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部《逆權》電影的主人公都不是英雄，而是小人物。律師宋佑碩，原是一個很會鑽營、懂得走精面的人，先做地產律師，後又因應市場，轉做稅務律師，一樣風生水起。只因曾經對他有恩的一家小飯館老板娘的兒子突然被捕，他為了幫這個無辜的年輕人申冤辯護，而捲入與欺壓百姓的強權的抗爭中。司機金四福，本來也不理政治，甚而討厭學生時常示威，堵塞交通，影響他的生意。一天，他為賺取十萬韓圜，而搶客接載一名德國記者前往正在宵禁的光州。當他目睹鎮壓場面，當地司機奮不顧身救護學生，而電視台又扭曲報道，於是原來只為搵食的市儈司機，也奮身幫助記者把真相帶出境播放了。
他們都不是天生的好人，他們都像我們一般人那樣，不想惹事，只想過安穩日子，明哲保身，甚而貪圖小利，學會世故和冷漠，並接受社會的潛規則。但強權和不義卻一次又一次碰觸他們的良知底線，在強權一再壓逼真理之下，他們走向正義。
平凡人物，小人物，在手無寸鐵的群眾與全副武裝的強權抗爭的時刻，放下個人私利，為正義出一分力，這樣的經驗我們似乎都有過。八九民運時，北京的市民紛紛支援學生，軍隊鎮壓時，市民用板車運載受傷者；前往採訪的香港記者也有不少人遇到逆權的士司機。香港傘運時，許多平日不關心時事的市民，參與抗爭或用各種方式支援抗爭。平凡人在不平凡時空的表現，我們並不陌生。
當然，不是人人都是這樣的。更多的人生活在專權政治下，面對違背自己的思想意志的言論行為，都不願出聲，甚而對一些不公不義的、壓制言論自由的行為，對正直的人遭打壓、被無理判刑都無動於衷。這兩部電影的小人物，他們原先的生活取態，是社會上大多數人的生活模式和通病。電影中的普通人最終不畏強權，為了捍衞公平、正義、民主挺身而出，這時候我們會聯想到自己的處境，於是有共鳴，於是感動抹淚。
問題是在北京民運或香港傘運之後，在走出戲院之後，會不會打回原形，繼續冷漠？在鋪天蓋地的意識形態宣傳下，在各種誇張的中共國的語言「底氣」下，感覺置身於不能抗拒的大潮，不敢與眾不同。生活的危機感，使人們喪失了判斷是非的能力，只會隨波逐流。一些人賣力配合強權對年輕抗爭者喊打喊殺；更多人以「穩定」為理由選擇沉默，其實沉默就是幫凶，就是漢娜．鄂蘭所說的「平庸之惡」。
捷克作家卡夫卡說過：「冬天用斧頭打湖面上很厚的冰，是打不破的，可是會驚醒冰面下的魚，但最後融解這個冰的，一定是春天，不是斧頭。」
人間的春天不同於時令的四季，會不會來，幾時來，我們真的不知道。但如果我們能夠拋棄「平庸之惡」，努力用各種手邊的工具敲打那很厚的冰，不放棄喚醒冰面下的魚，那麼春天到來時，所有醒來的魚才懂得暢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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