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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

我贊成不再討論「何謂中國人」 馮睎乾十三維度


 


馮睎乾十三維度

20260727
我贊成不再討論「何謂中國人」
這兩天我看過的最荒謬的新聞,莫過於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何謂中國人:跨學科多維度探尋中國人身份》,刪掉了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黃克武所寫的一章。荒謬的地方,不在於今日香港已司空見慣的學術審查,而在於被刪的文章,理應是有利於習近平「團結民族」這個鴻圖大計的。
《何謂中國人》是《Being Chinese, Becoming Chinese》(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原本是一部從歷史、文化、政治等不同角度探討「中國人身分」的學術著作。但商務版問世時,唯一討論台灣人身分認同的第八章卻被抽起了。
這章的作者黃克武說,被刪的文章並非一面倒批判中共,而是試圖把中國人身分認同區別為「文化上的中國人」及「國籍上的中國人」,指出有些台灣人即使在文化上認同中國,也不等於政治上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坦白說,以上兩種身分認同的區分並不新鮮,但似乎很少有人質疑,到底何謂「文化上的中國人」?這個概念到底有多大意義?有些熱愛中華文化、閱讀唐詩宋詞、認同儒家傳統的台灣人,的確會視自己為中國人,而在他們心中,中國是不是等於中共国,則往往因人而異。
我之所以質疑「文化上的中國人」這說法,主要基於一點個人感受和取態。我對中國舊文學和某類型中國文化(如道家、術數等),興趣甚濃;這興趣之大,足以推動我年輕時每天自發背誦大篇經典,至今熱情未減。然而我不覺得自己因此就是中國人(遑論中国人),正如我同樣熱愛古希臘語文學(近日還在唸Euripides悲劇和Proclus的頌歌),卻不會傻到自認「文化上的希臘人」一樣。
自古以來(直到上世紀初),活在中國的人根本就不自覺為「中國人」,正如荷馬史詩《奧德賽》的奧德修斯、阿伽門農都不會稱呼自己為「希臘人(Ἕλληνες,Hellenes)」——那時代的「希臘」僅代表色薩利(Thessaly)一小塊地區,好比「中國」兩字在初期亦只表示「京師」。
那麼荷馬如何稱呼攻打特洛伊的聯軍?最常見是「阿開亞人」(Ἀχαιοί,Achaioi,可能與西臺泥板文書提到的政體Ahhiyawa有關)、「阿爾戈斯人(Ἀργεῖοι,Argeioi,阿爾戈斯是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城市)」和「達那俄斯人(Δαναοί,Danaoi,源自神話祖先達那俄斯)」。這些名稱有些來自地區,有些來自傳說,都不代表現代意義上的國族。
言歸正傳,古代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主要以朝代、地域、家族為核心,而非今天所謂的「國家」。這從過去中國人對國名的態度已可見端倪。明末傳教士利瑪竇在《耶穌會士來華記(Entrata nella China de' padri della Compagnia del Gesu)》中有精準的觀察,指出中國人從不固守某個國名:
「這民族自古以來有個習俗,當王國從一個家族轉移到另一家族時(因為世事無常),隨着君主更迭,他們也會更改國名;新掌權的君王可以按照喜好,給王國起新的名字。」(È costume appresso quei popoli, da che si ricorda, che passando il Regno da una famiglia all’altra (come pur sono instabili le cose di questo mondo), col mutarsi il Principe, anco mutano il nome del Regno; volendo il Re, che di nuovo prende il dominio, ad arbitrio darli nuovo titolo.)
利瑪竇又指出,儘管不同朝代的人都會稱呼自己身處之地為「中國(Ciumquo)」或「中華(Ciumhoa)」,但這些稱呼只是基於錯誤的地理觀念而已——他們以為自己位於世界中央。直到十九、二十世紀,受到西方民族國家思想影響,「中國」才逐漸從文化與地理概念,轉變成一個固定的政治國名。古代中國人其實不會像今天那樣,很認真地自稱「中國人」。
歷史告訴我們,身分從來不是一成不變。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國族,說穿了都是歷史的偶然產物。至於你是否需要認同自己是哪國的人、是否需要接受某種文化身分,說到底,都取決於個人的生命經驗與內心選擇,而不是由一本護照、一句口號,或一個政權替你決定。
當台灣人討論自己是不是「中國人」,或思考自己是「哪類中國人」的時候,我覺得已經不自覺地墮入中共国的語言圈套。正如我在上文所說,「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概念模糊、源於錯誤地理觀的地名,看得透徹的話,你就明白它根本與任何人的認同都不相干。現在跟大家有關的,其實是「中華民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你把兩者的簡稱拋諸腦後,身分認同還有疑問嗎?
我喜歡唸荷馬史詩,不代表我是任何意義上的希臘人;你愛讀唐詩宋詞老莊孔孟,為什麼就必須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呢?我一向認為以國族定義身分,意義不大,像我,就寧願做一個「四維時空的存在者」,懶得理會那蝸角上的蠻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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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追光者

勞資關係不是你死我活,共產主義就是謀財害命/ 顏純鈎



 

