唏噓的豬肉佬: 華夏屈辱史：第N次鴉片戰爭(撰文：劉細良)

【文化籽：讀書好】
美國《時代》雜誌最新一期的亞洲版雜誌封面，封面以英文及簡體中文寫上「中國贏了」（China won），為該雜誌封面首次出現兩種語言。雜誌刊載一篇名為《How China's Economy Is Poised to Win the Future》的主題文章，分析中國近年在國際間贏得越來越多權力與影響力的現象。專題作出了令強國人開心不已的預測，認為在紛亂的世界中——「你要押注一個國家，賭它可以繼續擴大影響力，美國不是一個好選擇。更明智的選擇，顯然是中國。」

習近平領導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竟然得到美帝媒體認可，那當然是可喜可賀之極。相信很快香港媒體及中小學教科書，都充斥着關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故事，這條雪恥復興的故事主線，猶如美國英雄漫畫的橋段，中華民族本身有5,000年文明，是世界上僅存的四大文明古國，華夏文化以其優越性一直向周邊地區輸出，令游牧民族漢化，文化水平提高。可惜19世紀西方工業文明抬頭，殖民主義者東來，中國變得落後了，受盡欺凌屈辱。1841年鴉片戰爭割讓香港，是這段屈辱史的開始，然後經過共產黨不屈不撓，領導抗日，驅逐帝國主義，實現獨立自強，走上今天偉大復興之路。

自我吹噓的華夏秩序

我不厭其煩地覆述這些政治宣傳，是希望大家及早注射預防疫苗，以免中了「大中華毒」。中華民族只有百多年歷史，這段民族屈辱復興史，也只是百年來的政治宣傳。我介紹一本台灣出版的新歷史書《中國窪地：一部內亞主導東亞的簡史》，作者劉仲敬先後出版過中國近現代史人物評議作品，這書是他三次演講的輯錄，從宏觀角度顛覆了我們一貫以華夏文明為中心的角度，提出內陸亞洲（即一帶一路中亞國家）對東亞的影響，遠高於華夏文化向游牧民族輸出，華夏文明是不斷「胡化」，而非游牧民族漢化。
由殷商戰車作戰技術、趙武靈王、秦穆公引人草原騎兵戰術稱霸，到南北朝拓跋鮮卑土豪入主中原，成為大唐帝國。唐引進突厥軍事兄弟會組織，大量中亞傭兵組織進入中原地區，這都是內陸亞洲文明向東亞輸出的證明。安史之亂後到殘唐五代十國，是回紇、沙陀、突厥軍事組織輪流稱霸的過程，我們一直推崇的儒生官僚集團，從未扮演關鍵歷史作用。宋代立國，遼早巳存在，到蒙古統一，建立以穆斯林商人中亞工匠及蒙古騎兵為支柱的政權，儒生官僚集團只是用作管理蒙古帝國在華夏地區的殖民地。元帝國的核心管治模式，是蒙古制度而非漢族皇帝體系。這情況在滿洲人建立的大清帝國再度複製，在儒生集團書寫的歷史中，是滿人漢化才建立盛世，但實際上滿人是重複蒙元模式，在華夏文化地區，採用儒生官僚集團那一套典章制度，在管理蒙古、西藏、回疆雲南，以至俄羅斯關係，則是源於內亞草原的一套治術，大清的理藩院其實比禮部來得重要。
我們一貫認為華夏是文明秩序輸出國，殊不知內亞地區因國與國之間競爭激烈，其衍生的秩序、制度、管理模式比秦漢建立而千年不變的郡縣制編戶齊民來得進步，更不用提軍事技術、武器及作戰管理體制，東亞文明遠遠落後。作者認為類似1841年鴉片戰爭的衝擊、屈辱，在歷史上已經多次出現，只不過挑戰者是來自中亞草原，而當草原部族衰落，英國人以最先進的文明技術打開亞洲之門，挑戰才由內陸亞洲轉移為海路來的殖民主義者。

迅速再被征服

東亞華夏文明是無法自己生出一套自我管理的體制，管理自己及其他人，秦漢之後成為內亞文明的實驗場，停滯的王朝只能被動回應內亞帶來一波又一波的衝擊。最後一波才是西方殖民主義東來，結果造就了中華民族及中國誕生，源於草原的滿洲帝國瓦解，但隨着殖民秩序撤出，華夏文明沒有生出一套管治方式，迅速被來自蘇聯的列寧主義黨國體制入侵，華夏秩序再次被外來秩序所征服。
劉仲敬這些觀點，凸顯了偉大民族復興論的荒腔走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