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霍爾·唐日塔格《東突厥斯坦：維吾爾人的真實世界》）
控制思想的第一步，就是汙染語言。喬治·奧威爾在反烏托邦小說《一九八四》中設計了一種新的人工語言——「新語」。作為極權政府的官方語言，「新語」不但遮罩了與官方意識形態不一致的詞彙，而且還扭曲了很多詞彙原有的意思。比如，將「祖國」窄化爲共產黨政權：2014年10月1日，中共政權建立之日，北大官微發佈了一條為「祖國母親」慶生的資訊。這條官微發佈沒多久，有校友評論說：北大是1898年建校的，現政權是1949年建立的，為什麼116歲的北大要稱呼65歲的政權為「祖國母親」呢？難道是「後媽」嗎？又比如，從清末起以「新疆」鳩佔鵲巢地取代「東突厥斯坦」，中共政權更此地無銀三百兩地命名為「維族自治區」，進而將「東突厥斯坦」跟伊斯蘭國際恐怖主義掛鉤，使之成為一個讓人生畏的負面詞彙——其實，東突厥斯坦是一個中性的地理名詞。
即便像我這樣對中共的洗腦宣傳相當警惕的知識分子，第一次看到「東突厥斯坦」這個名詞，也是在官方媒體的負面宣傳之中。長期以來，「東突厥斯坦」被遮蔽、被封鎖，關於它的歷史與現實，是高度敏感的禁區。直到九一一事件後，在全球反恐的新形式之下，中共趁機將「東突厥斯坦」汙名化爲恐怖主義，這個詞彙才在媒體上頻繁出現。在中華帝國主義、共產極權主義兩者爲「門神」的歷史敘述和現實報道中，新疆「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維吾爾等生活在此區域內的原住民族則是「中華民族」的天然組成部分——在2017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中，導演特意安排了一位維族演員聲嘶力竭地高呼：「我血管裡流著漢族兄弟的血。」
此時此刻，需要傾聽來自維吾爾人的心聲。一位生活在中共統治之下的維族知識分子，以「霍爾·唐日塔格」爲筆名，出版了《東突厥斯坦》一書。這是華文世界第一部擺脫大中華一統思想、以維吾爾人的角度闡述東突厥斯坦歷史、文化與政治的著作。作者藉由對東突厥斯坦的歷史資料與當代問題的細膩爬梳與深刻分析，使全球華文讀者重新認識東突厥斯坦的生存處境與問題淵源，並思考東突厥斯坦民眾的困頓與掙紮，以及鍥而不捨追求建國的理想。
未來的民主中國，應當是各區域、各民族自願「合眾」而成，不應當以殖民主義的形式強迫各區域、各民族加入其中。換言之，認真閱讀《東突厥斯坦》一書，必須承認：既要反對中共暴政，更要反對中華帝國主義。中共暴政的翻覆，在可預見的時刻必定發生；而中華帝國主義的清除，則要經過若干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突厥的土地何以變成中國的新疆？
在大中華文化敘事中，西域或突厥被想像成某種固化的、等待被華夏征服的疆土：那裡的自然條件惡劣，卻充滿神秘色彩；那裡的原住民族野蠻、叛逆、落後，必須經由中原文化的開化和啓蒙，才能成為「多民族家族」之一分子。
中國的漢族中心主義文化敘事，有兩種非常典型的代表。一是唐詩中的重要流派「邊塞詩」。唐代，大部分詩人都寫過邊塞詩，至今流傳的邊塞詩多達數千首。邊塞詩寄託了中華文人對帝國無線擴張的想像，以及個人憑藉參與帝國征服「邊緣地帶」的戰爭而建功立業的野心。唐代邊塞詩之尚武精神，跟後來日本的武士道頗有共通之處，諸如王昌齡之《從軍行》：「青海長雲暗雪山，孤城遙望玉門關。黃沙百戰穿金甲，不破樓蘭終不還！」高適之《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紛紛，死節從來豈顧勳。君不見沙場征戰苦，至今猶憶李將軍。」毫無疑問，在唐代的邊塞詩中，以突厥人爲代表的西域各少數民族只是殺戮的對象，並不具備作為人類「民胞物與」的生命價值。