顏純鈎

勞資關係不是你死我活,共產主義就是謀財害命
馬克思閉門造車搞共產主義信仰,最基本的一個概念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剩餘價值意指工人生產產品的價值,扣掉資本家投資的成本,之外工廠盈利的部份,大部份被資本家㩴取,而工人所得極少。
剝削是永遠存在的,沒有剝削就沒有盈利,假設資本家把所有盈利全部分給工人,那它的投資和管理等於白做,企業不消一年半載就要倒閉。企業要盈利,資本家賺取剩餘價值便不可避免,問題是如何掌握分寸。
原始資本主義時期沒有法律規管,資本家窮凶極惡。隨著資本主義不斷的自我完善,勞工收入增加,勞資關係趨於合理,雙方的矛盾衝突得到緩解和協調。罷工仍时常發生,但勞資通過談判都會互相妥協,使企業繼續生存下去。
馬克思將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定義為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只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來解決。意思是,我窮你富,我拿你沒辦法,只能用搶的,不但要搶,而且要殺你的人毀你的家,把整個國家的權力奪回我手上,依我的意願支配財富。
這個簡單又野蠻的辦法,吸引大量好吃懶做的無產遊民。企業控制在資本家手上,工人沒有「話事權」,唯有推翻資本家,將企業控制在工人手上,才能保障工人的利益。
但問題是,企業不但是資本家的生財工具,也是工人收入的來源,勞資雙方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企業盈利雙方都有收入,企業垮了雙方都喝西北風。如此看來,保住企業是勞資雙方的共同利益,而不是雙方鬥爭把企業鬥垮了,企業垮了沒有人會從中得益。
工人賺多少錢叫做合理,這是由巿場決定的。資本家付工資太少,沒有人來做,他只能提高薪酬,否則請不到人。但如工人要求不合理,資本家再努力都沒有盈利,那資本家也只有執笠了事。因此,只要巿場在起作用,就不用搞什麼革命,巿場自然會調節。
在資本主義社會,勞資都是自願的,資本家不願做關廠了事,工人不願做炒掉老闆走人,沒有誰強迫誰,因此即使企業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你不讓他剝削就完了,搞什麼革命?
馬克思將勞資對立說成勢不兩立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的目的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工人階級統治的國家,那就解決所有難題。這是打家劫舍佔山為王的放大版,但卻對無產階級產生巨大誘惑。
馬克思發明了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又以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來使其合法化,推翻舊政權,一切權力歸共產黨,人人平等地富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類進化到共產主義。這是工人階級金色的夢想,暴力革命成為具浪漫色彩的歷史進化形式。
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便是,以共產主義的遠景為暴力革命化妝,以顛覆舊政權為路徑,將國家權力盡歸於共產黨。本質上共產革命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沒什麼不同,只不過馬克思又發明了歷史決定論,指定人類歷史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後一定終結在共產主義。既然歷史一定要這樣發展,那麼共產主義就一定會實現——馬克思一個人就斷言人類歷史的終結,他是何方神聖?
但馬克思只是提出一個空洞的革命概念,他不知道革命之後如何才能建立更合理健康的新政權;共產黨當政,如何保障國家的經濟繁榮人民平等;如何分配社會財富,如何規管執政團隊,防止腐敗;如何克服人性弱點,達到每個人都道德高尚的境界。總之奪取政權之後的事,馬克思就不管了,無產階級掌權能否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也不管了。
結果便是列寧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蘇共為保住政權大量殺人,糟塌經濟,造成大饑荒;斯大林手上又殺更多人,大規模流放苦刑,實行紅色恐怖。到毛澤東手上更無所不用其極,全面掠奪國家財富,把底層人民逼進死路。最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便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殘酷最具破壞性的一種有毒信仰。
實際上,資本主義沒有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隨著經濟危機的頻繁爆發而滅亡,社會主義也沒有顯示任何一點優越性,促進生產保證公平,反而千瘡百孔,造就新的權貴階級。而共產主義理想就成為政治迷幻,今日中共自己,都不會傻到仍相信共產主義的美妙遠景了。
今日中共想要的,只是保住紅色江山,讓紅色後代永享榮華富貴,而億萬工農大眾,也世世代代成為他們壓迫與剝削的對象。工人農民生產的剩餘價值,都上繳到共產黨高幹手上,共產主義便只是中共賣狗頭掛出來的可愛羊頭。
一言以蔽之,共產主義只是馬克思這個窮酸學者,想要出人頭地而閉門造車,想出來的一個天方夜譚式的餿主意,竟然因為時勢所助,無端影響了人類一兩個世紀,造成巨大社會災劫,死人無數,到今日還在毒害大量中國人。
實際上,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晚年已經察覺暴力革命的荒謬,恩格斯領導的共產國際主張議會鬥爭,希望通過合法手段,在政權輪替中爭取掌握國家權力。當然,恩格斯的議會鬥爭也沒有任何成果,他只是明白,議會鬥爭是資本主義體制自我完善的路徑,通過政黨輪替和社會監督,才是國家走上正軌的終極選項。
其實這些道理想通了「一字咁淺」。每個人都有一個腦袋,凡事都用腦去想一想,不斷質疑它、反駁它,謊言最終都會被識破。相反的,你被它的迷幻效果毒害,滿天神佛,沉迷不悟,你一生一世都走不出來。

