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報專訊】他沒有三頭六臂，也沒有風火輪，卻可顛覆你一貫看歷史的態度。他說歷史的目的，不是功利地學到「教訓」，跟着前人的路走：「你跟着上次經驗，以為打一場仗就可解決問題？但今次可能打五十年，仍拖着問題。」
鄺智文，八十後，青春無敵，卻已是歷史和軍事史研究學者，堅持讀歷史要去除國仇家恨，培養懷疑精神，他也分享行兵調將的策略，用以投入讀書，約三年就完成了劍橋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
無論誰人看待一場戰爭，要抽離又要不帶感情兼冷靜分析文件資料，是否好難好難？人怎麼可以看到死亡，家國情仇而無動於中？
原來國家和民族，還有使用護照等觀念，在十九世紀之前尚很模糊。「這就是為什麼我喜愛研究一八五○至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戰結束前的東亞軍事歷史，在這一百年裏很多觀念尚未建立， 好像國家、民族、passport……界線模糊。」鄺智文才三十一歲，在大學的歷史系教書及研究已有五年，現為助理教授，雖然後生，卻沒有英文名，就叫鄺智文。
愛研究近百年歷史
三言兩語，他就解釋了幹麼自己喜歡研究這一百年。「因為做歷史研究要注重概念的變動，很多事情都由這階段逐漸轉變而來，一是科技，好像火槍到飛機，二是人們由身分模糊到認同，十九世紀旅行不用passport；三是以前沒有那麼多條約，沒有規定怎樣對待戰俘、屍體及戰爭罪行， 是在我研究的一百年間才慢慢出現。」他性格風趣幽默，反問：「難道我們現在去審判成吉思汗當年的戰爭罪行嗎？世界現在定了規範，不是有強權就可以，難道炸了地球都得？」
這天他的鼻敏感發作，一邊擦着鼻子一邊說：「這一百年間，還有重要的轉變，就是國家和民族，開始有人策劃以民族情感動員人民，十八世紀之前的打仗， 可能是皇帝和私人軍隊的事。」國民為國家這種民族大義的概念，是二十世紀二次大戰才逐漸形成，以概念和邊界劃清不同的共同體。
他的浸大辦公室桌上、書架上和通道都塞滿書，頗有童書中的貓頭鷹博士feel，然而他的本本著作卻都是沉重的戰爭——《孤獨前哨》（與中學歷史科教師蔡耀倫合著）——寫太平洋戰爭中的香港戰役，一九四一年的十八天，英、加及港的抗日軍及保衛戰的前因後果。一大籮有關香港戰役的日、中、英原始檔案及軍隊戰後報告，就在書架下。
記者認識鄺智文，其實也因着《孤獨前哨》，一來書名令人想像戰役中任何人面對生死都是孤寂，二來是該書在臉書曾引起一群台灣軍人熱烈討論。書中的這場太平洋戰爭中香港的戰役，當中有過去未曾採用的日本政府檔案，這些中日英的原始政府檔案及軍人戰後報告，讓人看到香港戰役中，英國並不是人們簡單概括的「毫無部署」，把香港拱手於人，透過檔案、地圖、以及參與者的回憶，發現英國在這場戰役中早有備戰策略，而且日軍雖然強，但也有被高估的地方，書中穿透了一些軍事迷的「戰爭迷霧」，而這些戰役細節的發現，也正是鄺智文由小到大熱愛軍事史的原因。
鄺智文外形短小精悍，一副圓圓的眼鏡，機靈活潑，可以想像他小時候愛打遊戲機、看軍事書及砌模型的小軍事迷模樣。這都是他的強項，小時候已在電玩遊戲經驗戰爭迷霧。「很多男孩子都如我，從電視電影及遊戲中着迷於戰事、英雄，對武器、模型、戰略和歷史感興趣，因為很想追尋戰爭的原因。」後來，他愈對歷史和軍事感好奇，愈想了解更多關於戰役的背景、起因，以及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但遊戲及電影中都沒有太多交代，於是，他就開始沉迷書海，翻書翻雜誌尋求答案。中學開始他熱愛歷史，大學也是念歷史系。
對於他的選擇，身邊有人給了這樣的意見：研究軍事史沒有前途！幸好鄺智文的父母很開明，從沒反對兒子在這方面鑽研，對於他的想法表示鼓勵。
二○○九至二○一二，約三年間，鄺智文在英國劍橋大學完成碩士和博士學位，原來能夠以這種速度完成高等學業，也跟軍事的愛好有關。「打仗要目標清晰，但很多時一隊軍隊的決策者得一想二。」他說在劍橋的日子，讀書大計就有如行軍策略，必須跟着目標走。
行軍講紀律 讀書需作息有序
他說：「這聽起來像很功利，但是你完成目標的策略，原則如打仗，定了目標，每天跟着目標去吧，另外，策略要有次序，即把先後重要性分好，如行軍時，看打的是什麼人就用適當的軍力，行軍並要有紀律，用在讀書，就是作息有序。」他依着目標、次序和紀律，三年來只熬過數次夜，他說，紀律不是綁着人，而是換來更美好的生活：「這個打仗計劃，可以換來你日後更多休閒時間。有些人僅是升不升學也可想幾年，件事後來都死了，行不出一條路。」
