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政生涯進入下半場，想起倪匡 李怡

 

李怡

20220704

（失敗者回憶錄0704）

論政生涯進入下半場，想起倪匡

我的論政生涯大約可分為上半場和下半場。

上半場是從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到1998年《九十年代》結束。我和雜誌的關注點主要在海峽兩岸，儘管後十多年關注香港前途，但讀者、作者及影響力以兩岸為主。對中國大陸的報導和認識，經歷了徹底的改變，大陸局勢使我和讀者、作者有了「從認同到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並因此成為獨立的媒體。有大陸朋友認為，在四人幫事件後，雜誌對大陸局勢有正面影響，但我認為這影響無法動搖專權體制的絲毫。對台灣，我們雜誌則順應台灣黨外的潮流，發揮了「外轉內」推動民主化、自由化的一些作用。

在香港，作為「反回歸」派的主張，雖據理力爭，卻無力回天。九七主權轉移後開頭一年，發現沒有想像中那麼糟。於是，在傳媒環境改變下，雜誌休刊。上半場劃上了句號。

我放下沉重的編務，移民加拿大，遠距離為《蘋果日報》寫評論專欄。我的關切離不開香港。2003年香港五十萬人大遊行後，我又回香港長住了。

這就開始了我下半場的寫作生涯。除了《蘋果》的議政專欄外，我還在《經濟日報》副刊寫不涉政治的專欄，在香港電台開始了每週五天的「一分鐘閱讀」節目。後來在《蘋果》副刊也寫過每週四天的專欄，偶爾還客串寫社論。到2005年，黎智英邀我擔任論壇版主編。這以後，我為《蘋果》固定寫社論，後來寫「世道人生」專欄，深度介入了主流媒體對香港的政治論述中。

這論政生涯的下半場，我廣泛閱讀，挑戰性的思考不斷襲來。對於已屆退休年齡的我來說，並不平靜。我不斷產生思想上的反省和糾結，在耄耋之年受到香港年輕人的精神召喚，對逐漸沉淪的香港越發有難捨難離的感情。

在香港主權轉移二十年的過程中，我目睹承接八九民運思潮的「愛國民主派」的興起與衰落；中國大陸經濟的起飛、膨脹和對香港的侵凌；年輕本土派的崛起，他們與傳統民主派的矛盾以至對立；香港傳媒、政界以至整個社會從文明到「始於作偽，終於無恥」的淪落……。這段變化之速、之惡劣、之深刻，給我的教訓、對我人生的影響，比上半場論政時代更甚。我寫下的文章，留下的政論結集，自認為比上半場有價值，甚至不謙卑地、冒大不韙地說，我的寫作對香港年輕一代思想有一定的影響。

正在寫此文時，友人傳來噩耗：老友倪匡走了！

哀傷之餘，我不禁想到在中英談判期間，倪匡是和我一樣，公開表示反對九七轉移主權的寫作人。我們的想法反映社會上的多數，卻是公開表達這意見的少數。2019年他曾跟我說，如果當年香港有100萬人遊行反對主權轉移，英國一定不會同意讓出香港主權。只可惜當時香港絕大多數市民沒有這種自主性。前兩天台灣作家顏擇雅問我，英國或會猶豫，但中國呢？也會因為香港有100萬人上街而不「收回主權」嗎？我的回答是，倘若在簽署聯合聲明之前，那真的有這種可能。因為中國那時候確實需要香港去吸收外資、與國際聯繫，做金融轉換和進口高科技產品等等。

中國不是很要面子嗎？我說，對中國來說，實利比面子重要。面子可以用不同說法去掩飾。比如2005年與俄國簽訂條約，承認清朝割讓和俄國後來強佔的144萬平方公里土地，中國可以說這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但台灣、香港、釣魚台等就說「自古以來是中國領土」。什麼是「歷史遺留的問題」，什麼是「自古以來的領土」，都視政治實力與現實利益而提出不同說辭。