2026年7月18日星期六

國進民退走進死胡同,單靠發債不能救經濟 顏純鈎


 顏純鈎

20260716
國進民退走進死胡同,單靠發債不能救經濟
經濟學家李稻葵在一個經濟研討會上指出,中國經濟已連續三年「整體偏冷」,失業率10.2%(高於官方數字一倍,其實離真實失業率也少了一倍吧),固定資產投資出現罕見的負增長,地方政府成為「經濟淤堵點」,社會資金大量被用於「還本付息」和「借新還舊」,他建議政府2026年發債應比政府計劃的12萬億人民幣再多一倍。
我對經濟是外行,但類似李稻葵的看法一點都不新鮮,這幾年來每天都聽到類似說法。如果多發債能徹底解決問題,經濟重新發力起動,政府老早就發了,政府不動,證明政府也沒有信心。如果只是多給錢就能救經濟,那問題就簡單了。
實際上,地方政府的嚴重負債,中央政府早有政策,叫做「誰家的孩子誰抱」,意思是,你挖的坑你自己去填,不要指望中央政府。但多年來地方政府大搞地產和基建,肆無忌憚舉債渡日,還不是中央一手推動的?中央要GDP數字好看,地方官要憑政績升官,上下齊心「興恰恰」,共囊盛舉。現在出問題了,中央政府甩手不管。
更有甚者,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放手,政策寬鬆,地方政府尋機踩紅線,越往資本主義靠攏,錢賺得越多,豈料中央政府在胡錦濤任內就開始搞國進民退,從那時開始,內外政策一面倒向中央集權,開放政策收緊,改革基本停滯,與西方民主國家關係倒退惡化,整個大環境倒向文革的泛政治社會。那時經濟就開始冷卻,一直到習近平上台變本加厲,日子一天天難過,今日之困境乃正常的發展結果。
房地產與基建投資過熱,當然是經濟衰敗的直接原因,但更廣泛而深刻的層面上看,是大國策的大倒退,窒息了經濟活力,巿場經濟讓位於計劃經濟,回到文革前那一套全社會服從黨意志的老路上去,如此一來,經濟不壞才是怪事。
如果國進民退行得通,那就證明計劃經濟行得通,也就證明社會主義有其優越性,也就可以甩開大步往中共專制路上走下去。但現實並非如此,現實是一旦走回頭路,巿場活力就消失,與西方民主國家關係惡劣,外部大環境也隨之惡化。現在回頭看,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經濟就一路向下,只不過二三十年來的發展還有點餘力在,慢慢消耗之下,終於走進死胡同。
中共本來的底氣是,經濟規模那麼大,全世界都在等中國產品,又覬覦中國巿場,加強中央集權,一定能保持經濟上的優勢,但中共不明白的是,中國經濟的優勢並非來自中央集權,而是來自改革開放,靠巿場經濟的活力,借西方國家的東風,是內外開放撐起來的,不是來自中央集權的優勢。
中共在大饑荒年代靠「三自一包」救命,到文革衰敗不堪,又靠改革開放救命,中共每次活不下去,都向資本主義討饒來自救,可惜死心不改,一旦自以為發達了,就忘記自己的來路,又念念不忘一黨專政。這是典型的好了傷疤忘了痛,也證明中共這個黨,完全是一個中國農民式的死不悔改的黨。
習近平上台後,以為中國財大氣粗,可以擺臉色給西方國家看。國內政策收縮,有國家財力兜底,一時的局部損失不在乎,其實經濟環境之敗壞,便是在國進民退的政策推動下,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是十幾年積累下來的「功德」。直到形勢敗壞,回頭一看,原來已經根基動搖,扶也扶不起了。
李稻葵教政府大發債,看起來他對中共政府也缺乏了解,中共現在對長遠形勢的估計,並不是經濟下行危險,而是中共江山搖搖欲墜。經濟敗壞救無可救,但中共江山不救卻不行,經濟下行死的是老百姓,江山崩塌死的是中共。
為保中共江山,要趕緊發展軍備,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與美日等西方國家的軍事衝突,要趕建航母、增產核彈、發展無人機艇、加強軍備與軍訓。對內要加強民間管控,要擴充維穩體系,發展人工智能去監視民間反對勢力,要隨時準備應付突發事件。內外壓力沉重,內外在在要錢,錢要用在刀刃上,經濟能不能救尚在其次,最要緊是專制政權要續命。
為什麼這些年,分明經濟已經足夠敗壞,可是習近平的中央,似乎提不出應對措施。這一屆中共中央當然無能,但也不僅僅是無能的原因,還有基於他們對未來局勢的總體估計趨於悲觀,也有他們將維穩問題置於最高位置的分別。李稻葵如此為中共指路,顯然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
歸根結底,中共的誤判是戰略性與根本性的,不是一時頭腦發熱,也不是且戰且走,根本在鄧小平手上,就決定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治就要往回收,收回到文革年間那種一黨專制的路上去,然後靠已有的經濟底子撐到共產主義。
為什麼中共不順著經濟改革的成果,推動政治改革,因為一啟動政治改革,中共的專制就動搖,中共既不能失去江山,也就永遠不可能搞政治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只能加強專政手段來維護政權,加強專政手段,經濟就會重回死路。這些中共心裡很清楚,但面前已是死胡同,退又退不得,只能做最壞的打算死撐下去。
習近平誤判基本局勢,沒想到十年一覺楊州夢,醒來只脫剩一條底褲遮羞,現在見不得人,卻也沒什麼辦法了。這條底褲是什麼?就是暴力維穩,李稻葵是經濟專家,發債救經濟之說,是政治外行人說的話。

