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狼人值得觀看的電影

華爾街狼人值得觀看的電影

三個小時的電影，沒有令人感到沉悶和說教的感覺。電影好像沒有太多的價值觀，特別是主角的腐化和墮落的生活，差不多是沒有價值判斷，主角父親對兒子的行為，在電影中沒有責備，主角的第一任妻子離婚再和另一美女結婚，導演也沒有太多的價值判斷，即使到了片尾，第二任妻子與主角離婚，都是因為子女的將來，而不是因為主角的腐化生活。

彷彿每個人也默許主角的生活，在股票市場賺大錢之下，不斷的性愛和無盡的毒品。這是電影高明之處，沒有太多說教，好像很平談，但作為電影觀眾看到的卻是另有感受，資本主義社會的精神扭曲，每個人也好像著了魔一樣受到主角的影響而進行股票買賣，摩天輪式不斷的股票買賣，經紀可以取得最大的佣金，迷惑的卻是那些買股票的人。

當然電影中描寫的一個百分比的美國有錢人可能根本不覺得那是付出的金錢，但一般的窮人卻是用這個方法賺取金錢，電影唯一一個正氣的人物是那個FBI，這個探員卻絕主角的賄賂，堅持要追捕主角，電影沒有描寫他的堅持原因，只有戲末FBI探員正如主角一樣坐地鐵，面對著一大班低下層，但好像帶點微笑，當然接著講到主角放監出來繼續他形同傳教的置富講座，有一種強烈的對比感。

迪卡比奧今次的演技由頭帶落尾，沒有了那種靚仔的感覺，演出得很好，這是一套值得觀看的電影。

于川原 - 于川原 《華爾街狼人》大師即是大師

2014年02月20日

今個情人節檔期最好收的電影，還遠遠拋離浪漫愛情電影，是馬田史高西斯執導，由里安納度狄卡比奧主演的《華爾街狼人》，與此同時，電影公司公布該片成為全球史上最賣座的馬田史高西斯作品。《華爾街狼人》充滿魅力，馬田史高西斯再次回歸他最擅長的犯罪題材，證明了，即使他年屆72的高齡，創作力仍然旺盛。

《華爾街狼人》改編自八十年代股票經紀Jordan Belfort在獄中寫成的傳記，Jordan Belfort是華爾街的傳奇人物，26歲已經是千萬富翁，曾經試過3分鐘賺取1,200萬美金；至九十年代初，Jordan因為一宗大規模欺詐案而被判入獄22個月。酒池肉林並不是歷史和傳說，假如金錢真的像扭開水喉取自來水般易得，多荒淫、浮誇的情節都可以在現實上演。

充斥性愛 毒品 粗口
    馬田史高西斯的編導手法仍是一貫流暢利落，3小時的片長維持著一種高度戲劇張力，角色在紙醉金迷、夜夜笙歌、荒淫貪婪中迷失自我，充斥性愛、毒品、粗口和犯罪場面，帶點一窺奇觀的意味，以及和觀眾一起審視戲中人的放浪人生。娛樂性與批判性十足，講人性和社會，諷刺資本主義可以有多荒誕。資本主義讓很多國家「富」起來，但它本身只是一場數字遊戲，只要懂得玩這場遊戲，投資者及經紀不需要勞動便能賺得財富，擁有大量資源及權力，而一般市民的血汗錢就化為烏有。Jordan在公司裡多次發表激情演講，為手下洗腦，鼓勵他們謀取暴利，而所賺取的都是自己應得，這樣模式幾乎可以媲美邪教；首尾一場「Sell me this pen」點出，商人要賺取金錢，就得為他們「創造」需要，可憐的顧客上當後仍懵然不知。

里安納度瘋狂而投入
    本片是里安納度第五度與馬田合作，在《華爾街狼人》的演出為里安納度帶來演技上的高度評價，不再是徒具英俊外表的演員。他由頭帶到尾的演出，瘋狂而投入，最精彩的一場戲是吸毒後用腳開車，要多放蕩有多放蕩。綠葉演員方面，有Jonah Hill飾演的Donnie Azoff，他是個詼諧滑稽、沒有道德觀與羞恥心，集幽默、誇張和卑鄙無恥於一身，是一個重要的角色，他在《魔球》中的演出已經很亮眼，每次出場都能令場面生色不少，能入圍金像獎男配角提名，實在是實至名歸。
現實中的Jordan被判罪後，法庭要求他賠償超過一億美元，但他懂得走法律的灰色地帶，最終只賠了一千多萬美元。入獄前的他，早已在世界各地貯起大量金錢，在監獄中輕輕鬆鬆過了22個月，放監後繼續出席各種講座，教人如何極速賺大錢，現在更居於加州的豪宅，仍然是金錢至上的人。且問，誰還會信惡人有惡報？

于川原-視本行為終生職業的資淺電影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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鮮血沒有親俄親美之分(無待堂)

鮮血沒有親俄親美之分(無待堂)

2014年2月21日

 （原載於：無待堂）

烏克蘭反政府示威，政府射殺示威者；戰地攝影記者拍得現場滿目瘡痍，儼如內戰。在網上看見馬料水青年分析事件（言論出處），砍頭就說你們港燦不要「煽風點火」，不要和烏克蘭示威者同仇敵慨，見人家勇武非常，爾等反蝗港燦就打哂飛機，不要那麼天真以為這一切是為公義民主，都是美蘇兩大霸權的代理人之戰。馬料水青年進一步分析，謂領導反政府民眾的是主張排外的法西斯組織，廣場上的人員有專業裝備（木盾算嗎）、受過「半軍事訓練」，已經是武裝力量，而不是一般示威民眾⋯⋯歸結到底，就是「一小撮不明真相」的民眾被美國勢力利用推翻親俄政府——聽起來很像中共或者親共人士對六四事件的「論述」。所謂亞洲戰地女記者的專家評析也是如此。

被射殺的烏克蘭人，在宏大的國際政治左翼分析中都不知道是甚麼。烏克蘭人的熱血鬥爭，因為有美國的身影，香港人感到熱血、或者自慚，左翼青年視為「笨柒」。

每談到六四，大陸人的視野總是很宏大，急不及待就告訴你六四事件醖釀的時候，美國中情局在背後做了多少工夫、他們向天安門廣場的人派發了多少武器，總之結論就是美國策動要推翻共產黨，陰謀將中國分裂成幾十塊。到今天，我家老父仍是說這一套。但其實這一輩現在也有知音。馬料水大學也培養出這種具有「國際視野」和大格局的學生。在這種分析之下，六四就是一場在美國佬操縱之下的笨柒反共政變，學生被利用反共，有甚麼值得大書特書廿幾年。香港人廿幾年來拿著六四聖牛議題、對著六四死難者大J特J，廿幾年來，一地都係，原來是為了憑弔一次由香港捐錢資助、西方策動，但失敗收場的美帝國反共政變，WOW！

