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城 - 劉細良

自由之城 - 劉細良

中共強推港版國安法，香港這自由之城會否就此沉淪，成為一個毫無生氣的大陸城市？香港人及國際社會同感焦慮。香港人過去一年的抗爭，世界矚目，大家都在思考，一個被視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經濟城市，為何會如此「瘋狂」地投身街頭運動，同時這抗爭又牽動着西方世界。

實踐中的自由

今天介紹一本書，是關於西方核心價值重鎮荷蘭阿姆斯特丹的前世今生，書名叫《Amsterdam: A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Liberal City》，作者Russell Shorto，集歷史學家、作家與記者於一身，擔任《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特約作家、2008至2013年間擔任阿姆斯特丹約翰．亞當斯學院（The John Adams Institute）院長。此書在2017年出了中文譯本，最新修訂版剛剛面世，書名改成為《自由之城》。對香港人而言，阿姆斯特丹的代表作是大麻咖啡屋及紅燈區玻璃窗櫥，很少人會思考這些現象存在所代表的意義。
本書作者指出，大麻和性交易，均充份展現了荷蘭詞彙「Gedogen」的精神，亦即「應屬非法，但官方容許」；他認為我們只要探究這包容的概念，則會從中得出「自由主義」的結論──正是因為包容異己、重視個人權利的自由主義思想，讓此城得以從一個與海爭地的小漁村，逐步發展為全球商業與金融重鎮。

衰落或奮起

大家想起自由主義思想家，從來不會連結到荷蘭人，只會想起英國或法國的笛卡兒、洛克、盧梭、伏爾泰等人，但真正實踐自由主義的地方，原來是荷蘭低地上，一座始於十三世紀水壩濕地上的小漁村，由於是填海造地，發展出有別於歐洲傳統的社會與信仰自由。十六世紀，西班牙天主教多次審判迫害異教徒，這些來自西班牙的猶太人、安特衞普的新教徒避走到相對寬容的阿姆斯特丹，同時也將手工技藝、金融體系帶進該城。為了追求自由，阿姆斯特丹市民在奧蘭治親王威廉一世的號召下，起而反抗西班牙的獨裁統治；這種精神深深地影響一個世紀後的美國獨立革命與法國大革命。
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步入黃金時代，東印度公司是人類史上首間股份制有限公司，第一間證券交易所也在此成立，是市場經濟自由主義的起點。倫敦的金融體系正是移植自阿姆斯特丹。
我認為回顧阿姆斯特丹的六百年的歷史，大家會多一點認識香港，同樣由漁村填海造地發展起來的城市，在英人管治下成為了中國動亂的避難所，包容各式流亡海外的人物、宗教信仰及思想言論，也連繫着自十七世紀開始離散世界各地的華人移民，「香港生活」是他們的心靈故鄉，文化燈塔。香港是亞洲市場經濟資本主義的重鎮，由香港出發進入中國，影響全世界。
來自孟買的二等公民，印度拜火教商人捐助成立香港大學，處理公共衞生的現代化醫院；太平天國南京城破，洪秀全族人流亡香港支持孫中山革命；晚清時期新教教會、天主教會開創了現代教育，十九世紀中葉成為亞洲航運中心，帶動媒體資訊，刊登船期表的華文報章，奉送立憲法革命派言論。亞洲現代市政改革始於香港。
這座自由之城會否就此衰落，或是像過去百多年克服重重困難，再次奮起？決定權在自己手。

撰文：劉細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