2026年7月16日星期四

【廣西洪災至少39死 《南方周末》決堤調查報道遭刪除】

 


【廣西洪災至少39死 《南方周末》決堤調查報道遭刪除】

廣西六藍水庫決堤,至今造成至少39人死亡、9人失聯。外界持續追究悲劇是否人為決策失誤。中國媒體《南方周末》周二(14日) 刊出一篇逾萬字調查報道,追查水庫潰壩前一天的調洪決策、閘門故障等問題,發現除險加固工程16年至今仍未完成竣工驗收。然而,報道上線不足24小時,便遭全網刪除。

|還原決堤前24小時:從調洪到潰堤

《南方周末》一篇題為「廣西六藍水庫站長談潰口前24小時」報道,訪問了六藍水庫站長謝植杰,按時間線還原潰堤前最後24小時的情況。報道指謝植杰於7月5日上午在橫州觀察到雖有降雨預警,但水庫一帶雨勢並不明顯,直到下午雨勢才開始增強。隨着水位持續上升,站方監測到水位逐漸逼近汛限水位,於是準備開閘洩洪。

至傍晚約5點50分,隨着水位不斷上升,水庫向沿岸鄉鎮發布洩洪預警,通知地方政府讓民眾做好洪水避險工作,並同步以電話、電子郵件通知各單位。期間部分鄉鎮因郵箱爆滿,工作人員隨即透過微信補發。

到晚上8點25分,水庫啟動三級防汛應急響應;約15分鐘後開始逐步打開五道洩洪閘門,將流量控制在每秒50至200立方米,同時鳴響警報,提醒下游居民準備避險。午夜過後,隨着雨勢持續,地方政府開始與水庫確認下游居民需要轉移。 到了凌晨,水庫接獲通知,需要於清晨6時全開閘門洩洪。然而,危機正要開始。

|閘門接連故障 未能全開洩洪

根據報道,6日凌晨4點開始,5號閘門首先故障,維修後仍反覆下滑;約5點10分,3號閘門亦發生故障,自動滑落關閉。站長謝植杰形容,5點50分左右準備全開閘門時,5號閘門再次故障,「那時設備拉上來一點又滑下去,拉上來又滑下去,最高才拉得2米左右,操作室抖動厲害,又震動了,很危險了」。他最終於6時18分通知控制室人員全部撤離。同日9點左右,大壩東部出現約30米缺口;到10點30分左右,大壩中間也出現另一處約110米的缺口。

中國水利學會城市水利專委會委員謝齊分析,閘門未能完全打開,確實會影響洩洪流量及速度;不過,卓明信援負責人郝南指出,即使五道閘門全部開啟,也恐難以避免水庫漫溢,指「全力泄洪的速度遠遠趕不上上游洪水涌入水庫的速度」。

|報道追查工程驗收 揭2009年除險加固至今未竣工驗收

除了重組潰堤過程,《南方周末》也將調查焦點放在水庫工程。報道指,六藍水庫始建於1958年,2009年展開除險加固工程,並於2010年底通過主體工程投入使用驗收。然而,多名水庫工作人員向《南方周末》透露,這項工程至今仍未完成竣工驗收。報道指一名工作人員直言「竣工驗收不了,質量不過關」。

報道引述《水利工程建設項目驗收管理規定》指出,竣工驗收屬工程合法交付運行最後一步,若未完成驗收,原則上不得交付使用或進行後續工程。

另外,《南方周末》翻查2020年六藍水庫大壩安全鑑定報告,發現2009年至2010年相關工程確實至今仍未完成專項驗收,而相關情況「對大壩安全運行和管理都十分不利」。至於工程為何多年仍未完成驗收,報道曾多次撥打橫州市水利局局長電話,但均未接通。

|39死背後真相「被消失」

截至官方最新公布數字,廣西強降雨已造成至少39人死亡、9人失蹤,其中六藍水庫潰口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蹤。然而,當外界試圖問責決堤、工程驗收,以及決策程序是否存在問題時,《南方周末》這篇還原事故過程、並引用官方文件及多方訪談的調查報道,竟在發布約24小時後遭全網刪除。

中國網民在社交平台留言:「新聞已死,在審查制度下,真正稱得上新聞報道的作品,不是難產,就是早夭」。亦有網民表示,「災難發生後,比洪水退得更快的,是追問原因的報道」。

2026年7月8日星期三

足球隨筆|足球發展差,其實是中國社會的照妖鏡

 



20260707
足球隨筆|足球發展差,其實是中國社會的照妖鏡

中國足球差,當然不是新聞。

國足輸波、足壇反腐、青訓爛尾、球迷嘲笑,這些年早已成為一種循環播放的荒誕劇。荒誕到某個地步,外界甚至已經不太想認真討論,只剩下「國足又輸了」、「中國人不懂足球」、「十四億人揀不出十一個人」之類的廉價結論。

但我始終覺得,中國足球的失敗,不能簡單歸咎於「中國人不團結」或者「中國人不懂團隊運動」。這種講法太粗糙,也太偷懶。因為如果中國人天生不適合團隊運動,那中國女排的輝煌、男籃曾經的亞洲競爭力、甚至不同集體項目打出過的成績,又該怎樣解釋?

