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

黨國不分是中華傳統 忠君愛國即愛國愛黨(練乙錚)

黨國不分是中華傳統 忠君愛國即愛國愛黨(練乙錚)




十大學校長聯署聲明發表後,社會分裂更深更廣,因為聲明觸及今天的港陸對立焦點──言論自由。自由當然有前提,問題是統治階級開出的限制通常較嚴苛,現存體制的反對者卻要求寬鬆。可憐諸大學校長儘管學貫中西,卻一輩子未曾真正面對過這個忽然變得空前尖銳的矛盾,乃有進退失據的場面,有的還以今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其實,這些學者若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其他文明地方當學術領導,都會不過不失,但在香港卻被迫在一些敏感問題上表態支持統治階級,殊為不幸。覆巢之下無完卵;釋法DQ之後,言論自由的基地何可不遭蹂躪、大學校長哪能避開狼吻?這些從來十指不沾陽春水的政治乙女,大家不應該以打不死的獨自派領袖人物的標準來評核。當然,他們頭上一向頂着的那一抹德望光彩,也就從此失去。

中共與中國文化

共產黨污手觸碰過的事物,無有不變糞土,但在它的支持者看來,卻都是值得敲鑼打鼓歡慶的盛世事。如此醜惡常態,恐怕是國人自身文化基因裏的問題,不能都怪馬列史。
1958年,新儒家代表人物唐、牟、徐、張聯合發表長文《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四位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看法幾乎完全正面,不足之處在於民主自由的觀念薄弱,有種子卻未發芽,需由西方輸入作補充。對於中共的思想來源,他們則認為「根本不是中國的」。筆者認為這是過分武斷和樂觀了。
中共的信仰體系其實包含大量傳統文化的東西,非常中國。舉例說,民主派常常指控中共「黨國不分」。他們認為共產黨的確壞透了,但無損中國特別是中國文化的偉大;黨國有別而且可分,反共乃必須,但卻不能因此不愛國。(這是「大中華」民主派無法接受港獨的重要原因。)
但是,如果我們把「黨」理解為一個以某種包羅的政治和道德規範組織起來的壟斷性精英利益共同體(如今天的中共),那麼,在傳統中華文化裏,皇帝家族一姓及其委任的官僚體系就是一個黨(可稱作帝黨),這樣的黨和國家不僅不可分,甚至更是黨國一體、黨即是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這句話,便是在諸如《詩經》、《左傳》、《孟子》等古籍裏,儘管用作目的或不同,意思卻一樣。
與這個政治秩序共生的意識形態,就是後儒所說的「忠君愛國」;這與今天中國由「姓黨」的一家專政底下對人民提出的「愛國愛黨」說法雷同。(兩個說法裏的黨、國次序倒轉了,但以黨為依歸的意念則一。)
有人會說,孔子和孟子等先儒對君臣關係作了民本解釋,否定了絕對意義上的「忠君愛國」思想,因此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是與中共那套不相干的。但是,如果拿孔孟的言論原文細讀,並不能清楚得出這樣的結論。孔孟論述君臣關係時,的確提出過含進步意義的說法,但用現代語詞形容的話,是打了擦邊球,迴避了矛盾,「忠君愛國」的思想並沒有因此動搖。
《論語.八佾》記載孔子與魯定公的一段對話。定公問:君王任用臣下,臣下事奉君王,彼此應遵循甚麼原則?孔子答道:「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這裏談的是在正常狀態底下的君臣關係博弈平衡──(禮、忠)就是一對平衡策略。孔子沒說明的是,如果皇帝(中共)不「禮」,臣下(港人)還要不要「忠」。
到了孟子那裏,矛盾就比較尖銳。《孟子.梁惠王下》記載了齊宣王和孟子就歷史上湯放桀、武王伐紂兩件事的一段對答。齊宣王問得很刁鑽:那樣臣弒君,可以的嗎?孟子答說:損仁的人叫賊,損義的人叫殘,殘與賊都是大壞蛋,殺大壞蛋不算弒君(「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孟子的迴避很技巧、很得體──湯放桀、武王伐紂的事都做對了,但桀、紂不夠格稱人君,殺了他們,也沒違反「忠君愛國」大原則。
面對一個王,孟子很明顯不能不這樣說。但這是非常危險的邏輯;文革期間,黨認為「反革命」不是人,殺了也不算不人道。或者,今天,黨認為港獨是狗,關起來打也不算違反人權。

