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復香港，時代革命」這口號，轉眼就聽了四個月，從一開始的時候，很多人接受不來，因為「光復」「革命」都是禁忌，怕觸動有心人的神經，會把抗爭運動變質云云；而且，八隻字聽起來威武，實際意義卻不易明白，至少至少，在四個月前都不容易理解。
到了現在，口號終於成功入屋，是時間使然，是現實上香港的轉變令到我們明白、並且接受了。不是嗎？所謂革命，就是把舊有的推翻、將固有的革新；革命有好有壞、有成功有失敗，法國大革命是革命，文化大革命也是革命。看看現在香港，四個月內，一切我們以為行之有效、穩固可靠的制度和文化，全部化為夢幻泡影，「一切堅固的事物，都煙消雲散（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抗爭者渴望時代革命，但真正革命成功的，卻原來是永遠都「克制」、「合理」、「正確」的香港警察，建立香港新秩序。
時代更替、時代革命，其實從來都未曾停止。讀對岸的台灣歷史時，我們知道台灣民主化以前，台灣人經歷過的，同樣是無窮無盡的搜捕和打壓、白色恐怖，還有世界史上最長的戒嚴宵禁令（38年），只是當威權打壓已是台灣歷史的時候，卻變成了此時此刻的香港。這是最壞的時代，只願沒有更壞的時代。
過去幾年因為研究生活的漂泊，輾轉在英國、台灣和德國都待過一陣，最近剛剛從德國搬回香港，在這個地方最需要香港人團結待在一起的時候回來，算是盡了最微小的責任，就是作為香港人的責任。有感這次回來之後將需要極大的情緒管理，以面對林鄭月娥的暴政，所以從德國回來之前，放任了一個多星期，去了瑞士琉森音樂節充電。每天到音樂廳聽音樂會，聽了馬勒第四、第六交響曲、布魯克納第八交響曲等等，看夏伊（Riccardo Chailly）、海廷克（Bernard Haitink）等指揮，我看的是海廷克倒數最後第四場的演出，見證一個時代的終結。90歲的海廷克，早就宣告明年將會休假（on sabbatical），他說，他不想宣告自己退休收山，所以就說自己休假，但大家都要明白這是退下來的意思。
自知是幸運至極，一生人有多少機會可以如此每天上午登上瑞士的高山呼吸，然後晚上在琉森湖旁邊聽音樂？所以我要立志，現在多做好事，來生做個瑞士人。而說出來更奢侈的事，是我中途離開瑞士，到了柏林一晚，為的是聽柏林愛樂樂團、在新任首席指揮佩特連科（Kirill Petrenko）上任之後，開季第一場的演出。以往在這裏寫過佩特連科，到最近終於上任。柏林愛樂樂團在過去接近140年來，只曾有過7位首席指揮，能夠見證新時代的開始都是難得。
佩特連科新上任，對柏林愛樂而言也是時代革命。首席指揮就是樂團舵手，演出什麼的曲目、對音樂有怎樣的演繹，都可以差之千里。佩特連科的新時代孰好孰壞，開季一場難以定調，但就肯定柏林愛樂跟以往都不一樣。佩氏的上一任是拉陶爵士（Sir Simon Rattle），一個精於面對鏡頭的英國爵士，以喜歡新音樂見稱，錄音無數的同時，也開創了柏林愛樂的網上平台，將音樂廳內發生的都傳送到音樂廳外。
至於佩特連科則是比低調還要低調，近乎無錄音之餘，也謝絕一切媒體採訪。所以世界各地樂評家寫他的開季演出，引來引去，都是他幾年前僅有的媒體訪問內容。過去有一個關於佩氏的傳聞，就是他之前所領導的巴伐利亞國家劇院（他在劇院的任期到2020年結束），設計宣傳海報，希望他可以出鏡做生招牌，最後的成品就只有他那握着指揮棒的手，印在海報上；而在剛剛的開季演出的之後一日，柏林愛樂在柏林地標——布蘭登堡門前公開演出，佩氏又拒絕在宣傳的海報出鏡。
樂團開季的曲目，看起來一點也不新穎，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但這樣的選擇，也是佩特連科展示新時代的最大野心。明年是貝多芬逝世250週年，作為世界第一樂團，以此曲開季、向世界第一的作曲家致敬；同時今年是柏林圍牆倒下的30週年，30年前，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為了慶祝柏林統一，率領來自東西德、英、法、美、蘇的樂手，演出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
無論是30年前抑或是今天的一切，歷史從來都不會忘記。今年注定會是歷史上重大的一年，也是佩特連科在柏林愛樂時代革命的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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