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8日 星期三

梁麗幗:我怕自己投身運動,卻看到身邊人付出代價(端傳媒)

梁麗幗:我怕自己投身運動,卻看到身邊人付出代價(端傳媒)

雨傘運動過了兩年,當年的學生領袖之一梁麗幗說:「在我面前曾經有兩條路,一是從政,二是好好當一個律師。但現在,我想從政這個出口的大門,已經關了一半。」


梁麗幗。
梁麗幗。攝:吳煒豪/端傳媒


兩年前的10月21日,佔領運動持續接近一個月時,五名香港學聯代表與政府公開談判,數十萬人在家中、在街頭收看了這場電視直播,此前並不惹人注目的一個女生,憑藉辯才脫穎而出,一下子備受注目。她是梁麗幗,當時的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學聯常委,政治學與法學三年級,曾被不少人認為將是這場運動中出現的一顆政壇新星。
但兩年過去,中學時期矢志從政的梁麗幗,發現自己失去了動力。
「Max Webber 在《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中說過,從政者需要具備三個特質:熱情、責任感、判斷力。到目前為止,我一樣都沒有。」23歲的她說。她說自己這兩年間在學界、社會運動犯了不少錯,讓別人受苦。這些債目,「是要 remedy(償還)一輩子的」。
將來做一個主力人權法的律師,給為我付出過、承擔過代價的人一個公義社會。
梁麗幗
佔領結束後,梁麗幗並沒有如外界預料般投身政治。在曾經的學生領袖中,她是特別低調的一個,鮮有接受傳媒訪問,鮮有公開發言,最近一年尤為如此。
雨傘運動欠下的「債」,她說自己不會逃避,但會用自己的專業——法律的途徑來「還」:「將來做一個主力人權法的律師,給為我付出過、承擔過代價的人一個公義社會」。
「我一定會回來,但那一刻,我一定要給最好的大家。我不可以再有藉口,說自己臨危受命、不成熟。」
她人生的轉折,要從2014年11月30日說起。
2016年9月4日,梁麗幗到香港眾志在西營盤的街站,為羅冠聰助選。
2016年9月4日,梁麗幗到香港眾志在西營盤的街站,為羅冠聰助選。攝:吳煒豪/端傳媒

1130後,問題就接踵而來

這一天晚上,佔領運動來到第65天,情勢膠著,能量渙散,「雙學」學聯和學民思潮此時決定將行動升級。他們呼籲公眾包圍金鐘政府總部,癱瘓政府運作。數千名市民響應號召,帶著頭盔、眼罩和自製盾牌,在深夜時分衝出政總外面的龍和道,更兩度佔據四條行車線。
不過,預先設下嚴密佈防的警方很快出動,接連以警棍、催淚水劑驅散示威者;到了清晨時份,更加出動「特別戰術小隊」以更強的武力清場。在不少「前線」示威者被打傷,40人被捕的情況下,「升級」失敗,民意憤懣,雨傘運動也隨之進入了氣氛最低谷。
12月1日,強烈的挫敗感瀰漫在佔領區。有些佔領者面如死灰,也有些怒不可遏,他們將不滿情緒一一投射到發起這次行動的學聯上。部分人誓言要拆毀位於金鐘的運動指揮大台,因為它「象徵失效」。在混亂的局面下,六名學生領袖在黑夜裏到金鐘佔領區,向公眾道歉。
當時台下的人指著我來罵,我都真的有點不知所措,我當時只在想如何安撫他們。
梁麗幗
梁麗幗一直都記得那個晚上。她是第四個發言,接過麥克風,她如往常一樣神情淡定,仍舊試圖鼓舞士氣:「昨天輸了一場戰役」,但不要失去鬥志,「因為爭取真普選是一整個戰爭」。
不過,台下的群眾顯然聽不入耳,罵聲四起。兩年後,她還記得那時心裏的混亂:「當時台下的人指著我來罵,我都真的有點不知所措,我當時只在想如何安撫他們。」
她回憶,在這一次發言前的早上,當在電視畫面看到示威者受傷,驚惶逃跑的樣子,她已經知道,一切都無法補償。「這些畫面太強烈了。我知道自己說什麼都安撫不了他們。」
佔領運動的三個月,梁麗幗記得自己基本出席了學聯所有會議,每個部署都有份商討。但下了決定後,她經常有一個疑問:「我這個決定做得對嗎?」不過現實不容猶豫,「下決定後,就要立刻做」。
那天之後,我很清楚將會有一連串問題接踵而來。這些問題,我有責任去remedy,因為有些問題在我身上。
梁麗幗
兩年後的今天,她認為當日的升級時機並不恰當,因為佔領已經過了兩個多月,「民氣那時已經消耗了」。她形容當時的決策只是「瞎子摸象」,因為每一個人接觸的群眾都只是一小部分,所以過了兩年,對於何為合適的升級時機,她仍然沒有答案。
但有一點肯定的:「那天之後,我很清楚將會有一連串問題接踵而來。這些問題,我有責任去remedy,因為有些問題在我身上。」
就在這次行動之後的兩個禮拜,雨傘運動壽終正寢。九天後,梁麗幗的預感也應驗了,運動的領袖之一學聯,這個老牌學生組織亦面臨潰散的危機。
2016年8月29日,梁麗幗坐地鐵到灣仔法院上庭實習。
2016年8月29日,梁麗幗坐地鐵到灣仔法院上庭實習。攝:吳煒豪/端傳媒