烏克蘭的流血衝突，示威者以木盾氣油彈對抗政府軍的坦克車和狙擊步槍，也挺像左翼文化社運人念茲在茲的雞蛋與高牆論。拿氣油彈對狙擊槍的烏克蘭人，難道因為美國有參一手，他們就變成了美帝走狗，給打死了也是自作自受？一句法西斯排外的罪名，就給烏克蘭政府的鎮壓塗了脂、抹了粉，一切都合理了。烏克蘭之前有示威者在防暴政察面前彈琴，左翼文化社運人也大J特J。如果我們用這套大格局來分析，美帝棋子鋼琴詩人有甚麼好J？還是純粹因為好型？

千里之外，流的是別人的鮮血。評論人去詆毀，很容易，很安全，不用冒生命危險。但世上真的那麼多不明真相的人？就算美國想烏克蘭換一個政府，就代表反政府人士都是一無所知，on99？香港人棒到八九六四的北京學生廿幾年，支聯會年年大搞，在香港的左翼青年眼中肯定是「煽風點火，把某議題吹到轟轟烈烈，澎湃豪邁，也不能掩蓋事情笨柒」。但他們沒有反對，不打倒這個神檯。因為到場要用的籌款箱早已預備。

左翼文化社運人喜歡談大是大非，烏克蘭有平民被軍警射殺，就是大是大非；聲討動武軍隊，也好像是普世價值。但這些人的普世價值往往是用來反反蝗、反反殖民。所謂左翼戰地記者在槍林彈雨漫談美國和歐盟的陰謀、法西斯排外政團騎劫了運動⋯⋯那種「國際視野」，常見於文匯報大公乃至於大陸的軍事政治雜誌。

我也不會因為廣場學生中出了一個像柴玲這樣的無恥女人，就說學生的犧牲一文不值。戰士倒下了還是戰士，蒼蠅在它的屍體旁邊冷嘲熱諷，自以為通透全局，眾人皆醉他獨醒。但戰士死了還是戰士。美國的影子大家不是不知道，只是廣場上的弱勢、每一個個體，是鮮活的生命，奔流的是鮮血，鮮血沒有親美或是親俄之分。

這是常情，但左翼大格局世界觀中沒有常情，甚至沒有感情。香港的爸媽買不到奶粉，風流左翼叫你學餵人奶，it’s all about determination，都是這種無情、片面、自以為是。

國際政治總是大國之間的比併和陰謀，其實大家都知道。只是總有些人太叻、知識太廣，酷愛光照庸眾，教訓你們小眉小眼，看不到美國勢力無孔不入。他們總是把別人想得太傻，或者把自己想得太聰明。一說到這些事，就只有反美，沒有普羅人民的血肉。

防範美國，不管要死人滅族。反美反上腦，下一步就是主張不要干預他國內政。為了反美，沒有權的就發謬論；有權的，就是在聯合國否決干預敘利亞內戰——干預就會給美帝插旗啊，那麼就誓死反對干預，讓他們先打個稀巴爛血肉橫飛，女人被輪姦，小朋友要當兵殺人。

為了反美，左膠可以去到好盡。甚麼大是大非、雞蛋高牆之論，在反美二字前面，盡為權宣與虛妄。

烏克蘭和香港在十字街頭相遇(盧斯達)

烏克蘭和香港在十字街頭相遇(盧斯達)

在資本主義彷彿大獲全勝的時代，左翼企圖跳出無孔不入的體制，但正是由於他們察覺體制無孔不入，最終落入失敗和犬懦主義——資本主義和美帝神通廣大，天羅地網，怎可能有反抗力量成功組織起來？結論就是，能夠成功組織起來的，都必定是資本主義或霸權的代理人，是別有用心的、是反動的、是被背後勢力利用的。

他們和一般維園阿伯、街頭親中阿叔落入同樣的論述。而他們頗為自豪的「深入分析」，美其名是不要將世事面譜化、善惡二分化，這是對的，但實際上，在資本霸權無處不在的後現代前設當中，最終一切淪為純粹的權力分析，變成道德人性的虛無主義宣示。在軍警不斷殺人的時候，他們在各種俄帝中帝五毛編織的危言聳聽乃至抹黑中陷入迷思，用「凡事不要非黑即白」來掩蓋餘下的是非黑白——有大量平民被殺；用法西斯的聳動形容，去喚起大眾的歷史潔癖，變相為俄帝抬橋。

平民被槍殺，政府強勢鎮壓，這些應該受到譴責的事情，盡被各種來路的propaganda活埋。輿論世界中最受討論的，竟然是烏克蘭人背後有甚麼可能的政治勢力。戰場上的生生死死變成佈景，變成配角、跑龍套。而這些話卻是出於一路自命擁抱普世價值（民族自決算不算？抑或又是美帝的陰謀？）的香港知青。

更奇趣的是，同一群人一邊為六四喊苦喊忽，一邊說烏克蘭反政府運動乃美國策動再加上排外法西斯，那算是甚麼？我望唔透。同一群風流左翼可以支持烏克蘭人反抗俄帝，但又同時反對香港人反抗中共的自由行清洗，那究竟濟弱扶傾四個字從何寫起？他們念茲在茲的，仍是甚麼「蝗蟲」很難聽、輸掉質素之類的小眉小眼。烏克蘭人武裝抵抗暴政，本質是文明的；但為甚麼斯文到只是鬧一下人，同樣是反抗暴政，做的是香港人，就是不文明？龍門是怎麼擺的？

還是承認吧，很多社運圈和政界的人都不是那麼普世，他們對中國有著特殊感情。明報蘋果「八十後」曾志豪吳志森葉寶琳梁文道天天用歪理維護的，是中國人。中國人做甚麼都是情有可原，香港人放個屁都是「不文明」。所以左膠異常確定烏克蘭群眾運動是美國策動的政變，是又一次推翻俄國代理人的意圖；但若有人說六四事件中的學生是被利用了，事情是美國「煽風點火」，他們一定大義凜然指論者是淡化中共責任。是啊，那麼現在是誰在淡化烏克蘭政府乃至俄羅斯的殺戮責任，為俄帝形象塗脂抹粉？

在這個時代，他們自命進步，但心底已經不相信革命會再次來臨，也不相信世界可以變好。因為他們認信權力和資本的宰制已經深入世界的骨髓。到真正的革命來臨，他們反會否認它、污蔑它，千方百計說服自己，這不是革命！因為革命早就死了！他們搞讀書會、寫文章拿稿費、搞各種各樣「社會運動」（像萬人戶外卡拉OK），心裡卻早已不再相信一切。以至改變出現，他們反而不能接受。本土意識、論述、泛民板塊的剝落、各種街頭運動，沸沸揚揚，但他們卻到今天都認為這是排外，自私，這不可能是改變。

但事實是，改變再慢也是會來的，舊派人已經不配承受這個改變。他們從最革命的人，變成最反動的人。他們用排外、極右、法西斯、土著本土派等詞彙來抵毀積極反抗的、重估價值的人，他們藐視熱血和生氣，用最惡毒的輿論去壓制同胞最卑微、最基本的需求，以形合自己心中那個一切希望幻滅、一切改變都不可能的世界。所有改變，最終都只能被美帝或法西斯政團所騎劫。這就是反高鐵運動出來的社運文化人未老先衰、急速退化的心理面貌。

