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過了兩年，當年的學生領袖之一梁麗幗說：「在我面前曾經有兩條路，一是從政，二是好好當一個律師。但現在，我想從政這個出口的大門，已經關了一半。」
兩年前的10月21日，佔領運動持續接近一個月時，五名香港學聯代表與政府公開談判，數十萬人在家中、在街頭收看了這場電視直播，此前並不惹人注目的一個女生，憑藉辯才脫穎而出，一下子備受注目。她是梁麗幗，當時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學聯常委，政治學與法學三年級，曾被不少人認為將是這場運動中出現的一顆政壇新星。
但兩年過去，中學時期矢志從政的梁麗幗，發現自己失去了動力。
「Max Webber 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中說過，從政者需要具備三個特質：熱情、責任感、判斷力。到目前為止，我一樣都沒有。」23歲的她說。她說自己這兩年間在學界、社會運動犯了不少錯，讓別人受苦。這些債目，「是要 remedy（償還）一輩子的」。
將來做一個主力人權法的律師，給為我付出過、承擔過代價的人一個公義社會。佔領結束後，梁麗幗並沒有如外界預料般投身政治。在曾經的學生領袖中，她是特別低調的一個，鮮有接受傳媒訪問，鮮有公開發言，最近一年尤為如此。
雨傘運動欠下的「債」，她說自己不會逃避，但會用自己的專業——法律的途徑來「還」：「將來做一個主力人權法的律師，給為我付出過、承擔過代價的人一個公義社會」。
「我一定會回來，但那一刻，我一定要給最好的大家。我不可以再有藉口，說自己臨危受命、不成熟。」
她人生的轉折，要從2014年11月30日說起。
1130後，問題就接踵而來
這一天晚上，佔領運動來到第65天，情勢膠著，能量渙散，「雙學」學聯和學民思潮此時決定將行動升級。他們呼籲公眾包圍金鐘政府總部，癱瘓政府運作。數千名市民響應號召，帶著頭盔、眼罩和自製盾牌，在深夜時分衝出政總外面的龍和道，更兩度佔據四條行車線。不過，預先設下嚴密佈防的警方很快出動，接連以警棍、催淚水劑驅散示威者；到了清晨時份，更加出動「特別戰術小隊」以更強的武力清場。在不少「前線」示威者被打傷，40人被捕的情況下，「升級」失敗，民意憤懣，雨傘運動也隨之進入了氣氛最低谷。
12月1日，強烈的挫敗感瀰漫在佔領區。有些佔領者面如死灰，也有些怒不可遏，他們將不滿情緒一一投射到發起這次行動的學聯上。部分人誓言要拆毀位於金鐘的運動指揮大台，因為它「象徵失效」。在混亂的局面下，六名學生領袖在黑夜裏到金鐘佔領區，向公眾道歉。
當時台下的人指著我來罵，我都真的有點不知所措，我當時只在想如何安撫他們。梁麗幗一直都記得那個晚上。她是第四個發言，接過麥克風，她如往常一樣神情淡定，仍舊試圖鼓舞士氣：「昨天輸了一場戰役」，但不要失去鬥志，「因為爭取真普選是一整個戰爭」。
不過，台下的群眾顯然聽不入耳，罵聲四起。兩年後，她還記得那時心裏的混亂：「當時台下的人指著我來罵，我都真的有點不知所措，我當時只在想如何安撫他們。」
她回憶，在這一次發言前的早上，當在電視畫面看到示威者受傷，驚惶逃跑的樣子，她已經知道，一切都無法補償。「這些畫面太強烈了。我知道自己說什麼都安撫不了他們。」
佔領運動的三個月，梁麗幗記得自己基本出席了學聯所有會議，每個部署都有份商討。但下了決定後，她經常有一個疑問：「我這個決定做得對嗎？」不過現實不容猶豫，「下決定後，就要立刻做」。
那天之後，我很清楚將會有一連串問題接踵而來。這些問題，我有責任去remedy，因為有些問題在我身上。兩年後的今天，她認為當日的升級時機並不恰當，因為佔領已經過了兩個多月，「民氣那時已經消耗了」。她形容當時的決策只是「瞎子摸象」，因為每一個人接觸的群眾都只是一小部分，所以過了兩年，對於何為合適的升級時機，她仍然沒有答案。
但有一點肯定的：「那天之後，我很清楚將會有一連串問題接踵而來。這些問題，我有責任去remedy，因為有些問題在我身上。」
就在這次行動之後的兩個禮拜，雨傘運動壽終正寢。九天後，梁麗幗的預感也應驗了，運動的領袖之一學聯，這個老牌學生組織亦面臨潰散的危機。
「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我真的 handle 不到」
