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橫香港傳媒圈半世紀的健筆李怡，在國安法之下繼續在《蘋果》寫專欄。害怕、恐懼是有的，但他說未係時候擱筆，一如去年反送中運動：
好多年青人喺前線都覺得好害怕。問題係，你喺害怕當中，你唔好被恐懼支配咗你。
回想2019年社會發生的事，李怡形容是顛覆了自己一直以來對香港的看法，對他有好大衝擊。他說：
我覺得香港唔係咁樣，我覺得香港人好聰明、好精、好識走位，係唔會做呢啲嘢。我喺香港咁耐，我1948年嚟到呢度，我太熟悉。我以為我自己太熟悉。
他記得去年的11月13日，那是「中大二橋保衛戰」激烈衝突後的一天。「我真係好驚好驚，中大、理大我真係好驚，夜晚瞓唔著覺喺度喊，好驚。第二朝早佢哋話組織銀髮族去遞信，好少人去。我就跟住啲銀髮族去，去美國領事館遞信。」他說，看著年青人在前線，自己沒勇氣、就算年輕的自己都可能無這份勇氣，但實在覺得太壓抑，總要做點甚麼。
84歲的李怡認為，去年是他人生最大的覺醒，而且伴隨著一次又一次誤判。
李怡童年成長於日軍佔領的淪陷區，1948年來到香港讀左校，乃至後來中共建政、三面紅旗、文革十年浩劫，到改革開放、六四屠城、香港主權移交，他從左派走到民主派，大時代裡有他的見證。然而，來到2020年7月的一個下午，李怡卻說：
我真係幾廿年經歷過唔少風雨，去年嘅風雨係最大，成個香港變得同以前唔同。
他最常提起的例子，是「連登仔」去年在一星期內眾籌登報成功。那時為了在6月底舉行的G20峰會引起國際關注香港反送中運動，連登仔6月25日發起眾籌，3個鐘達標，最後籌得670萬港元，成功於6月27至29日在全球9個國家13份報紙登廣告。登報團隊其後又兩次眾籌登報成功，主題分別是8.11警暴、10.1「強国大壽，賀佢老母！」
李怡坦言，以自己的經驗判斷這事不可能成功，但連登仔做到了。
到警方11月兩度圍攻大學，李怡說夜裡無法入睡，好驚、哭。11月12日中大戰火連天，李怡得悉翌日一早有銀髮族去英、美領事館遞信的行動，「我話弊喇無人同我去，我咁老點去呀。後來有個fans話我同你去，咁就去⋯⋯因為太過壓抑，點都做啲嘢啦，衰衰地都，我係衰衰地架喇。（因為你睇到年青人在現場的情況）係，我自己無勇氣，我就算年青都可能無勇氣做，點都要做番啲啦。好多嘢我係思想追唔上，但我反省。」
記得去年理工大學一戰，他看電視新聞見到好多市民抱怨，說阻住紅隧返唔到工，「電視台好多訪問都係咁講，係NOW，唔係TVB，都係咁講。所以中國同香港政府至會誤判，以為可以舉行區議會選舉（笑）。我當時都係同佢哋想法一樣：咁就死喇，大多數市民都顧自己嘅情況下，呢個選舉仲有嘅？我當時都係咁諗。但嗰朝早（11月24日）行去投票站，嘩，個龍長到咁緊要嘅時候，我就知道，事情已經改變，我知係我自己錯。」
你係老咗，你嘅經驗係唔適合嘅，你係要聽人哋新嘅嘢、新嘅知識，因為任何人都會喺自己嘅經驗裡面跌交，只有不斷地批判自己、不斷地反省自己，人至會進步、社會至會進步、國家至會進步。呢個係我自年青以來，形成一種自我反省、自我批判精神。
「我最近寫文章都有講，舊年好多嘢喺發生嘅時候我都唔同意，我都覺得你哋最好唔好咁做，你咁做太冒險、太唔值得，但係點啫？你自己唔係佢哋，就唔可以叫佢哋唔做。」李怡坦言，去年6.12的時候，心底裡的說話是想叫人唔好衝、好危險：「唔得㗎你，立法會一定會照過（逃犯條例修訂）㗎，我心裡面咁講。我無講出來、無寫出來，所以無人知，我其實係保守。等到我講出來之後，已經係肯定咗，哈哈哈。」
找來李怡去年6月11日的專欄文章，題為 〈要使百萬人成為力量〉，肯定6月9日百萬人大遊行以及夜裡的衝突，「這次大量年輕人在遊行前幾天，落各區擺街站為遊行宣傳、鼓氣，他們積極參與遊行，甚至入夜也不願散去。最後的警民衝突，絕對是被政府聲明所挑動。」文章最後寫道：「應該還有另一次遊行。期望民陣及各方主事者，能夠事前作周詳商議，想出更好的主意，讓遊行不僅展現氣勢，而且在無功而退的情形下，讓它成為一種力量。」
