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0417
《十九歲》團隊致謝詞，使我心寒
《給十九歲的我》得金像獎「最佳電影」，我連戲也未看，沒資格討論是否實至名歸，但看到郭偉倫（張婉婷以外的《十九歲》導演）的致謝詞，以及英華女學校的聲明，我深信不管電影多精彩，也比不上現實中的這台戲。
英華女學校發聲明，先感謝金像獎評委、張大導團隊及被拍攝的同學，然後重申：「本片拍攝過程中，團隊是本着被拍者同意和知情下的原則進行拍攝，絕無意進行強迫拍攝或偷拍，我們亦容許同學在拍攝期間退出。」
如果不知前因後果，光是看這段聲明，應該以為校方和拍攝團隊之前被指責的，是「強迫拍攝或偷拍」。但記憶中，《十九歲》的問題一直都是：由最初協議的「校內放映和製成DVD贈給捐款者」，變成「全球公映」，其間被拍者雖多次反對，但校方和製作團隊仍「以結果為目標」，本着「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的「專業」精神，懶理被拍者的感受。是我記錯嗎？
既然問題出在「公映」，而非「強迫拍攝」上，為什麼英華聲明不提重點，偏回應一個不相干的問題呢？這種修辭手法，不就是政治宣傳和公關常用的，旨在轉移視線的「紅鯡魚（red herring）」嗎？如果校方不想坦承問題，尾段大可不寫，客客氣氣感謝一輪全世界就是。如今畫蛇添足，轉移視線，我覺得不是教育工作者該做的事。
至於郭偉倫的台上發言（全文見注1連結），就更耐人尋味。他先後讀出導演張婉婷和監製黃慧事前寫好的致謝詞。張大導由「羅啟銳死亡嘅黑洞」開始，穿插坂本龍一遺言「藝術千秋，人生朝露」，講到拍《十九歲》是「今生無悔」，還「感謝所有參與拍攝的同學們，感謝你們面對自己、面對觀眾的勇氣」。
張大導「感謝同學」的說話，其實比郭偉倫的soundbite「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更得人驚，也解釋了黃慧何以會形容張婉婷是「經過咗咁多個月無可理喻的折騰」。（黃慧所謂「無可理喻的折騰」，如果僅指《十九歲》引發的道德爭議，那麼「咁多個月」其實也未夠兩個半月。）看真一點，張大導真有「感謝」嗎？
換了是我，如果真心感謝同學，至少會這樣說：「感謝所有參與拍攝的同學們，懷着對母校的熱愛，犧牲許多寶貴時間，甚至奉上私隱，完成這部影片。即使有同學不願公映，帶來遺憾，我也感激大家的無私參與，珍惜這一段共同為母校服務的美好時光。」
如果用以上方式「感謝」同學，大家是否覺得更真誠、大方、成熟，也更有品呢？如果張婉婷團隊能用我這種態度說話，跟同學們好好溝通，《十九歲》很可能根本不會夭折。但不，她偏要話中有話，講「感謝你們面對自己、面對觀眾的勇氣」，言下之意，即暗諷那個不願意給予consent公映的同學，是沒有「面對自己、面對觀眾」的勇氣了。
張大導這番「致謝」是典型的「gaslighting（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是一種情感操縱技巧，操控者會不斷扭曲、質疑受害人的想法，打擊受害人的自尊和形象（你反對公映，是因為「你沒勇氣面對自己、面對觀眾」），甚至令受害人相信自己有精神病，從而接受操控者所講的一切。
我想起阿聆在「萬言書」也寫過：「導演及校方不斷主張及認定鏡頭下的我就是真正的我，強調我不肯公開自己就是不接受自己的表現。我認為這說法是偷換我保護自己的私隱的想法為否認自己。」（注2）這就是gaslighting。拍攝團隊當着鏡頭，也敢用這種方法試圖操縱他們眼中的「演員」，還表現得理直氣壯，想一想鏡頭背後，我真的感到心寒。
意大利導演影波早前接受BBC訪問，談及紀錄片倫理，以德國導演荷索（Werner Herzog）的紀錄片《熊人》（Grizzly Man）為例，該片主角每年到訪阿拉斯加的灰熊保護區，最後被自己所愛的灰熊所殺，導演剪走了主角被殺的震撼一幕，為事主保留尊嚴（更正：關於BBC報道，友人指出，荷索當時沒拍到被殺畫面，只有臨終慘叫的錄音，為了尊重被拍者，決定不在片中播出）。影波強調，「創作者有幸能記錄他人的故事，就要把被拍者的尊嚴放在首位，高於其他一切考慮。」（注3）這道理很難理解嗎？
郭偉倫在頒獎禮後接受訪問，說：「我想今次的教訓是令大家知道，如何保護我們自己創作人的拍攝， 以及電影作品。今次我們汲取教訓，得到經驗後，就可以避免再有同類問題發生，可站出來光明正大拍自己要拍的東西。」（注4）好一句「保護我們自己創作人」，看來他們是真心相信自己為受害者。
為免被什麼「才子才女」說我是「大批鬥」、「反政府的暗黑力量」，最後想友善提醒一下《十九》團隊，今後該如何保護你們這類創作人——請拿出「面對自己」的勇氣，承認自己不理解，也不想理解紀錄片倫理，今後不如下定決心，正正經經拍劇情片，付錢聘專業演員，簽正式合約，不要再嘗試操控義務「演員」了。
順帶一提，坂本龍一遺言被張大導這樣引用，真的好無辜。坂本有另一句話，其實更值得張大導思考：「不對自己說謊，做真實的音樂，真實地活下去，不忘記看每天的月亮。」