第二種成為華夏民族「集體無意識」之一部分的，金庸、梁羽生等人膾炙人口的武俠小說。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傳統的戲曲式微，武俠小說取而代之、長盛不衰。所謂「中國精神」，存在於武俠小說中的多於四書五經，武俠小說比其他任何文學作品都更為深刻地形塑了中國人的價值觀。新武俠喜歡以西域爲俠客們行俠仗義的廣闊的空間背景，小說主人公的價值觀當然遵循根深蔕固的「華夷之辨」——漢族代表「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義一方，西域諸少數民族代表「陰謀分裂祖國」的邪惡一方；前者盡享頌揚，後者飽受唾棄。有意思的是，作為正面人物出場的維族人，是乾隆皇帝的嬪妃「香妃」，種族、階級和性別的糾纏，在此「剪不斷，理還亂」。
如果心平氣和地閱讀《東突厥斯坦》，將不得不承認，唐代邊塞詩和近代武俠小說塑造的西域或突厥的想像，並非真實的歷史或事實。本書以確鑿的史料證明，「維族人的祖先曾經馳騁在廣漠的中亞草原與荒漠，在涵蓋了東突厥斯坦這塊土地在內的蒙古大草原和中亞地區，建立了匈奴帝國、突厥帝國、回鶻帝國、喀喇汗王國、高昌回鶻王國、察合台汗國、葉爾羌汗國等龐大帝國」。這些突厥系的帝國，跟中國歷代王朝處於併列而非從屬的地位，有時甚至強大到讓中國的王朝俯首稱臣。在漫漫的歷史洪流中，東突厥斯坦兩度遭到漢帝國與唐帝國的短暫征服，西漢對西域的宗主式統治維持了一百多年，唐朝對西域局部地區的統治只維持了二十多年。而在其他的一千多年裡，東突厥斯坦一直是獨立於中國之外的主權國家。
如果東突厥斯坦自古以來就屬於中國，就不會有「新疆」這個名字了。直到十九世紀後半葉，滿清帝國派出左宗棠西征，在東突厥斯坦屠殺了多達一百萬人，才將其徹底征服，並以「新的疆域」將其改名為「新疆」。從此，東突厥斯坦正式被併入中國版圖，淪為中國的行政省分之一，至今不過一百多年。對漢人來說，左宗棠是民族英雄——但具有諷刺意義的是，作為漢人士大夫的左宗棠，卻幫助滿人佔統治地位的清王朝，鎮壓了以漢人爲主的太平天國反叛運動；而對於維吾爾人來說，左宗棠是犯有種族屠殺罪和反人類罪的屠夫——只是那個時代沒有這樣的罪名罷了。
當左宗棠佔領「新疆」這塊廣袤的土地時，清帝國已處於日落西山、積貧積弱之境地，中國人開始渲染被西方列強瓜分的民族悲情。然而，與此同時，左宗棠在西域的屠殺遠比西方人在中國東南和北方沿海的屠殺更加酷烈。中國人奇特地將受害者與加害者的角色合二為一。另一方面，左宗棠的西征固然讓中國增加了將近六分之一領土，也使得清廷國庫空虛，無力購買新的戰艦、發展海軍、鞏固海防，在甲午戰爭中被日本輕鬆擊敗。中日之間實力的易位，使東亞數百年的平衡格局被打破，中國的近代歷史因而被改寫。可見，在中華帝國內部，就人口、經濟規模而言，東突厥斯坦並不特別重要，它卻具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地位，影響了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進程。
中共對東突厥斯坦施行的殖民暴政
美國已故中國問題專家白魯洵（Lucian Pye）指出，中國只是一個文明，但假裝成一個近代國家。日本學者矢野仁一進一步提出：「中國不但沒有國境，而且可以說由於沒有國境甚至連國家也不存在。」多名美國學者合作完成的《新疆：中國穆斯林聚居的邊陲》一書認為，以一八八四年新疆建省為界，在此之前，新疆從來不是中國的一部分；在此之後，新疆是中國的殖民地。美國歷史學家米華健（James A.Millward）更是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那樣實話實說：「儘管東突厥斯坦共和國實際上依附蘇聯，但它卻是代表維吾爾、東幹、滿、蒙古及其他民族的獨立國家（independent state）。」
在中共的縱容之下，東突厥斯坦成為中國海洛因最大的市場和吸毒最嚴重的地區。(美聯社）