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有一段文字，適合描述今日的香港：

「一切別的東西都試過了，都失敗了。曾經留戀過別的東西的人們，有些人倒下去了，有些人覺悟過來了，有些人正在換腦筋。事態是發展得這樣快，以至使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學習。」

在納粹的集中營裡，總會有人想反抗，但更多人住慣了，不相信反抗會好，可能只會更差（有論者說反蝗示威會令中共有借口嚴厲鎮壓）。改變是會來的，但他們已無力領受。他們是就地衰老的人，而我們是願意捲入浪潮中的人。

本文原載於「無待堂」

古文明救兵

古文明救兵，講的是據云是真人真事，雖然個故事較為敘事方式，原以為會有很多的戰爭場面，卻沒有，反而有很多的內心戲，很有趣。為了藝術文化，是否可以犠生人命，戲中表達的是應該，希特拉可以殺很多的人，但不應隨便比他去消滅文化，為文化的保全，即使犠牲也是悲痛地值得！

戲中的文化是那些歷史文物，戰爭後期希特拉明知戰爭失敗，所以要毀滅搶奪得到的文物，當時的人為了這些文物深入前線搶救文物！另人想起東方強國的文化大革命，大量的文物被毀滅，即使在文革結束後，官方和民間沒有進行大型的文物補救行動，所謂的中國人無論是官方和民間，對華夏文化的保存和復修沒有興趣，想對外國人的重視，令人失望！

另外對於保存文化的堅持，香港最近的保存廣東話和正體字問題也是一種文化的承傳保護，可是有很多人覺得這些文化卻不值得保留，相對二次大戰時的古文物救兵，為文物而犠牲生命，現代華人對侍文化完全是比下去！

納粹德軍的大規模搶掠 歐洲文明險毀於一旦

wing7 | 20th Feb 2014

二戰時期，在同盟國與納粹德軍正式開火之前，其實歐洲各國的大大小小博物館已經趕緊在炮火來臨之前，把藝術品運往安全地方收藏，例如法國的羅浮宮，就把蒙羅麗莎畫像藏在救護車上運走，但其他的畫作及逾40萬件藝術品，則要用貨車運走，並由專人沿路護送離開巴黎。倫敦的國家藝術館則用火車把藝術品運往偏遠的北威爾斯並收藏在地下採石場內。

與此同時，納粹德軍正忙於掠奪猶太藝術瑰寶，又破壞古猶太文物，及焚毀被法西斯分子視為「墮落」的書籍及現代藝術品。當納粹德軍攻陷波蘭時，他們挑選了一些「德國式」藝術品後，就把其餘的波蘭人斯拉夫文化盡毀。納粹德軍偷取的不止是藝術品，還有載滿29,436個火車貨櫃車卡的法國傢俬和家居用品、教堂鐘及樂器，甚至300架阿姆斯特丹汽車。而從古文明救兵尋到的一大堆贓物中，還有金條和金幣，價值等同今天的5億美元。

這些文化侵略不單是意識形態上，更是源自無窮的貪婪和私慾，希特拉當時是計劃在他的家鄉Linz建造一個全球最大的博物館「Führermuseum」，所以他要尋找和掠奪藝術品，擺放在這座博物館以及他計劃中其他建築物內的藝術館內。而納粹德國的第二大人物赫爾曼戈林(Hermann Göring)，亦同樣腐敗貪婪，為自己掠奪了不少珍貴藝術品。

戈林的火車連著兩個大車卡，專門用來載走他所掠奪的物品，他多次前往羅浮宮旁的藝術館

「Jeu de Palme」，因為那兒存放著很多從法國各地搶掠回來的戰利品，供納粹領袖們挑選。戈林為自己收集的畫作，比華盛頓國家藝術館擁有的歐洲收藏品還要多。但過百幅由克利(Klee)、米羅(Miró)、畢加索(Picasso)等現代派畫家的作品，卻被視為沒價值而在旁邊的花園被燒成灰燼。

但Jeu de Palme這地方也是法國藝術歷史家Rose Valland的工作地方，這位英雌就是片中姬蒂

白蘭芝的角色嘉麗士文(Claire Simone)的藍本，這位膽小如鼠的博物館館長，在危難當頭時竟然冒著被當作間諜而死的危險，偷偷地記低了被奪走的藝術品和去向，並造了一份詳細清單，記錄甚麼藝術品被拿走了。當納粹德軍在巴黎失守時，古文明救兵之一的James Rorimer(即是片中由麥迪文飾演的占士格蘭爵James Granger)，就向Rose取得重要資料來進行拯救行動。

其實時至今日，仍有不少人在尋找當年被納粹搶去而未能尋回的藝術品，近年有人在慕尼克一間公寓中找到被納粹搶奪的畢加索等名師的1,500幅畫作，價值近1.5億。監製Grant Heslov說：「所以這故事不是在1945年結束，而是到今天仍在進行。還有數以千計的藝術文物下落不明，如果這些藝術品全都被毀了，簡單是個災難。」

納粹四出掠奪無價之寶 奪寶奇兵深入戰場義不容辭

同盟國軍隊中的「古跡、美術及檔案部門」(Monuments, Fine Arts and Archives; MFAA)，亦是

「古文明救兵」的正式名稱，是於1943年在羅斯福總統認可下成立的，因為當時他們發覺尋回及拯救仍未被納粹德軍破壞的藝術文物，絕對是刻不容緩。而同樣形勢險峻的，就是其實同盟軍在行軍中也不斷不小心地破壞了一些有價值的藝術品和建築物，尤其是在1943年8月同盟軍險些就炸毀了名畫《最後的晚餐》，更是響起了警號，古文明救兵必須要立即出動阻止任何蓄意與無意的破壞。

這班古文明救兵是從英美各個藝術及建築博物館、藝術工作室及大學中招攬回來，到1951年，已經有近350名男女加入，但在開戰後的首6個星期，只有7個男人緊隨軍隊出發，深入戰線中尋找及奪回藝術文物。這7個人在英國接受了基本軍事訓練後，便隨軍隊登陸諾曼第，對於原著作家Edsel來說，他們都是「在歷史的濃霧中遺失了」的無名英雄。

有份參與改編劇本的Edsel說：「他們全都有大好事業，很多都有家庭，有些甚至有子女，他們大有理由拒絕義務地擔任救兵，但他們都去做了，其中二人更陣亡了。」這個任務現在聽來也是匪夷所思的，情況就像麥迪文飾演的占士格蘭爵，一開場已對救兵領袖法蘭司托斯Frank Stokes(佐治古尼飾)

