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30年令人想起當年的黃雀行動，大批被暴政通緝的政治難民，以香港為避難港再轉往其他國家。香港成為受國際景仰的維護人權的文明典範。30年後今天，特區政府推動修訂《逃犯條例》，自此香港當然不可能再擔當遭政治壓迫者的避難所，相反卻成為政治難民的出產地。30年來香港從收容政治難民轉為輸出政治難民，這一個大顛倒，提供了人類歷史上社會文明急速淪落的典型。
國際傳媒報道，黃台仰、李東昇獲德國政府批准得到難民保護，德國政府儘管沒有提供理由，但黃李二人提出的訴求是在香港受到政治檢控。因此德國批准他們成為政治難民的理由就很清楚了：「如果申請人因國籍、宗教、政治觀點或屬於某個社會群體而受到迫害，德國將提供難民保護」。
黃台仰去年受訪時說，「如果德國政府認為香港司法獨立，他們就不會給我難民身份」，批准難民申請的原因「是他們認同香港正利用司法來迫害香港人。」
德國政府的決定，說明HK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的Special已經不存在，「五十年不變」已經從黃雀行動的香港變成出產政治難民的香港了。
從韓國以真實人物為背景的電影《逆權大狀》、《逆權司機》、《逆權公民》中，我們看到人民爭取權利的抗爭最終能取得成果，重要原因之一是有西方記者的現場採訪和國際傳媒的報道。而背後就是西方價值觀念的支持。從歷史來看，韓國、台灣、緬甸從專權政治轉向民主政治，都是由於有抗爭者流亡到美國和歐洲，引來外國人道組織和政治團體對專權政治的關注，才促使掌權者改弦易轍。
香港九七後市民爭取民主權利之所以如此艱困，路越走越窄，除了中共強權的野蠻和香港少數人無恥、多數人沉默之外，更因為中國經濟崛起、外國又因金融海嘯而困厄，於是睇錢份上，對中國的褻瀆人權也眼開眼閉，對香港爭取自主運動不但無暇多顧，甚至還假惺惺地說一國兩制運作良好。香港爭取民主、人權的抗爭得不到外國勢力的支持，在與強權力量懸殊的情況下陷入苦撐局面。
我在上月底《逃亡》一文中提到，在梁天琦受審前，我曾對他說，在外國尋求政治避難，它的積極意義是：以身說法，向世界說明香港已有了政治逃亡，因此已是強權社會而不是人權社會。
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中，黃台仰表示當時他與梁天琦有共識：「我們其中一人需要離開，繼續爭取獨立的工作。」原來他們早就有了為香港將來作不同犧牲的打算。
林鄭說，中聯辦就《逃犯條例》開腔，是因為外國勢力介入。認為香港既有人邀請外國介入，又批評中聯辦干預，是雙重標準。
她不會不知道：外國的介入只是道義的介入，而中聯辦的介入是權力的介入；前者對社會無壓迫感，後者就有實質的威懾力。就香港市民目前所處的惡劣形勢而言，外國勢力對香港事務的道義介入應該越多越好。
我尊敬到美國、歐洲向西方政要爭取支持的民主派，至於對那些為成全香港而犧牲自己的年輕人，則已經不只是尊重，而且是深感愛護與心痛。無論挺身受囚，還是忍受與自己成長的土地終生告別，都不止是像我這樣寫寫說說，而是身受其苦地呼喚國際社會對香港自主守護文明的支持。
梁天琦沒有逃避，黃台仰李東昇也沒有逃避，沒有像那些曾經批評他們逃避的人那樣逃避，他們主動挑起對香港未來的責任，向世界證明了：香港已經不是過去國際社會眼中的香港，香港已經徹底變了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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