問題從來不在民族性,而在於足球這項運動本身,剛好最能把一個社會的制度缺陷、利益結構、文化侷限和權力邏輯,照得清清楚楚。

如果說中國足球是一面鏡,我會更願意說,它其實是一面照妖鏡。
照出來的不只是中國足球有多差,而是中國社會到底怎樣對待天份、怎樣對待競爭、怎樣對待規則、怎樣對待人的自由生長。



一個最弔詭的現實:中國不是沒有會踢波的小孩,而是他們長大後往往不見了

中國足球最吊詭的地方,不是完全沒有天份,而是少年階段其實往往並不差。近年U13、U15在一些比賽裡甚至踢贏過傳統強隊,證明中國不是沒有會踢波的小孩,甚至不乏很有天份、很有靈氣的苗子。問題是,這些苗子一旦進入成年、職業和利益結構之後,往往就開始變形、流失,甚至被摧毀。

最近那宗張皓燁事件,就很能說明問題。

這位被視為中國U15希望之星的少年,曾隨隊在意大利賽事中擊敗意大利U15,本來是中國足球少有能讓人看到未來的名字;結果回到國內,在一場交流賽中,竟然遭成年隊球員暴力圍毆至多處受傷甚至骨折,警方都要介入。這件事荒謬到近乎黑色幽默——一個能在海外賽場證明自己有潛質的少年,回到自己的足球土壤,面對的不是更好的保護與培養,而是赤裸裸的暴力與摧殘。

這就是中國足球最可悲的地方:不是沒有苗子,而是苗子長大的土壤太壞。

你會發現,中國足球真正的問題從來不是「孩子不會踢」,而是「這些孩子長大之後,為甚麼大多數都踢不出來?」

為甚麼少年時看起來有希望的球員,到了二十歲、二十二歲、二十五歲,卻突然消失?

為甚麼本來有點技術、有點靈氣、有點膽色的人,最後不是被磨成一個平庸的職業工兵,就是乾脆在看不見的地方沉下去?

這已經不是足球技術問題,而是制度問題。



乒乓球可以工廠式生產冠軍,足球不行

中國很多人討論國足時,總愛拿乒乓球、羽毛球作比較:為甚麼同樣是體育項目,乒羽可以長年稱霸,足球卻爛到扶不起?
答案其實很簡單——因為足球不是乒乓球,也不是羽毛球。

乒乓球、羽毛球這類項目,國家隊可以用精英篩選、封閉訓練、長期集訓去堆出成績。這些項目相對容易由上而下管理,只要在全國範圍內挑出最有潛力的孩子,放進體校、專業隊、國家隊系統裡,靠最頂端那批精英長年苦練,就有機會穩定產出冠軍。這種模式當然也有它的殘酷與代價,但至少在「拿成績」這件事上,它是可操作的。

但足球不是這樣。

足球不是只靠最頂端那幾十人苦練就夠,它需要的是龐大的基層人口、成熟青訓、穩定聯賽、自由競爭、球會文化、教練系統,甚至街頭足球、校園足球、社區足球的土壤。它需要的不是一條封閉的精英流水線,而是一整個活的生態。

少年足球還可以靠集中訓練、體能優勢、短期打磨去贏幾場波;但成年足球是另一個世界,它講的是長期聯賽強度、比賽節奏、足球智商、心理質素、位置理解、臨場判斷,以及整個產業鏈的健康程度。這些東西,不是贏幾場U15、U17比賽就能補上的。

中國可以用舉國體制打造奧運金牌項目,但很難用同一套方法打造足球生態。

因為足球最終比的,不是一個國家有多會集訓,而是一個社會有沒有能力讓足球自然生長。



足球之所以殘酷,正因為它是一套世界標準,不是中國說了算

中國足球另一個經常被忽略的困境,是它所面對的競爭深度,根本不是乒羽能比。

乒乓球、羽毛球雖然競爭也很激烈,但中國畢竟是長期深耕的傳統強權,全球真正投入到同等深度的國家有限;足球卻是全世界最普及、最商業化、最成熟的運動。你面對的不是幾個主要對手,而是歐洲、南美、非洲、亞洲無數從小踢到大的球員,以及一整套成熟運作幾十年的足球體系。