說：「你打算帶一班建築師和藝術家走入戰場，然後告訴軍人有甚麼他們可以和不可以炸毀？」而這正正就是他們要做的事。Edsel指：「人們最初以為正在打仗的同盟軍不會接受救兵們總在旁叫他們不要炸毀甚麼甚麼，但剛剛相反，在軍人的家書中我們得知他們都非常合作，更會關心他們做得好不好？有沒有保住了哪座教堂？有沒有找到了哪些畫作？軍人們都漸漸投入其中。」

根據史實真人塑造角色 八大巨星同台星光熠熠

雖然電影是根據史實改編，但佐治古尼與Grant Heslov為了增加戲劇效果，決定對主要角色作

出一定程度的改寫和創作，所以他們都是以真人作靈感藍本，再加以改寫塑造的出來的虛構人物。佐治古尼解釋說：「我們想角色人物們都有一些瑕疵和缺點，因為可以幫助我們說故事和令觀眾使易產生同感，但我們認為如果沿用古文明救兵們的真名但又加入一些事實上他們沒有的瑕疵缺點，是不太公道的。」Grant Heslov補充說：「我覺得我們改寫的人物在片中都很有英雄本色，如果這電影啟發到觀眾去閱讀史實，並發現真人們比片中更英雄，我覺得沒有問題。」

重要的是，即使人物是虛構的，故事卻是真實的。佐治古尼說：「片中只有幾幕文戲是我們創作出來推進故事，其他你看到的所有情節，你可能會覺得光怪陸離，甚至會說『Well，這沒可能真的發生過』的事，都真的發生過。」

本片集合了重量級的演員陣容，除了佐治古尼外，還有麥迪文(Matt Damon)、標梅利(Bill

Murray)、尊高文(John Goodman)、尚杜加丹(Jean Dujardin)、卜巴拉班(Bob Balaban)、曉治邦尼輝(Hugh Bonneville)及姬蒂白蘭芝(Cate Blanchett)。很多人或會覺得巨星雲集很難架御和協調，但佐治古尼覺得剛好相反：「雖然所有演員都習慣了在一套戲中由頭帶到尾的主力演出，但他們同樣也能夠專注於自己的角色，不需要在任何一幕都要搶鏡，他們都是來享受來發揮，亦很享受與其他對手一起演戲。」

以上7位男星聯同曾參演英劇《Doctor Who》的年輕演員迪米特里萊奧尼達斯(DimitriLeonidas)

一起飾演歷史中8個古文明救兵，而姬蒂白蘭芝則飾演巴黎Jeu de Paume藝術館的館長，一直留守紀錄納粹軍奪去的藝術品和去向，為救兵提供重要的尋寶線索。

 

孔誥烽﹕什麼是中國人？

孔誥烽﹕什麼是中國人？

明報2014年2月17日


【明報專訊】前一陣子，一位女星針對大家不滿自由行湧港衝擊本地民情風俗，說「大家都是中國人」，所以應該包容。 有人甚至念出「內地香港同祖共宗」的神秘宗法咒語來企圖消融港中矛盾。但什麼是中國人？什麼是國家民族？這些恐怕是近年本土爭論的雙方比較少深思的。 

前一陣子英國歷史學泰斗Eric Hobsbawm辭世，很多朋友都提起他的經典《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指出歐洲19世紀興起的國家民族身分，乃由民族主義者想像建構而來，當中沒有任何固定不變的基礎。國族由想像而來，但想像的標準可以是什麼？現代中華民族想像的建構，又是怎樣從清帝國崩解後的瓦礫中冒起的？ 

公民民族主義與  
種族民族主義的起源  

要解答第一個問題，歷史社會學家Rogers Brubaker 的《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必不可少。Brubaker認為，歐洲在告別皇權之後兩種界定國民身分的主要原則，乃是以出生地為基礎的屬地主義（Jus Soli）原則——即在一國疆域內出生，或在疆域內居留一定年期、融入該地主流文化，便能獲國民身分；和以血脈為基礎的血統主義（Jus Sanguinis）原則——即以父母血統決定國民身分。  19世紀法國與德國國民身分的形成，乃是這兩種原則的典型。法國在大革命之後，國家精英以大革命代表的俗世價值，即「自由、平等、博愛」作為界定法國國民的標準。任何生於法國土地，或是移居法國並認同這一普世價值者，均可成為法國人。這便是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的原型。 

同時期德語精英的民族主義運動，嘗試將分散於歐洲各處的德語社群聚合起來，建構統一的新民族國家。在此脈絡下，德國民族主義者即發展出以血統為標準的種族民族主義（racial nationalism）觀：只要父母是德國人，無論你生在何方，都是德國人；反之，若父母不是德國人，就算你生在德國境內，也不是德國人。 

19世紀末，部分德國知識分子企圖建立一個比較開放的、以文化為標準的德國認同，即不論血緣，只要同化成講德語和信奉新教，便能成為德國人。但當時很多波蘭農民移居到德國東部，在政府與民間的多番嘗試下，仍堅持講波語和維持天主教信仰，結果導致德國知識精英（包括現代社會學之父韋伯）放棄同化東部移民，甚至支持驅趕波蘭移民，回到以血緣定義身分的封閉民族認同。德國的民族主義不斷倒向純淨血統的神話，最終引致納粹的雅利安人理論，其餘的已是歷史。 

從大漢排滿到五族共和

中國在20世紀出現的民族主義，其對中國的界定，一直在公民民族主義與種族民族主義之間搖擺。19世紀末20世紀初首批受西方思潮影響、試圖建構現代中國國民認同的革命分子如孫中山，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口號，並與信奉反清復明的地下會黨緊密合作。他們建構出來的中國觀，基本上是一種大漢族的排滿意識。這種漢中心的種族民族主義，造成辛亥革命成功後，全國各地出現漢人屠殺滿人的事件。這些悲劇當然已被官方史掩蓋起來。 

但將中國人等同漢人，令民國早期的政治精英無法理直氣壯地繼承包括東北、蒙古、西藏、新疆等非漢人地區的清帝國版圖。因此在革命成功後，民族主義者皆從漢中心的種族民族主義，轉向五族共和的主張。但怎樣將漢滿蒙回藏講成同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成了一個論述上的難題。於是國民黨提出了血統歸一的種族民族主義神話，虛構出一個血緣單一的中華民族。蔣介石在1943年發表的《中國之命運》，即在第一章「中華民族的成長與發展」中，表明中華民族乃是一個大宗族，少數民族都是通過與漢族進行「累世的婚姻」而成為「同一血統的大小宗支」。 

當時中共將蔣的這種以血脈宗族界定中華民族的觀念批判為封建法西斯。而中共則模仿蘇聯的民族理論，建構出各民族人民平等自由地聯合成新中國、共同從帝國主義與封建壓迫解放出來的公民民族主義觀。毛澤東在1945年《論聯合政府》中，即承諾「幫助各少數民族……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的解放和發展，並成立維護群眾利益的少數民族自己的軍隊。他們的言語、文字、風俗、習慣和宗教信仰，應被尊重」。毛澤東的這個承諾十分開明進步。至於這位20世紀走數王後來怎樣走數，已是眾所周知。 