不過，他也補充，戰爭從來都是沒有預計結果的，你計劃A，結果卻是D，有太多因素影響你的策略，他從書堆中伸出頭來跟記者說：「 我也算是好彩，外面的世界你是控制不到，幸好三年來沒發生其他事，順利完成目標；但我也想分享，不是人人要學我，我也錯過很多精彩東西，人家上莊，我沒有，同學穿拖鞋去消夜，我沒有；三年來我只去過兩次formal hall（禮服聚會及論事）。」
說到劍橋的聚會活動，他想起一個德國同學。「他住在隔壁，常常拉我去玩。每一次我都因為要嚴守紀律而推卻。有一次他真的死纏不放，我在溫書和去玩之間選了後者。那一次我跟着他們在formal hall飲酒飲通宵。」
大家準會奇怪何以向來嚴守紀律的好學生這次會失手？「這一次之後，德國同學不再說我永遠不去玩，也不再苦纏我。」一次破例其實不是放縱和迷失，而是理性的權宜之計，也是他苦讀的策略之一。
「我們賦予歷史太多情感」
自古戰死沙場就被形容為淒美，要完全理性地去看戰爭史卻很難。加拿大軍人在香港十八天保衛戰爭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中，死亡率最高的戰場，他們和香港人無親無故，竟這麼慘烈犧牲……鄺智文又要顛覆這個概念：「『壯烈犧牲』？死了的那個人可能不想死，你就『屈』了他，將感受套入這個人。」那是否要像《星空奇遇記》劇集中的冼樸隊長？他是瓦肯星球人和地球人混血兒，冷靜而不帶情感處事。「基本上前線的軍人，不一定是為國慘烈犧牲，有時是為了同袍。我舉個例，《西線無戰事》的士兵，這書我印象深刻，戰線後的叔父輩在高呼國家榮辱，但在前線的軍人呢？」前線的軍人是年輕人Paul，他在戰場上親歷同伴一個個去世，極為珍惜尚存戰友的友情，戰爭令他脫離了現實世界，只有戰友才心靈相通，感受炮火帶來的恐懼和絕望。
「我們過去把歷史賦予太多情感，如何令一班人最齊心，就是一起受苦的過程，例如創造『東亞病夫』。」（「病夫」一詞源自英國人稱呼已衰落的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為Sick Man of Europe，後經華人知識分子套用，誕生「東亞病夫」，成為華人自我想像被外國人看不起的用詞。）
他說大學時期有幸遇到很好的啟蒙老師，培養他抽離看歷史﹕「我在中大的時候，葉漢明教授很冷靜處理資料，不會投放很多感情。在劍橋的時候，方德萬教授（Hans van de Ven），我們叫他『雲佬』，他就逼我不停問問題，退後一步望一望，深層想一想，在他『壓迫』下，我學到不會一個人沉進資料中，會抽離去思考。 」
曾為張作霖「動情」
在研究軍事史這麼多年，鄺智文也動過一次情。「就是張作霖！」張作霖，馬賊出身，北洋軍奉系首領，曾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一說起這位大元帥，似乎瓦肯人也要動情：「我現在仍為他感到不值，根據我的研究，他一直在抵抗侵略者，也在管好自己的地方，之後還被指是漢奸，這還未夠慘，他想和談，又被人話軟弱！他怎會軟弱呢？他手上有數十萬東北軍！」在雲佬「壓迫」下，鄺智文方才抽離。
鄺智文說歷史既不是用作培養特定身分認同，和為國慘烈犧牲的思想，那請教冷靜思考的貓頭鷹鄺博士，讀歷史究竟為何？他誠懇的說：「不是為建立特定的民族史觀……而是為了培養懷疑的精神，對歷史脈絡及資料的掌握和鑑別，對多元的寬容與尊重， 對身分和道德多變的理解。」
最後，這位冷靜思考歷史，卻熱情地送記者去巴士站的年輕人，以一句複雜的說話，終結這次的訪問：「你話我無情感？不是，我會為寫得太多整個人情感沉進故事的歷史而傷心。」複雜的一句話，卻深深表達了他對歷史研究和教育「去感情化」的執著。
■Profile
鄺智文
三十一歲，自小熱愛追查軍事史及戰爭始末，入讀中大歷史系，畢業後負笈英國劍橋大學，約三年完成碩士及東亞及中東研究學院博士，現為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研究興趣為軍事史、近代東亞史，以及香港軍事史。 近年利用各國政府、圖書館檔案及軍人小組報告，包括地圖及參與者回憶，完成多本有關香港戰役的書，包括《重光之路：日據香港與太平洋戰爭》及《孤獨前哨》（與蔡耀倫合著）。已婚，自稱「書蟲」，堅守健身跑步，持之以恆。
文﹕一心
圖﹕蘇志鑫、受訪者提供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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