這就是為甚麼足球會比其他項目更像一面照妖鏡。

因為它不接受自說自話,不接受內循環,不接受「中國特色標準」。

你行不行,不是自己開會決定,也不是上級點頭就算,而是要放到世界舞台上,跟全世界最成熟、最殘酷的足球體系硬碰硬。

這也解釋了為甚麼中國球員即使在最好的時候走出去,往往都水土不服。

因為他們從小接受的足球教育、比賽環境與競爭方式,跟歐洲那種高強度、快節奏、講求自主判斷與持續競爭的職業體系,根本不是同一回事。

你看今屆世界盃,無論是挪威的賀蘭(Erling Haaland)、英格蘭的比寧咸(Jude Bellingham),還是再老一輩的C朗拿度(Cristiano Ronaldo)、尼馬(Neymar),這些球員之所以能成為真正的巨星,不只是因為他們天份高,而是因為他們從少年到成年,都一直活在一個會逼你競爭、也容許你發展自己特性的足球世界裡。

賀蘭不是靠挪威舉國體制「製造」出來的,他是靠挪威、薩爾斯堡、德甲、英超這條完整的足球鍛鍊鏈條,一步一步磨出來的怪物。

比寧咸也不是英足總開會決定要捧紅的人,他從伯明翰出道,到多蒙特打磨,再到皇家馬德里學會如何做巨星與領袖,靠的是一個開放競爭的足球世界,而不是一套行政指定的升遷路徑。

尼馬、蘇亞雷斯(Luis Suárez)、甚至更早年的美斯(Lionel Messi),很多南美球員之所以能改變自己和家庭的命運,也不是因為他們背後有一部完美國家機器,而是因為足球對他們來說,本來就是一條向上流動的真實通道:你夠好,你就有機會走出去;你夠狠,你就有機會改寫人生。

足球世界很殘酷,但至少它有一種殘酷的公平:
你可以出身很窮、來自小國、沒有權勢背景,但只要你夠好,仍然有機會踢出一條路。

中國足球最缺的,偏偏就是這種公平。



中國足球最大的病,不是沒錢,不是沒人,而是太多不屬於足球的東西

中國足球另一個致命問題,是它牽涉的利益太大,而且這些利益幾乎滲進每一個環節。

從青訓名額、升學、俱樂部資源、經紀人、地方足協、職業合同、轉會分成,到各種看不見的關係網與尋租空間,層層都有扭曲的可能。去到職業層面,足球更像一個巨大的利益場,而不是一個單純比誰踢得好的競技場。結果就是:制度保護不了真正有能力、值得被培養的球員,反而讓太多資源消耗在行政、關係與短視操作之中。

近年中國足壇多名高層、教練和相關人士因貪腐、假波、操控比賽等問題被重罰或終身禁足,包括前足協主席陳戌源、前國家隊主帥李鐵等人。這其實已經說明,問題不是「沒有投入」,而是大量投入根本沒有轉化成真正的足球建設,反而被利益鏈和短期政績消耗掉。

很多原本有潛質的人,不是在競爭中成長,而是在關係、短視和利益分配中被磨平、被耗盡。
他們學到的不是如何閱讀比賽、如何提升自己,而是如何在一個不透明的系統裡自保、討好、求生。

這種環境最可怕的地方,不是它會製造壞人,而是它會消滅好球員。

它會把有棱角的人磨鈍,把有個性的人壓平,把有靈氣的人變成只求不犯錯的庸才。



足球之所以令中國尷尬,因為它偏偏最需要「獨立人格」

我一直覺得,足球和很多運動最不同的地方,在於它表面上是團隊運動,骨子裡卻特別需要獨立人格。

一支球隊當然講整體、講紀律、講配合,但真正偉大的足球故事,從來不是十一個沒有個性的齒輪湊在一起,而是十一個有自己脾氣、有自己想法、有自己追求的人,學會在同一個體系裡彼此成全。比利時的球員可以10分鐘前還在吵架, 10分鐘後一起入球擁抱慶祝。中國人可以理解到嗎?

你看尼馬,他之所以是「最後的森巴舞者」,不只是因為他技術華麗,而是因為他身上有一種巴西足球式的自我表達:你可以說他花巧、說他任性,但那種創造力本身就來自他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自由。

你看C朗,他之所以能走到六屆世界盃,不只是因為他自律,而是因為他對自己的要求幾乎偏執——那種偏執,本質上也是一種極強的自我意志。
你看比寧咸、麥巴比(Kylian Mbappé)、耶馬(Lamine Yamal)這些新一代球員,他們未必每個人風格都一樣,但你很容易看到一件事:他們不是被系統生產出來的標準零件,而是在一個高水平競爭環境裡,保留了自己的特質,然後再學會如何把這些特質放進團隊裡。

真正的球星一定有個人風格,這個不知道中國是否真的可以明白到。

這種「同中存異」的能力,正正是足球最迷人的地方。
一支球隊是整體,但每個球員都是一個獨立的人:有自己的技術習慣、自己的節奏、自己的野心、自己的故事。足球場上那些最動人的悲歡離合,本來就是由這些獨立人格組成的。

問題是,這種自我、這種差異、這種不完全可控的個性,在一個高度行政化、講求服從、講求整齊劃一、講求長官意志的體系裡,真的能被容納嗎?

