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4日 星期日

【2017六四隨寫】

本土派的六四聲明看到兩篇,其餘本土派的論調也讀到,今年這種文章其實不算多。我頗覺得大家若不同意,也不必太緊張。所謂本土,或本土右翼的能量,不過是一條在身分政治與現實感受交雜裡摸索中的道路。對於一班樂意思考的朋友,只要不是 deadwood,我仍舊相信對話的可能。
當然本土派也有很多真的不合情理之處,值得商榷。
第一點是,無論你多麼渴望香港獨立,國界也只是一條虛線。
文化的接壤、互相影響,在歷史上,有極多複雜的動態。例如今天被稱為很「本土」的東西,很「老香港」的物事、情懷或印象,很多都保有不少嶺南文化的味道乃至傳承。基本上我們曾經是一座移民城巿,我們的「本土」來自很多不同的地方,特別是中國。這點其實陳雲觀察得很準確。因為沒有中共和文革,香港是比較能見到「華夏」遺風的一座城巿。
單是這點,「鄰國」的「鄰」就有了好不一樣的意味,六四於香港人,不止是像光州事件一樣的反人類罪行,因為「鄰國」正是我們部分文化根源。或者說,這個「鄰國」,其實是「本土」的一部分。
第二點是,六四不是從天而降的,它是自1982年英殖政府開放選舉和區政諮詢權力,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和開始起草基本法,八十年代中後期的「八八直選運動」——其來有自的一場政治洗禮。
港人1989年的六四參與,當中固然有人道主義和國族主義,但還有另一個重要的成分︰它是某一代香港人公共生活的起點或轉捩點,它是某一個香港從此以「民主」作為政治主題的歷史樞紐。
所以,正如很多論者所言,六四也是「本土」的一部分,而且是很重要的部分。
無論當中支聯會的框架是否(大中華)民族主義,也完全不影響或無法抺走六四的這個部分——從那個清晨開始,我們的社會多了一種意覺,認為他人的生活與自己有關,認為(哪怕是很含糊和很容易被本質化的)民主或公義的表態,是這座城巿的重要身分。
單是這點,我們就無法不承認,香港人是透過「關心中國民運」來開始或深化「關心自己社會」這回事。這種「本土」的政治生命的成長,完全不是「自保」或「自身難保」論可以簡化的。
第三是消費的邏輯。宣揚「勿淪為消費六四」的本土派朋友,坦白講,是透過宣揚「勿淪為消費六四」來消費六四。完。事實上,消費或不消費,只是寫作上的小技巧,三尖八角的口水。
第四是發言成本。嚴苛地批評別人的前提,是自己也有點付出。很多本土派朋友有他們真誠的對民主或香港付出,乃至沉重的代價。但為打咀炮而打咀炮的,也不在少數。在這個意義上,雖然我十分不喜歡支聯會,但提出批評時,也得思前想後,誠惶誠恐;因為我還是得問,我為我心目中較有意義的民主方向,付出過甚麼。如果只是 armchair critics,要屌都細細聲啦,抱怨一下就好了。
五是雜質。有支聯會和它的框架,就自然有反對支聯會的聲音和框架。其實多年來,都有大量不一量的聲音在參與六四。這是客觀事實。
***
其實一直除了「勿淪為消費六四」之外,本土派也一如既往,問了一些錯位的問題,但回答這些問題的朋友也不止於本土派。
這種問題包括︰
.香港和中國未來應有怎樣的關係(獨立還是大中華)?
.應該遺忘還是悼念(獨立還是大中華)?
.悼念是自由抑或義務(獨立還是大中華)?
.應該無視「鄰國」還是支援中國(獨立還是大中華)?
.應否參加支聯會晚會(獨立還是大中華)?
無論問題怎樣變,都是「獨立還是大中華」的變奏。
既然有不少反對本土派的朋友回答了這種問題,證明本土派在制訂議程方面,算是頗成功的。不過這種成功也是有限期的,公眾會消化和吸納這類問題,今年的討論就比去年少。
我無法投入這種問題。
在我而言,如何保持一座城巿對抗極權的意志,如何利用六四時機推進這種意志,才算是真問題吧。
而本土派的朋友,眾所周知,往往是利用六四時機,透過上述這種「獨立還是大中華」的偽對立,來操作對非本土派政治力量的一點攻擊;而不是利用六四時機,來反思我們如何能推進對抗北京極權的意志,或維繫這座城巿的抗爭士氣。
在這點上,我想,不少朋友也很難接受,前者為甚麼會比後者更有意義。
***
其實雨傘運動已快將三週年。這幾年來支聯會有怎樣推陳出新的意識呢?區區孤陋,好像還是偏少。
然而,從歷史與整體格局而言,普選其實是中港關係的唯一和解方案。唯有透過普選,才能確立「北京主權/港人治權」的分野——而雨傘運動的未竟全功,多少是說明了普選不會在短期內實現,如果不是永遠不會發生的話。
在目前大量中國游資南侵、中港融合、長官意志一國一制、主權全面介入治權的情況下,中港巿民一定會繼續被分化,越走越遠。六四凌晨,至今廿八年了。今年三十歲的香港人,當年只有兩歲。無所謂記憶,也無所謂遺忘,或無所謂悼念。
如是,青年一代,沒有六四記憶,沒有文化接壤介面,沒有或很少中國經驗,只有大量日常生活中的「被中國」經驗。這正是本土右翼的政治基礎,所以哪怕本土派的政治代表出師未捷,他們也會依舊是主流意識型態,而且會越來越主流。
部分本土右翼朋友高談獨立建國,把「撇清自保想像」放大,固然一廂情願,但支聯會式的忠誠反對派思路,也似乎選擇對後雨傘的新形勢視如不見。
如果民主自決路線是有續航力的新路線,它既要開放——必須刻意及盡力團結更多本土派、有意志對抗北京極權的朋友——更要認真思考,如何催生忠誠反對派思路的進一步改變。
畢竟,支援中國異見與自身難保,是假的選擇,假的對立。支援中國異見固然合理,但亦談何容易,只能點點滴滴;可是但求劃清中港界線的自身難保論也肯定不能保住自身。香港是進可攻退可守,但同時亦係攻無力守更險。在這種窒息的中港困局中,民主的角色在哪裡呢?
支聯會的堅持是值得肯定的,但更應盡快回應雨傘及本土派,更有目的地尋找一種能容納本土右翼,或至少能與本土派衷誠對話的定義、視野或策略。
中長線而言,無論你咩派,只要你是地球人,就要更有決心和好奇心了解中國。現在大部分人,包括本人,主要都係鳩講,權宜,終隔一層。
至於六四,做咩都好;在家悼念也好,看電影讀舊報章溫和知新也好,銅鑼灣還是尖咀也好,八點鐘在高士威道場外散步看看場內的燭光也好,這不是重要的問題。
「我們不幹,誰幹?」——今年中大社工同學在校園裡高掛如此震撼人心的橫額。這句說話會否是八九北京學生的帶有精英意味的自我期許與決絕承擔?我不清楚;但問題不在六四,問題是每一個人,包括本土派,是否願意成為「我們」,問題是在極權面前,「我們」無論如何要「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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