「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我真的 handle 不到」

2014年12月尾,梁麗幗所在的香港大學,有部分學生率先成立了「退出學聯關注組」,批評學聯在雨傘運動期間多番決策失當。他們並倡議在學校舉行公投,讓同學能就退聯一事表態。港大這一舉動,觸發了其他院校的「退聯潮」,嶺南大學、理工大學和浸會大學等也相繼成立群組。
梁麗幗回想,在 1130 升級前,已經隱隱感覺到大眾對學聯的反感在醞釀:「那時不少港大同學都不滿學聯做的決策,但我真的沒辦法 accommodate (吸納)全部同學,讓他們也進入決策的過程裏。隨後到 1130 升級,這些問題都白熱化了。」
在商討升級的會議中,她曾經邀請過那些對學聯有意見的同學來開會,但原本出席的學聯成員,跟這班同學關係不好,有齟齬,雙方在會議間根本談不來。「我當時知道這些問題,不過真的預料不到一次會議也無法完成。大家各自有心裏面的東西在想,卻不說出來」。隨即第二次會議,學聯和這班同學根本連「坐下來都不願意了」。
那時不少港大同學都不滿學聯做的決策,但我真的沒辦法 accommodate (吸納)全部同學,讓他們也進入決策的過程裏。
梁麗幗
1130 升級後,雙方意見各走極端 ── 認為要快點結束佔領的人不肯讓步;反對退場的人,就批評學聯無心戀戰,質疑學聯每一個舉動都是為退場做準備。
梁麗幗反問:「如果大家意見如此兩極,不願意商討,那我可以做什麼?」
「決策出了,而沒有採用到一些朋友的建議,有人就會說:『那麼你又不用我的意見,就不好叫我來吧。』但試想想,如果我們不叫他們,他們都會埋怨自己沒法參與會議,一起商討。」
那段時間,我的思緒真的很混亂。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我真的 handle (處理)不到,我根本兩邊都做不了遊說,促成一些共識。那種不信任,我到現在還不能用言語表達得到。
梁麗幗
倘若學聯早點升級,可以避免退聯思潮嗎?梁麗幗想了想答:「不可以。」因為退聯這件事其實「不太關決策的問題」,而是「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太嚴重了」。
「那段時間,我的思緒真的很混亂。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我真的 handle (處理)不到,我根本兩邊都做不了遊說,促成一些共識。那種不信任,我到現在還不能用言語表達得到」。梁麗幗帶點慨嘆的說,雨傘運動最後落得如斯田地,「我有份參與這些決策,而那些決策是錯的、大家不滿意的,我覺得自己是 problem maker(問題製造者)」。
她逐漸意識到,原來從政要兼顧的比想像中繁複。
佔領結束後,梁麗幗未有投身政治,生活跟一般大學生無異。
佔領結束後,梁麗幗未有投身政治,生活跟一般大學生無異。攝:吳煒豪/端傳媒

