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五十年前的今天，中國近十億人大概沒料到，黑夜過後的新一天，會是後人稱之為「十年浩劫」的開始。
五月十六日，文化大革命揭開序幕，往後的十年，人們活在互相揭發的鬥爭之中，爭相表達自己對革命的忠誠，不擇手段，避免成為台上被侮辱被毒打的批鬥對象。
文革後患無窮，外國對此的研究至今未減，內地因為題目敏感而遏止討論，但近在咫尺的香港人，好像並不是太關心，又或者，其實我們並不太了解，除了「毛澤東」、「批鬥」、「紅衛兵」等幾個關鍵字，文革是什麼回事？趁着文革五十周年，我們這一期訪問了熟悉文革歷史的資深傳媒人程翔，請他替我們惡補一下文革事。
文革是什麼 讓道德淪喪的運動
研究文革多年的程翔，說香港人對於文革的認識，當然不算深，「否則就不會有這麼多人仍然為建制歌功頌德」。要把文革的歷史說一遍或許太長，但要討論文革、對反思文革不覺得是隔岸觀火，首先就要知道文革是什麼。「文革，是一場荒謬的運動，導致二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一億人遭受種種政治逼害。這些不是我作出來的數字，而是中共十大元帥之一葉劍英在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所謂非正常死亡，是指包括因武鬥、自殺而死的人，程翔說，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甚至在世界歷史中，即使是二戰時納粹屠殺以色列人，也是六百萬人，「文化大革命，除了數字上令人吃驚，它與其他種族清洗不同，它是一場同一民族裏自相殘殺的災難」。
人性性惡發揮極致
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才終結，有人曾估計內地因此損失達五千億人民幣。不過，除了經濟損失以外，文革可謂後患無窮。「它帶來的後遺，是中國道德大淪亡。」二○一一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與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承認，文革以後，「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程翔說，文革時期，為求自保，互相檢舉以示自己的忠心、政治清白成為風氣，「仔女鬥父母、學生鬥老師，夫妻互相揭發」，人與人之間喪失信任。「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經歷了十年」，價值觀被瓦解，「若人有性善性惡的話，文革把人性惡的一面發揮得淋漓盡致，只要翻看文革倖存者的回憶錄，這些事，俯拾皆是」。一九九○年，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沙蓮香出版了《中國民族性（二）》，研究文革對於中國人的影響、比對文革前後中國人民族性格的變化，「結論是，文革令中國人變成劣質的民族」。
文革的反思 五十年後 「亞文革」出現？
如果，一場運動導致二千萬人喪生、一億人被迫害，不論國際抑或中國內部亦認為它帶來的負面影響深遠，那麼，五十年過後的今天，我們是否已汲取教訓？「沒有。內地沒有徹底的反思。」一九八一年、文化大革命發生十五年後，中共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但它同時決定保留毛澤東的形象，三七開，三分缺失、七分功勞，於是，往後全國都跟着這調子走，認為文革是毛澤東個人的錯。但為什麼一個人的錯，可以發展成當時全國的瘋狂狀態？」程翔認為，文革那十年浩劫，被徹底否定了，但此前的十七年，即是由共產黨執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至文革發生的那十七年，亦該好好反思當時國家的狀態。「一個人的錯，演變成全國的災難，是有其社會政治的脈絡，若沒有當時的社會制度、不停的政治運動，文革不會如此發生。」
八○年代，中國著名作家巴金曾經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認為這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不過至今仍未得到允許。五十年後，回望過去，程翔看到的不止是一個歷史悲劇，近幾年，他與內地不少學者都留意到，內地有出現「亞文革」的迹象，都是值得人們留意和擔憂的。「領導人看上去想搞個人崇拜，最近甚至到了危險的地步。為什麼說危險呢？古今中外，一個國家的領袖搞個人崇拜，人民的生活就會遭殃了，希特勒、史太林、北韓金家、毛澤東。當年歌曲《東方紅》唱遍全國，把毛澤東由人唱到變神，如今曲調依舊，歌詞換成是習近平，他究竟想做什麼？」
文革與香港 倘文革重臨 香港頂得住？
不過，關於文革或亞文革，縱使近年的討論多了，香港人的關注大多只算是隔岸觀火。「怎可能隔岸觀火？李波事件已說明這與香港人息息相關。」程翔曾在一個訪問中說，當局要當事人在未審訊前已在電視鏡頭前認罪、要異見者當眾數臭自己，其實就是近乎文革時代的手段。「早前有報道指內地傳媒要姓黨，你估香港有沒有傳媒因此而感到有壓力？據我所知，有幾個每年都會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天主教團體，今年不約而同都打算不搞了，我相信這些不是個別事件。」
