。「它是委任制的政府，我們叫它父親制（paternal），父母官心態。第二是arbitrage（仲裁），平衡各方利益。麥理浩做得很好，起公屋、搞廉署，當時這些父母官有政治決心做就做到，沒人說他的政策不對。」
殖民地政府也善於「行政吸納政治」。七十年代觀察社爭取華人參政權，被當局列為反殖民地主義顛覆分子。八十年代初，麥理浩卻邀請胡紅玉加入交通諮詢委員會等政府架構，八十年代末更有港府高層邀請她做立法局非官守議員，但胡以律師生涯剛起步為由婉拒。「英國人有政治智慧，人們在出面嘈，不如捉入來，利用你的好處。」
然而，父親制和行政吸納政治模式已不合時宜。「那時我們基本上沒反對能力，但現在已變得由下而上有聲音、有政治選舉權，個個都是反對者，所以特首一定要普選。」香港政制，既非直接委任，又非民主普選，胡紅玉直稱「不倫不類」，重申：「如果想特首和利益團體的交易做得最低，他的mandate一定要高，即是代表整體利益。」
解開死結的另一關鍵是政黨政治。「若有政黨執政，特首可以向功能組別的人講，背負着我的是黨，政黨立場由始至終一樣，你們一入來和我傾，已經看到我代表什麼，這會令我的政綱更貫徹——因為政黨不可以背負我的過錯，錯了第二屆就選不到票。」
政黨政治也能解決特首孤家寡人的問題。「政黨成員愈來愈多，政治能量愈來愈大，除了立法會有票，也是人才培育基地，特首組閣時，可找到同聲同氣黨友加入。」
比例代表制 不利政黨政治
然而，目前的立法會選舉辦法窒礙政黨發展。本港1991年於立法會引入直選議席，奉行「雙議席雙票制」，1995改用類似英美的「單議席單票制」，這容易產生兩黨制，小黨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會依附理念接近的大黨，大黨為增強實力，也會盡可能吸收小黨。
在八九後的恐共氣氛下，民主黨橫掃千軍，1995年取得42%選票、60%直選議席，為第一大黨。北京為制約民主黨、扶持民建聯，回歸後在立法會直選議席改用「比例代表制，最大餘額法」，當選門檻低對小黨有利，變相鼓勵政黨瓦解或分拆名單搏餘額。
民主黨在1998年直選議席比例立時下跌15%，隨着支持度和地區資源萎縮，內鬥和退黨潮四起，演變成整個民主陣營的碎片化，激進力量冒起。港獨代表今屆躋身立法會，實拜港式比例代表制所賜。建制派同樣分裂，民建聯和自由黨分裂為工聯會、經民聯、新民黨等。〔見圖〕小黨林立，不利發展兩黨或多黨輪流執政的政黨政治，也令政府更難「箍票」，拖低效率，行政立法關係愈見緊張。
法例規定特首不能是政黨成員，胡紅玉揣測，當時英方是擔心香港變成國共鬥爭的基地。「如果有政黨競選，共產黨可以來，為何國民黨不能來？」
北京不用慌 港共不妨公開
中方則怕和平演變，香港政黨政治影響國內，亦擔心會增加特首的議價能力，但她直言北京不必慌張。「即使特首有政黨背景，他的議價能力也不會高到不能接受，因為不能超越憲制去工作，在這框架下怎會反對中央的指令呢？是很難的，除非特首威脅辭職。」
她甚至建議北京在港成立共產黨。「中共肯定對香港政治局勢有影響力，只是現時暗中從事，給我揀，我寧願它公開做，大家看得到！」但前提是要立政黨法。「首先要統一遊戲規則，例如籌款應如何做，樣樣要透明，這要求不過分。」
但此建議，北京顯然不受落。「我和北京的朋友傾過，說生意要競爭，政黨都要。他們會聽你講，但內地是不可能有contested politics的，永遠共產黨做領導，憲法上也有很多規定，政黨政治對他們來說是外星，且估計不到對自己的影響，所以有戒心。」
不過她強調，這並非不可撼動。「特首是否政黨的人，理論上可以本地立法修改，不需要去到人大常委。」化不可能為可能，曾任積金局主席的胡紅玉認為第一步是引起社會討論。「是否願意領導潮流一齊講？像我推動取消強基金對沖，當時財政司和勞福局推來推去，但我要求是很低的，你們兩個局願意開始講已經好好，講講下就有些承諾，意識形態開始改變。」
——節錄2017年3月號《信報財經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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