當然，這是指中英還沒有達成協議之前。簽署了聲明，香港就成了囊中物，不會再交出來了。前幾篇文章引用過邵善波的話是：你要北京不收回香港還容易些，你要它收回後不管香港事務，就根本不可能。

100萬人遊行也許可以使北京重新考慮要不要收回，但收回後則不管你多少萬人上街，北京都會認為這是挑戰它的權力，不僅不會退讓，而且還會視為敵對勢力而加碼嚴控。

之前又提過我們的作者朋友王正方，在1987年他提出關於中國的「王氏定律」，就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加政治自由等於一個常數。即如果經濟出問題了，政治上就會讓人民多講點話，也就是自由多一些；若經濟強了，就會壓抑人民的自由。二者相加，永遠是一個常數。這說法，與西方一些人認為經濟發展可以促進政治民主的想法相反。

香港九七後無論是法輪功「天滅中共」的街頭宣傳、媒體對中共暴政的揭發、2003年五十萬人的大遊行，中共都啞忍。二十三條立法被迫收回，除了香港的親中人士或大陸的所謂法律專家，中共真正掌大權的如江澤民、曾慶紅等都沒有表示意見，甚至還釋出對「不同意見」者的善意。這就是「王氏定律」在中共經濟亟需香港時的運用。

但對表達自由的容忍不表示可以在體制上削弱中共管控香港的權力。也就是說，即使出於經濟的需要，也絕對不會在政治體制上向人民放權。魏京生被捕時，北京西單的民主牆貼滿了批評中共的大字報，但魏京生要求的是政治民主化，要中共向人民讓出權力，這就要抓起來了。董建華不是因為政績和大遊行而下台，是因為他要推政制改革而下台。

中英聯合聲明後，香港抗共運動基本上由「愛國民主派」主導。但在中共眼中，愛國必須愛黨，而民主派則不論爭取中國民主還是香港民主都是「反黨」。我和倪匡在這方面有共識，但香港民主派大都沒有這種認識。（168）

圖，倪匡走了，深念之。這是2019年去他家中的合照。

以歷史文化的高度抗擊中共極權 ——讀《余英時評政治現實》顏純鈎

 

顏純鈎

20220701

以歷史文化的高度抗擊中共極權

——讀《余英時評政治現實》

上篇貼文引用余英時先生批判中共在香港主權問題上的假仁假義，揭穿近期香港政府修改教科書的陰暗心理。

引文來自余先生新書《余英時評政治現實》。這本書是由台灣印刻出版社出版，由台灣作家與出版家顏擇雅女士主編。顏擇雅女士與余先生交往二十餘年，與余太太陳淑平女士也一直保持緊密聯絡，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得到余太太的全力支持，提供一篇余先生未曾公開的文章，這是余先生過世以來，最值得期待的一本書。

本書以倒時序的結構編成，這是很破格的編輯手法。全部文章以「最後見解」起頭，再續以「六四之後」，最後才是「六四之前」，如此的結構方式，可見編者對「最後見解」的重視。余先生最後一篇文章，是發表於2020年的「展望香港的前景」，在文章前的說明中，余先生說「我是因為香港是我的一個故鄉，才為此全心全力完成此文」，可見當時他的精力已不堪重負。不到一年後，余先生即永別人間。

作為本書「代序」的，是余先生的短文「家天下﹑族天下﹑黨天下」，作為「代結語」的，是余先生另一篇短文「待從頭，收拾舊河山」，兩篇高度概括性，而又充滿家國情懷和歷史感悟的短文，恰恰足以寄托余先生的個人懷抱，編者的慧心於此可見。

余先生曾說過，他對政治只有「遙遠的興趣」，也即是說，他未曾參與過實際的政治活動，他一生關心政治﹑觀察政治﹑剖析政治，但卻與政治現實保持遙遠的距離，因此他的觀察與分析可以保持最客觀與理性的立場。六四後不少大陸學生和知識分子流亡美國，余先生爭取經費資助這批流亡者的生活和深造，但他並沒有實際參與他們的活動。

