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6日星期二

悼念金庸,我們在悼念甚麼? (時事評論員 劉細良)

悼念金庸,我們在悼念甚麼? (時事評論員 劉細良)



香港傳媒及文化人的虛偽,充份體現在一邊為金庸逝世而歌功頌德,一邊對於澳洲華人藝術家巴丟草作品因被大陸威嚇,香港主辦單位突然取消展覽視而不見。

金庸即使真是千世而一出的文學家小說家俠之大者,又如何,就如國學大師饒宗頤、電影人鄒文懷,大家想想假若他們沒有庇託於英治香港,會有甚麼成就可言?民國時代的國學大師,49年之後面對處處紅線的政治禁區,學術生命結束,歷史學只剩下「五朵金花」可以討論,哲學只有歷史唯物辯證法,藝術表演只有全國一台戲紅色娘子軍樣板戲。文學藝術為政治服務,延安文藝座談會精神全面貫徹在各創作領域。民國時代已成為國學大師的陳寅恪60年代沒有甚麼研究自由可言,甚至人身也失去自由,而饒宗頤則可以自由自在飛到巴黎,內地文革爆發,他正在法國及英國研究當地所藏敦煌畫稿。至於昔日與饒齊名的季羨林,那時正在大陸忙於參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這些民國時代的精英人物,在中共治下面對紅線禁區,有的積極參與社會主義新人思想改造,投入政治運動,迫害其他知識分子,如季羨林;有的消極抵抗,但始終無法逃避政治黑手,過得到反右,過不了文革,一生不斷寫的作品,就是思想檢討向黨交代,如蕭軍。金庸也是民國人,生於1924年,1948來香港工作,這是他一生最大的轉折。電影《一代宗師》以詠春拳葉問師傅故事為主軸,寫出成為一代宗師的三個境界:見自己、見天地、見眾生。真正令葉問、金庸、饒宗頤、鄒文懷、邵逸夫等人成為人物,其實是香港,因為香港的自由,令他們得以「見眾生」。中共禁絕人民私下習武,葉問來港後仍然在大南街港九飲食職工會授拳,晚年遇上李小龍,而李小龍因為鄒文懷的眼光,培育成為世界武打動作明星,詠春也傳遍世界。沒有自由的表達、創作及思想環境,他們怎能夠見到眾生呢?

金庸小說之所以在香港家喻戶曉,是因為70年代邵逸夫主政的無綫電視,將片廠模式移植到香港電視工業,製作長編電視劇,由此產生第一批本土電視明星汪明荃、鄭少秋、李司棋、朱江、夏雨,1976年推出改編金庸小說《書劍恩仇錄》,紅花會豪傑借電視的魅力「入屋」,1978年《倚天屠龍記》推出,自此改編金庸小說已成為電視劇名牌。我們這一代是成長於電視黃金時代,由電視接觸金庸小說,再回頭找小說去看。金庸小說改編之所以切合電視流水作業生產方式,因為本來就是商業創作,在報紙連載為了賣紙,所以要不斷有衝突位,劇情節奏要快不能拖沓,人物造型設計要突出,奇幻想像豐富,這都是市場導向下的產物。

自由環境是關鍵


悼念金庸,究竟我們在悼念甚麼?如果他是天才,大家只有惋惜一位天才的消逝,但如悼念有現實意義的話,就通過懷念金庸的創作,令香港人知道要出力去捍衞,那個曾經令葉問、金庸、饒宗頤、邵逸夫、鄒文懷等人得以「見眾生」的環境:一個自由城市!

劉細良
時事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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