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足慘負巴勒斯坦，中國再成東亞病夫 顏純鈎

 

顏純鈎

18小時前

20261007

國足慘負巴勒斯坦，中國再成東亞病夫

近日新聞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國男子足球隊在重慶一場國際足球邀請賽中，以0比5的大比數，負給巴勒斯坦代表隊。

巴勒斯坦遲至1988年才立國，至今未有公認的領土與邊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僅能控制約旦河西岸部份破碎區域，內部長期分裂，沒有獨立的軍隊與防空權，也未有獨立的海關稅收。巴勒斯坦境內現有總人口只有570萬人，只及中國一個中等城巿。

站在中國球迷的立場，這個戰績可稱為民族的奇恥大辱，而國足之劣績，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國足近年戰績，包括0比7負日本、0比2負緬甸、0比3負韓國、0比3負印度、0比5負朝鮮、0比3負越南、0比3負柬埔塞、0比4負伊朗、0比5負菲律賓、0比3負伊拉克——幾乎亞洲所有國家都輸了，真是輸得臉面無光，虧中共還有臉在重慶主辦一場國際邀請賽。

中國足球曾是習近平一心一意希望重興的體育項目，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到處選拔人才，由縣區一級到省巿一級，千裡挑一送到國家足球隊。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此優厚的條件，可惜錢不能使鬼推磨，足球之敗壞，早已不自今日始。

中國足球為何爛泥扶不上墻？說到底還是與中共的國家體制有關，政府攬權發展足球，也把政府一切陰暗面傳遞到足球界去了。早前幾乎整個足協高層都因貪腐落馬，從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到足協主席、副主席、中超聯總經理、主教練等等，貪污總數額高達2.6億元人民幣。一個掌管國家足球命脈的政府機構，從上到下爛透了，足球能搞好才是怪事。

南美洲幾個足球大國，人家是基於民間對足球長年的熱愛，全國球迷的擁戴，再加上商業運作、政府推動。電視上常見南美洲國家街童，衣衫襤褸在街頭踢足球，後來的足球明星，都是憑自身實力，從基層一步步成長起來。

中國各省巿都設有少體校，本來意在專門選拔和培養有潛質的青少年，然後再從中挑選特別優秀的，一級級往上輸送，直到最後進入國家隊。但以現在中國的國情與民情看，這種制度也早已從基層開始敗壞。

在中國，能成為國家足球隊隊員的，收入相當可觀，一度曾高達一千萬至數千萬，近年回落後，國家隊隊員也有500萬年薪，還不包括贏球獎金，待遇可觀，難怪爭破頭。按照貪腐的規則，一個少年人要進入青訓隊列，可能家長就要找關係送紅包，越是高一級，賄賂數額便越高，所以從一開始，整個機制就是扭曲的。

體育精英都必須有一流的身體素質，都必須有過人的彈跳力、爆發力、耐力、毅力和領悟力，訓練方法大同小異，唯身體素質大多是先天的，問題是如何百裡挑一把他找出來。一個教練到基層選拔有潛質的孩子，來了七大姑八大姨、地方官商權貴，有的靠面子，有的靠紅包，資質太差的進不了，資質過人沒有紅包的被擠掉了，最後留下的是有點資質而又有紅包的。

經過多輪的逆向淘汰，進入少體校的孩子都不是潛質最優厚的，最後到國家隊的，也就是這種物質慾望強烈而先天資質一般的孩子。先天質素一般，再怎麼訓練也不能成長為一流球員，這樣國家隊球員也就是一些中等貨色。以大國之中等貨色，對戰小國之最高等級，加上平日訓練與比賽中骯髒勾當的長期腐蝕，輸球就是大概率事件。

近年中國體育之沒落，不只是國足一家，包括籃球、乒乓球、羽毛球、體操等傳統領先項目，近年都一落千丈，早已失去昔日光環。這當然也不是偶然的，都有深刻的現實政治原因。

除了漫延全社會的腐敗風氣之外，還有管理上的長官意志、打黑球吹黑哨、獎懲制度的不合理、過度商業化的扭曲等等，阻礙真正傑出人才的冒頭和成長，也使整個行業正氣消沉邪氣瀰漫，充斥利益交換，留不住真正人才。