這本書收入余先生大部份論及中港台現實政治的文章，以及多次接受媒體訪談的記錄，編者為每篇文章的背景及影響，作了簡要的說明。文章時間跨度大，針對不同時期的政治話題，但有幾個重要的理念是余先生貫徹始終的，一是批判民族主義，二是批判中共的極權統治，三是站在歷史與文化的高度剖析中港台三地的現實政治。

民族主義是中國民族心理的痼疾，余先生在不同文章與訪談中，多次談及這個話題。他認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起源於對西方先進國家「羡憎交織」的心理因素。中國長期師法西方勞而無功，積累了大量的挫折感﹑恥辱感和報復心，而這種憎恨卻是從羡慕轉化而來。

余先生警告：「今天中國人『羡憎交織』的民族情緒又開始在新的歷史階段尋求德國式的發洩，而且明顯地從自衛轉向進攻。」證諸大陸眾多的小粉紅和五毛，大量被長期洗腦的國人動不動「愛國者」頭腦發熱，而中共利用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對外擴張，向西方民主國家作「德國式的發洩」，余先生的這一剖析與警告，有振聾發瞶之力。

余先生多年來對政治現實的剖析，都以譴責與批判中共的極權統治為主旨，不管是針對大陸四十年來的改革與倒退，還是談及台灣與香港的命運，余先生都不忘把中國人的苦難根源，歸結為中共的極權統治。中國所有的問題，不是外患的問題，也不是中國人的問題，只是中共的問題，中國人要擺脫苦難的命運，唯有擺脫中共的極權統治。

中共奉行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是西方文化中最惡劣的部份，中共的主要組織成份是農村中的流氓無產者，毛澤東思想只不過是秦皇漢武以及朱元璋式的草莽打天下坐天下的現代翻版，只有壓迫人民的權謀，沒有任何現代意識。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朝代，為中國人民製造了如此巨量的痛苦。

當鄧小平改革開放之初，余先生也曾對中國的政治改革有過一些期待，但天安門事件後就大徹大悟了，自此之後，他公開宣稱永不踏入中共國的國土。余先生愛中國，愛中國文化，愛中國人民，但他始終將中共與中國分得很清楚。比起當代幾任美國總統，多年來被中共唬弄，六四後仍寄希望中共改過自新，直至特朗普時代，才因余茂春教授的提醒，嚴格區分中共與中國的本質，余先生可謂先知先覺。

余先生是歷史學者，對中國歷史文化有深入研究，他永遠都站在歷史文化的高度，去審視三地政治演化的過程與規律。余先生早年在香港生活，更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他對香港有深厚感情，本書中有大量關於香港問題的論述。余先生對台灣的民主改革始終給予肯定，他對台灣的政治前途﹑台獨議題以及與中共周旋的立場與策略，也都提出過不少真知灼見。關於大陸政治前景，余先生認為中國的出路在「合久必分」，他又斷言中共的解體將不同於蘇聯崩潰。

站在歷史文化的高度審視中港台現實政治，余先生分析「中國極權主義的起源」，又論證「大中國思想是很壞的思想」，他認為「奉儒學為意識形態很不智」，他在接受李怡訪問時，更認為「中國人民是最好統治的人民」。這些分析與論斷，都有助我們面對今日錯綜複雜的政治局勢時，保持清醒的頭腦。

一個歷史學者觀察現實政治，以他的睿智與學養，條分縷析，深入淺出，為我們提供正確的思考角度與思考方法，這是余先生這本新書最難能可貴的地方。這本書是余先生眾多著作中最容易閱讀與領會的著作，筆者鄭重向關心中國政治的網友推薦。

（寫完此文，恰聞台灣「飛地」出版社，將於七月一日邀請顏擇雅女士主講余先生這部書，這是飛地的張潔平與顏擇雅兩位合作，對「香港回歸慶典」的一個回答，我也將這篇短文，視為對中共無所不用其極糟塌香港的一次抵抗。）