連好朋友都不明白自己

2015年1月,當港大整個校園都在激烈辯論「應退聯嗎?」這個議題時,身兼學生會會長和學聯常委的梁麗幗一直不多表態,也因此,鋪天蓋地的壓力就這樣撲面而來。
梁麗幗憶述,學聯的一些「上莊」(上一屆內閣成員)和學聯秘書長周永康知道港大有退聯聲音後,約了她見面。「他們只想叫我立場要強硬一點,去反對這件事,他們不認同」。不過梁麗幗沒有聽從他們的建議,堅持以一個開放的態度看待退聯。
結果公投結果出爐了,支持退聯的比反對多244票,港大退出學聯成為定局。
那天,她再次成為傳媒追訪的焦點,而同一時候,新的學生會也剛選了。梁麗幗「莊期」終於結束,卸下會長職務,可是她一直難以開懷,完全沒有如釋重負的感覺:「有太多東西要 remedy 了,我真的沒有一個很開心的『落莊』的感覺。」
原本我以為會明白我的好朋友,turn out (最終)都不明白我。
梁麗幗
當日唯一令她介懷的,是一些很親的好朋友都走去罵她。「可能他們都很不開心吧,覺得這個result(結果)很有問題」。四起的罵聲,對她來說很不是味兒,因為「原本我以為會明白我的好朋友,turn out (最終)都不明白我」。
自從雨傘運動開始,梁麗幗一直夾在各派之間,成為磨心。她彷彿站了在中間,四方八面都把她綁起來,往自己的方向拉。拉扯撕裂的痛苦,不太是她能承受到的感覺。曾經有段時間,她幾個月不想看 Facebook,不希望再捲入各方的罵戰中,「因為這些爭拗實在很無謂,太浪費時間」。
「由我『上莊』第一天開始,我已經不停地倒數什麼時候『落莊』。我真的不 enjoy (享受)『上莊』的日子,因為我覺得我做錯任何一件事,都需要用一輩子時間去還。」
2016年9月27日,梁麗幗與朋友相約在港大附近吃飯。
2016年9月27日,梁麗幗與朋友相約在港大附近吃飯。攝:吳煒豪/端傳媒