政府機關的腐敗，經過幾十年的傳導，瀰漫社會各個層面和角落，現在官商之間、官官之間、商商之間、官民之間以及民間之間，要辦一點事，都要先講關係講利益，先互相輸送，社會風氣惡質化。正如一個人本來只是腸癌，卻因失醫導致癌細胞擴散，到肝、肺、心，本來有救，最終發展到無救。

由最初官場的腐敗，發展到社會上層、中下層，以至整個社會，沒有一個角落不散發著腐敗氣息，一切都不在法律和良知的範疇內運行，所有人都不得不服從暗黑腐敗的潛規則，以各種歪門邪道行走人間。

當善良守法的人長年吃啞巴虧，而歪門邪道卻暢通無阻的時候，便沒有人再守住為人的底線了，人人都不以偷呃拐騙為恥，卻以巧取豪奪為榮，最後敗壞的，就是整個民族的靈魂。

從前的中國缺吃少穿、路有凍死骨、長年被外族欺侮，被稱為東亞病夫，現在國家表面強大了，人民也不必挨餓，但中國人卻早已兌變為一種道德人性低劣的人種，黨官如此，商界如此、知識界如此，基層百姓也如此，中國人如今名副其實是一個精神上的東亞病夫。

當然，這只是概括而言，真正守住人格底線、有道德情操的人還是有的，只是他們多數被邊緣化，面對現實環境充滿無力感，他們左右不了社會變動的主流，只能說他們只是這個東亞病夫身體上少有的一點健全細胞。

一個精神上的東亞病夫，卻大言炎炎說要平視世界，真是不知羞恥的曠世大話。以13億人的「世界第二強國」，卻在足球場上，敗給一個570萬人口的小國，而且還要被人連刮五個大嘴巴，令中國人沒臉見人。早前美中首腦會面時，如果特朗普一時口快插科打諢，提一提這件小事，不知習近平找不找得到一個地洞鑽下去？

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凡事論實力永難超生 顏純鈎

 

顏純鈎

2天前20261004

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凡事論實力永難超生

歷史充滿迷團，有些事情要回頭慢慢思量，比如近代中國，曾經差一點可以走君主立憲之路，結果陰差陽錯，又與現代憲政體制失諸交臂，自此陷入百年的混亂與災難。

網上看到一則短文，說的是民國初年，馮玉祥派手下鹿鍾麟帶兵進皇宮，把溥儀趕出宮，一手撕毀民國政府與清室簽訂的《清室優待條件》。自此溥儀一直在外流亡，直至日本侵華後在東北當了滿洲政府的兒皇帝。

《清室優待條件》本是由南京臨時政府（革命黨人）與清廷議和代表在「南北議和」背景下談判達成的協議，內容包括保留尊號、歲用補助四百萬兩、暫居宮禁、保護私產、免除兵役等。照此協議，皇帝保留虛位，仍居皇宮，由政府供養，以此交出皇帝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

當年革命軍經濟困難，北方軍閥袁世凱野心勃勃搶權，如能在憲法層面優待皇室，以此交換國家權力，由全國人民協商組成共和政府，那就是最理想的和平政治過渡，中國有機會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

但馮玉祥發動的軍事政變撕毀了《清室優待條件》，此後溥儀與清朝權貴流落民間，但因國家權力沒有得到有效承繼，中國即陷入長時間的內亂。

雖然，從優待清室到實現共和，仍舊路漫漫其修遠，但有這份朝野達成的共識，始終有一個國家政權良性過渡的機會，一旦協議被撕毀，則陷入內亂凶吉難卜。而事實是，自此之後，中國經過連年戰亂，民不聊生，中共趁勢崛起，自此民族苦難未曾離開。

驅逐溥儀事件引起胡適相當反感，當晚即給馮玉祥政變後的臨時政府外長王正廷寫信抗議，信中說：「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俢訂，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胡適的信在當時知識界卻引起強烈反彈，除了革命派與青年學生反對之外，就連被視為胡適朋友的周作人等作家學者，也眾口一聲站在相反立場。結果胡適的聲音當然被時代噪音淹沒，而局勢自此更不可收拾。

胡適始終是留學美國回來的，受西方現代思想影響，視契約精神為現代文明的基礎，驅逐溥儀即等於撕毀《清室優待條件》，於法理不合，而《清室優待條件》是君主立憲體制的起步依據，一旦該契約不存，憲政改革的可能性也一朝歸零。

