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眼，在太古廣場墮樓的梁凌杰先生，離世已近一個月，他的公眾告別儀式日前亦已舉行。我一直想寫點什麼，聊以抒懷，擺脫悲哀，即所謂「為了忘卻的記念」，但總不知從何說起，只想到魯迅的一段名言：「然而造化又常常為庸人設計，以時間的流駛，來洗滌舊迹，僅使留下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在這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又給人暫得偷生，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
一九二六年，學生劉和珍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在「三一八慘案」中遇害，魯迅於是寫出〈記念劉和珍君〉，說了以上的一番話。如今一百年快要過去，劉和珍為了什麼而死，對我們似乎都不再重要，重要的反而是她的犧牲，使魯迅寫下了那篇文，時時刻刻提醒我們：百年過去，人類仍苟活於那一片淡紅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中，「維持着這似人非人的世界」。這樣的世界何時會到盡頭？
我對梁先生所知不多，只覺得「凌杰」二字，似乎早已預示悲哀的命運。屈原在〈國殤〉寫道：「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為俊杰，豈堪賊凌？梁君之死固屬不幸，但也確實體現了一種時代精神，即今天奮起抗爭之士，不論年齡，皆有豪傑之氣、高尚之質，故寧為玉碎，不作瓦存。表面上梁凌杰君雖為「反送中」而死，但歸根究底他是為了捍衛自由而亡——不是他的個人自由，而是一個城市的自由，甚至是作為理念的自由。從這角度看，伯利克里斯（Pericles）的〈國殤演說〉（Funeral Oration），實可節錄成梁君的悼文。
伯利克里斯是公元前五世紀雅典的將軍、政治家。在伯羅奔尼撒戰爭第一年，雅典人為陣亡戰士舉行公開葬禮，伯利克里斯發表演說，一方面悼念亡者，一方面激勵人心，其演講辭——後世習慣叫〈國殤演說〉——收錄在史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卷二，成為西方古典文學的名篇。這講辭歌頌雅典的美好，稱讚其民主制度，提及「法律對人人平等」的原則。古希臘人有很強的公民意識，儘管不曾罵那些政治冷感者為「白癡」，但的確會視之為「廢人」，〈國殤演說〉就有以下金句：「唯獨我們（雅典人）才不會把那些遠離此事（政治）的人視為與世無爭，只會認為他們於世無用。」（monoi gar ton te meden tonde metechonta ouk apragmona, all'achreion nomizomen）句中「apragmona」一字直譯是「清閒無事」，尤其表示不參與公眾事務，我意譯作「與世無爭」，構詞上跟「於世無用」（achreion）較對稱。
至於跟梁君之死最相關的，是以下一段，拙譯如下：「豪傑以大地為墳墓（andron gar epiphanon pasa ge taphos）。他們的德行不但刻鑿於家鄉的墓誌銘上，甚至遠在異鄉，對他們也有無字的記念，長活於每人心間。我們要以這些人為榜樣，視幸福即自由，自由即勇氣（to eudaimon to eleutheron, to d' eleutheron to eupsychon krinantes），勿太顧慮戰鬥的危險。對勇士來說，因軟弱而來的不幸，其悲痛之深，更甚於懷着雄心壯志，一起抱負希望，無知無覺地死亡。」
一百年後梁君為了具體什麼事而死，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令後人記住：幸福即自由，自由即勇氣。公元前五世紀的雅典人，跟廿一世紀的香港人，透過梁君的靈魂而接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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