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最瘋魔影評人、文藝青年的港產片，當數近日上映的電影《狂舞派》。網上報上鋪地蓋地的評論文章，沒有五十也有三十，評價是一面倒的讚。
電影評論學會會長陳志華在《狂舞派》公映的首天，拉大隊搞觀影團，原本預了40張票，轉眼爆滿，要多加20張單，不少團友是看過優先場的「回頭客」；文化人鄧小樺放下狠話，說是「性命推薦」，又話「願意為這套戲做任何事」，連日來，她除了積極在面書大肆宣傳《狂舞派》，也幫手開了一個叫「去盡齊撐《狂舞派》」的群組。
這批人完全自發，無償幫手宣傳。
《狂舞派》的主題是燃燒青春，近年香港上空籠罩著低氣壓，電影黃金市道一去不回。這個境況下，談青春，講夢想，燒得文藝青年們如此著魔，實在巴閉，令我們覺得，必須找來戲中人導演黃修平、監製陳心遙和劇中主角顏卓靈，談談這套戲，也談青春和夢想。
導演黃修平
在街頭開始的《狂舞派》
街舞電影《狂舞派》的故事，也在街頭開始。
黃修平和陳心遙早於大學時代已相識，後來成立了一間製作公司「目前映畫」。香港租貴，早期他們未有辦公室，經常在街頭巷尾討論電影計劃，「試過坐係長櫈，或者係茶餐廳傾足一晚」，黃修平回憶，當年他在理工大學設計學院教書，大學學園環境較佳，他們就把「辦公」地點搬到大學，「朝早教書，夜晚就去開會。」
理工大學的Dance soc在學界很有名，校園內有一塊空地，學生常在哪裡練舞，後來可能因為交通方便，那裡漸見出名，連校外高手也會跳埋一份，甚至有外國高手專程到訪。黃修平每日路過，見到這一幕，《狂舞派》的念頭就此成型。
故事看似很簡單，實行起來就困難重重，「最大困難係搵人信我地。一開始和人家說要拍一套香港的跳舞電影，人人都問：美國荷李活就得啫，香港得唔得架？其實，香港人自己都唔信自己得。」
「有人同我地講，青春校園跳舞電影好難Sell，不如拍一套《狂舞夜浦》啦！一定開到！」中間人遊說他們，今時今日港產片要投資者放心，一係行溝仔溝女路線，不然就要有大陸元素，方便賣上深圳河以北的大市場。
但他們不肯。沒資金，《狂舞派》的概念，放了在抽屜好幾年，期間二人不斷改進劇本，搵資料完善故事。
「我一直信套戲會開到，因為有research支持。」黃修平指出，雖然香港人跳舞未必夠外國人叻，但動作場面一直是香港人的強項，以前香港的槍戰片，吳宇森等導演計算電影畫面，極度精準，「香港處理動作場面的靈活性，一向是世界第一，只係我地自己唔信，拍呢套跳舞電影，我覺得係要俾個機會自己，俾個機會香港。」
兜兜轉轉，最終找到投資者，但不代表遊說工作完結。
電影是低成本製作，用上新人主演，「朋友問有無明星，我話無架。佢地即係話：哦，你拍獨立片；我心諗，唔係啊，呢套商業片黎架！」在香港，「獨立片」似是一個「搵唔到食」的category；黃修平想拍的，卻是一套能夠在市場上站得起來的電影。電影好評如潮，黃修平的夢想已成功了一半，證明港人能拍出算成功的跳舞片；至截稿當天，狂舞派仍未落畫，跳舞電影在今時今日的市道下，能否取得商業上成功，就看我們港人有多支持。
我們的追夢與犧牲
在香港，講夢想，仲要實踐，並不容易。
黃修平自言自己好幸運，在一班藝術、設計人身邊成長，大家喜歡談夢想，造就他的追夢性格。他覺得港人有夢。
他的拍檔、電影監製陳心遙的想法卻不同：「首先要問，乜野係夢先？有啲人人生目標係想『買車買樓』、『搵份好工』、『唔駛做』，追求物質生活，如果連個啲都計埋，其實人人都有夢。」
「但係夢想其實唔應該被規限係物質生活上，夢想應該係美麗嘅，或者對社會有貢獻，例如想做歌手、畫畫個啲。呢一類夢想，香港人就真係少諗。」
陳心遙讀人類學，畢業後做過電台、唱片、填詞人和出書，之後投身電影，擔任編劇和導演，他說小時候想做的事，差不多都做齊。
我們問，那追夢的代價是什麼？陳心遙斬釘截鐵：「窮囉！」
「在香港，做藝術行業好辛苦，其實或多或少同社會文化和結構有關，好多其他地方，文化產業比較發達，或者福利好，例如歐洲和台灣，藝術工作者較少擔心生計問題。做唔掂唔紅，至少都死唔去，係香港做藝術，我既生活就可能好麻麻。」
監製陳心遙
90後 天不怕地不怕
追尋夢想的風險，或者說「機會成本」可以很大，陳心遙認為，既然如此，「尋夢」這件事只宜早做，不宜遲做，在人生早段風險尚小，青春無限之時，應先搏一把。
電影女主角「豆腐花」顏卓靈93年出生，雙十年華，相當年少，在網上她被稱為「卓靈BB」。加入演藝圈，銀色星途看似前途無限，但其實做明星也有很大風險。