其實，在鹿鍾麟驅逐溥儀之前，先發生過張勳復辟的事件。軍閥張勳暗通溥儀，率軍入京，逼臨時總統黎元洪解散國會，擁立溥儀復位，事實上是清室撕毀協議在先。也就是說，朝野雙方都無視《清室優待條件》的存在。

中國人從來沒有尊重協議的理性傳統，歷史上改朝換代，從來不是經過互相妥協的契約精神達致的，都是憑實力在長年戰爭中決生死。為了達到克敵致勝的終極目的，中間可能需要經過某種利益交換，但那都是短暫的、策略性的，一旦形勢有利，任何協議都只是一紙空文。

胡適的反對當然是有道理的，如果連南北議和的條約都被隨意撕毀，那就沒有什麼契約是會被真正遵守的，如果沒有條約可以約束朝野，那就談不上國家的更生，人民的解放。但顯然，胡適在當年是少數，他的立場和態度孤立無援，中國人正被革命意識搞得「興烚烚」，與封建君主簽約，幾乎有出賣革命之嫌，反之撕毀條約才符合革命原意。

自此，中國又陷入國體瓦解的混亂之中，後來孫中山領導北伐，軍閥混戰多年，蔣介石還未統一全國，老毛的紅軍又作反，稍後日本侵華，毛蔣又曾在重慶和談，未幾即爆發國共內戰，中共打下江山，中國自此民不聊生。

英國與歐洲一些國家都是君主立憲成功的國家，英國1215年簽署《大憲章》，限制國王的部份權力，1689年議會通過進一步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這兩項政治改革法案被嚴格遵守了八百年，直至今日仍保留其基本精神。

二戰後美軍佔領日本，曾有清算日本皇室之想，後來考慮到日本人的國家認同，還是保留王室，結果日本行君主立憲制，一路和平過渡到現代民主政治，由戰敗國成經濟強國。

問題不在於君主立憲與人民共和有何優劣，問題在於不管何種體制，有關各方都應嚴格遵守莊嚴認定的國家大法，任何一方違背破壞，條約都將不存，條約被毀，國體安在？可惜，中國恰恰是最缺乏契約精神的民族，一事當前，中共的出發點都是維持一黨專政的統治權力，靠的是政治經濟軍事實力。

中共立國後，即有憲法之設，憲法冠冕堂皇，自稱國體為「人民共和」，但憲法從未真正實施過，中共實行的是一黨專政，中國人搬走騎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結果迎來的卻是騎在人民頭上的中共，甚至中共殘害中國人，比起清皇朝更殘忍百倍。

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也堂而皇之與港人商訂「基本法」，仍舊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結果二十年不到，中共就以國安法凌駕中國憲法和基本法，此後迫害香港人毫無愧色。

歸根結底，我們這個民族沒有理性的傳統，不具有契約精神，中共食碗面反碗底，人民對政府也失去基本信心，這樣的國家，朝野沒有互信，永遠都不會有前途。

《三國演義》開篇有云：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想深一層，將來中共一旦垮台，我們也不要指望短期內即可誕生新的國家政權，中國將陷入長期內亂。那時不能再以軍閥混戰來解決國家前途，只能通過協商和談，達成區域共識，進而達成全國性和議，才能避免生靈涂炭。但如果多數國人仍舊不具備理性協商、尊重契約的精神，即使訂下協議，仍舊朝不保夕，那樣惡性循環下去，我們這個民族，將永難達致終極的自我解放。

中國土地上，最具有理性契約精神的，本來只有香港，因為香港人長年受英國傳統文化影響；台灣經過國家體制的和平過渡，現在處理朝野大事，也都遵從憲法與法律行事，至於其他省巿，都在中共治下，那就不提也罷。有中共這個壞榜樣，誰尊重契約誰吃虧，那一旦中共垮台，大局之不可收拾，恐怕也是難免的。

設想將來，天下大亂後，恐怕粵港澳先達成某種區域共治的機會比較大，至少在理性傳統上，三地的相似度較高，人民的文化傳統也接近，利益可以共享，能如此，則有機會示範全國，影響東南沿海，再幅射北方，如此，或許是我們這個民族死過翻生的出路。

感性激情、革命爭霸不能解決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唯有理性為基礎的契約精神，能成就「為萬世開太平」的遠景。但理性是一種文化傳統，中國人離建立這種文化傳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天下大亂與文化更生哪一樣先到，那也只有天曉得了。