足球要的不只是執行力,它還要你敢冒險、敢判斷、敢即興、敢在一瞬間做出自己的決定。
這種能力,本質上就是一種自由。

而自由,恰恰是中國足球最缺乏、也最不被信任的東西。

足球球場上的自由,是我覺得足球比賽最迷人的地方。如果一支球隊永遠都是一板一眼,就很容易被對手針對性擊倒。



為甚麼挪威、冰島、日本可以,而中國不行?

有時候看世界足球,你會更明白中國足球究竟輸在甚麼地方。

挪威不是甚麼超級大國,冰島更是小國寡民,但他們照樣能在世界足球裡踢出存在感。去年的冰島、今屆的挪威,都不是靠甚麼「舉國之力」硬砸出來的神話,而是因為他們有一套相對健康的足球環境,能讓有天份的孩子一步步走進正確的競爭軌道。

南美甚至非洲很多國家更窮,資源更少,但足球對他們來說,是一條真實的上升通道。很多球員都是靠足球改變自己、家庭甚至整個家族的命運。那不是靠國家把他們「安排」成才,而是因為足球世界本身容許他們靠能力向上流動。

你當然可以說,日本也是靠國家資源、靠學校體系、靠長期規劃,把足球一步步做起來的。

但日本最重要的地方,從來不是「有國家資源」,而是它用資源去打造一個相對開放、相對自由、相對尊重專業的環境。球員可以發展自己的特性,教練可以建立自己的理念,俱樂部與學校可以形成真正的人才培養鏈,而不是一切都服從某個短期KPI或者行政意志。

中國最欠缺的,恰恰就是這種空間與土壤。



習近平救不起國足,因為足球不是靠最高指示就能長出來的東西

很多人會問:既然習近平喜歡足球,國家也曾提出那麼宏大的改革藍圖,為甚麼還是救不起國足?

我反而覺得,答案正正就在這裡:足球不是靠領導喜好、政策口號和最高指示就能速成的東西。

中國曾提出到2030年建大量足球學校、到2050年成為足球強國的長遠計劃,但足球人才培養本來就要二三十年,而且中間不能靠運動式治理、不能靠政績工程、不能靠買外援、不能靠一時熱錢。你可以一夜之間蓋很多球場、掛很多標語、成立很多足球特色學校,但你沒辦法一夜之間長出真正的足球文化、真正的聯賽土壤、真正懂足球的人。

中國足球最核心的問題,其實是想用行政命令去解決一個需要社會土壤、文化積累和市場競爭才能長出來的問題。

足球需要的是每天在校園、社區、街場、球會裡自然生長出來的競爭文化,而不是由上而下指定誰要踢、誰要辦、誰要達標。

說穿了,足球這件事太誠實。這個也是我沉迷足球的地方。

它不會因為你有十四億人口就給你面子,也不會因為你有國家意志就自動變強。

它最終比的,是一個社會有沒有能力容納競爭、容納專業、容納個性、容納失敗,也容納那些不按指示、但真正有天份的人。

所以中國足球差,根本不是足球問題,而是社會問題

說到底,中國足球最可悲的地方,不是「踢不好」,而是它把很多中國社會本身的問題,赤裸裸地暴露出來了。

它暴露了中國很擅長用行政力量去製造短期成果,卻不擅長培養需要長期自由生長的生態;暴露了中國很擅長集中資源辦大事,卻不擅長保護個體、保護差異、保護那些還沒來得及長成的人;

暴露了中國可以很有效率地蓋球場、辦聯賽、喊口號,卻未必能建立一個真正可信、公平、開放的競爭秩序。

所以中國足球差,從來不只是足球問題。
它其實是中國社會的照妖鏡。

照出來的不是國足有多廢,而是這個社會到底怎樣對待天份、怎樣對待自由、怎樣對待規則、怎樣對待人。

中國不是沒有錢,不是沒有政策,也不是沒有人口。
中國足球真正缺的,是一個健康、長期、開放、可信,而且能夠讓天份不被扭曲、讓球員不被利益吞噬的足球生態。

乒乓球可以靠國家隊工廠式生產冠軍。
足球不行。
足球最終比的,不是一個國家的命令能力,而是一個社會是否真的懂得讓足球自然生長。

而如果一個社會,連讓足球自然生長都做不到,那它照見的,大概也不只是足球的失敗而已。

2026年7月1日星期三

中共成立105年 王丹網站

 




