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權司機(陶傑)

逆權司機(陶傑)



韓國電影「逆權司機」在香港上映，廣受注目，因為許多年前南韓的光州暴動，於香港的年輕人，越來越覺得熟悉。
戲中的一個基層的士司機，本來不理會政治，也很愛韓國，是一名韓國版藍絲帶。
他討厭漢城的大學生時時示威，堵塞交通，令他生意損失。直到有一天他急需一筆錢，剛好一名德國記者要搭長途的士去光州，為了做生意，他接了這個客，去到目的地才知道戒嚴，無意中目睹軍隊開槍屠殺學生，而且當地司機奮不顧身，為了自由和人權救護。
但全國電視新聞卻只說學生是共產黨，司機發現了真相，拚死救護德國記者進出生死場，怕自己接受洗禮，變成了另一個人。
香港年輕人看了此片，覺得有共鳴，因為不久之前香港的雨傘運動，大批學生佔領金鐘。其時不止香港的的士司機，也有大量中環進出上班的專業中產，詛咒佔中者，質問他們為何堵塞交通。
電影中南韓那個的士司機開頭咒罵學生的對白，與香港佔中時的的士司機和許多中產階級人士的咒駡相同。
電影最大的看點，就是劇情發展中南韓與今日香港特區之相似，以及其中包括的士司機這種人對於年輕人抗爭厭惡態度之雷同。在這一點之上，許多擁有博士專業學位的所謂精英，其見識和思考邏輯，不論八十年代的南韓和二十一世紀的特區香港，其實與一名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的士司機並無分別。或許這一樣，可以稱之為自私和狹隘的全球一體化（The Globalisation of Selfishness and Narrow-mindedness）。
當然，南韓和香港的命運，從九十年代開始分手。南韓實現了民主化，鎮壓光州學運的全斗煥被投入監獄，當然學生的英雄金大中（可能他真的是一名共產黨）成為民選總統，其後是盧武鉉和今天的文在寅。這樣的結局，不一定每一個人都喜歡，但當年悲劇的源頭，公義和罪惡，分別是清晰的。
而香港走上另一條路。與的士司機一樣詛咒香港學生的，分別在於，其實他們一早辦好了西方國家的移民。這就是南韓這齣電影觸動香港人心靈支柱：上半部本是同根生，下半部，我們擁有了兩個不同的世界。

人總要學會長大(陶傑)2017年09月30日


南韓電影「逆權司機」，對於香港年輕人，是很好的人生教育。
教育什麼？就是極權的暴戾和殘酷。
現代有許多極權統治屠殺抗議者的慘劇：一九七九年霍梅尼的伊朗革命政權、一九七三年智利社會主義總統阿倫德被推翻的政變、緬甸軍政府鎮壓僧侶和學生、一九七六年「四五」天安門廣場事變，但這一切，沒有什麼影像記錄留下，也沒有什麼電影描述其中的恐怖──積林蒙主演的「大失蹤」是其中少有的一齣，但發生在南美洲的拉丁世界，離香港人很遠。
「逆權司機」講的是一九八〇年的南韓光州，本來也跟香港無關。但香港的梁特無端端激出了一場「佔中」，出現前所未有的武力鎮壓。偏偏南韓的電影暴力誇張，「逆權司機」不但無端拉近了時空距離，而且令香港下一代見識極權政治的現實。
因為英治時代，一切受保護，只是香港人活在玻璃動物園裏吃喝唱K，一切講求開心，無憂無慮。
英國派來的官員大多都曾出生入死：警務處長韓義理、布政司霍德、廉政公署副專員彭定國，還有一個法官叫百里渠，都經歷過南非、肯雅、馬來西亞。
然而戰後殖民地獨立，都腥風血雨，他們脫下軍裝，離開第三世界蕉林和椰樹下的熱帶戰場，來到香港，手槍藏起，換上西裝，走進香港會所冷氣開放的柚木地板圖書館，靜靜地看書。
窗外這另一個殖民地歌舞昇平，許冠傑的「雙星報喜」叫香港人「做人呀？最緊要開心，笑吓啦。」如果人生和世界，真的這樣簡單就好。「開心」和「笑吓」構成香港人的人生宗旨之全部，像一個初生嬰兒，在潔淨的玻璃箱裏，很純真地呼吸着，但缺乏對抗病菌的免疫力。
然而大陸移民來的中國人，無論在什麼時候，由於身經百戰，都是非常精明的政治動物。他們不會因為文革結束、改革開放，甚至留學美國而政治退化，反而因為百變的社會環境，百變不離其宗的共產黨統治，開發出更精緻的政治觸覺。相對之下，香港人，特別年輕的一代，永遠是一群小孩。
香港年輕人看「逆權司機」，有如一群小孩召集在一起，第一次看伊斯蘭國的恐怖分子在他們面前手起刀落，處決一名穿着橙色衣服的囚犯。五歲的小孩平生第一次看見，才會驚懼莫名，但看到十四五歲，不但習以為常，還會自己手癢拿起槍和刀。
人生和世界就是這個樣子，就像香港終要結束英治時代，回到中國，別的小孩都已長大了，香港小孩到了該長大成人、離開上帝賜給你的純真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