印象中的李怡，與青年有偈傾，尤其是本土派。李怡則說無甚接觸，但傾談一次半次也是有的，譬如講時為青年新政的游蕙禎2015年選區議會挑戰梁美芬，李怡主持的電台節目請來她與梁頌恆，但此外無聯絡。「當然佢哋做嘅嘢我係一路睇住，佢哋所做嘅嘢，大家都批評嘅時候，我係支持佢哋嘅。我覺得，點啫、點唔對？你未試過咩？我最唔喜歡人哋，隨便話人哋係鬼、係臥底，好似佢自己一個人係反共，其他都係共產黨特務咁。」
「我一開始寫文章支持佢哋嘅做法，因為點解，因為我都年青過。」李怡認為，青年會犯錯、所有人都會犯錯，但青年有自己的堅持，因為他們少了世俗利益的考慮、操縱、計算、未有家累，可以真誠地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就係有啲人唔顧原來嘅規則，願意打破規則，咁至有進步。做錯咗，OK啦，邊個無錯啫？」他補充，並非認為青年在某件事做錯了，只是一個籠統的說法。
李怡又想起60年代，法國學生運動、美國民權運動、hippie、黑人民權運動、反越戰，「我睇過晒嗰啲嘢，佢哋嘅暴力、佢哋嘅抗爭激進程度，絕對比香港強好多。嗰時UC Berkeley大學城裡面，最激烈嘅時候，無一個櫥窗嘅玻璃係完整嘅，但嗰度嘅學生後來出來都好有成就。」
李怡說：「老一輩最弊嘅地方，就係用我哋嘅經驗去束縛佢哋嘅想法。」
本土，我認為係好自然嘅事，我支持，港獨我就從來無支持過，但我一路都強調一樣嘢，香港人有宣傳獨立嘅言論自由。
李怡認為，自決是權利、獨立是目標，自決可以有好多選項：聯邦制可以、一國兩制可以、一國一制也可以。「我認為係可以自決、可以自主，因為人係自由嘅，人係獨立嘅。至於你話追求嗰個係咩目標，咁我覺得嗰個目標唔係咁實際，但亦都有啲人覺得，嗰個目標先係最實際嘅，你咪追求嗰個目標。」
猶記得今年六四維園晚會，是為30年來首個遭警方發出反對通知書的晚會。最後燭光依舊照遍維園，但人們吶喊的口號不一樣了，儘管聽得見「平反六四」，但「香港獨立」更響亮。支聯會在以往搭建大台的球場圍成一個圈，繼續晚會的流程，人們在後面的球場圍起更大的圈，叫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唱《願榮光歸香港》。
李怡2017年寫過：「我自己有過六四的體驗和回憶，每年這一天我也會記起和默默紀念，但我的女兒孫兒沒有感覺，也沒有紀念，因此我也不會責備香港的年輕一代對六四沒有感覺。」2018年的6月5日的專欄文章，他則憶述自己當年看見「坦克人」在電視裡的畫面，「這段真實影片把我鎮住了，大半天說不出話來。我的許多想法也因這畫面而凝聚。」
而今，人們在六四晚會喊起了「香港獨立」， 李怡這樣看：
係因為佢哋原本（追求）嗰種民主，佢哋覺得唔可能，係啱嘅，事實係，我同意。一國兩制下面，民主係無法子實現，但係，你可以爭取嘅就係我哋可以自主嘅權利。咁當然呢個睇嚟越來越渺茫，所以佢哋覺得，你要中國實現民主、香港至實現民主，嗰樣嘢可能比香港獨立更難喎，都啱架呢個。兩樣嘢都啱。
李怡認為，不可能有大中華民主、恩賜的民主，一定是本土民主，再上升至中央民主、聯邦民主。
我哋舊年成年爭（取）嘅就係自主。而家外國、國際上支持香港嘅，自治、自主，都係爭呢樣，都係支持香港嘅自治，而家Pompeo（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話睇香港9月選舉。9月選舉睇咩？睇香港有無自主性。
後記：
9月立法會選舉提名期結束前，政府大舉DQ參選人，特首林鄭月娥並在提名期結束當日（31日）宣布引用《緊急法》押後選舉一年，又提請人大釋法處理接下來一年的立法「真空期」問題⋯⋯「香港有無自主性」，還是問句嗎？
李怡筆耕六十餘載， 一個甲子的歲月。
他曾經是左傾的愛國青年，創辦由中共斥資的雜誌《七十年代》，風靡一時。1970年，他的太太被隔離審查的遭遇令他對於依託共產黨追求社會主義，起了懷疑。他在人生不斷的自我批判當中，終於1981年脫離左派。時至今日，他筆下的文章又不時成了本土派廣傳的讀物。一字一句，激盪時代的迴響。
