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警會前國際專家組成員,英國基爾大學心理學教授Clifford Stott與數位學者,包括兩位香港學者,最近在權威學術期刊《Policing》發表文章,重點並不在指出香港警察在2019年反送中運動中所犯的錯誤,而是解釋反送中的抗議行動,為何由和平、合法的群眾示威,轉變為越益激烈、涉及集體暴力與衝擊的不合法直接行動。
專家們指出,沒有科學證據說明傳統的群眾理論提出的解釋是合理的。傳統群眾理論假設聚集的群眾都是非理性的,無可避免會被人操控、衝動及情緒化,有先天傾向變得暴力和破壞秩序。因此,群眾很容易被一些煽動者挑撥和挾持去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用傳統的群眾理論為群眾聚集斷症,當權者採用的療法,自然就是強權鎮壓、監控及壓制。
專家們提出「精細化社會認同模型」(Elaborated Social Identity Model)來解釋群眾聚集的現象,認為更能解釋反送中運動中的群眾轉化。在社會運動中,參與者主觀地感覺到大家都屬同一群體,擁有共同的身份認同。這身份認同為所有成員創造了一套共同價值,指引他們如何行動,但共同價值不是不變的,會因應所處環境的變化而轉變,環境變化包括政權和警察針對相關社會行動所採取的策略和措施的轉變。
反送中運動中的群眾轉化能很好地論證「精細化社會認同模型」的推論。當警察無差別地使用武力,就重塑了群眾的身份認同,合理化他們把暴力升級。當政權被視為喪失了正當性,群眾會認為有需要去反對政權,並更能接納一些激進的反對行動。因這重塑過程,激進的群眾感受到被賦權,因他們覺得激進的行動會得到其他抗爭群眾的支持。抗爭行動更因而可以擴散到更多地區。
當權者仍未發現自己的錯誤
簡言之,專家們是說以傳統群眾理論來判斷反送中運動爆發的原因,是斷錯症;用強硬的打壓手段去鎮壓,是落錯藥。結果不單不能消弭抗爭,反刺激出更激烈的抗爭。其實,中共和特區政權對香港民主運動也犯了同樣錯誤。30年來,香港民主運動都是在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框架內進行。但中共總是擔心西方利用香港為顛覆中國政權的基地。2014年的佔中運動,在中共眼中,就是西方世界向中共逼宮的手段。中共相信香港大部份人只顧賺錢,那麼多人參與雨傘運動,必是被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所煽惑,反送中運動是另一次向中共及特區政權的進擊。
經過反送中運動,中共繼續斷錯症、落錯藥。在中共與五眼聯盟及歐盟的衝突越益激烈的大形勢下,中共強化了香港民主運動正威脅國家主權的想法,打壓的手段是有史以來最密集及狠辣,在很短時間內動用《緊急法》、制訂《國安法》、以各種罪行去拘控異見者、否定三權分立、整肅教育界、押後選舉、取消議員資格,要把司法、新聞及社工三座大山都移除,目的就是把所有反對者和不同意見者鎮壓下去。結果是過去大家所珍惜的自由香港,就這樣被殺死了,專制統治會在香港橫行。
到現在為止,看不到當權者醒覺到自己所犯的錯誤,故也不會做甚麼去修正。客觀地看,或許街頭和議會有一時的安寧,但捲進民主抗爭這新的身份認同及共同價值的港人,只會越來越多,因更多人會認為中共及特區政權對香港的統治完全喪失正當性。他們會用各種方法去持續不服從這專制統治,到下次時機來臨時,這些重塑了身份認同的港人,必會以更激烈的方法去抗爭。
戴耀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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