香港人對文革的關注不算多，程翔認為是我們認識不足，而文革當年的影響雖然超出境外，但香港當時尚能避過一劫，原因有三：一是政權，二是民心，三是傳媒。文革對於香港的影響，最直接的或許是六七暴動，當時由一場工廠勞資糾紛演變為左派陣營發起的長期鬥爭，「當時若不是有港英政府立場堅定，至後來民眾把矛盾指向英國駐華大使館，一把火燒了，引發成外交風波，左派被迫收手，文革在香港的延伸才得以停止」。但這並不是必然的，在六七暴動前，六六年的澳門就發生一二三事件，當時的警民衝突讓葡萄牙政府喪失威信，中共此後在澳門的勢力坐大。
「我們要思考的是，如果再發生一次文革的話，香港還可以頂得住嗎？現在的特區政府，我看不到可以怎樣撐得住。」至於民心，程翔的理解是，當年文革發生的時候，香港人口之中，一半是為了逃避中共管治而來到香港，「他們抗拒的心態，比現在清晰得多，民心背向，所以文革未能在香港發生」。還有的，就是傳媒，「當時的香港，至少有一把聲、一支筆，聲是林彬，結果被燒死了；筆是查良鏞，最後也到了新加坡避禍。雖然困難，但當時仍有這些願意站得很前的傳媒。現在呢？你覺得還有多少傳媒會這樣？」
了解文革入門必看
■書
《牛棚雜憶》
作者：季羨林
文化大革命倖存者所寫的回憶錄。季羨林是個翻譯學家，作為知識分子，他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扣帽子清算，書中記載了他在十年浩劫中住在牛棚的非人生活。
《中國民族性（二）》
作者：沙蓮香
沙蓮香是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八○年代曾深入調查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格的影響，最後的結論是，文革讓中國人變成劣質的民族。
■電影
《天浴》
導演：陳冲
「一小時三十九分鐘，文革下一個清純少女的悲慘故事，很簡單的劇情。」
《星火》
導演：胡傑
一九五七年，一批被打成右派的大學師生，被送到農村勞動改造，目睹大躍進和大饑荒餓殍遍野，幾個人自發出版地下刊物《星火》，成為大饑荒時期留下唯一的民間刊物。
文﹕陳嘉文
圖﹕陳嘉文、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編輯﹕王翠麗
文革後患無窮，外國對此的研究至今未減，內地因為題目敏感而遏止討論，但近在咫尺的香港人，好像並不是太關心，又或者，其實我們並不太了解，除了「毛澤東」、「批鬥」、「紅衛兵」等幾個關鍵字，文革是什麼回事？趁着文革五十周年，我們這一期訪問了熟悉文革歷史的資深傳媒人程翔，請他替我們惡補一下文革事。
文革是什麼 讓道德淪喪的運動
研究文革多年的程翔，說香港人對於文革的認識，當然不算深，「否則就不會有這麼多人仍然為建制歌功頌德」。要把文革的歷史說一遍或許太長，但要討論文革、對反思文革不覺得是隔岸觀火，首先就要知道文革是什麼。「文革，是一場荒謬的運動，導致二千萬人非正常死亡，一億人遭受種種政治逼害。這些不是我作出來的數字，而是中共十大元帥之一葉劍英在一九七八年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所謂非正常死亡，是指包括因武鬥、自殺而死的人，程翔說，在中國五千年的歷史上，甚至在世界歷史中，即使是二戰時納粹屠殺以色列人，也是六百萬人，「文化大革命，除了數字上令人吃驚，它與其他種族清洗不同，它是一場同一民族裏自相殘殺的災難」。
人性性惡發揮極致
文化大革命歷時十年才終結，有人曾估計內地因此損失達五千億人民幣。不過，除了經濟損失以外，文革可謂後患無窮。「它帶來的後遺，是中國道德大淪亡。」二○一一年，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與國務院參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座談時承認，文革以後，「誠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經到了何等嚴重的地步」。程翔說，文革時期，為求自保，互相檢舉以示自己的忠心、政治清白成為風氣，「仔女鬥父母、學生鬥老師，夫妻互相揭發」，人與人之間喪失信任。「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而是經歷了十年」，價值觀被瓦解，「若人有性善性惡的話，文革把人性惡的一面發揮得淋漓盡致，只要翻看文革倖存者的回憶錄，這些事，俯拾皆是」。一九九○年，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沙蓮香出版了《中國民族性（二）》，研究文革對於中國人的影響、比對文革前後中國人民族性格的變化，「結論是，文革令中國人變成劣質的民族」。
文革的反思 五十年後 「亞文革」出現？