殖民地與殖民統治：中共在害怕什麼？顏純鈎

 

顏純鈎

6月30日

殖民地與殖民統治：中共在害怕什麼？

香港政府近期新增中學「公民與社會發展科」，在香港歷史部份，明確表示香港不曾是英國殖民地，英國在香港只是實施「殖民管治」。中共喜歡玩概念遊戲，殖民地與殖民管治有什麼區別？在殖民地實施的，一定是殖民管治，實施殖民管治的地方，一定是殖民地，你有見過一個實施殖民管治的地方，不是殖民地的嗎？

原來，依中共邏輯，如果香港是英國殖民地，英國就擁有香港主權，反之，如果英國只是在香港實行殖民統治，英國就只擁有香港的治權，而不擁有香港主權。

事實是，當初清政府與英國簽訂條約時，規定「香港島和九龍半島永久割讓給英國」，「永久割讓」是什麼意思？就是香港島和九龍半島主權永久屬於英國所有。如果只是暫時讓英國代管，實行殖民統治，那就沒有「永久割讓」之說了，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中共建政後，從來沒有就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主權問題，與英國有過任何交涉，從來沒有公開說明香港島與九龍半島的主權屬於中國，只是暫時讓英國代行殖民統治而已。實際上，中共客觀上承認香港島與九龍半島屬於英國的殖民地。

中共「解放」大陸後，要拿下香港九龍，根本不費吹灰之力，但為利用香港的經濟價值，寧肯保留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的屬性，直至八十年代中因新界租約即將到期，才被迫解決香港的主權問題。

聯合國在1960年通過決議，要求各國容許屬下的殖民地建立獨立國家，當時香港與澳門都在名單之內，但中共在1972年要求聯合國把香港與澳門從名單中移除，也即是中共並不希望改變香港與澳門的殖民地屬性。

香港「回歸」中國，中共自稱「恢復行使香港主權」，既然是「恢復」，即是先前沒有，現在才有，那就證明在「回歸」之前，是英國行使香港主權，而不是中共，也即香港自鴉片戰爭以來，就只是英國的殖民地。

直至2020年之前，香港歷史博物館仍舊以「英國殖民地」描述香港地位，即是「回歸」後，中共自己也不否認香港曾經的殖民地屬性。

更重要的是，從來沒有一個國家或國際組織企圖剝奪中共收回香港主權的權利，不論從法理上，或者實力上，中共都隨時可以收回香港主權，但中共從頭到尾都沒有這個心思。

你不收回香港主權，那就等於你承認不擁有香港主權，就等於你承認香港主權屬於英國，也就等於香港是英國殖民地，這個結論既沒有違背法理，也符合實際情況。當時不收回香港主權，有實際利害的考慮，承認就是了，何必諸多抵賴，自欺欺人？

中共標榜自己是民族主義者，以民族主義為藉口，綁架中國人，強迫中國人為其所用，其實中共只是徹頭徹尾的功利主義者。毛澤東當面恭維日本首相，說要感謝他們侵略中國，中共的民族主義跑到哪裡去了？中共建政次年即同意外蒙古獨立，丟失15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1999年江澤民與俄羅斯總統葉利欽簽署一項「議定書」，又將東北黑龍江以外13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無償割讓給俄國。中共對自己的國土主權，幾曾有一絲珍惜之心？

近日正在讀一本新書，是由台灣印刻出版社出版﹑顏擇雅女士主編的《余英時評政治現實》，其中有余先生發表於1997年6月號《二十一世紀》的一篇文章，題為「九七思前想後」，余先生在文章中批判了中共在香港問題上的假仁假義。

余先生指出：「如果民族主義真是中國人在國際事務上的最高行動準則，超過任何其他一切的考慮，那麼收回香港決不應遲至今天，尤其不應以一九九七為交接之年。」他又說：「九龍﹑新界的租借發生在一八九八年，到今年期滿，現在交接之年恰恰訂在一九九七年，這便是承認一八九八年的租約是合法的。承認了這一點便等於承認在今年六月三十日以前中國一直自甘於喪權辱國的地位。」