國家──不可愛但可憂

我們說,中華文化博大精深,裏面有很多東西可以作十分正面的解讀,例如孔孟的人本思想;那是沒錯的。然而,嚴格而言,理論上孔孟都沒有乾淨利落地突破當時的最高政治道德規範──忠君愛國。原因很可能是太危險了,就像今天鼓吹香港獨立一樣。於是,忠君愛國一直作為後儒的政治規範和核心價值而存在,演化為今天中共提倡的「愛國愛黨」。上述四位新儒家認為中共思想不來自中華文化,但事實上中華文化並不如想像中那麼純潔。
中共固然破壞了不少中華文化的優良部份;但在中華政治領域裏,黨國不分才是一貫的,中共實際上繼承了、代表了中華文化政治傳統裏的這個核心部份。
相反,黨國二分、黨不同國的說法,的確是舶來品,是西方近現代出現了民主體制、政黨政治之後,傳過來中國,由梁啟超等人介紹給國人的。中共罵民主派、異見人士反對一黨專政乃照搬西方,大家聽了也許非常反感,卻大體上符合事實。便是新儒家也承認,中華文化本身開不出民主制度,一定要倚賴西方文化這方面的輸入。
明白了這點,大中華民主派的思維裏便可能出現信仰危機:中華政治傳統與民主價值既然沒有多少共同點,那麼這個國家有多可愛?如果在民主派的價值體系裏,政治民主是最重要的東西,則中國(指傳統中國,不指今天的中國)並不特別可愛。事實上,中國政治人愛國,從來都不是因為她可愛,反而是覺得國家可恨、可憂的多;憂國是中華人的國家感情特徵。然而,一旦絕望了,憂就成為多餘,剩下的就是恨,而且恨還會變質,從恨鐵不成鋼的恨,變成憎恨的恨。涼薄之意興而「恭喜」之語出。(說到底,後者不過是北方語「活該」或粵語「抵死」的訕笑版,並不特別冇人性。)
中國的政治從來都不很可愛,那麼,土地如何?人民如何?文化的非政治方面如藝術又如何?無疑,比起政治,中國的這些方面有較多可愛處,但也並非全然。
如果考慮到中國近五百年來大部份時間都是擴張掠奪成性的陸地帝國主義國家,行徑和西方海洋帝國主義其實沒太大分別,有的主要是「時差」──中華帝國主義的全盛期比西方出現的早了一百多年,那麼,中國的很多土地就不那麼可愛,因為是古今皇朝政權從周邊界外搶佔得來的;新疆、西藏、內蒙、台灣都如是。東北則本來是滿洲人的,滿族入侵中國建立大清帝國,亡了之後給中國反吃過來的,那也不是甚麼特別光彩的事。

比西方的更可惡

事實上,中華帝國主義有比西方帝國主義更可惡的一點。二次大戰的西方勝利國也起碼讓很多以前的殖民地獨立了,但中華帝國至今沒有那樣做,一直大剌剌佔據那些搶佔回來的土地,以「同胞」名義欺壓當地人民。中土人若說愛西藏的土地,藏人聽了會非常反感。那種愛,道德上其實很低劣,因為愛的是偷搶回來的贓物。這些「不方便事實」,都給中共史觀和民國史觀巧妙地掩蓋了、篡改掉。
中國的人民也很可愛,尤其是非常窮苦的時候。中國的詩詞歌賦曲書畫的成就極高。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瞿秋白語)。對一些港人來說,這已足夠讓他們愛北方的國、反香港的獨。但對另外很多特別是受2047問題困擾的本地人而言,認識清楚了中華文化的專制主義和帝國主義歷史脈絡之後,其餘縱還有正面的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藝術元素不必也不容否定,也不足以壓下分離主義的心魔了。

練乙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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