《給十九歲的我》得金像獎「最佳電影」，我連戲也未看，沒資格討論是否實至名歸，但看到郭偉倫（張婉婷以外的《十九歲》導演）的致謝詞，以及英華女學校的聲明，我深信不管電影多精彩，也比不上現實中的這台戲。
英華女學校發聲明，先感謝金像獎評委、張大導團隊及被拍攝的同學，然後重申：「本片拍攝過程中，團隊是本着被拍者同意和知情下的原則進行拍攝，絕無意進行強迫拍攝或偷拍，我們亦容許同學在拍攝期間退出。」
如果不知前因後果，光是看這段聲明，應該以為校方和拍攝團隊之前被指責的，是「強迫拍攝或偷拍」。但記憶中，《十九歲》的問題一直都是：由最初協議的「校內放映和製成DVD贈給捐款者」，變成「全球公映」，其間被拍者雖多次反對，但校方和製作團隊仍「以結果為目標」，本着「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的「專業」精神，懶理被拍者的感受。是我記錯嗎？
既然問題出在「公映」，而非「強迫拍攝」上，為什麼英華聲明不提重點，偏回應一個不相干的問題呢？這種修辭手法，不就是政治宣傳和公關常用的，旨在轉移視線的「紅鯡魚（red herring）」嗎？如果校方不想坦承問題，尾段大可不寫，客客氣氣感謝一輪全世界就是。如今畫蛇添足，轉移視線，我覺得不是教育工作者該做的事。
至於郭偉倫的台上發言（全文見注1連結），就更耐人尋味。他先後讀出導演張婉婷和監製黃慧事前寫好的致謝詞。張大導由「羅啟銳死亡嘅黑洞」開始，穿插坂本龍一遺言「藝術千秋，人生朝露」，講到拍《十九歲》是「今生無悔」，還「感謝所有參與拍攝的同學們，感謝你們面對自己、面對觀眾的勇氣」。
張大導「感謝同學」的說話，其實比郭偉倫的soundbite「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更得人驚，也解釋了黃慧何以會形容張婉婷是「經過咗咁多個月無可理喻的折騰」。（黃慧所謂「無可理喻的折騰」，如果僅指《十九歲》引發的道德爭議，那麼「咁多個月」其實也未夠兩個半月。）看真一點，張大導真有「感謝」嗎？
換了是我，如果真心感謝同學，至少會這樣說：「感謝所有參與拍攝的同學們，懷着對母校的熱愛，犧牲許多寶貴時間，甚至奉上私隱，完成這部影片。即使有同學不願公映，帶來遺憾，我也感激大家的無私參與，珍惜這一段共同為母校服務的美好時光。」
如果用以上方式「感謝」同學，大家是否覺得更真誠、大方、成熟，也更有品呢？如果張婉婷團隊能用我這種態度說話，跟同學們好好溝通，《十九歲》很可能根本不會夭折。但不，她偏要話中有話，講「感謝你們面對自己、面對觀眾的勇氣」，言下之意，即暗諷那個不願意給予consent公映的同學，是沒有「面對自己、面對觀眾」的勇氣了。
張大導這番「致謝」是典型的「gaslighting（煤氣燈效應）」。Gaslighting是一種情感操縱技巧，操控者會不斷扭曲、質疑受害人的想法，打擊受害人的自尊和形象（你反對公映，是因為「你沒勇氣面對自己、面對觀眾」），甚至令受害人相信自己有精神病，從而接受操控者所講的一切。
我想起阿聆在「萬言書」也寫過：「導演及校方不斷主張及認定鏡頭下的我就是真正的我，強調我不肯公開自己就是不接受自己的表現。我認為這說法是偷換我保護自己的私隱的想法為否認自己。」（注2）這就是gaslighting。拍攝團隊當着鏡頭，也敢用這種方法試圖操縱他們眼中的「演員」，還表現得理直氣壯，想一想鏡頭背後，我真的感到心寒。
意大利導演影波早前接受BBC訪問，談及紀錄片倫理，以德國導演荷索（Werner Herzog）的紀錄片《熊人》（Grizzly Man）為例，該片主角每年到訪阿拉斯加的灰熊保護區，最後被自己所愛的灰熊所殺，導演剪走了主角被殺的震撼一幕，為事主保留尊嚴（更正：關於BBC報道，友人指出，荷索當時沒拍到被殺畫面，只有臨終慘叫的錄音，為了尊重被拍者，決定不在片中播出）。影波強調，「創作者有幸能記錄他人的故事，就要把被拍者的尊嚴放在首位，高於其他一切考慮。」（注3）這道理很難理解嗎？
郭偉倫在頒獎禮後接受訪問，說：「我想今次的教訓是令大家知道，如何保護我們自己創作人的拍攝， 以及電影作品。今次我們汲取教訓，得到經驗後，就可以避免再有同類問題發生，可站出來光明正大拍自己要拍的東西。」（注4）好一句「保護我們自己創作人」，看來他們是真心相信自己為受害者。
為免被什麼「才子才女」說我是「大批鬥」、「反政府的暗黑力量」，最後想友善提醒一下《十九》團隊，今後該如何保護你們這類創作人——請拿出「面對自己」的勇氣，承認自己不理解，也不想理解紀錄片倫理，今後不如下定決心，正正經經拍劇情片，付錢聘專業演員，簽正式合約，不要再嘗試操控義務「演員」了。
順帶一提，坂本龍一遺言被張大導這樣引用，真的好無辜。坂本有另一句話，其實更值得張大導思考：「不對自己說謊，做真實的音樂，真實地活下去，不忘記看每天的月亮。」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