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贏左30年】
私以為香港人最大的問題是對輸和贏的定義離奇，輸的時候以為自己在贏。從當時大學生支持回歸到泛民在體制裡繁過的榮，他們內部竟然有人認為是「贏緊 30 年」而不是 30 年的慢慢輸掉，你會覺得南宋是遍安嗎，那其實是慢性死亡。那就是看事情的scale不一樣。如果要說唔好激嬲中國，澳門夠乖了，也沒和應香港，也是被擊落的（洗米華和賭權）。
我可以理解蔡子強和一堆社會賢達的無所適從，因為他們一直相信自己是巫師，風調雨順是他們 30 年作法所致，到最後發現只是簡單氣候，是中英兩國交接時給予他們兩邊的統戰，當日行得那麼順是因為兩邊都在讓子，讓香港社會賢達產生了這種自由和文明社會是自己支撐的幻覺。
當這種幻覺破滅的時候，接受悲傷的第一反應是否認，並且遷怒最早帶著真實之火侵蝕大家精神 comfort zone 的「激進派」，這不只是說街頭行動，而是連同進步民主派、泛民的議事規則攻防、離開了間接議會的 2010 年代本土保育運動、反對走私客買空本地奶粉等等，都是激嬲中國，但總是到了局面不好時，他們就說自己討厭的人激嬲中國才導致這些。
作為普通網民 (or whatever they call) 只想提出基本時序，逃犯條例提上日程之前，是 19 年初美國和加拿大突然抓捕了華為財務官孟晚舟，1 月 28 日，美國正式要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並告華為 20 多條罪，從孟晚舟被捕 (2018 年 12 月 1 日) 到香港推出修訂《逃犯條例》的消息 (法案公布日期為 2019 年 3 月 29 日) ，一前一後，極為接近，幾乎令人想到兩件事存在一種因果關係。路透社則認為，條例是由中紀委提出，特區受命推動。預期中特區政府成功修訂之後，在香港捕捉要人，就可以移送中國審理。
要追上去，背後的力量是 Trump 之下像 Peter Navarro 的「economic nationalism」政策，要在科技和貿易上霸權式壓下中國，繼而有制裁、禁運、關稅、供應鏈重整，去到最後才以中國各地的民主人權紛爭來做切入點。又再追上去，兩國的經濟爭端又是由中國入聯入世之後與美國霸權的對抗，這樣是不是要追究老泛民當年 64 之後都遊說美國對中國好點，主張經濟與人權分離，錯誤以為中國會一直開放下去，中大港大學生當年去搞三條條約無效，向英相抗議，又是否要鬧一輪？可以的，這也是歷史。所以如果他們說，19 年一役是因為有人見好不會收（其實「好」在哪裡），但導致這一切的最大歷史力量，香港人自身一定是排到很後的位置，美國與中國的根本矛盾是由深層經貿規則、科技、或更抽象的霸權地位開始，而絕不會是香港人自身。在這場戰鬥中全力以赴，不代表這裡就是秩序的中心，反而香港這一切是秩序的尾巴。
香港的激進一代（包括後期激進化的民主派議員）可以主動敗掉香港嗎？這是一個蔡子強用那種質量的分析就統霸主流傳媒的環境，社會權力掌握在哪埋人手上？然後你反而認為那些甩皮甩骨的非專業者累事，你不敢指出真正的破壞者，就去怪其他一齊受苦的人？議會不就是長期大黨死霸爛霸的嗎，他們坐到最後一刻，頂住敵人的支票也是每次都彈票，但正常人會明白他們在局限中已經盡做，怨念可能比中老還淡薄。
19年所有人都很被動的，但如果你要通過編織small scale怨念才能安頓自己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樣英明神武以及有影響力 （假設是自己領導香港人贏左 30 年），沒問題的（因為十幾二十年都是這樣），lets have a dream and go gently into the n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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