中共政權繼承滿清多民族、多文化的傳統帝國概念，又想將自己塑造成現代民族國家，不由自主地深陷在兩者之間的泥沼之中。《東突厥斯坦》一書的主體部分，細說中共政權半個多世紀以來在東突厥斯坦地區的殖民暴政。民國時代，中國從未對東突厥斯坦地區實現有效的統治，該地區先後被半獨立的軍閥楊增新、金樹仁、盛世才等人統治。盛世才與蘇聯及中共鬧翻之後，失去了靠山，蔣介石將中央勢力延伸到新疆。但國民黨很快被共產黨擊敗，在中國大陸的統治全面崩潰，當然守不住新疆，共產黨迅速佔領了新疆。
共產黨統治新疆，先扔出誘人的肉包子，即有名無實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這個拗口的說法，沿襲自「老大哥」蘇聯。這套制度在蘇聯並未成功實踐，蘇聯崩解的很大原因，就是其民族政策的失敗。中共偏偏將這個舉世公認的錯誤當作速效救心丸使用。在「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的表像之下，中共在新疆實行種族歧視、民族壓迫和宗教限制政策，最後發展到國家恐怖主義的地步。
本書中舉出兩個駭人聽聞的例子。第一個例子是，自1964年以來，中共在新疆進行了多達46次毀滅人類和自然的核武器實驗。中共的核武器試驗基地在塔里木盆地的羅布泊，佔地十萬平方公里，相當於浙江省那麽大。作者引用自由亞洲電臺的報道指出，在歷次核子試驗之後，由於核輻射導致的各種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數達75萬之多。這個數字遠遠高於前蘇聯切爾諾貝利核爆炸的死亡人數。
關於切爾諾貝利事件，白俄羅斯記者、作家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斯維拉娜·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寫下了代表作《車諾比爾的悲鳴》（Voices from Chernobyl）。她耗費三年時間，採訪數百位受到切爾諾貝利核災影響的人，以獨白的方式和紀實的筆調，忠實記錄人們的恐懼、憤怒、勇氣與同情，成就了紀實文學史上的佳作。然而，關於中共在東突厥斯坦製造的核災難，不為世界所知曉，更不為漢族知識分子所關心，迄今為止沒有一部作品給予揭露。
第二個例子是，在中共的縱容之下，東突厥斯坦成為中國海洛因最大的市場和吸毒最嚴重的地區，主要的吸毒者是維吾爾族青少年。中共的紅色恐怖與毒品的白色恐怖，讓維族民族陷入萬劫不復之災難。本書引用聯合國愛滋病問題亞洲特派員薩迪克的數據，東突厥斯坦吸毒人群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感染了愛滋病。中國官方的報道承認，新疆的愛滋病感染人數僅次於雲南，位居中國第二。然而，整個新疆沒有一個像樣的愛滋病醫院，也沒有愛滋病專家。
讀到這樣的段落，我本人感到無比的羞恥和愧疚。中國人在爭取民主自由的時候，有沒有想過也要批判中共對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如同納粹一樣的大屠殺？即便是在自由世界生活多年的海外民運人士，很多人也理所當然地視新疆爲中國的一部分，至多就是承諾他們掌權後對當地原住民施行「仁政」罷了。反共而不去除大一統的毒素，乃是竹籃打水一場空，正如有台灣評論人反問的那樣：中國政府和中國人老是批評日本企圖否定侵華歷史，卻從不在乎新疆、西藏的少數民族的感受——他們除了感到諷刺，可能還有憤怒和憎恨。在南京有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那中共建政後對藏族和維吾爾族的多次屠殺，紀念館在哪裡呢？歷史課本的紀錄在哪？政府的道歉何在？對新疆、西藏來說，日本沒有侵略過他們，但中共和漢人對他們的侵略，不只是慘痛的歷史，而且還是「現在進行式」。
東突厥斯坦未來的出路何在？