「 再一次重複雨傘時期的錯」

港大學生會會長,一直都不是梁麗幗喜歡的崗位,因為她從小都不愛成為鎂光燈下的一個。不過,「責任」這兩個字,令她無可避免的走上政治舞台。
2014 年學生會「招莊」(招募新一屆內閣)時,梁麗幗眼看之前一年「中山起義」後,學生會趕走親北京組織的操控。她覺得自己有責任避免學生會「再讓人乘虛而入」,於是走了去「傾莊」,也遇到七個同學願意在未來一年共同奮鬥。
梁麗幗原本想擔任的是內務副主席,豈料計劃爭取成為主席那位突然「quit 了莊」(離開了內閣),為了責任,她又頂替了主席一職。由於他們的內閣不夠人,沒有外務副主席,於是她也要涉獵外務。
她明白自己上任剛巧碰上政改年,早前佔領中環的籌備也進行得如火如荼,會長是個燙手山芋,要隨時處理一觸即發大型社會運動,但她沒有時間深思「炸彈爆後的模樣」,只可「煮到埋黎就食」(見步行步)。
梁麗幗當上會長的一年,每一步都背負着別人的期望,不過佔領期間,她發覺自己根本未準備好領導群眾。佔領後,她原本想花一段時間沉澱一下,但時勢並不容許。她「落莊」後不夠一年,行政會議成員李國章在2015年12月,上任港大校委會主席,觸發港大學生罷課。
明明那件事我都不肯定我能不能 handle (處理)得到,但要我做,我就接受了。
梁麗幗
於是,梁麗幗在別人的期望下,再一次走到新聞鏡頭前,成為罷課委員會成員,統籌這一個月的罷課和後續行動。
「明明那件事我都不肯定我能不能 handle (處理)得到,但要我做,我就接受了」,結果梁麗幗在罷課委員會最深刻的感覺,就是「自己在重複一次佔領時犯的錯誤」。
數次罷課大會中,學生們對於如何向大學建議改革校委會、磋商對象應否是李國章,以及後續行動的激烈程度皆意見紛紜,各方意見爭持不下。縱使最後商討出方案,卻未能達到所有同學的期望,惹來他們的不滿。
梁麗幗回想道:「罷課 mass meeting (大規模會議)比學聯的還要難處理。畢竟學聯十多個人,但 mass meeting 有一百個人,可以有一百種意見。做了決定後,在網上又看到這個不滿意,那個不滿意。」
她以前在雨傘運動時,面對的是兩個漸見失語的板塊。現在這兩個板塊再分裂,「變成四個、八個、十六個......可能更多,而每個板塊裏頭又再有盤算,中間又有不信任」。
我本身不是一個 strong opinion (有強烈意見)的人,只要建議不是很差,我都接受得到。
梁麗幗
「我本身不是一個 strong opinion (有強烈意見)的人,只要建議不是很差,我都接受得到。可能大家只接受 best option (最好的選項),但我可以接受到除了 worst option (最壞的選項)以外的選項。」
最終,校委會沒有承諾即時進行改革,學生立刻圍堵開會場地,要求與校委對話。然而期望落空,不但有學生在行動中受傷,當時的學生會會長馮敬恩及外務副會長李峰琦,亦在圍堵事件半年後先後被捕。
就讀政治學與法學的梁麗幗上月已經完成實習,她期望將來成為一個主力於人權法方面的律師。
就讀政治學與法學的梁麗幗上月已經完成實習,她期望將來成為一個主力於人權法方面的律師。攝:吳煒豪/端傳媒

用法律去 remedy 問題

在馮敬恩被捕後,梁麗幗隨即前往警署支援,但被拒入內。「我當時的感覺都很強,不斷在想,如果我是律師,就可以立刻走進去幫他幫手續保釋等,確保他的安全,不用連警署也進不到。」
「我真的很怕自己投身了一場運動,不肯定有什麼成果,但很快就看到身邊的人付出了代價。這種感覺很難受,像一個個疊上去的 burden (負擔)。」
這時,罷課大會中的失語、自己處理不到人事關係,和抗爭者為了運動付出代價的畫面,令她覺得她「又多了一堆問題要去 remedy 」。但經過校委會事件後,她終於決心訂下新方向 —— 暫時離開政治,用法律補償「為她吞下代價的所有人」。
我真的很怕自己投身了一場運動,不肯定有什麼成果,但很快就看到身邊的人付出了代價。
梁麗幗
現在她遇到一個很好的師父,悉心教導自己,也願意給她機會接觸法律界的世界。梁麗幗說,前幾個月看到新加坡社運青年余澎杉,因為批評政權而再被起訴這件事令她感觸很大。她認為香港的情況大同小異,既然自己的從政道路不通,也就應該好好利用法律,「守衛我們既有的東西」。
「在我面前曾經有兩條路,一是從政,二是好好當一個律師。但現在,我想從政這個出口的大門,已經關了一半。」訪問的尾聲,梁麗幗點了點頭,緩緩說出這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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