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哀的知識人：讀余英時回憶錄(撰文：劉細良)

悲哀的知識人：讀余英時回憶錄(撰文：劉細良)

我曾經以為但凡真正熱愛中華文化傳統的人必定是反共，因為自四九年以來，信奉馬列中共隨意踐踏傳統文化，所以兩者並不相容。但現實可能根本是相反，共產主義能進入中國，正是因為它與傳統儒家思想核心價值相配合。最近一直在讀《余英時回憶錄》，他是我們新亞歷史系同門大師兄，當代最有國際地位的華人歷史學者，自三○年代起親身經歷了中國最激烈變動的歲月，也體驗了中國人如何迎來馬列主義。余英時一生反共，對共產主義禍害，深痛惡絕，是華人知識分子表表者。他對共產主義的觀察，也令我再一次反思中國人接受馬列的原因及其遺害。

馬列與孔夫子
馬列受中國近代知識人歡迎，最主要的動力當然是民族主義，尤其是受到日本侵華的刺激。1936年的「西安事變」和1937年的「蘆溝橋事變」是轉折點。這就是民族救亡壓倒了思想啟蒙。余英時認為，民族主義是歷史環境，但清末民初中國知識人為甚麼熱心把共產主義介紹到中國來，「我認為以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發生了一種接引作用，使清末知識人容易接受共產主義（或社會主義）意識。首先是儒家特別注重『均』的觀念，孔子『不患貧而患不均』是最早的表現。從觀念發展到制度化，後世便有『均田』、『均稅』、『均役』等措施。『均』的觀念也從儒家傳到道家，從上層文化傳到下層民間文化，所以東漢時代的一部《太平經》便把『太平』的概念理解為『大平均』。」

他認為平均主義思想在中國一方面源遠流長，一方面無孔不入，為中國知識人接受共產主義奠定了一種心理上的基礎，一拍即合。在「均」的思維框架之下，士大夫最感義憤的社會現象便是「豪強兼併」，即土地分配極端不均，造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

差不多先生
余英時分析傳統儒家，認為另一有極大影響的價值觀是關於「公」和「私」的尖銳對比。「士大夫一向都強調『公』是善，而『私』則是惡。近代提倡改革的康有為寫《大同書》，而主張革命的孫中山也宣揚「天下為公」四個大字。」「均」與「公」的價值，令他們認同共產主義，其實，背後涉及傳統儒家知識分子的虛偽性及「差不多先生」的劣根性。平均主義及天下為公令他們產生一種道德上優越感及使命感，認為自己不為私利，而是為了濟天下蒼生，相反對西方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及民主自由背後的一套功利主義及性惡論，便相當排斥，甚或根本沒有「讀通」過。書中引述梁漱溟在回憶錄中說，「他早年一聽見資本主義是維護私有財產的，便馬上大起反感，所以寧可選擇社會主義。他大概從來沒有聽見過英國哲學家洛克（John Locke）關於私有財產是文明基礎和個人自由的保障之類的說法，根本不知「資本主義」為何物……」

近代中國知識人選擇共產主義作為「救亡」藥方，是出於一種「差不多先生」的錯覺，他們對於這套理論是否合乎中國的病情，根本未深入研究過。只因為這套理論中某些核心價值同傳統那套相近，聽起來很熟悉，於是就拿來用。這是中國人實用主義思想主導下的行為，對觀念性的東西不求甚解，只要能應用，看起來似模似樣就OK，這不就是今天的「山寨」特色中國產品嗎？但「新百倫」始終不是「New Balance」，山寨就是山寨，一旦走出中國便成為了笑話。

更可悲是不同的錯覺在「五四」以後仍然不斷出現，如認定共產主義才能給人以「真民主」、「真自由」、「真平等」。余英時認為視馬列為救亡良方，「這一選擇可以說是聚九州之鐵而鑄成的大錯。」大錯遺害至今，已經無法糾正過來。

「今天回顧起來，我感覺最痛心的是：中國為這一選擇付出了最可怕的代價，但在發現這是大錯之後，竟不得不走回頭路。市場制度、私有財產、階級分化等都回來了，但卻出於不正當、不文明、不合法的方式，以致腐敗貪污竟成為這一畸形社會的內在特色。」

余英時以他深邃的歷史眼光，一語道盡了共產左毒為何陰魂不散，習近平重走老毛回頭路的因由。

撰文：劉細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