中國人收入佔GDP比數，落後於非洲位居世界最末 顏純鈎

 顏純鈎

20260908

中國人收入佔GDP比數，落後於非洲位居世界最末

台灣籍經濟學家在大陸「撈」得風生水起的有兩個，一個是林毅夫，一個是郎咸平。林毅夫是從台灣游水偷渡大陸，長時間受中共重用，曾代表中共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可算體制中人。郎咸平相對以民間身份，活躍於大陸不同的傳播平台，因為算不上體制中人，所以針砭時弊比較敢言。

最近看到郎咸平一個視頻，他以各國工資總額佔GDP比重，來比較各國國民收入的平均水平，數字很有趣，值得轉述給大家知道。

美國全國工資總額佔GDP比重是58%，英國是56%，日本53%，法國53%，加拿大51%，澳大利亞47%，西方先進國家在50%至60%之間，這是第一個層級；此外，韓國44%，阿根廷36%，墨西哥33%，委內瑞拉31%，拉美國家大多在33%左右，這是第二個層級；亞洲國家中，泰國和菲律賓28%，伊朗和土耳其25%，這是第四個層級；非洲國家沒有具體數字，郎咸平估計都在20%以下，這是第四個層級。

郎咸平在節目中請現場觀眾估計中國的數字，九成以上觀眾都認為中國國民收入佔GDP比重，應該與非洲差不多，但郎咸平最後「開古」，原來中國人的收入總額佔GDP比重，只有8%，這是全世界包尾，屬於第五個層級。

郎咸平是經濟學家，在大陸輿論㼈境下，他不敢說假話，所以這些數字都是經得起拷問的，絕對可信。

請注意，這個數字比較的不是國民平均收入的絕對數字，而是國民收入總額佔GDP數字的比重。中國人的收入總額，只佔中國國家GDP總額的8%，相對於非洲國家的20%，中國少了一倍多。

當然，這與非洲國家的GDP數字不高有關係，分母小，分子與分母之比就大。非洲國家GDP數字雖然不高，但他們竟然給自己的國民分配了20%的國家GDP，相反的，中國的GDP已經高踞世界第二位，中國政府卻只拿出GDP8%的財富來分給中國人。

中國號稱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國家是怎麼樣的國家？一是生產資料公有制，二是權利歸於人民，三是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四是實行計劃經濟。其他的暫時放過，先問一句，是誰決定今日中國國家的財富分配，是中國人民嗎？顯然不是；是工人階級和貧下中農嗎？更不是；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嗎？實際上也不是，因為人民代表大會是中共中央決定以後，交給人民代表大會去舉手通過的。

因此，決定中國財富分配的只有中國共產黨一家。中共政府只分配給國民8%的GDP，剩下92%的GDP去了哪裡？一是去了搞國家級投資，二是去搞國際戰略擴張，三是去搞國防，四是去維持地方政府營運，五是去扶植政府的高質生產力，六是滿足各級黨官貪腐的胃口，最後才輪到分派給一般國民的殘𡙡剩飯。

所謂社會主義，顧名思義，便是「社會」是最高原則。何為社會？社會即是全體國民組成，全體國民是這個制度的利益所在，意味著國家財富應該最先用來提高全社會成員的生活水平。政府決策時，國家利益雖然重要，但國民利益應該凌駕國家利益。如果國民利益被國家利益剝奪，國家對國民便沒有意義，那不叫社會主義，叫國家主義。

也就是說，政府應該先設法提高國民生活水平，在此基礎上，才去滿足國家發展的其他需求，而不是反過來，以國家碾壓國民，置國民基本需求於不顧。今日中國人大面積返貧，中共政府對此無動於衷，這便是我們認識社會主義本質的一個角度。

為什麼非洲國家那麼窮，但他們分配給國民的收入總額卻比中國高？因為他們的政府重視國民生活多於國家發展，國家發展可以慢一點，但國民不能朝不保夕。為什麼中國人收入佔GDP比重那麼低，因為中國政府維持統治需要更多錢，這些錢從哪裡來？唯一的途徑就是從每個中國人口袋中來。

說穿了，中共搞的社會主義，不是中國人的社會主義，只是中共以社會主義為名，巧取豪奪的一種口實而已。為什麼中共的改革開放做到一定程度就要往回收，絕對不會搞政治改革，因為一搞政治改革，就把社會主義改到資本主義那頭去了。中國一實施資本主義，最終就會改行議會民主、全民投票、健全法治與人權、實現充份的個體自由，那時中共就「冇碇企」，國家就不是中共的，紅色家族就會「見財化水」。