飄忽不定的中國認同 

到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官方揚棄左翼革命的公民民族主義論述。各地爭相復興民國時期的種族民族主義觀，重新抬出「炎黃子孫」的概念，甚至大搞黃帝崇拜。這種以追溯至遠古的神秘血緣定義中國人的觀念，對於香港很多開口閉口「炎黃子孫」、「龍的傳人」的大中華主義者來說，好像十分理所當然。但這種種族民族主義，就算在中國官方，也不是沒有爭議。例如常常在民族問題上為政府出謀獻策的北大教授馬戎，便曾提醒： 

少數族群中有不少人認為歷史上的「炎黃」只是中原漢人的祖先，其他少數族群另有自己的祖先……有些少數民族的古代傳說以其他動物為自己群體的圖騰，並不承認自己是「龍的傳人」。所以把漢人以「炎黃」為祖先的觀念有心或無心地擴大到等同於「中華民族」祖先的範圍，稱之為「中華共祖」、「華夏共祖」是非常不妥的。以各級政府出面官方舉辦對「黃帝」、「炎帝」、孔子等的大規模祭祀活動，也許是無知或是無心，但是在一定程度上還是體現出漢人民族主義的狹隘性，十分不妥而且客觀效果不好……對中華民族凝聚力的鞏固和發展也會造成損害。 

由此可見，1911年之後百多年來，如何定義中國人，仍是爭論不休的題目。若再加入美國、新加坡等地的海外華人一併考慮，問題便變得更為複雜。下次有人再以「大家都是中國人」召喚你我時，我們不妨帶引對方進入一場思辨之旅，反問：什麼是中國人？你搞清楚怎樣界定中國人了嗎？至少我們也可以用港女的氣勢回應：「你自己仲有咁多未搞清楚，咪煩我啦！」 

作者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延伸閱讀  Rogers Brubaker 1992,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馬戎 2010，〈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與「黃帝崇拜」的族群狹隘性〉，《西北民族研究》2010年第2期

出土宮廷菜(蔣芸)

出土宮廷菜(蔣芸)

2014年2月17日蘋果日報

新春裏，蘋果日報中國新聞版罕見的刊出了杭州菜的九大簋，若是刊在道林紙上的彩頁版一定更令人垂涎欲滴。這九大杭州菜與一般人熟悉的杭州菜有別，除了一道著名的東坡肉，其他如鱉蒸羊、蟹釀橙、蓮房魚包、水晶膾、酒香螺等，在杭州菜式中連聽也沒聽過。
 
而這九道菜是一位研究古籍的史學家，杭州師範的教授，已七十七歲的老人從一些史料書籍中整理出來，這位致力研究南宋宮廷菜餚的饕餮，令這距今八百多年的精美菜餚重見天日，他更親自去採購尋訪食材，親自下廚烹調而不只是紙上談兵。
 
上了年紀還有這樣的閒情逸興，還肯花這樣多的功夫的確不容易，杭州菜一向以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名堂多考功夫而著名。香港的杭州菜，自從天香樓韓桐春夫婦相繼離世之後，食家已很少再提起，而另起爐灶的一些大師傅雖號稱是天香樓的主廚什麼的，畢竟至今也沒人敢說可媲美當年的天香樓，都還不成氣候。
 
猶記八十年代，台北亞都飯店的總裁嚴長壽，重金禮聘韓氏夫婦去亞都培訓杭菜廚師，好奇的我也曾在那段時間特地約朋友去試菜，當時的印象是與香港天香樓的出品仍然有別，至於到底問題出在那裏也研究不出，總之，不一樣就是不一樣。
 
韓氏主持下的天香樓，自君別後一個時代終結。沒有人肯像他們一樣每日上街市親自選取食材，一絲不苟的監督烹調，也不可能在大閘蟹當造的季節，夥計們每日下午都在拆新鮮活剝出來的蟹粉，那食的世界裏注重真材實料講究精緻的年代已遠去。

點解還要拎住支香港旗？

點解還要拎住支香港旗？

有人問帶住支香港旗(港英殖民旗)遊行反殖，會唔會有點諷刺。

可能是讀書太多的關係，理論太多而忘記現實，本身書本己經是落後於現實的知識，中港台的書本更有很強的主觀因素，在歷史上，一定會把中國描寫成被欺負的國家，列強都是貪婪搶劫中國，事實當然不是如此，中國自身的因素才是各國入侵中國的主因。

與女權主義一樣，在二十世紀早己被認定是邪惡的殖民主義，早己在全球成為有如石堅的必然奸角。時間上，在二戰後，世界所有的殖民地都被去殖化，過程中有錯誤的也有血腥，總括而言都是殖民宗主國向當地人民下放權力，或最終容許獨立！

香港卻是一個異數，由於中國不批准英國在香港進行民主改革，紅色中國的武力威脅伴隨的是冷戰，結果英國政府只可以在香港進行極為有限和隱閉的民主化，時間上也比一般殖民地更為延遲。香港差不多是最後一批十九世紀典型殖民地制度的地方。

制度上的落後卻沒有令人心落後，二戰後英國派來香港的殖民地官員一個比一個開放，英國政府似乎是在用人的因素去解決制度的失誤。

八四年後，英國在香港民主化過程再也不閃閃縮縮，明刀明槍的下放權力！這是戰後的香港歷史，香港人舉香港旗是懷念那個時代，那是政府不斷下放權力，尊重人民的歲月，這是一段特殊的時光，不是香港人又點會輕易明白那段歷史，這是九七後，重新集權的持區政府令人港人更為討厭的原因之一！

香港人的後花園(林夕)

香港人的後花園(林夕)


路過稍顯荒廢之地，雜草之上，有一棵芭蕉樹成為主角。人須求可入詩，物須求可入畫，想起大畫家徐渭筆下的芭蕉葉，一片翠綠在陰霾下忽然似有墨色點染。用水墨畫芭蕉葉的名作無數，那些金燒鵝彩色飛龍，這兩種生物卻少受大畫家青睞。那應該不是個人癖好問題，是歷年集體美學判斷，一條龍，很難畫出美感，一隻鵝，小小的呆在畫紙角落作伴碟用還可以。相比之下，芭蕉顯然更有畫意，詩意呢？就得看人，數人頭了。再有畫意的芭蕉，被人簇擁圍觀，也沒什麼詩意可言。
我正這樣想，旁邊的人也盯着這片荒地，看得目露兇光，於是立時捏緊他中指並喝醒他：你再動什麼歪念，你又不是發展商，又不是吃發展局那碗飯，幹嘛要連一棵無用的芭蕉也不順眼？
政府一宣佈要搶地起樓，就有人應聲附和，表示自己很少去鳳凰山，也不見得有很多人去，所以、不如，為什麼不……。
這些人就是對一棵閒着的芭蕉看不過眼，凡人跡罕見處都巴不得將之發展。他們把後花園當遊行勝地，把遊人當遊行人士，靠數人頭取得階段性勝利，人不夠多，那地方就廢了。他們恨不得所有郊野公園甚至一棵孤獨芭蕉的棲息地，也要弄得人頭湧湧車水馬龍才肯罷休。
郊野公園若真天天客似雲來，那只是個擠滿遊客的御花園，郊野也就興旺如大商場，是不是要這樣，郊野才能保得住存在價值？去後花園的人太多，本來想去的人反而就卻步了，眼中只有發展的人，是永遠不會明白，或者假裝不明白的，他們會叫人北上郊遊。

