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x滅洋 - 潘東凱

周前（11月13日）新華社發文紀念「義和團愛國反帝運動」，大談「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說這是民族意識覺醒，又認為這歷史事件「見證了中國近代歷史上反帝愛國運動的重要一幕」及「展現了百年前中國民眾團結禦侮的決心」。

其實若要談甚麼民族意識覺醒，遠在元末的1367年，朱元璋起兵，宋濂發表檄文就慷慨激昂說「驅除胡虜、恢復中華」了，這何止覺醒，簡直亢奮！之後六、七百年，這種亢奮在中華大地一直方興未艾，晚清革命黨起事，把宋濂的口號幾乎原封不動循環再用，以一字之差改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不過弔詭的是，孫文等人領導的第一次廣州起義早在1895年發生，拳匪亂京師卻在1900年，後者喊的口號是「扶清滅洋」，擺明車馬為滿洲皇族賣命，與興中會、同盟會等人，兩種「民族意識」截然不同，根本水火不容！

另外，新華社文章的出台本身也有點怪異，義和團鬧事引來八國聯軍入京發生在1900年6月到8月間，新華社文章發表在2018年代11月，既不掛月又不巴年，五歲小孩都明白，這些義和團文章是配合國家在當下國際鬥爭、尤其是與美國打貿易戰的一個環節。

其實所謂民族意識是一個飄移不定的概念，像滿漢之分是一種民族主義，糾結黃種人與白人對立又何嘗不是民族主義？根據現代學者像英國當代著名哲學家史恪敦（Sir Roger Scruton）分析，民族主義（nationalism）有別於愛國主義（patriotism），前者建立於仇恨及有排他性部落色彩，後者則根植在地與社區及故鄉的眷愛，固然史氏認為後者遠較前者可取。

今次北京當局的舉措，肯定是看中當年拳匪的「滅洋」，至於扶的是甚麼就不必深究了，不過若歷史可以作為鑑戒的話，新華社諸君似乎要小心了，真的在國家層面上「開拖」要講實力，慈禧他們當日靠拳民的甚麼燈（黑燈是寡婦、紅燈是少女）照與小說虛構人物（像孫悟空）等上身的刀槍不入結果還是一敗塗地，這次貿易戰中給步步進逼，觀乎日前在巴新APEC會議中美國副總統當着國家主席面前對一帶一路的「打臉」，北京領導人只能夠閉目養神，繼而態度軟化，指示曾經在台海耀武揚威的美國核子動力航母，像列根號都可以訪問香港特別行政區，要「滅」這個洋，似乎也很難。

不過，據說在庚子拳禍是真的有個結結實實的「民族英雄」的，就是左宗棠的老部下、甘肅軍頭董福祥，當年6月董福祥率部進入北京，駐守永定門， 6月11日，董部在永定門外刺殺剛好乘車經過、完全沒有武裝警衛也沒有挑釁清兵的日本使館書記杉山彬，更將其屍體肢解，並剖腹取出腑臟，心肝獻給董將軍，其餘塞入馬糞，棄於路旁。據說董的「忠勇」，被清廷誇為「了不起的好漢」。注意，慈禧以光緒名義發表「宣戰詔書」是在6月21日，當時日本帝國與清廷根本不在交戰狀態，其實殘忍屠殺沒有武裝的外國使節於理不合也對國家有害無利，雖然技術上沒有甚麼難度。

事件中除了上述杉山被殺，也有德國公使克德林（Clemens Freiherr von Ketteler）被害，都是在對方不是軍事人員、不在作戰狀態中，沒有武裝之下被偷襲成功的，既不光彩，也違反國際法，其實是當時（甚至現在）一些落後國家地區面對列強的一種自卑心作祟，筆者在7月15日本欄文章《叫好叫座「辱華禁片」》提到1927年「南京事件」中被害金陵大學副校長文懷恩（Dr. John E. Williams），慘劇也如出一轍，不過那次操刀的是中共親手了。

庚子拳禍中最可憐的是中國的教眾，殺不到洋人就拿他們出氣，短短幾個月，就屠殺了近十萬人，到了今天仍然在燒教堂、拆十字架，世界的改變，有時似乎不大。

最後一提，事件在英屬香港也留下一點痕跡，港島半山有一條西摩道，命名自當日八國聯軍總司令愛德華·霍巴特·西摩爾（Edward Hobart Seymour），另外九龍尖沙咀的赫德道，卻是紀念中國海關之父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後者在整個亂局中一直身在京師，把經過記錄下來，到八國聯軍鎮壓得勝之後，赫德與李鴻章配合參加《辛丑條約》談判，盡力維護中國利益，以求達到其能夠承受的議和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