唏噓的豬肉佬: 香港「漢奸」研究(劉細良)

鄭明仁作品《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是香港少有的「漢奸」個案研究。

到今天難為共產黨還滿口「愛國者」，宣稱要由中央監督特區政府主要官員是否由愛國者組成，愛國二字出自他們口中，別具荒謬感。1927年蔣介石建立統一的南京政權，共產黨勾結蘇聯外國勢力顛覆國民黨，借日本侵華民族危難時機擴大勢力，日本投降後在蘇聯軍事顧問指揮下，奪取東北，最後打敗蔣介石成功建立政權。這就是共產黨愛國者追求偉大民族復興的過程，香港人應該好好學習，明白「愛國」、「勾結外國勢力」、「漢奸」、「賣國賊」的歷史。共產黨為了宣傳及界定「愛國者」，自然需要其對立面：「漢奸」、「賣國賊」，口號天天叫，帽子日日扣。

日治時期的附敵者

中國人對於「漢奸」談論的多，研究的少，可能大家認為這些負面壞人，沒有甚麼好研究。最近看了鄭明仁著作《淪陷時期香港報業與「漢奸」》，此書是研究日治時期《華僑日報》社長岑維休個案，日軍攻佔香港前夕，傳媒面臨的選擇是：關門停刊或繼續經營，淪陷前岑維休答應港英政府在日佔時期繼續經營《華僑日報》，這令他走上了「漢奸」之路。日佔總督府當然不會容許宣傳抗日，而且要成為其宣傳機器之一部份，協助宣傳反英美殖民主義及大東亞共榮圈。當時的新聞工作者一方面當日軍宣傳工具，但另一方面在報道及藝文副刊中暗藏反日訊息。
戰後，國民政府想將《華僑日報》收編，但社長岑維休拒絕，於是國民黨就將他扣上「附逆」帽子，定性為漢奸，稱為「岑逆」並通緝歸案。其實淪陷時期另一份《香島日報》（即胡文虎經營的星島日報），也同樣為日軍歌功頌德，胡文虎本人甚至親自到東京與首相東條英磯面談，《香島日報》附敵程度不亞於《華僑日報》，作者列舉1944年12月24日該報社論〈謹向磯谷將軍獻詞〉，恭賀香港總督磯谷廉介調職返日本：「此對大東亞戰爭之所貢獻，自然佔有亞洲軍政史光榮之一頁。將軍現已奉調去港，居民懷念無限，難免有依依不捨之情。」媚日言論十分出位。但胡文虎在國民黨高層有人脈，他奔走於汪精衛及日本政府之間，也可能是受國民黨高層所託，所以《香島日報》自然可剔除出「漢奸」之列。至於岑維休，他在國民黨內沒有關係，唯一能保護他的是香港政府。當廣東張發奎通過「肅奸委員會」宣佈通緝漢奸岑維休後，國民黨在港喉舌《國民日報》社論呼籲市民捉拿岑歸案，香港政府借題發揮，認為國民黨無視港府管治權威，於是立即查封報館，擺明保護岑維休姿態。所謂《華僑日報》附逆事件，最後也不了了之。
戰後港府對岑家的保護及重用，從岑維休兒子岑才生獲頒OBE及MBE勳銜可見一斑，作者透露港府的取態是因為政府官員要求岑維休繼續辦報，另外在淪陷時期岑一直接濟被囚赤柱集中營的港府高官。
至於另一個附敵的名人羅旭龢，他的處境在戰後就慘了。羅是日治時期華人代表，出任「華民代表會」主席，協助佔領政府施政。作者翻查英國殖民地部檔案專案：《Colonial Renegades in the Far East Individual Cases: Hong Kong Sir Robert Kotewall》，指殖民地部一直想指控羅賣國罪作刑事起訴，但羅自辯他與日人合作是得到港府華民政務司、律政司及防務主任三人允許。殖民地部聽取港府意見最後不作懲處，但羅作為日本合作者形象深入民心，港府要他退下來並不再授予公職。
中國人因民族主義，對附敵者扣上漢奸帽子，作者在結論中指：「中國傳統的大漢文化思想，不愛國就是漢奸，即使主和也不可以，這就造成淪陷區及敵佔區出現無數漢奸……」但西方對附敵行為會從客觀事實出發，不涉忠奸判斷。英國1946年3月30日宣佈特赦附敵者，倘不涉殘暴行為，不提刑事起訴。三年零八個月與日本佔領政權合作的香港眾多紳商、文化人、傳媒人，無一被起訴定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