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7月12日星期五

王朝末年凶兆四起,情急計窮自掘墳墓 顏純鈎

 


王朝末年凶兆四起,情急計窮自掘墳墓
近日大陸南澇北旱,北方旱完又澇,全國多處城鄉頓成澤國,百姓盡在水深火熱中。旱澇固然是天象,但天災後隱伏人禍,大多數水災災區都是水庫無預警放水,百姓沒有準備之下遭受巨大生命財產損失。各地視頻所見,災民在水中沉浮,在水浸的屋頂呼救,牲口財物在水中漂流,巨浪滔滔,吞沒城市村莊。這一次,在災區救人的都是民間救援隊,政府袖手旁觀。
最可惡是每次水災都是政府無預警放水,為何政府如此冷血?放水之前先警告百姓撤離,對政府有什麼壞處?那不是讓更多人可以避過災劫,減少生命財產損失,對政府少一點怨言,與政府多一點配合嗎?
全國水庫都無預警放水,證明不是一地的疏忽,而是全國性的政策。中共行事滅絕人性固然是常態,但執政者有意製造人間悲劇﹑挖自己墻角的勾當,也只有中共做得出來。
歷史上的巨大天災,很多都在王朝末年發生,災民流離失所,餓殍遍野,社會戾氣上升,天災夾人禍,瓦解基層政府的管治。不是天災來找末路的統治者,而是統治者走到末路碰上天災,天災成了王朝的催命符。
近年來,習氏王朝也呈現種種凶象。習近平親自指定的高官接二連三倒台,年來中管幹部被整肅者以百計。按理,一個王朝若健全,高官應保持高度穩定,最高統治者知人善用,上下一心,按既定國策管治天下。高官階層不穩定,政策執行沒有保障,受損害的是統治者本身。
統治者為什麼不斷拿手下開刀?主要是王朝末年上下離心,高官暗懷鬼胎,消極反抗,以至中央有令不行,逼中央要借高官人頭一用,震懾官場。但高級官員一旦失去安全感,對制度更無歸屬感,對最高統治者更離心離德,對政務更陽奉陰違,於是上下怨氣生,當面嘁萬歲,背後挖墻角。官不聊生與政務荒疏形成惡性循環,最高當局手腳麻痺,王朝危危乎。
經濟全面凋蔽,金融危機逼在眼前,中共「適時」推出「警稅合成作戰中心」的新國策,便是警務部門將全力配合稅務部門到民間橫徵暴歛,搜刮民脂民膏,以補地方政府的無米之炊。民間企業在經濟衰退之下早已千瘡百孔,再加上政府的苛捐雜稅(甚至有政府派人到店舖勸損的奇聞),硬是要將民企逼上絕路。私企大面積倒閉,失業人口更多,民間反抗力量越壯大,中共豈不是越死得快?但現今的處境,已到了活一天算一天的地步了,能捱過一天就算萬幸,根本顧不上長遠。
與此同時,中共又推出《農村集體經濟法》,重回鄉鎮級﹑村級﹑組級的三級農村集體經濟的架構。什麼意思?便是改革開放後的家庭承包制將全面解體,農村回到集體經濟框架下。這又是一場殺雞取卵的大操作,承包制成了空殼,農村所有土地財產資源全部歸中共所有。
當經濟下沉時,政府實施寬鬆政策,以承包制鼓勵農民積極性,這是趙紫陽與萬里當年救中共於水火時的成功經驗。當前經濟又全面崩潰,正需鼓勵農民生產積極性時,中共卻反向操作,反倒收緊政策,以所謂集體經濟代替承包制,主要原因是中央沒錢了。
本來,農村以承包制為主,鄉鎮政府主要靠省市支付渡日,中央有錢時固然不是問題,但今日中央「水緊」,錢已經分潤不到最基層的農村了,怎麼辦?唯有靠收回農村土地和財政資源,劃歸村官管理,村官可以用來自肥,僱用打手,勉強維持基層農村「有人看家」的最低要求。但承包制消失,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也報銷,村官與農民的矛盾會加劇,農民的反抗情緒會更熾,這又是一種反向操作的惡果。
中國封建社會,一般都是王朝初期皇帝實行讓步政策,因為當其時急需緩和社會矛盾,層示新政府的懷柔,新朝要展現新的信心﹑新的氣象,因此讓步政策得到民間擁戴。政府減租減稅以利民心,官民關係趨於和諧,那是新朝確立的社會基礎。
反之,王朝到了末年,一切都在崩潰中,國庫空虛政府財困,急需搜刮財富渡日,因此王朝末年往往政策更瘋狂更失智,更不顧後果。民間已經積怨日深,政府更加變本加厲,結果是官民矛盾趨於白熱化,到處是乾柴,只欠一粒火星。
習近平官二代,既欠修養學識,更一肚子驕橫不可一世之心態,面臨危局,不是想方設法解困,而是反向操作,把事態往死裡整——一不作二不休,破罐子破摔,香港人說的「作死」,便是不作不死,越作越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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