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能是因為這兩年來香港的變化實在太劇烈，我以前記得的標誌年份1997，1989，1966這種，漸漸的不斷向前進，到了1949了。和很多人一樣，對於1949我其實並沒有切身的體會。然而有時候看看四周，所見所聞都像新的那麼陌生，真有一種快要「被解放」的感覺。
整整二十年前，我印過一本書，書名是一連串的數目字：《1949 1989 1999》，可能因為明年又是一個9年，同事卡爾惦記着那本書，要我重印。他不知道的是，我在編另一部年份書名的新書《1949，北平故人》。作者是寫過《別了，毛澤東》的邵燕祥。邵先生八十多歲了，是經歷過1949，經歷過北平變成北京的人。
他說1949最強烈的感覺當然就是十月一日那天，以「彼可取而代」，成為歷史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了中華民國。十月一日「國慶節」取代了他從小牢記的「雙十節」。共產黨取代了國民黨。毛澤東取代了蔣介石。北京取代了南京。「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取代了「三民主義，吾黨所宗」。五星紅旗取代了青天白日滿地紅。
邵先生的老友王學泰補充說，那種感覺可不是一般的改朝換代，不僅是政治變革的開端，不僅換了執政者……。他用了好幾個「不僅」，舉例子時他則舉了個活靈活現的唱紅歌的例子，當然那時候沒有「紅歌」這個詞，而是叫做「扭秧歌」。
其實當時的北平人並不接受「扭秧歌」，但後來都扭了起來，這有點像我們香港人，目下並不接受大媽唱的紅歌。但我們知道，唱不唱紅歌，和扭不扭秧歌一樣，將是人們愛不愛國、革命不革命的試金石。
當然邵先生1949的感覺，比「扭秧歌」更有文化意義。他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五日那一天，南京政府派專機，從南苑軍用機場起飛，接走大學者胡適、陳寅恪他們之前，北大左派學生已開始張貼郭沫若寫的《斥反動文藝》大字報圍剿沈從文。只是連邵先生至今也不知道，這凌厲的圍剿之役，是中共地下黨發動的，抑或只是學生的自發行為？邵先生當時也沒想到的是，很快，連最不習慣扭秧歌的沈從文，也寫了《給胡適之先生的一封公開信》，統戰胡適，而與陳寅恪齊名的史學家陳垣，更寫《給胡適之一封公開信》，慷慨激昂地告訴胡適，「你應該正視現實，你應該轉向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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