「但後世讀史者恐怕不可避免地會發生一個疑問：為什麼這樣一種關繫民族榮辱的大事，中國方面從來沒有主動地爭取過，一直等到英方提出續約要求時才作回應，而『回歸』的日期不遲不早，一定要選在九十九年辱國協定期滿的一九九七呢？」余先生有此大哉問，不知中共如何回答。

很簡單，為利用香港作對外窗口，就要保留香港的殖民地地位，但保留香港的殖民地地位，又與中共標榜的民族主義互相扞挌，為推卸喪權辱國的歷史責任，中共便生造一個香港只有殖民統治，而不成其為殖民地的混帳邏輯，以此混淆是非。

說一句不好聽的，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正是香港之幸，沒有英國的殖民，香港何來國際金融中心，何來亞洲四小龍？相反的，中共在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卻將香港拖入專制泥沼，香港的國際地位每下愈況。

既要做婊子，又要立牌坊，可惜牌坊再好看，婊子還是婊子。

習近平引詩有何玄機？馮睎乾十三維度

 

馮睎乾十三維度

20220702

習近平引詩有何玄機？

大陸人有句常言：「沒文化，真可怕。」其實沒文化不只可怕，更是可笑，甚至可悲。比如習近平來港發表「重要講話」，不過是照着稿子唸幾句「古語」和唐詩而已，但盧永雄之流的LOL及黨的喉舌媒體，卻拿來大做文章「引經據典」，卻不知道自己引的「經典」根本是假貨，反而暴露了演說者胸無點墨，可謂拍馬屁拍到馬蹄上。

昨天我已指出，習近平引的「行而不輟，未來可期」並非出自港媒聲稱的《荀子》。那麼它究竟出自何處，為什麼一大堆所謂記者作家都異口同聲引荀子呢？我今天手痕，花了五分鐘Google，發現「行而不輟，未來可期」是來自中国的內容農場網站，已出現多年，有些網站沒標明作者，有些則冠以「荀子·修身」，如以下一個由網名「海晏河清修文偃武」者所發的帖子，標題正是「荀子·修身」，全文云：

道阻且長，行則將至。
行而不輟，未來可期。
歲月帶傷，亦有光芒。
眼中有山河萬里，何懼幾分秋涼。（注1）

懂中文兼有常識的人一看，應該很易識穿以上這些沒水準、沒邏輯的話，是現代中国人手筆，而不可能出自活在公元前四至三世紀的荀子。但盧永雄那類人就是信了，還一本正經在專欄引述這些內容農場垃圾文字，作為習近平「講話」的注腳，你話笑死唔笑死？

學無根柢，亂拋書包，笑話必然接二連三，不會只有一個。昨天，習近平在新一屆政府就職典禮致詞，煞有介事引用孟郊詩「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那段話是這樣說的：

「『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已經進入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推進『一国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踐是這一歷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堅信，有偉大祖国的堅定支持，有『一国兩制』方針的堅實保障，在實現我国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的新征程上，香港一定能夠創造更大輝煌，一定能夠同祖国人民一道共享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榮光。」

你可想像，必然又有人衝出來解釋習近平引詩的「寓意」和「玄機」——你猜對了。例如《東方日報》有篇報道題為「習近平引孟郊詩作《上包祭酒》 寓港再攀高峰」（注2），《頭條日報》的標題是「習近平引孟郊《上包祭酒》 寓港創造更大輝煌」（注3），《文匯報》則稱習「引用詩句典故 寓意深遠」（注4），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以上各大標題，說得最正確的是《文匯報》，習主席引詩的確「寓意深遠」，只可惜箇中寓意，卻不是那些連內容農場文和《荀子》也分不清的應聲蟲所解釋的那樣。孟郊〈上包祭酒〉全詩如下：