中國2025年的GDP總值為140萬億元人民幣，如果中國人的收入佔GDP提升到泰國與菲律賓的28%（都是亞洲國家，沒有理由不如他們），那就相當於39.2萬億人民幣，這筆財富給全中國13億人分，每人可得3萬元。每年多收入3萬元，等於每個人平均月收入多二千多元。

這𤴓以常識推斷的數字，以目前中國國民收入佔GDP低至8%，要提升到28%，還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不管如何，即使趕上泰國菲律賓，對中國人也是不無小補，再努力幾年，中國有沒有機會追上韓國呢？按理也應該是可以的，可惜中共不要這樣幹。

郎咸平的數字裡沒有台灣，我問了AI，它的回答是：受僱人員報酬（勞工薪資與福利），佔GDP比重43.1%，正差不多是韓國的44%，可見台灣人現在的收入佔GDP比重，已經居於世界第二高層級，同樣是中國人，遭遇如此不同，而中共居然還有臉要去統一人家！

看了這些數字，我們便明白，所謂「社會主義優越性」，實質是中共誆騙中國人的伎倆，說穿了一毛錢不值。問題是，還有那麼多中國人，至今說到「祖國母親」，還要熱淚盈眶，有誰反對共產黨，還要罵人家是漢奸——這些人是蠢到家了，還是活該永世為奴？

我贊成不再討論「何謂中國人」 馮睎乾十三維度

 

馮睎乾十三維度

20260727

我贊成不再討論「何謂中國人」

這兩天我看過的最荒謬的新聞，莫過於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何謂中國人：跨學科多維度探尋中國人身份》，刪掉了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黃克武所寫的一章。荒謬的地方，不在於今日香港已司空見慣的學術審查，而在於被刪的文章，理應是有利於習近平「團結民族」這個鴻圖大計的。

《何謂中國人》是《Being Chinese, Becoming Chinese》（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原本是一部從歷史、文化、政治等不同角度探討「中國人身分」的學術著作。但商務版問世時，唯一討論台灣人身分認同的第八章卻被抽起了。

這章的作者黃克武說，被刪的文章並非一面倒批判中共，而是試圖把中國人身分認同區別為「文化上的中國人」及「國籍上的中國人」，指出有些台灣人即使在文化上認同中國，也不等於政治上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坦白說，以上兩種身分認同的區分並不新鮮，但似乎很少有人質疑，到底何謂「文化上的中國人」？這個概念到底有多大意義？有些熱愛中華文化、閱讀唐詩宋詞、認同儒家傳統的台灣人，的確會視自己為中國人，而在他們心中，中國是不是等於中共国，則往往因人而異。

我之所以質疑「文化上的中國人」這說法，主要基於一點個人感受和取態。我對中國舊文學和某類型中國文化（如道家、術數等），興趣甚濃；這興趣之大，足以推動我年輕時每天自發背誦大篇經典，至今熱情未減。然而我不覺得自己因此就是中國人（遑論中国人），正如我同樣熱愛古希臘語文學（近日還在唸Euripides悲劇和Proclus的頌歌），卻不會傻到自認「文化上的希臘人」一樣。

自古以來（直到上世紀初），活在中國的人根本就不自覺為「中國人」，正如荷馬史詩《奧德賽》的奧德修斯、阿伽門農都不會稱呼自己為「希臘人（Ἕλληνες，Hellenes）」——那時代的「希臘」僅代表色薩利（Thessaly）一小塊地區，好比「中國」兩字在初期亦只表示「京師」。

那麼荷馬如何稱呼攻打特洛伊的聯軍？最常見是「阿開亞人」（Ἀχαιοί，Achaioi，可能與西臺泥板文書提到的政體Ahhiyawa有關）、「阿爾戈斯人（Ἀργεῖοι，Argeioi，阿爾戈斯是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城市）」和「達那俄斯人（Δαναοί，Danaoi，源自神話祖先達那俄斯）」。這些名稱有些來自地區，有些來自傳說，都不代表現代意義上的國族。

言歸正傳，古代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主要以朝代、地域、家族為核心，而非今天所謂的「國家」。這從過去中國人對國名的態度已可見端倪。明末傳教士利瑪竇在《耶穌會士來華記（Entrata nella China de' padri della Compagnia del Gesu）》中有精準的觀察，指出中國人從不固守某個國名：

