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九七年前,很多人都一直預言中國佔領香港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筆者當時想極也不明白,香港當時的知識份子如李柱銘和司徒華等,甚致是時事評論員如黃毓民鄭經漢等等,全部都在迴避香港人的前途自決,全部都在迴避香港的自治問題,整個社會上下一心迎接所謂的回歸祖國,整個社會雖然號稱國際大都會,天天在說要國際標準,但卻用上十九世紀的方法處理前途問題,無論是大學教授還是升斗市民居然會完全相信所謂同文同種的中國共產黨會因為一紙文件而信守承諾,全社會好像著了魔一樣,唯一清醒的人好像是英國政府,他們看在眼裏,一班天真和傻的人民居然會相信史太林的承諾,可笑。
九七後的初期,北京政府好像信守承諾,這種裝扮下的高度自治隨著香港經濟下滑而出現變化。其實,香港的問題一早己出現在基本法的廿二條上,甚麼叫中國其他地區進入香港的人數要徵求中央人民政府後決定,完全是不清不楚的寫法,九七年前好像沒有人關心的錯亂法律,在九七後終成為香港社會的大事件。這部不清不楚的法規與香港的普通法原則產生根本性的衝突,這是香港自治制度上的必然失敗。在政治操作上,北京政府在九七後的初期,可能是基於面子,可能是基於大陸經濟還未發展,中國對香港的態度是極端克制。一個在制度上不能保障香港自治的基本法運作,卻在九七後初期運作暢順!
隨著中國經濟的成長,中港位置開始轉換, 中國新的領導人以恢復中華民族的榮譽為政策方向,其實是以中共為崗的特色中國社會主義的法西斯主義為崗,在這個前題下香港的民主自由就是敵人,中國在奧運後以為國際承認中國的新霸主地位,中國對香港再不忍耐,處處干預。
九七年前,香港人擔憂的事情紛紛出現。在此情況下,香港知識界、社會界、學術界一直極力迴避的自治和獨立意識終於興起,北京越是干預香港,香港的獨立意識就多一分。香港的自治或獨立意識,與台彎的獨立又有很大的不同,台灣的獨份子強調的是台灣文化不是中華文化、甚致不是古中華文化,台灣人也與中國人不同,這種割裂式的台獨思想與香港的又有所不同。香港的自治獨立份子,強調的是香港才是華夏正統,中國早己亡國,致少是文化上的亡國,古中國文化不在中國大陸,而在香港,香港人與中國人是有分別,雖然血緣上大部份是華人,但香港人的包含更大,而很多自治份子對中國人確實定義存有很大的疑問。
香港未來的走向會隨著中國政治而變化,說的是中國對香港的政策,如果繼續現在那種近似十九世紀的殖民政策,香港與中國的完全分離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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