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人生：「再愛就愛死了」（李怡）

 世道人生：「再愛就愛死了」（李怡）

林鄭自上任以來，「國家」「中央」不離口，今年的《施政報告》提到「國家」有53次，「中央」41次，有人問這「到底是國家報告還是香港《施政報告》」。在講到通識科時，又說要培養學生認識「國家」，認識「憲法」與「《基本法》」，首先要「了解國家憲法要求」。

講了這麼多「國家」，林鄭沒有告訴香港人，「國家」是甚麼？事實上，在中國的所有文宣中，也沒有清楚告訴人民，「國家」是甚麼？

國家，按普世含義或只是根據常識，它就是由人民、土地、主權這三個元素組成的實體。三者的優先次序，按孟子的說法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就是統治權，即主權的體現。孟子的經典說法是：人民最重要，土地其次，主權最輕。美國憲法第一句是：「We The People」，開宗明義由人民立憲。在現代西方文明國家，執政權力，即主權的合法性體現，源自每隔幾年人民投票的授權。這就是主權在民的體制：民有，民治，民享，人民個人權利最大化。

香港《基本法》固然是根據中國憲法第31條而產生，但根本性質與中國憲法完全不同。中國憲法第5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權利的時候，不得損害國家的、社會的、集體的利益……」。這是國家權力最大化的條文。《基本法》沒有這樣的規定。中國憲法的「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列有許多公民的義務，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維護國家統一的義務，服兵役的「義務」，還有一連串不得這樣、不得那樣的規定。《基本法》「居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一章中的「義務」，只有一條，就是遵守香港法律的義務。中國憲法規定公民有實行計劃生育的義務，香港《基本法》與此相反，第37條訂明香港居民有自願生育的權利。前者是人民要服從國家，後者是人民有天賦人權。《基本法》第39條關於兩個人權公約，規定香港如有關於居民權利的任何立法，必須限制都不能與兩個人權公約相牴觸。因此，《基本法》可視為人權憲法，是個人權利最大化的法規。

倘若個人權利最大化的《基本法》，不是作為中國憲法的例外法規去實行，而是服從於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中國憲法，那麼就會產生越來越深厚、尖銳的深層次矛盾。行政首腦越強調「國家」，與執着於個人權利的市民的矛盾就越尖銳化和表面化。

國家權力最大化的中國，怎樣詮釋「國家」的定義呢？中國出版的《漢語大詞典》沿用列寧主義的解釋：「統治階級實行階級壓迫和實施統治的組織」。

中國現在的統治階級是甚麼人？被壓迫的是甚麼人？中國憲法凌駕香港《基本法》，會讓香港變成甚麼模樣？沒有比中國無遮掩的憲法51條和《漢語大詞典》的解釋更清楚了。

個人權利最大化的國家，講到愛國，人民都明白那是基於憲法所保障的個人權利而愛國；國家權力最大化的國家講愛國，會造就怎樣的光景呢？作家柏楊1987年接受我訪問時說：「這個國家不能再愛了，再愛就愛死了」，因為「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用害這個國家的辦法來愛這個國家，用害這個民族的辦法來愛這個民族。」

林鄭無時無刻不表示她的「愛國」，在她的「愛國」施政下，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地位漸漸消失，發達國家開始禁制高科技產品輸往香港，香港作為中國的白手套與發達國家聯繫、作為中國吸取外資的要寨地位趨於式微，對中國來說，香港漸失去利用價值。林鄭所作所為，都是用害這個國家的辦法來愛這個國家。再愛下去，香港死了，中國也被愛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