嶽嶽冠蓋彥，英英文字雄。
瓊音獨聽時，塵韻固不同。
春雲生紙上，秋濤起胸中。
時吟五君詠，再舉七子風。
何幸松桂侶，見知勤苦功。
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

這應該是孟郊上京赴考期間寫的，前八句是稱讚包祭酒的詩，堪比顏延之稱頌阮籍、嵇康等高士的〈五君詠〉，至於習近平引用的「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兩句，則寄寓了孟郊對自己的期望。看到這裏，各位找到笑點或「玄機」沒有？

任何對中國文學史稍有認識的人，都知道孟郊最出名的就是一個字：窮！孟郊的詩其實寫得不錯，很能反映民間——尤其是自己——的疾苦。但由於孟郊一生窮愁潦倒，總不免於飢寒凍餒，加以考試又沒有運，一直考到四五十歲才中進士，所以詩歌不免有種窘促狹小的氣度，令人看得很不愉快。

孟郊和賈島的詩氣類相似，蘇東坡形容為「郊寒島瘦」，十分貼切。典型的孟郊詩是這樣的：「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愁人獨有夜燭見，一紙鄉書淚滴穿」、「棄置復棄置，情如刀劍傷」。如果中國文學史要舉辦一個「邊個夠我慘」比賽，孟郊肯定名列前茅！

「願將黃鶴翅，一借飛雲空」，詩意跟香港完全無關，本身又不是什麼名句，意思也普通得不得了，像極了小學雞紀念冊上的正能量祝福語，根本就沒有引詩的需要。但更大問題是：這兩句詩的原作者一生失意，漂淪薄宦，從來就沒有「飛雲空」。古人都說孟郊命途坎坷，早預兆於他冷峭寒酸的詩作中，習近平引他的詩只會觸霉頭，試問又如何「祝福」香港呢？

換作百年前中華民國年代，相信絕大多數讀書人都會馬上看出問題，而負責撰寫演講稿的人，亦不會無知到在那種「喜慶」場合，引用出名窮愁可憐的孟郊。說習近平引詩「寓意深遠」，我信，上文所剖析的何止「深意」，簡直是天意。

注

1
https://bit.ly/3y9X35Z

2
https://bit.ly/3ycZPaB

3
https://bit.ly/3OTRm2Y

4
https://bit.ly/3OX23lf

香港由英國殖民地變成另一殖民地的歷史難以抹去 鐘劍華

 

Chung Kim Wah

20220628

香港由英國殖民地變成另一殖民地的歷史難以抹去

在今天這個被威權奪理氣氛籠罩下的香港，權勢中人以為只要夠膽靠惡靠大聲，或者只要面皮夠厚，把歪理謊言講上一千遍，就可以弄假成真，以虛為實。

香港當年被割讓給英國，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這是誰都不能否定的歷史事實。今天要檢討或評論這個歷史事實，當然可以從殖民主義的不正當性這個角度去批判，也可以從那場戰爭究竟是「鴉片戰爭」還是「商務戰爭」這個角度來評析。但香港島及鄰近的島嶼，確實是經由當時統治着華夏江山的滿清皇朝，與來自英國政府的代表，透過談判，然後正式簽下了《南京條約》之後達致的一個決定。

如果連這樣基本的歷史事實都當作不存在，那如何解釋在往後這一百多年，除了日本侵略那三年八個月，英國委任的總督，及由這些總督根據《英皇制誥》及《皇室訓令》從而成立及任用的政府，一直有效管治着包括被割讓了的香港島及根據後來的《天津條約》及《新界拓展條約》而租借予英國的界限界以北及新界的一大片土地？