林夕

蘋果日報(2014年2月15日)

堂前燕：香港就是祖國

看見一些官員、議員和愛國商人在電視報章上以爹親娘親不及祖國親的勢頭，大談中共這個所謂的祖國，實在令人發笑。

把歷史的時針撥回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空氣裡還瀰漫著一絲國共內戰的硝煙，大批的難民，有身無分文的，有家財萬貫的，為了逃避戰亂和中共，自願來到香港。此後的幾十年，香港一路順風順水，不單有聲有色，更成為歌舞昇平的繁華大都會。反觀一河之隔的那片土地，經歷一場又一場腥風血雨，結果是把更多的人推向嶺南這片樂土。

作為鄰居，他玩火自焚燒了家宅，你讓他來避難，他覺得是便宜了你，這是皮厚。明明是他家失火，卻說得像是你放火，這是心黑。你愈是好心接濟他，他更覺得不得了：無事獻殷勤，非奸即盜―甚至不是非奸即盜，他更認為你一定是佔了他便宜：對了，你愈對我好，愈證明你是出於內疚，為甚麼內疚？因為你佔了我便宜、搵過我著數，於是周而復始、惡性循環，最後得出一個結論就是：若果不是我這裡多災多難、自己折騰自己，你會有今天？所以你對我好，不單是應份，更是在贖罪。這聽起來也許很荒謬，但一些所謂學者、官員和愛國商人卻一一爭相附和這種狗屁邏輯，他們宣揚的理念就是：香港的文明繁華就是原罪，為甚麼？因為那一定是發國難財，若果不是這樣的話，香港哪有今天？所以一切都是托祖國的鴻福，全靠中共搞出那麼多人禍，香港才佔了別人的便宜，對了，要不是中共照顧香港，香港早完蛋了。

這麼一說，你信的話，你就有一種莫名的罪惡感，腰板也就挺不直了，於是就只能任人魚肉。但是，這個世界上有自作孽一說，沒有人靠著別人的不幸就能成功，更何況，他的不幸純粹自甘墮落。

一百五十多年來，香港人在這個嶺南小島上自力更生，創造出屬於自己的一片天地，靠的不是中共，不是民國，甚至不是英國―雖然英國佬對香港人有恩，但香港人，看看你的雙手，對了，你眼前的一切不是靠著誰誰誰施捨，而是靠你的一雙手有血有汗地自己打拚出來―從來就沒有甚麼祖國，香港就是你的祖國，也不用大費周章尋甚麼根，活在哪裡，根就在哪裡，活在香港，根就在香港。

歷史上，香港開埠始於1841年，割讓的是滿清，比毛澤東在天安門宣佈中共黨國成立早了一百年。文化上，香港是個傳統儒家社會，那怕穿上西裝革履，三綱五常、禮義廉恥的倫理習俗依舊在心中，那中共呢？中共談馬列共產思想、談階級鬥爭、談歷史唯物主義觀，批過孔子，破過四舊，馬克思是德裔，列寧來自俄國，跟中華文化八竿子打不著邊，告訴我，我為甚麼就要如此崇洋媚外認一個舶來貨當祖國？

下回再有人到你面前認親認戚，甚麼阿爺母親，不要猶疑，一把掌打過去，順道問候一下令壽堂。不為別的，只因為作為一個中華文化的承繼者，血脈祖宗就如同母親一樣，神聖而不可亂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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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看文化(陶傑)

日本人看文化(陶傑)

蘋果日報2014年2月11日

日本首相安倍出席俄國冬季奧運開幕禮，順道會見普京，普京牽着兩年前安倍贈送的一隻日本柴犬來迎客。安倍摸摸柴犬的頭，說：小狗好乖。普京說，偶爾也會咬人。

兩位領袖，話中有話，是高手過招，安倍向俄國送狗，是因為知道普京喜歡狗。日本柴犬忠誠，也有獨立的意志，跟北極犬，即所謂Huskies一樣，不太容易養。安倍將狗送給愛狗的國家領袖，狗不會送錯去北京或首爾，因為這兩個國家都吃狗肉。像清末英女皇送給李鴻章的一隻哈叭狗，英國人再探望時，李鴻章道謝，說「那隻狗味道很好」。

國際往來，對於他國的民族文化，要有很深的了解。島國日本在這方面的情報研究做足，尤其對於一海之隔的中國。

日本十九世紀末有一個學者高桑駒吉，曾著有「支那文化史」，講述中國唐宋兩代的文化差異。唐宋的文學，因兩代風氣不同，唐朝氣象渾厚，宋朝氣質偏狹，以詩歌來比較，高桑駒吉認為：唐人以詩歌抒達其「情」，宋詩以議論發揮其「智」。唐朝的詩人，以杜甫李白為首，都屬於在政治上不得意的人，覺得懷才不遇，唐詩偏向「啼饑號寒，長歌當哭」。但是宋詩不同，王安石、寇準、辛棄疾，甚至蘇東坡，都深得宋朝趙姓皇帝的重用，日子過得富裕，知識份子得志於廟堂，於是有雍容勝利的風度。

但是南宋之滅亡，正在於宋朝的文人太好「高談濶論」，好議論，則產生了宋明的「理學」。宋朝的文化人好講道理，因為宋太祖之後的皇帝大都講道理，最後，不講道理，崇尚暴力的金人打過來，宋朝遂以議論亡其國。

香港有許多學者從事「文化研究」。看，日本的高桑駒吉，才是真正的文化研究。不要以為高桑駒吉的文化研究論沒有用，對於「支那」中國，有的：今日香港的大律師和學者，推動普選，喜歡跟中方講「基本法」條文如何解譯，喜歡在民間舉辦論壇，喜歡在電台電視「理性討論」，跟中國講道理，這就是南宋的清議作風。不要忘記，南宋是被不喜歡「論述」的北方滅掉的。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檔車仔麵(高慧然)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檔車仔麵(高慧然)