84歲的李怡，一周寫5天政論，在《蘋果日報》專欄發表。他說年紀大，寫得慢了，人也容易累。國安法刀懸頭上，他想過要擱筆嗎？李怡淡然道：「佢捉咗我就無囉，就被擱筆。如果唔係嘅話咪照寫；或者我無地方發表，咪擱筆。」然而，他說著說著，還是承認這段時間是有糾結的，形容國安法是elephant in the room，很難當作不存在。
「我享受慣獨立輿論，我一生追求嘅就係呢樣嘢。」李怡說。
走進李怡家中，四、五層格仔書櫃組成一面牆，擺放著林林總總的文學、歷史、哲學書，書前掛了一個以反送中運動為主題的月曆，7月份的主題圖片是抗爭者在立法會會議廳內塗鴉區徽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幕。唯一不搭調的，是有隻白色熊仔，李怡說是fans送的，放了在這裡還不准他移動。李怡的案上也是橫七豎八地放滿了書，還有亡妻的舊照與魯迅雕像。
1936年出生的李怡，童年成長於日軍佔領的淪陷區北平（今北京）、上海。他寫過，9歲在上海的一個夜裡，他看到人間滿目瘡痍，一夜間長大了。那個晚上，他隨家人倉皇出走，乘小船在日軍聚光燈的縫隙中划行，偶爾聽到幾響機槍的掃射聲。靠岸後，是中國國民軍領地，乘車向安徽省屯溪駛去，沿路見到衣衫襤褸的人們討飯吃，路邊是餓殍。
深夜，在一個河灘上等着換乘另一艘船，鋪一塊布就一家人躺在河灘上。黝黑中河灘似一望無際，遠處像有一個棚架，亮着燈，刺耳的豬叫聲劃破夜空傳來。同行的大人說那是屠宰場。仰望夜空，沒有了都市燈光，星星更多更密了。我曾經傻傻地想：那些星星在哪裏？有生物存在嗎？星星之外還有些什麼？現在，這些思考和想像都沒有了，因為我那天看到了戰爭、飢餓和就在身邊的死亡。
李怡是這樣成長過來的。
1948年，他來到香港，在左校讀書，畢業後到左派機構香港上海書局先後任職資料員、編輯。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受到左派重視。他指出，那時候的他是出於自由意志，相信中共、憧憬社會主義。但同年發生太太在深圳被隔離審查的事件，以及文革所見種種，他對於依託共產黨實現理想有了懷疑。
「李怡」這個筆名（原名李秉堯）正是取自太太梁麗儀名字的諧音。二人是中學同學，1960年共結連理。根正苗紅的太太畢業後在中國大陸教書，1970年因為「一打三反」運動被隔離審查，逼她承認李怡是特務，太太將李怡每天寫給她的情書付諸一炬。
李怡在接受眾新聞訪問說，那幾個月是很痛苦的，「當時好多喺香港嘅左派，我求佢哋，佢哋完全幫我唔到，我唔怪佢哋，我唔想怪佢哋。」但事情經過已經講了很多遍，李怡不欲多談。只不過，事件的影響還是實在的，他曾經在2017年的文章寫道：
一九七〇年三至六月理想破滅，就是在思想上對這個依託的極度懷疑。
這件事發生之後，李怡繼續在左派雜誌編、寫，直到1998年結束雜誌（當時已改名《九十年代》）都刻意不提這個經歷。他說：「我自己對寫作有個觀念，就係唔可以將自己嘅遭遇、自己嘅感情，凌駕咗我所觀察到嘅事實，同埋我自己嘅理性分析之上⋯⋯我覺得佢（太太）嘅遭遇係成個體制下面嘅事。」
問李怡在這事上情感與理性之間的掙扎，他說沒有。「睇到個事實咪寫事實。我只係唔講嗰件事，即係仲係忠於自己，按照客觀事實去報道⋯⋯感情當然，嗰個係另一件事，如果我寫回憶錄，或者寫將來嘅故仔，可能會將件事寫出來，但寫出來都係講嗰件事啫，寫個事實。我唔會話因為咁就對整個共產黨憎恨，但對社會主義、對佢哋所追求嘅目標，係有咗懷疑，呢個真嘅。但係懷疑亦都係基於事實。」
提起李怡太太的遭遇，是因為談到國安法下的恐懼。
通常恐懼係兩樣嘢，一樣就係經驗，經驗就係中國嘅經驗；一樣就係不可知，如果你對自己做嘅嘢會有咩後效，你係不可知嘅時候，你就會恐懼。