如果沒有這一起把香港變成殖民地的歷史事件，往後發生在香港的一切就可能不會出現。香港這個在中國邊境的特殊存在，因此而創造出來的種種機遇與條件也將不復存在。香港因為在這百多年之間與大中華分割，在這段漫長歲月裏發生於這地區的災難及不幸事件、新中國成立之後的種種政治運動及造成的動盪，都有幸不曾在香港發生。香港也在這個殖民地處境渡過的百多年之間，得天獨厚地得到一個種特殊的發展條件與脈絡，成就了一段耀眼的發展傳奇。

沒有這個特殊性及傳奇性，在香港生活過的數以百千萬計人的生命會被改寫，80年代初也就不會出現香港前途問題，不需要有中英談判，不會有《中英聯合聲明》，不需要制定《基本法》，那就無需討論如何維持香港原來的生活方式及制度不變，如何保障香港人的自由和社會體制了。

可能正因為今日的北京政權及特區政府要否定《中英聯合聲明》、要肆無忌憚地違背《基本法》、要摧毁香港人原來的生活方式、要否定香港原有的社會制度、要剝奪香港人一直享有的自由、要令香港這個社群解體，更重要的是要否定那些中國共產黨曾經對香港人及全世界作出過的莊嚴承諾，才會有連香港曾經是殖民地，主權曾經不在中國政權手裏這樣清楚不過的事實也要去改寫。

這種扭曲歷史，以遷就其政治需要的技倆，正是北京當局及共產黨一貫慣用的伎倆。

但對於昭昭在目的、清楚記載於各種文獻及記錄上的歷史事實，真的可以如此簡單地重新詮釋甚至一筆抹去嗎？香港曾經作為英國管治了一百五十多年的殖民地，就憑把公共平台上的「殖民地」三個字全部刪除；或禁止老師在課堂上提到「主權」這兩個字；或者放出一批嘍囉，讓他們對着空氣大噴謊言說「主權從來都不曾失去」，就可以否定這一段歷史嗎？莫說香港曾經在漫長的一個半世紀之間是英國的殖民地，就連1997主權之後，中共如何把香港變成一個比殖民地更不堪的社會這一段歷史，也將永遠無法抹去。

鍾劍華

港督與特首有什麼區別？ 李怡

李怡

6月24日 

（失敗者回憶錄0624）

港督與特首有什麼區別？

港英時代從英國派來的總督，與九七後歷任香港特首，最明顯的區別有兩點。

一是所有派來的港督，初到時香港市民對他幾乎都不認識，由於認知度低，因此民望也平平，然而離任時的民望卻大都比履任時高出許多。歷任特首卻相反，履任時香港人對他的認知度頗高，除了梁振英之外，其他初任特首的支持度也不差，但離任時的民望幾乎都低到慘不忍睹。

另一是英國派來的總督都似乎頗有空閒，有的喜歡假日行走山徑，有的到社區的店家吃蛋撻。市民給港督去信，總會有回覆，儘管多是秘書代行。歷任特首則相反，忙到不可開交，基本上不會回覆市民來信。董建華甚而自稱工作時間是7-11，即早上7時工作到晚上11點。

我經歷過這不同的兩個時代，不免會想：什麼原因使力疾從公的人，民望反而不及輕鬆任事的人？

管理哲學的轉折點，就在於特區首任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辭職前後。在這之前，港督只是負責與倫敦聯絡，聽取香港各界意見，思考和規劃大政方針，至於日常施政，都交給港英時代的布政司去做。港督除了每年發表施政報告之外，極少就香港具體事務講話。也就是「為政不在多言」，定下法律，全港市民在法律之下各顯神通便是。

香港文官制度的傳統是：總督是香港的首長，布政司是香港政府的首長。

港英時代的布政司，九七後改稱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換了官銜也順利過渡。2000年9月，陳方安生突然被召喚到北京，與主管港澳事務的錢其琛晤談。如果錢跟陳太說的是後來江澤民在澳門說的同樣的話：「行政長官既是特區首長，也是特區政府首長。」那麼意思就很清楚地表明，你再也不能像以前當布政司那樣，當政府的首長也。於是，陳太辭職。