「這民族自古以來有個習俗，當王國從一個家族轉移到另一家族時（因為世事無常），隨着君主更迭，他們也會更改國名；新掌權的君王可以按照喜好，給王國起新的名字。」（È costume appresso quei popoli, da che si ricorda, che passando il Regno da una famiglia all’altra (come pur sono instabili le cose di questo mondo), col mutarsi il Principe, anco mutano il nome del Regno; volendo il Re, che di nuovo prende il dominio, ad arbitrio darli nuovo titolo.）

利瑪竇又指出，儘管不同朝代的人都會稱呼自己身處之地為「中國（Ciumquo）」或「中華（Ciumhoa）」，但這些稱呼只是基於錯誤的地理觀念而已——他們以為自己位於世界中央。直到十九、二十世紀，受到西方民族國家思想影響，「中國」才逐漸從文化與地理概念，轉變成一個固定的政治國名。古代中國人其實不會像今天那樣，很認真地自稱「中國人」。

歷史告訴我們，身分從來不是一成不變。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國族，說穿了都是歷史的偶然產物。至於你是否需要認同自己是哪國的人、是否需要接受某種文化身分，說到底，都取決於個人的生命經驗與內心選擇，而不是由一本護照、一句口號，或一個政權替你決定。

當台灣人討論自己是不是「中國人」，或思考自己是「哪類中國人」的時候，我覺得已經不自覺地墮入中共国的語言圈套。正如我在上文所說，「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概念模糊、源於錯誤地理觀的地名，看得透徹的話，你就明白它根本與任何人的認同都不相干。現在跟大家有關的，其實是「中華民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你把兩者的簡稱拋諸腦後，身分認同還有疑問嗎？

我喜歡唸荷馬史詩，不代表我是任何意義上的希臘人；你愛讀唐詩宋詞老莊孔孟，為什麼就必須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呢？我一向認為以國族定義身分，意義不大，像我，就寧願做一個「四維時空的存在者」，懶得理會那蝸角上的蠻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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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追光者

勞資關係不是你死我活，共產主義就是謀財害命/ 顏純鈎

 

顏純鈎

20260727·

勞資關係不是你死我活，共產主義就是謀財害命

馬克思閉門造車搞共產主義信仰，最基本的一個概念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剩餘價值意指工人生產產品的價值，扣掉資本家投資的成本，之外工廠盈利的部份，大部份被資本家㩴取，而工人所得極少。

剝削是永遠存在的，沒有剝削就沒有盈利，假設資本家把所有盈利全部分給工人，那它的投資和管理等於白做，企業不消一年半載就要倒閉。企業要盈利，資本家賺取剩餘價值便不可避免，問題是如何掌握分寸。

原始資本主義時期沒有法律規管，資本家窮凶極惡。隨著資本主義不斷的自我完善，勞工收入增加，勞資關係趨於合理，雙方的矛盾衝突得到緩解和協調。罷工仍时常發生，但勞資通過談判都會互相妥協，使企業繼續生存下去。

馬克思將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定義為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只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來解決。意思是，我窮你富，我拿你沒辦法，只能用搶的，不但要搶，而且要殺你的人毀你的家，把整個國家的權力奪回我手上，依我的意願支配財富。

這個簡單又野蠻的辦法，吸引大量好吃懶做的無產遊民。企業控制在資本家手上，工人沒有「話事權」，唯有推翻資本家，將企業控制在工人手上，才能保障工人的利益。

但問題是，企業不但是資本家的生財工具，也是工人收入的來源，勞資雙方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企業盈利雙方都有收入，企業垮了雙方都喝西北風。如此看來，保住企業是勞資雙方的共同利益，而不是雙方鬥爭把企業鬥垮了，企業垮了沒有人會從中得益。

工人賺多少錢叫做合理，這是由巿場決定的。資本家付工資太少，沒有人來做，他只能提高薪酬，否則請不到人。但如工人要求不合理，資本家再努力都沒有盈利，那資本家也只有執笠了事。因此，只要巿場在起作用，就不用搞什麼革命，巿場自然會調節。

在資本主義社會，勞資都是自願的，資本家不願做關廠了事，工人不願做炒掉老闆走人，沒有誰強迫誰，因此即使企業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你不讓他剝削就完了，搞什麼革命？

