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六四30周年，想起「民主歌聲獻中華」裏群星與市民齊聲唱的《為自由》：「騰騰昂懷存大志，凜凜正氣滿心間，……愛自由，為自由，你我齊奮鬥進取，手牽手。」
法治下的自由，曾經是香港人最珍視的價值，是香港過去成功的根本原因。香港的成功不是甚麼人的勤勞、奮鬥、機智，而是英國殖民地給香港人提供的法治下的自由環境。
香港人的「愛自由」本無可置疑。講民主，未必人人認同，講自由，則幾乎沒有異議。2003年50萬人上街，主要是擔憂23條立法會損及香港人的自由。
30年前，香港人聲援中國民運人士爭民主，以為中國的民主可以帶來自由，以及可以使97後的香港繼續享有自由。
30年過去，中國富起來強起來了，中國人至少中產階級是否享有自由呢？也許物質生活不再拮据，可以自由享樂，但陳寅恪在將近100年前提出要絕對堅持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仍然是空谷跫音。獨立之精神不用說，社會流漫的都是依附精神；而自由思想，大陸一般人也沒有興趣。中國有自由主義者，也有反自由主義者，但更多的是旁觀者，多數人甚至對為他們爭自由而受到壓迫的事件連旁觀的興趣都缺缺，他們感興趣的是賺錢、買樓、買車，過自己的小日子。這樣的人和他們的價值觀，恐怕是中國的主流價值觀。
思想自由對中國人來說不是日用品，也不是奢侈品，而是廢品或危險品。這主要不是長期洗腦的效果，而是基於古訓與現實。禍從口出這成語，既反映從秦始皇焚書坑儒以來，兩千多年的專制主義對言論和思想的殘酷鎮壓，也反映現實中動輒對異議人士以「尋釁滋事」罪名逮捕所造成的人民對思想言論自由的恐懼。
另外，習慣於在絕對權力統治下做奴隸的人，對於事事要自己作主的自由，也不願承擔對未來不確定性的風險。就像籠裏的鳥一旦飛到天空就會要自己覓食和躲避襲擊一樣。中國人不願意思考複雜事物，喜歡線性的、一元的和善惡對立的簡單事物。思想自由所帶來的不確定性使中國人感覺進退失據。強大的統治力量似是他們的救生圈。德國政治哲學家韋伯（Max Weber）百年前就說過，中國人需要群居，並要有領袖，他們才安心。即使這救生圈是腐敗的、破損的、滿是毒菌的，也總要抓住，而不願放棄救生圈讓自己在大海泅泳。
有自由思想，自由言論，才有獨創性，才有獨立的個體存在，社會才有活力，年輕人才有明天。30年前，思想自由的香港人希望喚醒不自由的大陸人；30年後，對思想自由謝之不敏的中國人，壓倒了香港人的自由意識。如果連在球場觀眾席中發出甚麼聲音都會被治罪，如果在象徵罪惡政權的歌聲中都無法表現自己的自由意志，那麼香港人遲早會變得像大陸作家王朔所說那樣：民主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原則不能當飯吃，所以不重要。我們信奉了豬的生活原則，於是乎我們也得到了豬的命運——遲早給別人當飯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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