蘋果日報2014年2月9日

在灣仔長大的朋友帶我去吃她心目中全港最好味的車仔麵，麵檔小，室內只有幾個企位沒有座位，正是午餐時間，門外排着長龍，後巷站滿了寫字樓男女，人手一碗，捧着吃麵。麵好不好吃尚在其次，昔日街邊檔吃麵的情懷倒是被勾起了，不知其中有多少食客吃的是這份成長期記憶？
麵吃了，朋友的「全港第一」不是我的那杯茶，我只覺平平無奇。車仔麵吃過不少，特別難吃的會有印象，大多不過不失，經常幫襯某一檔，與其說是舌尖的選擇，不如說是情感的驅動。相信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檔車仔麵，我自己比較喜歡，一段時間不吃會心掛掛的那間在維園附近。這間的湯底清甜，蘿蔔和豬紅是必點菜式，蘿蔔是燜出來的，吃得出誠意，絕非坊間其他鋪頭用蒸法取巧，所以蘿蔔非常入味，清甜無渣。這店的豬紅也在坊間正常水準之上，極嫩極滑，入口微微震蕩。
這天去吃麵，發現本地人與自由人各佔一半，麵檔太子爺極有耐心地用半鹹淡普通話向自由人介紹車仔麵的吃法，指着鄰桌食客的碗逐一解釋：「這個人在吃的是粗麵，旁邊這碗是油麵，喜歡甚麼東西可以自由搭配……」以前我愛吃的竹昇粉現在已經塞滿自由人，進不去了，希望這間車仔麵不會淪陷。

我係香港人(毛孟靜)

我係香港人(毛孟靜)

蘋果日報

2014年2月7日


前半生老跟人說，我的母語是上海話。母語，不就是媽媽的話嘛。生於江浙家庭，記憶中，直至五、六歲前，彷彿都講不了廣東話。童年一大幅連續定格畫面，是投訴肚子痛，媽媽會來邊撫按娃娃肚皮，邊唸滬語童謠：天無忌，地無忌，陰陽無忌，百無禁忌，只好到山上造窩，莫到小人肚皮造窩……
上海話的小人，泛指兒童，跟君子小人之說無關。而窩，讀go，由是窩貼是go tieh；而皮，講bee。成年後，會得教老媽外遊際想吃牛肉，就跟西人說「皮膚」，bee foo、beef。日子有功，自小懂得在語言之間遊走翻譯。近年一大這個成就，且是寫得出連會講滬語的李怡也不知所以然的「賊腔」。賊腔一詞，聽上去有點兇，但在敝家鄉話中，只是批評人造作扮嘢罷了。
至近中年，根深蒂固地，從來自稱是上海人，以籍貫分家。老老實實，也不是道地上海，祖先來自浙江寧波。一九四九年大陸赤化，老爸走難前最後的port of call，亦非上海，而是南京。
在外頭用英文自我介紹，固然會說 I'm from Hong Kong，近年且加說 I'm a Hongkonger。九十年代，在法新社任職末期，同事中有個是語言學碩士的美國女子，自她處驚悉──真係驚悉──母語的一大定義，是一個人不加思索用來數數目的一套語言，就是此人的母語：The language you use to count without thinking is your mother tongue。
一、二、三、四……我數任何東西，用的從來是廣東話！
也即是說，本土生土長香港人，即使家裏是老一代的南下移民──阿拉爹爹姆媽半個世紀下來都勿肯學廣東閒話──我這一輩就已給百分百同化，是不折不扣的香港人。
每隔一段時候，總就有人跳出來說，粵語粗糙，未能入文。有說，一個「幾」字，像問「幾時」，就難登大雅之堂了。真係？那「明月幾時有」一句名詩，點算？而「傾偈」，是必要改回「談天」？老早讀董橋舊文，老早知古文乃「謦欬」，語出莊子之「昆弟親戚之謦欬」㖭。
英殖終結際，已有甚麼學者在所謂知識份子刊物撰文，要把漢語唐文天下大一統。香港說朱古力？不對，還該改回巧克力，云云。其時已好生本土意識，忙不迭在報紙專欄文字中反駁：咩事？我係講士多啤梨但識寫草莓，得唔得先。
我的一大政治口號兼理念，是「拒絕大陸化」。話說大陸化，語言是一大戰線，要抵擋文化清洗，不步西藏新疆後塵。年來左報一籃子駡人，鍾意用上「沆瀣一氣」。縱是古文，卻是大陸腔調。有人就是拒絕明白，那一款行文語氣，就是共黨語言、洗腦文字，要抵制的，是中共用來統治人心的工具。
教育局夠膽說粵語非法定語文。哈。那立法會九成九九九的時間都用廣東話發言，豈非就犯了法？香港人係講香港話，你奈我何，差人會拉乎？教育局那篇奇文總也已刪。說奇，卻也不奇；中共要政治清洗香港裏外之心，路人皆知。

毛孟靜

百年炸彈(陶傑)

百年炸彈(陶傑)

粵語和「普通話」的紛爭，早在近一百年前已經埋下了火種。
起源是一場相當愚蠢的「五四運動」：「五四」除了政治的「內除國賊，外抗強權」，還附加了「廢除文言」的一場「白話文運動」──一批二三十歲、學問和做人都還沒通澈的知識份子，對於中國語文，只知其一、不識其二的胡亂「革命」，這才埋下了計時炸彈。
「五四」的「白話文運動」，最愚蠢的口號，是「我手寫我口」。胡適、錢玄同，都不是廣東人，對廣府話毫無認識。他們以為，白話文與文言是必然對立的，而不知道在廣府話裏，「文白」早融為一體，寫在紙上的文字，與在嘴巴說出來的語言，沒有什麼差別。
譬如，今天的廣府話，還可以用嘴巴說：「內子擅於烹飪」──這句話可以寫出來，也可以在會話寒暄時說出來。但是在普通話裏，「內子擅於烹飪」，不是「口語」，非要「白話化」成「我太太擅長燒菜」。
廣州話講「內子」，但是在大陸，經歷了毛式「文革」，語文遭到摧毀，先流行「我愛人」，繼而說「我夫人」，而「內子」、「犬兒」、「尊翁」，皆可是文言，也是口語，用在沒有經歷過「文革」的香港，直到今日。
「五四」中人的「我手寫我口」，另有一個問題：是寫誰的口？廣東話的「手」和「口」，差別很微，連農夫和傭人，出口也有儒家的禮教，但如果「我手寫我口」的是「狗嘴裏長不出象牙」的流氓，而如果流氓當道，文化腐壞，「我手寫我口」即導致中文的急速腐敗。
「五四運動」是一場幼稚而偏激的「革命」，在現代人類史上，沒有地位，由其中的「廢除文言」即可見其可笑。文言與白話，在廣州話裏並不排斥，早已共融，不懂廣東話的胡適及其同夥，卻一葉蔽目地胡亂「改革」，其後又以行政手段鞏立「國語」地位。民國時代，本來你講你的，我說我的，到了今日，又別有秦始皇的「車同軌」、「書同文」大一統政治。「五四」之為禍中國人三代，今日看來，令人失笑。