如果，一場運動導致二千萬人喪生、一億人被迫害，不論國際抑或中國內部亦認為它帶來的負面影響深遠，那麼，五十年過後的今天，我們是否已汲取教訓？「沒有。內地沒有徹底的反思。」一九八一年、文化大革命發生十五年後，中共作出《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該決議徹底否定文革，「但它同時決定保留毛澤東的形象，三七開，三分缺失、七分功勞，於是，往後全國都跟着這調子走，認為文革是毛澤東個人的錯。但為什麼一個人的錯，可以發展成當時全國的瘋狂狀態？」程翔認為，文革那十年浩劫，被徹底否定了，但此前的十七年，即是由共產黨執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直至文革發生的那十七年，亦該好好反思當時國家的狀態。「一個人的錯，演變成全國的災難，是有其社會政治的脈絡，若沒有當時的社會制度、不停的政治運動，文革不會如此發生。」
八○年代，中國著名作家巴金曾經提議建立文革博物館，認為這是每個中國人的責任，不過至今仍未得到允許。五十年後，回望過去，程翔看到的不止是一個歷史悲劇，近幾年，他與內地不少學者都留意到，內地有出現「亞文革」的迹象，都是值得人們留意和擔憂的。「領導人看上去想搞個人崇拜，最近甚至到了危險的地步。為什麼說危險呢？古今中外，一個國家的領袖搞個人崇拜，人民的生活就會遭殃了，希特勒、史太林、北韓金家、毛澤東。當年歌曲《東方紅》唱遍全國，把毛澤東由人唱到變神，如今曲調依舊，歌詞換成是習近平，他究竟想做什麼？」
文革與香港 倘文革重臨 香港頂得住？
不過，關於文革或亞文革，縱使近年的討論多了，香港人的關注大多只算是隔岸觀火。「怎可能隔岸觀火？李波事件已說明這與香港人息息相關。」程翔曾在一個訪問中說，當局要當事人在未審訊前已在電視鏡頭前認罪、要異見者當眾數臭自己，其實就是近乎文革時代的手段。「早前有報道指內地傳媒要姓黨，你估香港有沒有傳媒因此而感到有壓力？據我所知，有幾個每年都會舉辦六四紀念活動的天主教團體，今年不約而同都打算不搞了，我相信這些不是個別事件。」
香港人對文革的關注不算多，程翔認為是我們認識不足，而文革當年的影響雖然超出境外，但香港當時尚能避過一劫，原因有三：一是政權，二是民心，三是傳媒。文革對於香港的影響，最直接的或許是六七暴動，當時由一場工廠勞資糾紛演變為左派陣營發起的長期鬥爭，「當時若不是有港英政府立場堅定，至後來民眾把矛盾指向英國駐華大使館，一把火燒了，引發成外交風波，左派被迫收手，文革在香港的延伸才得以停止」。但這並不是必然的，在六七暴動前，六六年的澳門就發生一二三事件，當時的警民衝突讓葡萄牙政府喪失威信，中共此後在澳門的勢力坐大。
「我們要思考的是，如果再發生一次文革的話，香港還可以頂得住嗎？現在的特區政府，我看不到可以怎樣撐得住。」至於民心，程翔的理解是，當年文革發生的時候，香港人口之中，一半是為了逃避中共管治而來到香港，「他們抗拒的心態，比現在清晰得多，民心背向，所以文革未能在香港發生」。還有的，就是傳媒，「當時的香港，至少有一把聲、一支筆，聲是林彬，結果被燒死了；筆是查良鏞，最後也到了新加坡避禍。雖然困難，但當時仍有這些願意站得很前的傳媒。現在呢？你覺得還有多少傳媒會這樣？」
了解文革入門必看
■書
《牛棚雜憶》
作者：季羨林
文化大革命倖存者所寫的回憶錄。季羨林是個翻譯學家，作為知識分子，他在文化大革命時被扣帽子清算，書中記載了他在十年浩劫中住在牛棚的非人生活。
《中國民族性（二）》
作者：沙蓮香
沙蓮香是人民大學社會學教授，八○年代曾深入調查文化大革命對中國人格的影響，最後的結論是，文革讓中國人變成劣質的民族。
■電影
《天浴》
導演：陳冲
「一小時三十九分鐘，文革下一個清純少女的悲慘故事，很簡單的劇情。」
《星火》
導演：胡傑
一九五七年，一批被打成右派的大學師生，被送到農村勞動改造，目睹大躍進和大饑荒餓殍遍野，幾個人自發出版地下刊物《星火》，成為大饑荒時期留下唯一的民間刊物。
文﹕陳嘉文
圖﹕陳嘉文、資料圖片、網上圖片
編輯﹕王翠麗
文化大革命（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
【明報專訊】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國共產黨通過由毛澤東起草的《中共中央通知》（後來稱為五一六通知），指中央各機關各省巿，還有混進各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必須由下而上發動大清洗，動員農民和工人，把權力從資產階級搶回來，是為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全國捲起大規模鬥爭的局面。當時，毛澤東的個人崇拜達至高峰，人人背誦毛語錄、戴毛像章，甚至以揭發鄰居朋友甚至親人「不夠忠誠」來以示自己的清白與忠誠；大量知識分子、有產階級被批鬥，在小至數十人、大至上萬人的批鬥會中掛上罪名牌、被侮辱和毒打，部分內容無中生有「亂扣帽子」。文化大革命持續十年，直至一九七六年毛澤東去世才終結，造成二千萬人非正常死亡，當中包括在一九六九年被鬥死的時任國家主席劉少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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