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udfront-ap-northeast-1.images.arcpublishing.com/appledaily/STQSVAALBBQORG5DJCII73BIGA.gif)
早前政論家李怡曾說，過去一年經歷最多的情緒是恐懼、痛楚、憤怒與厭惡。文憑試放榜前，我訪問了一些中六學生，他們認為過去一年最深的感受是：不甘心。對他們來說，這一年可謂是大環境變幻莫測，但要強迫自己心無旁騖苦讀，社會秩序正在崩潰，但自己囿於考試體制的桎梏，完全不能做到「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精神折磨之大，是社會對他們的虧欠。
然而，當權者不會這樣想。他們認為過去一年的亂局是由年輕人搞出來的，立法會議員陳健波再發表他的「收成期」偉論：「年輕人無權摧毀上一代的成果。」那麼，請問陳健波一句：你又有甚麼權利摧毀下一代的未來呢？當然，他是沒有那樣的權利，但他有那樣的權力，5、60歲的人的確掌控社會最多的資源，而香港的政治結構也沒有健全的代議機關作為世代衝突的減壓閥，亂局呈現出來就是年輕人在街頭抗爭，在上位者安然無恙地把政治責任歸咎於年輕人。
然而，當權者不會這樣想。他們認為過去一年的亂局是由年輕人搞出來的，立法會議員陳健波再發表他的「收成期」偉論：「年輕人無權摧毀上一代的成果。」那麼，請問陳健波一句：你又有甚麼權利摧毀下一代的未來呢？當然，他是沒有那樣的權利，但他有那樣的權力，5、60歲的人的確掌控社會最多的資源，而香港的政治結構也沒有健全的代議機關作為世代衝突的減壓閥，亂局呈現出來就是年輕人在街頭抗爭，在上位者安然無恙地把政治責任歸咎於年輕人。
當權者終自食其果
從傘運一路走來的香港人，對大型抗爭過後當權者奚落年輕人的政治辭彙毫不陌生。2014年12月時任行政長官梁振英就指，年輕人在香港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苦無出路，應該離開香港向外發展，所謂向外就是大灣區。同一時期，不斷輸入大陸人才到香港。
即使這樣，曾經參與反送中的年輕人會甘心嗎？不需要從世界歷史找證據，只從香港2014年至2019年的歷史發展就知道，不走社會改革的路而以恐懼治港，當權者最終只會自食其果。北京從1997年以來部署的三大回歸：主權回歸、治權回歸、人心回歸，頭兩項早就達成。但為甚麼香港仍然有強烈的反對聲音？尤其經歷小學普教中的千禧世代在反送中也不遺餘力參與前線行動？
以民族主義理論大師Benedict Anderson的論述解釋：「民族主義的出現很多時繫於一種屈辱的感覺。」五大訴求，除了撤回反修例，連在政治現實上最大公約數的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無疾而終，隨之而來的竟然是比2013年23條立法還要辣得多的港版國安法。當權者要年輕人噤若寒蟬、聽聽話話，但年輕人會心服嗎？連本來最平和的年輕人也會埋下義氣難平的種子，在日後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再次爆發，以過去六年歷史演變的軌迹，這是難以想像的趨勢嗎？
還有，從去年6月9日至上月30日，香港共有9,216人被捕，有1,972人遭起訴。而被起訴的罪行之中，最多是暴動罪，共653人，其次是藏有攻擊性武器罪，共304人，以及非法集結罪294人。其中，約18%、超過1,600名未成年人被捕，有名17歲學生前後九次被捕，另有12歲小六生四次被捕。被捕人數還在不斷增加。反送中規模之大及廣，是傘運百倍有多，幾乎任何人認識的朋友中都有人曾經被捕，連日常的生活空間也留下運動的烙印，這樣的集體創傷會因為惡法通過產生的不甘心減輕還是加深呢？
一位我尊敬的台灣學者講過：「社會運動的創傷需要在運動中療癒。」在2016年9月後香港社運進入低潮期，這句話尤其深刻及令人難過。當時魚蛋革命產生的政治犯、流亡者的聲音不為主流社會接納，但三年後出現無人預料的成果。以恐懼不能征服人心，一日世上還有香港人這身份，反抗還未完。
陳雅明
自由撰稿人
即使這樣，曾經參與反送中的年輕人會甘心嗎？不需要從世界歷史找證據，只從香港2014年至2019年的歷史發展就知道，不走社會改革的路而以恐懼治港，當權者最終只會自食其果。北京從1997年以來部署的三大回歸：主權回歸、治權回歸、人心回歸，頭兩項早就達成。但為甚麼香港仍然有強烈的反對聲音？尤其經歷小學普教中的千禧世代在反送中也不遺餘力參與前線行動？
以民族主義理論大師Benedict Anderson的論述解釋：「民族主義的出現很多時繫於一種屈辱的感覺。」五大訴求，除了撤回反修例，連在政治現實上最大公約數的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也無疾而終，隨之而來的竟然是比2013年23條立法還要辣得多的港版國安法。當權者要年輕人噤若寒蟬、聽聽話話，但年輕人會心服嗎？連本來最平和的年輕人也會埋下義氣難平的種子，在日後特定的歷史社會條件下再次爆發，以過去六年歷史演變的軌迹，這是難以想像的趨勢嗎？
還有，從去年6月9日至上月30日，香港共有9,216人被捕，有1,972人遭起訴。而被起訴的罪行之中，最多是暴動罪，共653人，其次是藏有攻擊性武器罪，共304人，以及非法集結罪294人。其中，約18%、超過1,600名未成年人被捕，有名17歲學生前後九次被捕，另有12歲小六生四次被捕。被捕人數還在不斷增加。反送中規模之大及廣，是傘運百倍有多，幾乎任何人認識的朋友中都有人曾經被捕，連日常的生活空間也留下運動的烙印，這樣的集體創傷會因為惡法通過產生的不甘心減輕還是加深呢？
一位我尊敬的台灣學者講過：「社會運動的創傷需要在運動中療癒。」在2016年9月後香港社運進入低潮期，這句話尤其深刻及令人難過。當時魚蛋革命產生的政治犯、流亡者的聲音不為主流社會接納，但三年後出現無人預料的成果。以恐懼不能征服人心，一日世上還有香港人這身份，反抗還未完。
陳雅明
自由撰稿人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