陶傑

廣東話是否香港法定語言？ （居港新西蘭律師 梁衍華）

廣東話是否香港法定語言？ （居港新西蘭律師　梁衍華）

1974年，香港通過《法定語文條例》（香港法律第5章），訂明中文和英文是香港的法定語文。該條例亦設立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以執行與使用兩種法定語文頒佈法例事宜相關的職能。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前總督會同行政局在向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進行諮詢後宣佈有關的中文文本為真確本，並獲前立法局批准，直至現時仍有效。
假如「語文」一詞是指「語言及文字」，而「雙語法例諮詢委員會」又不是「兩文三語法例諮詢委員會」，中文真確本又是以正體漢字寫成，則語言顯然是指英語及廣東話，文字就是英文及正體漢字。
廣東話為法定語言是有案例及司法機構支持的。在Re. Cheng Kai Nam Gary（HCAL3568/2001）一案中，高等法院法官夏正文（Hartmann J）在判詞第3段指：「假設中文在香港而言是指大多數人所使用的語文，即廣東話，而不是指可歸類和稱之為中文的其他語文及/或方言，那就是說為法庭所容許的兩種法定語文的口講形式是英文和廣東話。」按夏正文法官的說法，似乎在香港非廣東話才算作方言！
另一方面，司法機構政務處於2002年11月向立法會提交的《在法院程序上的法定語文使用問題》文件第17段亦指出：「我們認為中文作為法定語文，在口講的形式來說，通常是指廣東話，但也包括普通話在內。」（立法會CB（2）415/02-03（01）號文件）。然而，若果普通話是包括在口講形式的中文法定語文內，則上海話、客家話、潮州話等口講形式的中文難道又是香港的法定語言？筆者相信香港不是用普通話辯論通過《法定語文條例》吧？
在法庭審訊中，可以用任何語文向法庭陳詞或作供，例如普通話、印度語、旁遮普語、尼泊爾語、印尼語、越南語等，但不等於這些語言就是法定語文。若果法官、律師或證人以廣東話發言、陳詞或作供，法庭謄本則是以粵語逐字作書面紀錄的。
立法會訂立法例的辯論也是用廣東話，廣東話更可以作立法會書面紀綠，亦可對法庭詮釋字義有影響。
在普通法下，當法庭審理案件而要詮釋某些字詞以釐清含義時，則可能會參考立法機構訂立法例時的會議辯論紀錄中有關官員或議員的發言，而法庭對字詞的法律詮釋可能成為案例並具約束力。這種情況不常見但亦會發生。
在2009年1月15日行政長官答問會上，前行政長官曾蔭權所說的「鬥噏」；而2008年06月19日，前政務司長唐英年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特別會議上，以「吊吊揈」形容被查封酒店的執達吏所趕走的旅客（立法會CB（2）2470/07-08號文件）。雖然以上兩個事例並不涉訂立法例過程，但兩者均以粵語原文紀錄在立法會會議正式紀錄上。
若果香港的立法會議員要捍衞廣東話在香港的地位，今後或許應該要求立法會作出準確的廣東話逐字紀錄。香港立法會的辯論大部份時候是使用英語或廣東話辯論，而筆者卻未聽聞過推行「普教中」的教育局官員在立法會使用普通話辯論。
由此可見，廣東話又怎會是非法定語文的方言呢？

梁衍華
居港新西蘭律師

就是不肯認錯

六四事件後，中共死不認錯，香港人年年紀念的六四集會，其實又有多少人反省當中的意義，政治組織社會團體做錯事，冇人認數。當年民主黨前身支持民主回歸，己經實証是失敗，當年很多支持民主回歸的人今天紛紛反省，歷史是不斷的重覆。  

有人經過紅燈區比人影左張相上網、有心人指是隱性嫖妓、聯想嫖妓，再根手有道德撚開記招出報紙聲明指責嫖妓，是對婦女的犲狼，當時人聲稱沒有嫖妓，當然心有不甘，互相指責。由隱性嫖妓到嫖妓其實是倫換慨念，這是共產黨常用的手法。嫖妓、歧視等的指控是有嚴格的規定，是一種罪行，不是順口開河，搵唔到實証，就加上隱性和聯想，這是娛樂圈的狗仔所為，原來香港的社政界都是如此，死不認錯，歷史是不斷的重覆的。  

今日反對取消自由行，反對為地鐵太劑迫，反對香港人口無論是過境和定居都是過多的人，可能三十年後，又會好像當年的民主回歸派一樣，深切反省，沒有問題的，三十年後用簡化字和普通話去反省，在大公報發表結束一黨專政的文章，我也深切反省當年的所作所為，要求保育和活化廣東話和正體字，三十年後又是一個循環，做所謂中國人的榮耀，歷史是不斷的重覆的，輪迴再生，治亂興衰，帝王將相，其實沒有改變！

滅粵難(陶傑)蘋果日報

滅粵難(陶傑)蘋果日報

香港特區教育局長吳克儉下令「普通話教學」，以實現全面取締粵語。
中國仇恨粵語，有強烈的政治理由。史上粵人以叛逆作反稱著，顛覆大清中國的逆賊孫中山、汪精衛、洪秀全，皆是廣東人。清末一干遺民有四處籌組「義軍」，企圖反清復明者，還有一個屈大均，也是廣東人。屈大均不愛大清國，但熱愛廣東，曾遊歷粵省，將廣東有什麼好玩的山水，何等奇趣的習俗，什麼好吃的東西，寫成一冊筆記「廣東新語」。
蔣中正是浙江人，用人一向不喜粵籍，連同廣西與雲南，國軍的粵系桂系，像薛岳、張發奎、李漢魂、白崇禧、李宗仁，蔣氏一向視同異類。兩廣與雲南一樣，有山嶺屏障的天險，雲南的龍雲和盧漢，亦與蔣有暗隙。蔣介石不喜南方人，在心理上，還有汪精衛和廖仲愷這兩個廣東人，一度是廣東人孫中山的嫡系門生。廣東人是中華民國之母，江浙人繼承了政權，大概有幾分心虛，汪兆銘想做主席，多少也有幾分為廣東人復辟的意思。
毛澤東更厭惡廣東人，手下將軍除了一個梅縣客家葉劍英，無一是粵籍。廣東人葉劍英果然反骨，「文革」期間帶着一伙將領「大鬧懷仁堂」，是為「二月逆流」。毛澤東對葉劍英只解除兵權，因為葉劍英本來在張國燾名下，張國燾出走時，葉劍英密報毛澤東，救了毛澤東一命，毛澤東留下葉劍英這條命，事實證明，犯下大錯，死後就是這個廣東人慫恿華國鋒，活捉了江青，廢掉了毛主席的接班大計。
有此歷史因由，粵人既是心腹大患，中國絕不可能容許粵語及其文化流傳，不滅粵，必為粵滅。這一點絕不是什麼「平機會」處理得了的。
不過吳克儉想廢廣東話，在香港也很困難。首先，「基本法」規定香港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粵語就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此外提倡講「普通話」，特府梁班子應該帶頭：梁振英讀「施政報告」，曾財爺讀預算案，今年起應改以「普通話」讀出，然後立法會再由民建聯帶頭，以普通話和應，工商界的議員跟隨，將堅持說粵語的泛民孤立起來。不如此，所謂普通話，不可能推廣，但一這樣做，必演變成一場戰爭，不過梁班子最好鬥，與人鬥爭，其樂無窮，全面開戰，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