改變的原因，可能跟北京在香港尋求中共的政治利益甚而權貴的私人利益有關。比如香港電台是否要跟從中共的對台政策，是否要壓制法輪功在香港的反共言論，是否禁止六四集會，廉署是否可以查國企，等等。陳太不能夠配合中共意圖的原因，是一旦有關案件訴諸法庭，按照法官的公正執法，政府幾乎一定敗訴。但從中共一黨專政的觀念來看，根本就無視有司法覆核這一關，他們會認為是港英餘孽阻擋中共意圖的實現。

另一原因，是董建華提出的八萬五建屋和這個中心、那個中心的大計，沒有得到具體施政公務員的支持。不支持的原因其實很簡單，就是沒有自下而上的規劃和諮詢，沒有形成法例去必須執行。但當慣公司老闆的董建華不會這麼想，他可能認為他的偉大功業不能實施，是執行政策者的有意阻撓。

陳太被削權的最直接原因，是港大民調風波。據聞特首辦高級特別助理路祥安向港大校長、副校長施壓曝光後，陳太曾向董建華建言：立即辭退路祥安，讓事情了結。董不聽。結果港大成立調查小組，導致對董的極重打擊，使董的民望跌至最低點。

陳太辭職後，曾蔭權接任政務司司長。不久，董任滿第一屆，要再選第二屆時，民調支持他連任的只有一成六。但在800名有資格提名和投票的選舉委員會中，董建華取得700個提名票。於是，董自動當選第二屆特首。國際媒體多認為這表明董建華已經百分百是中共的傀儡了。

在第二屆選舉前，董建華提出了「高官問責制」的改革方案，也就是從原來由公務員擔任各政策局首長的制度，改為「三司十一局」全部由特首作政治任命、並向特首負責的制度。三司，即政務司、財政司、律政司，其中特別是政務司司長，原來基本上由他統率各政策局，現在改全部由特首統率。也就是說，實現了江澤民所提出的，特首「也是特區政府首長」的目標。

原來各政策局的公務員首長，從此改換名稱為各政策局的「常務秘書長」，受特首所任命的局長支配，只有執行局長命令的義務，沒有參與決策的權力。

董建華擁有所有權力，等於十隻手指按住十隻跳蚤。跳蚤動不得，手指也不能動。每天應付各個局的事務，向各個局發指令，疲於奔命，卻無暇去思考一些應該認真考慮的大政方針問題。政務司司長曾蔭權，不但無權去統領各個政策局，而且在2003年沙士（SARS)疫情之後，老董竟要他去負責全城的清潔工作。當時，被市民戲稱為「清潔大隊長」。

連政務司司長都要去做「清潔大隊長」，各司局長就自然不會像以前那樣，自己按法例去做決策或協調了。一切權力歸於董建華。

他終於在日常事務的忙碌中，犯了中共的大忌，於第二屆中途的2005年「被辭職」下台。

下台的原因有種種揣測。我在下文會談談我的觀察。但總而言之，向特首一人負責的高官問責制，就把百多年依法任事，即「法的統治」的精英管理埋葬了。

董建華辭職文稿中一句是：「我鞠躬盡瘁，從未敢有一日懈怠。」

讀中國歷史，見盡數十年中國的政治變遷，我最怕見到掌權者的「鞠躬盡瘁」。在法治社會，掌權者毋須「鞠躬盡瘁」，職務告終，就按規定退出舞台，過平常生活。人治社會的掌權者才老要強調鞠躬盡瘁。他要立功業而盡瘁，老百姓也要跟著被折騰盡瘁。

彭定康任滿翩然而去，第一任特首未任滿就說鞠躬盡瘁。這就是在「一國」支配下，法治向人治的變遷。（164）

圖，1997年主權轉移，彭定康離開港督府時，仰天含淚，在座位上也黯然神傷。後來有記者問他是否哭了。他說：「當天，下了很多雨。我聽到外交顧問跟記者說：中國有句古諺：當一位偉人離開，老天爺都要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