作為曾經的左派，李怡的中國經驗相當豐富，家人的遭遇他不欲多談。他舉別的例子，「譬如講好有名嘅小說家阿城，佢爸爸鍾惦棐，係一個劇評家。阿城話俾我聽，當年係共產黨叫佢爸爸出來，大鳴大放，因為佢（阿城爸爸）係共產黨，佢引導其他人發表批評共產黨嘅言論，佢係引蛇出洞嗰個。收尾話佢係大右派，無得講架。」
又例如臺灣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有份領導其中一支部隊的謝雪紅，正是中共黨員，「（1949年）開國大典佢企得好前，佢係排名第32位，毛澤東落嚟排第32位，好高。」謝雪紅被臺府通輯後走來香港，接到中央消息，讓她提出「臺人治臺，高度自治」的統戰口號。豈料1957年中國大陸「反右運動」謝雪紅被共產黨批判，其中一個罪名正是提出臺人治臺的「臺獨口號」。
李怡笑著說：「經驗話俾我聽，無得估，如果佢（中共）要搞你，無得估。」所以他會不去猜想政權怎樣做。
在李怡看來，另一樣引致人們對國安法恐懼的，是不可知的後效。
國安法係太多可操控性、隨意性，譬如講會引起市民對政府嘅憎恨，呢個我真係控制唔到，市民係咪憎恨。
「閱讀嘅時候，譬如你讀《紅樓夢》同我讀《紅樓夢》，大家出現嘅林黛玉嘅樣係唔同嘅，但睇電視嘅《紅樓夢》，睇到嘅林黛玉係一樣嘅，所以閱讀本身，就係讀者有一個想像空間。」
所以佢（讀者）到底係生憎恨嘅情緒、喜歡嘅情緒，我真係無法子知，而且我唔知先係最好，咁先有閱讀嘅趣味。我哋睇小說，趣味就係在於，我哋一路睇一路可以想像，一路睇一路可以自己反饋。我哋睇政論都係，睇完之後我哋喺個腦自己想。佢咩情緒真係唔知。你可以攞我任何一篇文章出去都話引起市民憎恨，佢是旦挖個人出來話佢憎恨你，咁點？
再者，香港行普通法，跟案例判案、有陪審團制度，「一旦國安法變成一個大陸法嘅話，香港嘅法官，我唔知佢哋識唔識操縱，佢唔跟案例、佢跟乜嘢？點樣解釋法律？呢個係咪煽動、係咪引起人憎恨，佢點解釋？無案例去跟。所以，如果你話要恐懼，而家就可以恐懼，寫作係應該恐懼，尤其寫政論應該恐懼。」
但他認為，不可被恐懼支配，否則就甚麼都做不了，「你就變得唔自由，咁唔自由不如擱筆。」所以，他不考慮對方會怎樣做，只做自己心裡想做的事，「唔好有顧忌，有顧忌嘅話嗰個唔係文章。」
李怡形容，自己從十幾廿歲開始，就是慣了自由寫作的人。
安全同自由，你都係要選擇自由，就算揀錯咗，都唔好後悔，雖然你害怕。呢個係我自己人生經驗。
寫作生涯60多年，難道真沒有不自由的時刻嗎？
「最唔自由嘅時刻，就係喺《七十年代》仲未走出來嘅、仲喺左派嘅時候，嗰時雜誌係仲係受文革嘅影響，我盡量唔去報道嗰啲極左嘅思潮。當時喺佢哋嘅管理同財政下面，亦都唔敢揭發一啲問題，嗰個係唔自由，但寫就應該無乜點寫過，嗰時只係編嗰度有啲（不自由）。寫呢，當時係有被誤導，即係嗰啲後來自己認識錯誤，就改正過來，但呢個唔屬於唔自由，因為當時都係出於自由嘅心志，只不過係左（傾）。」
李怡接著說：
而家呢段時間，係糾結嘅。因為真係法律，國安法係一個法律，你唔可以當佢唔存在，房間裡嘅大象，elephant in the room。
國安法6月30日通過，深夜生效時才讓大眾見到法律全文。李恰在7月2日刊登的專欄寫到：「人大通過國安法那一天，友人從遠方來訊：『你安全嗎？』我想都沒想就回覆：『國家之外，沒有人是安全的。』」
李怡女兒、孫，都在加拿大，太太也在當地安息。李怡覺得早晚也是會去加拿大頤養天年，但就是放不下香港，所以一直未有成行。
當下，他還考慮過兩個選項：
違背自己嘅意願去寫，呢個我做唔到，就算做都唔係呢個時候做；擱筆，我覺得未係時候。
因為你喺咁樣模糊不清、任佢擺佈嘅文化氣氛下面，再加上中國經驗，恐懼係好自然嘅事，糾結亦係好自然嘅事。但係，正如香港去年以來，好多人抗爭，你話佢怕唔怕呢，好多年青人喺前線都覺得好害怕。問題係，你喺害怕當中，你唔好被恐懼支配咗你。
即係喺安全同自由當中，你都係選擇自由。不自由，毋寧死。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