王丹网站 Wang Dan's Page

20260701
中共成立105年,對中國這一百多年來的發展產生過而且依然正在產生巨大影響。我們當然不同意“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樣的說法,但是,沒有共產黨,今天的中國肯定是另一番景象,這倒是可以肯定的。對於這樣一個左右著中國發展命運的百年老黨,在它成立百年之際,對它做一些分析和認識,也是必要的。我先分享我認為最重要的两點.
其一,關於暴力性。我們必須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從其建立的第一天起,一直到現在,都具備一個鮮明的特質,那就是“暴力性”。這是一個崇拜暴力,迷信暴力,以暴力為號召而成立,靠暴力擴展政治力量,用暴力奪取政權,憑借暴力維持和鞏固統治的政黨。這個黨,因為一切依靠暴力,所以天生就不具備自動改良為現代性政黨的條件,我們也不能幻想它會願意用現代文明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即使在它已經執政四十年之後的一九八九年,當人民對它提出改革的要求的時候,它還是采取了暴力手段。這就證明,暴力,已經成了這個黨解決問題的習慣性做法。
更重要的是,暴力已經不僅僅是行為。暴力行為深刻地影響了中共的思維模式,使得中共的政治路線也具備暴力特點。這樣的路線已經滲透進這個黨的靈魂中,成為中共各種思想和政策的最深層次的基礎。暴力對中共的影響從其嬰兒時期就已經開始,一百年來不斷強化和加深,可以說,中共已經對暴力產生了路徑依賴,不可能擺脫其影響了。認識到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只有認清中共的暴力性,我們才能丟棄那些錯誤的幻想,正視結束中共的一黨專政統治的艱巨和必將付出的代價。
其二,關於合法性。中共成立到現在已經一百多年,在中國執政也已經七十七年了,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中共作為執政黨的合法性。但是其實我們應當認識到,中共在中國行使統治權力,是沒有任何程序上的合法性的。中共建政,使用的是戰爭的手段,打敗國民黨之後,中共自行宣布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過程,從來沒有經過選舉這個建立合法性的最低的標準。
盡管世界各國承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一個政權的合法性,從來不僅僅是建立在其他國家的承認的基礎上的,更需要的,是本國人民的承認。在這方面,中共宣稱自己得到了全國人民的擁護,但拿不出任何具體的證據。七十二年以來,中共從來沒有通過一個合法的方式證明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中共號稱“為人民服務“,但中國人民從來沒有過一次機會,用投票的方式自由地表達自己的選擇。更何況過,作為一個具備各級組織機構的政黨,中共甚至都沒有到民政部進行政黨登記,因此,嚴格地說,中共本身就是一個非法組織。一個非法組織的統治,當然沒有合法性而言。
習近平上台以後的中共,不斷地強調各種各樣的自信。如果他們真的有自信,就應當開放選舉,讓選舉結果建立他們統治的合法性,證明他們確實得到人民的擁護。不管他們嘴上多麽自信,對於自己的合法性卻始終不敢通過正規的方式確認,這說明他們自己對自己的合法性都沒有信心,那麽我們憑什麽承認它的統治的合法性?
我最近接受訪談的時候, 曾經提出“我不服”.
我不服, 就是因為這個黨, 並沒有經過人民的選舉, 也不敢經受選舉的考驗, 就那麽腆著一張大臉繼續用暴力維持著它的統治, 我當然不服!

中國共産黨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政黨嗎? 不是.
在很大程度上,中共更類似于一個具有封建性質幫會組織。當然,這是一個極具規模的掌握了國家政權的幫會組織。爲什麽這麽說呢?
第一,從其領導機構的産生來看,現代政黨的領導層也是通過黨內選舉産生的,但中共的各級領導並非由真正的選舉産生,而是各級黨委推薦,經過各級中組部層層考察,經由上一級黨委直接指定任命而産生的,黨員對于自己的上級沒有監督的權利,只有服從的義務,這是典型的幫會特點。
第二,中共的實質上的最高領導人,具有封建帝王的獨裁性質,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即使他們名義上沒有黨的職務,但實際上仍就是黨的最高領導,而且具有一言九鼎的權威,不受到任何的監督,且可以對黨內的各級官員有生殺大權,對黨的政策可以一個人說了算。到了習近平的時代,仍是確立全黨對最高領導人的服從。中共的最高領導人,與封建時代的皇帝,就其權力而言並沒有什麽不同,甚至比皇帝還要獨裁專制,這種各級黨委書記決定所屬一切事務的特質,這種只要被公認爲“老大”,不需要任何職務就可以作出決策的特點,跟中國曆史上的幫會組織的屬性是一樣的。
第三,現代意義上的政黨,並不會把對本黨的忠誠,當作組織的最高原則。不僅在美國,就是在民主制度剛剛建立不久的台灣,個人脫離原來政黨,參加另一個政黨甚至是反對黨,都是正常現象,並不會因此而受到本黨處分或者制裁。但中共最強調的,就是對黨,對黨的最高領袖的絕對忠誠。這一點,從中共曆史上就可以驗證。最近,外界盛傳有中共高官外逃,中共官媒就發表文章,舉出曆史上中共總書記顧順章叛黨之後全家遭到滅門的事例,意在警告黨內存有二心的的黨員。這樣以滅門來威脅叛逃黨員的組織,無論如何算不上一個現代政黨,而更像是一個幫會組織,甚至是黑社會性質的幫會組織。習近平率領政治局全體成員舉手發誓“絕不叛黨”的畫面,也更讓人想起幫會的入會儀式,而不是正常的現代政黨。
其實,回顧中共早期建黨的曆史,無論是二十年代在上海從事工人運動,在發動罷工的時候與上海黑社會的勾結,還是在進入農村地區建立政權的時期,收編包括井岡山王佐等各地土匪組織壯大自己隊伍的做法,都有著濃重的幫會氣息。即使到了今天,從他們懲治黨內不同派系的手法來看,仍舊不脫一個黑社會幫派組織的習性。這一切,都與現代政黨的性質相差太遠。中國共産黨,就是一個打著政黨旗號的大型幫派組織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