本書詳細記載了過去一百多年裡，以維吾爾人為主的東突厥斯坦人民的歷次反殖民鬥爭。1933年及1944年，東突厥斯坦先後兩次宣佈獨立，建立東突厥斯坦共和國，但最終以失敗收場。兩次獨立運動都「先天不足，後天失調」。關於前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歷史學者王珂指出：「它之所以能夠具有如此大的動員能力和威力，其實就是利用伊斯蘭教，讓維吾爾族伊斯蘭教徒，即維吾爾族穆斯林們產生這樣一種感覺，即：再也沒有什麼比接受‘卡菲爾’（異教徒）的統治更讓伊斯蘭教徒感到屈辱的了。」關於後一次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王珂在其開創性的著作《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一書中指出，從頭到尾都受到史達林的操控，蘇聯願意給錢給槍，獨立運動便聲勢大振；蘇聯一旦跟國民黨或中共達成協議、撤回對獨立勢力的支持，東突厥斯坦政府便無以為繼。
吸取前兩次獨立運動的經驗教訓，本書作者提出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三個原則：第一，以和平、非暴力方式，通過民族自決達到獨立建國的目標；第二，建立一個以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蒙古等土著民族共同的國家；第三，東突厥斯坦將是一個各民族平等的、政教分離的、尊重人權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國。我個人非常贊同這三大原則，但這三大原則能被多少維族和其他少數民族民眾所接受？尤其是政教分離的原則，能否被某些伊斯蘭色彩相當強烈的族群、教派和群體所採納？這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
毋庸諱言，作為一種信仰體系和文明狀態，伊斯蘭世界至今未能完成自己的宗教改革和啓蒙運動，始終無法邁過現代化的門檻。比如，與維吾爾人同屬泛突厥文化系統的、從蘇聯獨立出來的中亞各國——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烏茲別克等，在獨立二十多年之後，仍未建立穩定的民主政體，在英國作家奈保爾所說的「自我殖民」式的獨裁暴政之下苦苦掙扎。《華爾街日報》的資深記者席斯金（Philip Shishkin）在《不安的山谷》一書中，生動地描述了在中亞各國肆虐的激進伊斯蘭教、結構性貪婪、毒品走私以及獨裁統治對人民造成的深重災難，足以成為未來東突厥斯坦的前車之鑑。
更讓人擔憂的是，長期以來充當突厥民族領頭羊的土耳其共和國，在其開國之父凱末爾開創的世俗化和現代化的道路上邁進一個世紀之後，2016年下半年居然出現了民主崩壞、伊斯蘭極端勢力回潮的轉折。在獨裁總統埃爾多安的領導下，土耳其極有可能像伊朗那樣重新遁入政教合一的黑暗時代。若土耳其從歐洲式的共和國蛻變爲阿拉伯世界式的「伊斯蘭國」，不僅無法融入歐洲文明，而且也表明突厥世界難以移植現代普世價值。雪上加霜的是，發生在伊斯坦堡、造成重大傷亡的恐怖襲擊事件，土耳其政府宣佈是流亡在土耳其的維吾爾人所為，真相尚有待釐清，但該事件已經對維吾爾人的國際形象和獨立事業造成難以挽回的損傷。
那麽，在未來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中，有識之士能否從突厥文化中發掘其非伊斯蘭的、更悠遠的傳統資源？進而將這一部分文化與西方近代文明完成一次新的嫁接？這是本書作者未能涉及到的關鍵議題，但它將直接影響東突厥斯坦獨立運動的成敗。盼望依然生活在中國「新疆」以及流亡海外的維族知識分子，對此議題能懷有一種自我批判和自我建設的開放與前瞻的立場。那樣，東突厥斯坦的建國時間雖然比中亞各國晚，但民主制度的建構將少走許多彎路。
※作者為中國流亡海外異議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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