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只有用自己的心才能看清事物，真正重要的東西是眼睛看不到的。」《一念無明》劇終的一刻，全場靜謐，觀眾還來不及梳理複雜的情感，銀幕忽然映入一句《小王子》的節錄，像光一樣透進我們密封的內心，走出戲院，你還能感受到光的餘暉，在生活的狹縫中閃爍發亮，與人性中的黑暗並存。
《一念無明》的劇中人都看不到光，他們活在「無明」中，那是光的反面，如燈火被撲熄般，不夠智慧去看清實相，在生命中互相傷害——阿東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困獸鬥、父親大海和阿東不能接受對方的過去、阿東與未婚妻Jenny由愛生恨的姻緣——這些人物都不是壞人，而是彼此的愛人，但出於一念堆疊至萬念的無知和執著，他們在痛苦中永恆輪迴。
「他們不是不愛對方，而是不知道如何珍惜對方，用不對的方法與愛人相處。愛的意圖要好之餘，愛的執行，是一個很大的學問。」導演黃進稱之為「平庸的邪惡」，在香港這個重效益、重功利的城市尤其常見，敏感的心靈往往被城市急速轉動的齒輪磨蝕，不懂得如何溫柔和真誠去相愛，甚至不慎以愛之名去行使情感暴力，「愛好多人本身都有，但如何做，才能傳遞到對方，沒有變質呢？如何確保愛不會傷害人呢？」
編劇陳楚珩和導演黃進為了思考這個命題，花了四年時間準備，以精神病人敏銳又躁動的內心世界切入，到處訪問病人、家屬和社工，期間做了不少資料搜集，編寫及修改劇本也用了兩年多，但真正的拍攝期只有16天，高壓的製作背後提煉了許多演員、受訪者和作者的情感，希望這套僅100分鐘的電影，能帶給觀眾一點改變，為我們的城市帶來一個新的想像。
編劇陳楚珩和導演黃進為了思考這個命題，花了四年時間準備，以精神病人敏銳又躁動的內心世界切入，到處訪問病人、家屬和社工，期間做了不少資料搜集，編寫及修改劇本也用了兩年多，但真正的拍攝期只有16天，高壓的製作背後提煉了許多演員、受訪者和作者的情感，希望這套僅100分鐘的電影，能帶給觀眾一點改變，為我們的城市帶來一個新的想像。
吃人的城市，瘋子的反撲
港產片鮮少以精神病作題材，對上一次已是1986年的《癲佬正傳》（爾冬陞導演的處女作），片中的精神病人被描繪為危險、面目猙獰的「癲佬」，有拿菜刀亂砍的狗仔（梁朝偉飾）、把兒子活埋的阿松（周潤發飾）、被定性為康復者但受刺激下隨機殺人的阿全（秦沛飾）。縱然《癲》的情節上不乏對社會歧視眼光的批判，考究病人如何被輿論迫至狂性大發，但整體而言，精神病人的形象還是較一面倒的兇殘、暴力，亦因影射1983年一則精神病人弒母及斬殺學童案，一度引發社福界及教育界的抗議，說是阻礙了精神病康復的工作。
距離《癲佬正傳》至今已20年，《一念無明》再次把精神病患的邊緣話題搬上銀幕，卻以一個更立體、人性化的角度去描繪躁鬱症病人的面貌——套用導演黃進的話，這不只是一個關於「不正常」人的電影，還是一個病人對扭曲（twisted）城市的一個反撲，模糊了社會對「正常」和「不正常」的界線，清醒和瘋癲的概念要被重新定義。
「香港是一個幾twisted的城市，無論是發展或設計上都很不人性化。你要在這個城市survive（生存），某程度上要去人性化一點。它迫你成為一個『不太正常』的人，你才活到下去。當適應了的人當自己是norm，當自己是正常，好有可能被歸類為『不正常』的人才能看到這個城市的一些問題。這是『不正常』的人對城市的反撲，一種不論價值、節奏上的反撲。」黃進說。
他和編劇陳楚珩都異口同聲地認為，躁鬱症病人阿東（余文樂飾）是一個比別人敏感的人，容易受傷、情緒兩極化，卻充滿同情心，在良知和情感上都有一份比平常人更頑固的執著：在女友的大力反對下，他堅拒御責送母親進老人院，又會勇於為好友出頭，在婚禮上大義凜然地斥責賓客對新郎新娘的不敬。
「余文樂演出時，對角色的理解是覺得自己沒病，但他（阿東）太敏感，對周遭的環境、對身邊的人都很敏感。」然而，這份敏感在社會的規範下，一一被扁平化為「不正常」：女友Jenny苛責阿東「愚孝」、無心結婚成家，賓客只標籤其出位行為作「精神病發」。