馬克思將勞資對立說成勢不兩立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的目的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工人階級統治的國家，那就解決所有難題。這是打家劫舍佔山為王的放大版，但卻對無產階級產生巨大誘惑。

馬克思發明了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又以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來使其合法化，推翻舊政權，一切權力歸共產黨，人人平等地富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類進化到共產主義。這是工人階級金色的夢想，暴力革命成為具浪漫色彩的歷史進化形式。

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便是，以共產主義的遠景為暴力革命化妝，以顛覆舊政權為路徑，將國家權力盡歸於共產黨。本質上共產革命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沒什麼不同，只不過馬克思又發明了歷史決定論，指定人類歷史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後一定終結在共產主義。既然歷史一定要這樣發展，那麼共產主義就一定會實現——馬克思一個人就斷言人類歷史的終結，他是何方神聖？

但馬克思只是提出一個空洞的革命概念，他不知道革命之後如何才能建立更合理健康的新政權；共產黨當政，如何保障國家的經濟繁榮人民平等；如何分配社會財富，如何規管執政團隊，防止腐敗；如何克服人性弱點，達到每個人都道德高尚的境界。總之奪取政權之後的事，馬克思就不管了，無產階級掌權能否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也不管了。

結果便是列寧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蘇共為保住政權大量殺人，糟塌經濟，造成大饑荒；斯大林手上又殺更多人，大規模流放苦刑，實行紅色恐怖。到毛澤東手上更無所不用其極，全面掠奪國家財富，把底層人民逼進死路。最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便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殘酷最具破壞性的一種有毒信仰。

實際上，資本主義沒有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隨著經濟危機的頻繁爆發而滅亡，社會主義也沒有顯示任何一點優越性，促進生產保證公平，反而千瘡百孔，造就新的權貴階級。而共產主義理想就成為政治迷幻，今日中共自己，都不會傻到仍相信共產主義的美妙遠景了。

今日中共想要的，只是保住紅色江山，讓紅色後代永享榮華富貴，而億萬工農大眾，也世世代代成為他們壓迫與剝削的對象。工人農民生產的剩餘價值，都上繳到共產黨高幹手上，共產主義便只是中共賣狗頭掛出來的可愛羊頭。

一言以蔽之，共產主義只是馬克思這個窮酸學者，想要出人頭地而閉門造車，想出來的一個天方夜譚式的餿主意，竟然因為時勢所助，無端影響了人類一兩個世紀，造成巨大社會災劫，死人無數，到今日還在毒害大量中國人。

實際上，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晚年已經察覺暴力革命的荒謬，恩格斯領導的共產國際主張議會鬥爭，希望通過合法手段，在政權輪替中爭取掌握國家權力。當然，恩格斯的議會鬥爭也沒有任何成果，他只是明白，議會鬥爭是資本主義體制自我完善的路徑，通過政黨輪替和社會監督，才是國家走上正軌的終極選項。

其實這些道理想通了「一字咁淺」。每個人都有一個腦袋，凡事都用腦去想一想，不斷質疑它、反駁它，謊言最終都會被識破。相反的，你被它的迷幻效果毒害，滿天神佛，沉迷不悟，你一生一世都走不出來。

國進民退走進死胡同，單靠發債不能救經濟 顏純鈎

 顏純鈎

20260716

國進民退走進死胡同，單靠發債不能救經濟

經濟學家李稻葵在一個經濟研討會上指出，中國經濟已連續三年「整體偏冷」，失業率10.2%（高於官方數字一倍，其實離真實失業率也少了一倍吧），固定資產投資出現罕見的負增長，地方政府成為「經濟淤堵點」，社會資金大量被用於「還本付息」和「借新還舊」，他建議政府2026年發債應比政府計劃的12萬億人民幣再多一倍。

我對經濟是外行，但類似李稻葵的看法一點都不新鮮，這幾年來每天都聽到類似說法。如果多發債能徹底解決問題，經濟重新發力起動，政府老早就發了，政府不動，證明政府也沒有信心。如果只是多給錢就能救經濟，那問題就簡單了。

實際上，地方政府的嚴重負債，中央政府早有政策，叫做「誰家的孩子誰抱」，意思是，你挖的坑你自己去填，不要指望中央政府。但多年來地方政府大搞地產和基建，肆無忌憚舉債渡日，還不是中央一手推動的？中央要GDP數字好看，地方官要憑政績升官，上下齊心「興恰恰」，共囊盛舉。現在出問題了，中央政府甩手不管。