2014年12月尾，梁麗幗所在的香港大學，有部分學生率先成立了「退出學聯關注組」，批評學聯在雨傘運動期間多番決策失當。他們並倡議在學校舉行公投，讓同學能就退聯一事表態。港大這一舉動，觸發了其他院校的「退聯潮」，嶺南大學、理工大學和浸會大學等也相繼成立群組。梁麗幗回想，在 1130 升級前，已經隱隱感覺到大眾對學聯的反感在醞釀：「那時不少港大同學都不滿學聯做的決策，但我真的沒辦法 accommodate （吸納）全部同學，讓他們也進入決策的過程裏。隨後到 1130 升級，這些問題都白熱化了。」
在商討升級的會議中，她曾經邀請過那些對學聯有意見的同學來開會，但原本出席的學聯成員，跟這班同學關係不好，有齟齬，雙方在會議間根本談不來。「我當時知道這些問題，不過真的預料不到一次會議也無法完成。大家各自有心裏面的東西在想，卻不說出來」。隨即第二次會議，學聯和這班同學根本連「坐下來都不願意了」。
那時不少港大同學都不滿學聯做的決策，但我真的沒辦法 accommodate （吸納）全部同學，讓他們也進入決策的過程裏。1130 升級後，雙方意見各走極端 ── 認為要快點結束佔領的人不肯讓步；反對退場的人，就批評學聯無心戀戰，質疑學聯每一個舉動都是為退場做準備。
梁麗幗反問：「如果大家意見如此兩極，不願意商討，那我可以做什麼？」
「決策出了，而沒有採用到一些朋友的建議，有人就會說：『那麼你又不用我的意見，就不好叫我來吧。』但試想想，如果我們不叫他們，他們都會埋怨自己沒法參與會議，一起商討。」
那段時間，我的思緒真的很混亂。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我真的 handle （處理）不到，我根本兩邊都做不了遊說，促成一些共識。那種不信任，我到現在還不能用言語表達得到。倘若學聯早點升級，可以避免退聯思潮嗎？梁麗幗想了想答：「不可以。」因為退聯這件事其實「不太關決策的問題」，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太嚴重了」。
「那段時間，我的思緒真的很混亂。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我真的 handle （處理）不到，我根本兩邊都做不了遊說，促成一些共識。那種不信任，我到現在還不能用言語表達得到」。梁麗幗帶點慨嘆的說，雨傘運動最後落得如斯田地，「我有份參與這些決策，而那些決策是錯的、大家不滿意的，我覺得自己是 problem maker（問題製造者）」。
她逐漸意識到，原來從政要兼顧的比想像中繁複。
連好朋友都不明白自己
2015年1月，當港大整個校園都在激烈辯論「應退聯嗎？」這個議題時，身兼學生會會長和學聯常委的梁麗幗一直不多表態，也因此，鋪天蓋地的壓力就這樣撲面而來。梁麗幗憶述，學聯的一些「上莊」（上一屆內閣成員）和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知道港大有退聯聲音後，約了她見面。「他們只想叫我立場要強硬一點，去反對這件事，他們不認同」。不過梁麗幗沒有聽從他們的建議，堅持以一個開放的態度看待退聯。
結果公投結果出爐了，支持退聯的比反對多244票，港大退出學聯成為定局。
那天，她再次成為傳媒追訪的焦點，而同一時候，新的學生會也剛選了。梁麗幗「莊期」終於結束，卸下會長職務，可是她一直難以開懷，完全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有太多東西要 remedy 了，我真的沒有一個很開心的『落莊』的感覺。」
原本我以為會明白我的好朋友，turn out （最終）都不明白我。當日唯一令她介懷的，是一些很親的好朋友都走去罵她。「可能他們都很不開心吧，覺得這個result（結果）很有問題」。四起的罵聲，對她來說很不是味兒，因為「原本我以為會明白我的好朋友，turn out （最終）都不明白我」。
自從雨傘運動開始，梁麗幗一直夾在各派之間，成為磨心。她彷彿站了在中間，四方八面都把她綁起來，往自己的方向拉。拉扯撕裂的痛苦，不太是她能承受到的感覺。曾經有段時間，她幾個月不想看 Facebook，不希望再捲入各方的罵戰中，「因為這些爭拗實在很無謂，太浪費時間」。
「由我『上莊』第一天開始，我已經不停地倒數什麼時候『落莊』。我真的不 enjoy （享受）『上莊』的日子，因為我覺得我做錯任何一件事，都需要用一輩子時間去還。」
「 再一次重複雨傘時期的錯」