「一旦被label為病人，就好像他做的所有事情都被切割，是不能被代入、不能被理解的另一種『東西』。」黃進覺得諷刺的是，相較周遭人的「無明」，阿東似乎更能把握真正重要的東西，「他有他的情感，他的行為可以很make sense（有道理），甚至比我們更make sense，如教會一幕、婚禮一幕。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但因為他的敏感，或有點事情沒有跟我們一起去人性化，所以他好像活得很多掙扎。」
直面黑暗，通往覺悟
《一念無明》的英文戲名「Mad World」，恰如其份地諷刺了香港扭曲的城市狀態，而在黃進和陳楚珩眼中，患病的豈只是阿東？我們身處的香港，正病入膏肓，貼切「躁狂」的病徵，「香港的個性好像躁鬱症，某一些狀態好energetic、creative，節奏明快、效率很高，甚至你會誤以為它很色彩繽紛、很正常、很functional。」
編劇陳楚珩看事情透徹，一語刺穿這種假象：「香港的城市表像就是這樣，表面上沒有問題，一切向好、很functional，但我們沒有留意到，一些好有問題的事情沒有解決，我們選擇了迴避。」
現實總充斥許多裝睡的人，但在《一念無明》中，編劇和導演都拒絕迴避、拒絕把社會問題表象化，選擇在電影的世界，一次過把冰山底層的真實，暴露在觀眾眼前。
在劏房戶困境、結婚買樓夢、精神病污名化、照顧者壓力這些比較明顯的議題以外，《一念無明》逐一撕破了角色的表象，窺探他們的陰暗面：未婚妻Jenny在教會的坦誠告解成了揭露舊愛瘡疤的利器、照顧者為了脫身，不惜撒謊把家人送進精神病院、父親大海雖疼愛兒子卻藏著鎚子來提防失控的兒子。這些角色沒有惡的意圖，卻無意間傷害了身邊人而不自知，也就是導演黃進所指的「平庸的邪惡」，一種潛藏我們日常生活中、你我也有機會跌入的「無明」圈套。
陳楚珩續說：「這一切是很多人的reality。有些人看完，會覺得很真實、很日常，但也有人會覺得好極端、好煽情，我突然發現香港那麼小的社會，每個人都活在自己所謂的『真實』中。但對我來說，《一念無明》是想把一些我們平日看不到、沒有留意到一些人的真實生活呈現給觀眾。」
黃進亦表示，片中角色所面對的壓迫，都是他們兩年來不斷走訪精神病人、家屬，所聽見的真實，「或許大家生活時，都沒有直面這些事情，但我們不給你迴避，毫無保留地、讓你重新審視一次這些再尋常不過的議題。」兩人都堅持，電影沒有必然性，它不一定是娛樂，也不一定要帶來昐望，可能有人想入戲院尋求虛幻或昐望，但他倆最想做的，是不偏不倚地呈現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我們不要只看到光明的事情，其實黑暗那一邊也很值得審視，那兩種東西是雙向的。」陳楚珩強調，劇中人固然有執念，但經歷的磨難並非枉然，「如果你相信他們（角色）是真的，那是他們唯一的路，他們經歷了種種苦難後，也看清了一些事情。人生必然是經歷了一些事情，才可走到一個所謂有『希望』的位置。」
就像父親大海，若沒有為對任何事也撤手不管的前半生感到內疚，他怎會理解照顧責任外判的荒謬？怎會堅持要在後半生做一個盡力補償的混蛋？若沒有萌生再度逃避的念頭，他怎會發現最放不下的是兒子，而不是自由？《一念無明》的題旨是佛家語，指堆疊不盡的執念，但這些念頭都可以是通向一念覺悟的遠因：「曾經痛苦，才知道真正的痛苦；曾經執著，才能放下執著；曾經牽掛，才能了無牽掛。」
城市不需疫苗，真正重要的是愛、平等
除了人本身的無明，制度的無明也是《一念無明》觸及了的命題，而在精神醫學的治療上，電影有這麼一幕：公立醫院醫生機械式地「慰問」阿東，「有無胃口？」「有無想自殺？」「有想自殺就開多點藥」「走得架喇」，全程不到一分鐘的時間，短促但有力，再次控訴醫療制度的去人性化。
