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舞派 3》建基於不存在的電影《狂舞派 2》，一班因電影而成名的工廈藝術家，在不存在的龍城區追尋夢想。然而，他們的經歷卻無比真實。
8 年之間，兩部《狂舞派》，名字相似主題卻完全不同。原來的狂舞派比較單純，阿花（顏卓靈 飾）入大學後迷上街舞，為跳舞搏到盡，簡而言之，是一個大學生為興趣、為上莊「搏盡」的故事。8 年後，同一班主角，同樣是狂舞派，講的是實現夢想的代價。想跳舞、搞音樂和夾 band 維生，你願意放棄幾多尊嚴、自覺和堅持，甚至讓自己融入建制當中？
以上，是導演黃修平反覆在電影提出的問題，亦是最表面的部分。若再鑽深一層，就發覺《狂舞派 3》的本質並不是電影，是一個社區側寫。
論角色數量，《狂舞派 3》掛名由顏卓靈、Heyo、楊樂文和 BabyJohn（蔡瀚億）主演，實際主線卻不只 4 條；他們之下，又有一批副線角色。隨主角群因電影走紅，參與了政府城規部門（非常明顯諷刺市建區）的活化社區計劃，令龍城區的生態產生變化。每個角色的互動，由地底走上地面的處境、生活環境的變化（包括藝術家對商品化的反抗、工廈藝術工作室的消失、店家因加租被迫遷等），劇情交代資訊的數量與密度，根本不是觀眾對劇情片所能接受的程度。它反而像紀錄片，側寫整個社區的變遷。
大多數觀眾誤會，《狂舞派 3》批判的是地產霸權；其實，它真正批判的是建制，一班在位者如何把一代年青人的價值揸乾揸盡，用完即棄。利用年青人的夢想托起地價，透過加租奪取他們的財富，搞旺地區後把他們趕走。如此剝削並不新鮮，某年訪問樂隊 my little airport，就講到牛頭角加租太犀利被迫搬走。而戲中的「市建局」主席，又是非常典型的權貴投射，不諳文化，明明對新一代缺乏理解又要扮 hip。由學生時代到今日已工作十多年，建制基本上是毫無進步，除了懂得多用 marketing 包裝剝削，依然覺得 Hip Hop 等於潮，說唱、街舞和塗鴉等於有型，忽略街頭文化的真正意義。《狂舞派 3》的「狂舞街」活化計劃，現實中的類似計劃已聽過無數次，太古坊 Artistree、灣仔喜帖街商場、觀塘的天橋底藝術區等等，梗有一個喺左近。
面對剝削，新一代有妥協的餘地嗎？世代間的矛盾，又可透過對話解決嗎？在此，導演無法給予肯定答案，故事以 open-end 作終結，是一班主角的醒覺，直接起哄反抗建制暴力。據知拍攝的時間是 2018 年，亦即是，導演非常不幸地成功預言之後香港的巨變，規模及暴力程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
今時今日的香港，就是如此乞人憎。有夢想的，要麼生不如死，或是被上流剝削到盡。就算夢想到盡頭，為的是甚麼呢？上樓？置業？還是離開？香港夢的崩壞，《狂舞派 3》說得直白。
說到最近最受香港人歡迎的電影，《狂舞派3》必定榜上有名，雖然票房不及同期上映的《拆彈專家2》，但口碑及評價比起前者更高。不少人為《狂舞派3》中的抗爭意涵所觸動，雖然電影是在 2018 年反送中運動發生前便以拍成，但當中的情節卻令不少人想起 19 年發生的事。與其說《狂舞派3》映射某場特定的社運，不如說《狂舞派3》反映了社運常態。
正如《狂舞派3》當中的戲中戲阿弗的短片中所言，hip hop 是基層的語言。Hip hop 源於紐約的非裔草根社群，他們面對着社會福利的缺憾與制度上的不公，於是透過塗鴉舞蹈與音樂，來發洩他們的不滿及對制度的控訴，故此 hip hop 的本質，就是帶有反抗的精神。這一點，正正與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抗爭不約而同地吻合。阿弗堅持不與制度妥協，堅持反抗城優辦及地產商對龍城工廈區的計劃，與一眾龍城工廈區藝術家 KIDA 堅持自由地畫其想畫的塗鴉，正正體驗了階級鬥爭的精神。
只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堅持鬥爭，現實生活的壓力，使得一些人決定走進商業世界賺錢養家，甚至進入制度裡作一定妥協，嘗試去進行制度內的改變，或至少爭取更多權益。當年共產國際致力推動世界革命，從蘇聯到中國再到歐洲東南亞南美洲與非洲進行革命，但後來仍不敵現實，共產主義者陣營自己也分裂為不少派系，從斯太林與托洛斯基的路線之爭，到各共產國家之間的敵對。西歐及日本的共產主義政黨，更是在七十年代開始改變其路線，發展出歐洲共產主義，與蘇聯共產黨割蓆，走進各國議會，透過選舉而非革命來獲得權力，並在議會中推行各項符合其理想的政策。只是，這些共產主義政黨，自己也因路線及原則的糾紛，不是因內部派系鬥爭導致解散，就是變成社會民主政黨。
自東歐劇變及蘇聯解體後，大部分歐洲共產主義政黨都紛紛解散或轉變路線，不少被其他社會民主政黨吸收。縱使現在仍有西班牙共產黨及法國共產黨等奉行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等他們的影響力已大不如前，只能在議會及部分城市跟從國家的制度施政。如果阿弗就如托洛斯基派（也就是長毛梁國雄所信奉的派系，以提倡國際革命著稱）一般堅持鬥爭，那麼 Heyo 一伙便如同歐共派系那樣試圖制度內抗爭。至於與阿弗吵翻接下地產商項目的阿 Dee，則有如那些內部分裂後成為社會民主政黨一份子的前歐共政黨，不惜作一些可能被視為違背初衷的事，以保存實力。
共產主義陣營的分裂，也在不少國家的社運陣營發生。不少國家的民眾眼見極權來襲，於是組織起大大小小的社運團體，集結力量一同抗爭。但是，抗爭往往不能一蹴而就，往往會經歷無數失敗，失敗的抗爭後，抗爭陣營往往會對失敗的責任及未來路線出現紛爭，進而出現路線之爭。一些堅持抗爭，一些則決定嘗試進入制度改變，甚至有部分人被政權主動邀請合作，一方面是政權試圖削弱抗爭力量，另一方面是合作者試圖在合作中得到更多資源，並試圖以政權給予的權力作一點改變。如此的故事，既出現在香港，也出現在極權時期的韓國及台灣，同樣也出現在世上任何極權國家。
只是，每一個人每一個團體的初衷，都是爭取民主，就如各共產主義政黨的初衷都是實現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促使馬克思理想中的平等社會出現。無論是想以何種路線實現目標，但願每個人及團體皆能堅持初心，勿忘初衷，在可能的情況下合作，以求最後能達到理想中的民主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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