港大學生會會長，一直都不是梁麗幗喜歡的崗位，因為她從小都不愛成為鎂光燈下的一個。不過，「責任」這兩個字，令她無可避免的走上政治舞台。2014 年學生會「招莊」（招募新一屆內閣）時，梁麗幗眼看之前一年「中山起義」後，學生會趕走親北京組織的操控。她覺得自己有責任避免學生會「再讓人乘虛而入」，於是走了去「傾莊」，也遇到七個同學願意在未來一年共同奮鬥。
梁麗幗原本想擔任的是內務副主席，豈料計劃爭取成為主席那位突然「quit 了莊」（離開了內閣），為了責任，她又頂替了主席一職。由於他們的內閣不夠人，沒有外務副主席，於是她也要涉獵外務。
她明白自己上任剛巧碰上政改年，早前佔領中環的籌備也進行得如火如荼，會長是個燙手山芋，要隨時處理一觸即發大型社會運動，但她沒有時間深思「炸彈爆後的模樣」，只可「煮到埋黎就食」（見步行步）。
梁麗幗當上會長的一年，每一步都背負着別人的期望，不過佔領期間，她發覺自己根本未準備好領導群眾。佔領後，她原本想花一段時間沉澱一下，但時勢並不容許。她「落莊」後不夠一年，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在2015年12月，上任港大校委會主席，觸發港大學生罷課。
明明那件事我都不肯定我能不能 handle （處理）得到，但要我做，我就接受了。於是，梁麗幗在別人的期望下，再一次走到新聞鏡頭前，成為罷課委員會成員，統籌這一個月的罷課和後續行動。
「明明那件事我都不肯定我能不能 handle （處理）得到，但要我做，我就接受了」，結果梁麗幗在罷課委員會最深刻的感覺，就是「自己在重複一次佔領時犯的錯誤」。
數次罷課大會中，學生們對於如何向大學建議改革校委會、磋商對象應否是李國章，以及後續行動的激烈程度皆意見紛紜，各方意見爭持不下。縱使最後商討出方案，卻未能達到所有同學的期望，惹來他們的不滿。
梁麗幗回想道：「罷課 mass meeting （大規模會議）比學聯的還要難處理。畢竟學聯十多個人，但 mass meeting 有一百個人，可以有一百種意見。做了決定後，在網上又看到這個不滿意，那個不滿意。」
她以前在雨傘運動時，面對的是兩個漸見失語的板塊。現在這兩個板塊再分裂，「變成四個、八個、十六個......可能更多，而每個板塊裏頭又再有盤算，中間又有不信任」。
我本身不是一個 strong opinion （有強烈意見）的人，只要建議不是很差，我都接受得到。「我本身不是一個 strong opinion （有強烈意見）的人，只要建議不是很差，我都接受得到。可能大家只接受 best option （最好的選項），但我可以接受到除了 worst option （最壞的選項）以外的選項。」
最終，校委會沒有承諾即時進行改革，學生立刻圍堵開會場地，要求與校委對話。然而期望落空，不但有學生在行動中受傷，當時的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及外務副會長李峰琦，亦在圍堵事件半年後先後被捕。
用法律去 remedy 問題
在馮敬恩被捕後，梁麗幗隨即前往警署支援，但被拒入內。「我當時的感覺都很強，不斷在想，如果我是律師，就可以立刻走進去幫他幫手續保釋等，確保他的安全，不用連警署也進不到。」「我真的很怕自己投身了一場運動，不肯定有什麼成果，但很快就看到身邊的人付出了代價。這種感覺很難受，像一個個疊上去的 burden （負擔）。」
這時，罷課大會中的失語、自己處理不到人事關係，和抗爭者為了運動付出代價的畫面，令她覺得她「又多了一堆問題要去 remedy 」。但經過校委會事件後，她終於決心訂下新方向 —— 暫時離開政治，用法律補償「為她吞下代價的所有人」。
我真的很怕自己投身了一場運動，不肯定有什麼成果，但很快就看到身邊的人付出了代價。現在她遇到一個很好的師父，悉心教導自己，也願意給她機會接觸法律界的世界。梁麗幗說，前幾個月看到新加坡社運青年余澎杉，因為批評政權而再被起訴這件事令她感觸很大。她認為香港的情況大同小異，既然自己的從政道路不通，也就應該好好利用法律，「守衛我們既有的東西」。
「在我面前曾經有兩條路，一是從政，二是好好當一個律師。但現在，我想從政這個出口的大門，已經關了一半。」訪問的尾聲，梁麗幗點了點頭，緩緩說出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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