更有甚者，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放手，政策寬鬆，地方政府尋機踩紅線，越往資本主義靠攏，錢賺得越多，豈料中央政府在胡錦濤任內就開始搞國進民退，從那時開始，內外政策一面倒向中央集權，開放政策收緊，改革基本停滯，與西方民主國家關係倒退惡化，整個大環境倒向文革的泛政治社會。那時經濟就開始冷卻，一直到習近平上台變本加厲，日子一天天難過，今日之困境乃正常的發展結果。

房地產與基建投資過熱，當然是經濟衰敗的直接原因，但更廣泛而深刻的層面上看，是大國策的大倒退，窒息了經濟活力，巿場經濟讓位於計劃經濟，回到文革前那一套全社會服從黨意志的老路上去，如此一來，經濟不壞才是怪事。

如果國進民退行得通，那就證明計劃經濟行得通，也就證明社會主義有其優越性，也就可以甩開大步往中共專制路上走下去。但現實並非如此，現實是一旦走回頭路，巿場活力就消失，與西方民主國家關係惡劣，外部大環境也隨之惡化。現在回頭看，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經濟就一路向下，只不過二三十年來的發展還有點餘力在，慢慢消耗之下，終於走進死胡同。

中共本來的底氣是，經濟規模那麼大，全世界都在等中國產品，又覬覦中國巿場，加強中央集權，一定能保持經濟上的優勢，但中共不明白的是，中國經濟的優勢並非來自中央集權，而是來自改革開放，靠巿場經濟的活力，借西方國家的東風，是內外開放撐起來的，不是來自中央集權的優勢。

中共在大饑荒年代靠「三自一包」救命，到文革衰敗不堪，又靠改革開放救命，中共每次活不下去，都向資本主義討饒來自救，可惜死心不改，一旦自以為發達了，就忘記自己的來路，又念念不忘一黨專政。這是典型的好了傷疤忘了痛，也證明中共這個黨，完全是一個中國農民式的死不悔改的黨。

習近平上台後，以為中國財大氣粗，可以擺臉色給西方國家看。國內政策收縮，有國家財力兜底，一時的局部損失不在乎，其實經濟環境之敗壞，便是在國進民退的政策推動下，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是十幾年積累下來的「功德」。直到形勢敗壞，回頭一看，原來已經根基動搖，扶也扶不起了。

李稻葵教政府大發債，看起來他對中共政府也缺乏了解，中共現在對長遠形勢的估計，並不是經濟下行危險，而是中共江山搖搖欲墜。經濟敗壞救無可救，但中共江山不救卻不行，經濟下行死的是老百姓，江山崩塌死的是中共。

為保中共江山，要趕緊發展軍備，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與美日等西方國家的軍事衝突，要趕建航母、增產核彈、發展無人機艇、加強軍備與軍訓。對內要加強民間管控，要擴充維穩體系，發展人工智能去監視民間反對勢力，要隨時準備應付突發事件。內外壓力沉重，內外在在要錢，錢要用在刀刃上，經濟能不能救尚在其次，最要緊是專制政權要續命。

為什麼這些年，分明經濟已經足夠敗壞，可是習近平的中央，似乎提不出應對措施。這一屆中共中央當然無能，但也不僅僅是無能的原因，還有基於他們對未來局勢的總體估計趨於悲觀，也有他們將維穩問題置於最高位置的分別。李稻葵如此為中共指路，顯然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

歸根結底，中共的誤判是戰略性與根本性的，不是一時頭腦發熱，也不是且戰且走，根本在鄧小平手上，就決定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治就要往回收，收回到文革年間那種一黨專制的路上去，然後靠已有的經濟底子撐到共產主義。

為什麼中共不順著經濟改革的成果，推動政治改革，因為一啟動政治改革，中共的專制就動搖，中共既不能失去江山，也就永遠不可能搞政治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只能加強專政手段來維護政權，加強專政手段，經濟就會重回死路。這些中共心裡很清楚，但面前已是死胡同，退又退不得，只能做最壞的打算死撐下去。

習近平誤判基本局勢，沒想到十年一覺楊州夢，醒來只脫剩一條底褲遮羞，現在見不得人，卻也沒什麼辦法了。這條底褲是什麼？就是暴力維穩，李稻葵是經濟專家，發債救經濟之說，是政治外行人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