黃進表示，這是公立醫院資源不足的情況，每名醫生一個鐘只能看約30個症，「病人被治療的經驗是，一個人被理解成需要處理的『問題』。」他指出，醫生用藥的標準、治療方向就是「不要出事」、「不要帶來麻煩」，沒想過病人能否生活下去，「生活的意思不是能否『續命』，而是你能否自給自足、有生活動力、有謀生方法、有社交。」
「這不只是精神醫學，也是這個城市處理問題的方法。」陳楚珩補充說，在資本主義的城市中，把活生生的人「個案化」的態度特別嚴重，彷彿食藥、入院、付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片尾曲《逆瞄》也諷刺了如此態度：「伸手閉目靜待那疫苗針剌／確信這驅體終要被它統治」、「編寫病歷／卻刪去一切故事」——「藥物可以stone到你變成一個乖乖聽話的人，可能令你沒有工作能力，最後病人安坐家中，順利沒有出事，卻失去了生活。」黃進語帶惋惜地批判。
陳楚珩指，訪談中接觸到的病人都像阿東，本來已經康復，但返回社區時，承受歧視及工作壓力，令病情不斷復發，「不是訴諸精神醫學、醫生不斷加藥就行，很多問題是環境、人際關係等。」黃進接著說，不正常的社區令病人無法得到正常生活，「我們好多時問病人是否適合返回社區，但我們很少問社區適合病人回去嗎？好少問我們準備好未，與他重新開始新生活。」
在電影的尾段，劏房鄰居投票趕走阿東兩父子，正是社區壓迫的縮影，阿東沒有容身之處，悄悄然走到天台去，是被驅逐，也是自願放逐，幸好身旁走來「余果」，一個內心純粹的孩子，不批判、不憐憫、不恐懼地與他談花植草，給他一個被理解、與人連結的可能。「小朋友跟他是好平等、好純粹的關係，可能對一個水深火熱的人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黃進說。
陳楚珩指，小孩角色的原型來自一個病人的真實經歷，他是長期精神病患，後來做了社工，被診斷過不同病種很多次，也吃了很多藥，但最幫到他的，還是機構中一位願意以平等關係與之相處的職員，「那種關係幫到佢係多過藥物，好過一些很理性的治療，有些事情比我們想像的簡單。」
回不去了，但還能並肩走下去
電影最後一幕，當眾人還蒙蔽於無明中，被阿東的舉止嚇得臉容扭曲時，只有阿東和大海看清了一點事情的實相，大海不捨把兒子驅逐到精神病院，在鄰居面前為兒子護航，阿東也看化了眾生的無知，接受了自己被標籤為異類的事實，在一念純粹的愛意下，父子來個親密的擁抱，但鏡頭一轉，兩人在那「回不去了」的童年回憶之地，靜靜呆坐，又意欲轉身離去。
「最後是否叮一聲無事呢？不是。兩個大男人是否解決了所有問題？也絕對不是。結尾不是很bright、不是happy ending，只是指出咗一個方向，那就是父子決定一起走下去，但不代表日後一切都很平坦或順利。」黃進說，不要以為電影能解決所有問題，電影完了，有相似生活經驗的朋友仍然要面對他們的問題，「若我話用戲劇完了件事，那是對他們不尊重的；再說，電影結尾是否需要立論呢？我覺得開放和延續下去，那延伸性會強一點。」
所謂的延伸性，就掌握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能否看清真正重要的東西，在現實中敏感審慎地做生命中每一次抉擇，緊靠愛人走下去，電影插曲《裝睡的人》 中的開頭也有這麼一句：鐵鎖敲響節奏／我們起舞後喝杯酒，即使人生無處不是枷鎖，我們的腳步也注定伴隨鐵鎖聲，何不擁抱這些節奏，思考如何走下去？
「《裝睡的人》的節奏和歌詞令觀眾很快進入香港的意象，很焦急、躁動，同時它能帶觀眾到一個畫面及情節都觸及不到的地方。聽著這首歌，我們閱讀和思考時都望遠了很多，對我們的城市可以多一點想像。」黃進徐徐地說出願景。
在侷促的香港，我們還能找一個角落，播一首歌，擁抱著《一念無明》帶給我們的餘溫，對人多一點善念，保守一顆敏感的心，慎思如何能為身邊的愛人、世界促成一點改變。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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