這點有理論為證。經濟學大師阿當．史密斯(Adam Smith)在曾論及演藝圈的特色：走紅機率尤如中彩票般低。新星崛起，往往會產生「排長龍效應」（bandwagon effect），引起羊群式追捧，演藝行業不同一般打工仔，大家收入有低有高而大致相當，用非學術語言來說，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當明星，千萬要紅。
我們解釋給顏卓靈聽，但她說不怕，因為怕或不怕其實在一念之間。「其實你地理得我，我鐘意做咪做。今時今日的香港，係餓唔死人架喎，追夢追唔到，最壞情況咪不過係窮一啲。」
電影中的阿花，一心想跳舞，為了跳舞去得好盡。現實中的顏卓靈呢？筆者談起，自小不斷被父母親催促考公務員、做專業人士，顏卓靈承認身邊也有這些想法，這些來自「主流」的壓力，才是尋夢者的最大障礙，「其實窮些少無問題，最大障礙真係唔係窮，而係來自身邊的閒言閒語，或者父母嘗試說服你考公務員，要你跟個遊戲規則玩個種壓力。」
「有一次我同親戚吃飯，他們知道我想做演員，就問我將來係咪好想做大明星、行紅地毯啊，我話唔係，我只係演戲，想嘗試多啲唔同角色和人生，係銀幕上面見到一個不一樣嘅自己。」
其實，真正的壓力來自自己，取決於如何定位自己。
「我本身沒想過真係會做演員。當年一開始知道有機會拍廣告已經好開心，當年連錢都唔識講。後來多左演出機會，反而開始同其他人比較，但係咁樣一定自覺好渺少，因為一定係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總係一山還有一山高。」
「拍左一個廣告，又會同之前拍嘅廣告比較，比下價錢，又比下隻廣告好唔好。但後尾我諗，如果咁樣，我就算到左劉德華嘅級數，都會有好大壓力，所以唔再諗咁多。」
90後出生，沒有經歷過電影行業的黃金歲月，今日電影行業好夕陽，「如果只係係度數，今年又只係得好少港產片，咪仲灰，不如有事想做，就做左先。」
女主角顏卓靈
為了__，應該去到幾盡？
訪問時，筆者不斷想起台灣導演魏德聖。零八年，台片總票房才4000萬元，魏德聖卻舉債5000萬元拍成電影《海角七號》，還有老婆孩子的他把房子也按掉。落街買食物，窮到瘋的他帶著全副家檔15元，十元硬弊掉了下坑渠，他看著手上的五元幣，罵怎麼掉的不是你。電影沒有太多宣傳費，靠口碑取得五億多台幣票房，創下台片紀錄；之後他竟然把所有錢再花掉，用七億元拍成講述原住民歷史的巨製《賽德克巴萊》，令人目瞪口呆。
談起魏德聖，我們問，為了夢想，香港人應該去到幾盡？
黃修平直言，總不能人人都是魏德聖，但做個普通人，追夢也其實有許多方式。
「最重要係先鞏固基本。追夢有條件，首先要有一技之長，有一技之長就可以搵食。例如學攝影的，可以幫人影相。令到生活過得去，剩下時間心力，就是努力的空間。」
香港有一個高度競爭的社會文化，由娃娃抓起，我們由幼稚園鬥到退休。黃修平覺得追夢的第二點，就是放下這些心態，「追夢就是為了追夢，要成功，先要放下成功，因為真心鐘意去做好一件事，件事才會做得好。另外，亦都因為成功其實都要有一啲運氣。」
如果《狂舞派》拍第二集…
最近興講艱險要奮進，困乏要多情，這個自我實現的標準，不可謂不高。黃修平的一番話，也許會令人想起殷海光的《人生的意義》，殷海光認為人應先滿足基本衣食住行的物理需要，之後我們就追求人生的價值。這篇文章當年是公開試考試篇章，香港大部分年輕人應該都看過，但對於我們而言，殷海光的標準仍可能是知易行難，畢竟人生在世，要面對種種壓力，人人有本難唸的經。
但正因如此，《狂舞派》不一定非常好，卻顯得好型，咁難、咁少資源你都做到，還要做得不錯。
文化人鄧小樺寫道，《狂舞派》給無數在現實掙扎的人帶來empowerment，令她好想幫這套戲：「為什麼這麼多人想幫助《狂舞派》？可能是因為看到電影全由不見經傳的新演員（街舞者）擔綱，導演黃修平又是獨立片的導演，直覺它在票房上可能比較弱勢── 而電影卻又在主流和邊緣之間走了一條漂亮的平衡路線，演員個個神采飛揚，故事在許多觀眾心中激起奇蹟般的激勵效應。有時想幫助它，因為覺得它的勝利好像就是自己的勝利。」
的確，香港電影市道是逆境，跳舞片難拍，沒有明星助陣更難，電影又是講青春和夢想，逆光飛翔姿態便美。坊間賦與《狂舞派》不少逆境反抗的時代意義，但導演黃修平直言，他在拍攝本片時並沒有刻意置入這些藝術目的。
若細究《狂舞派》的脈絡，我們會發現，它講夢想、講挑戰自我，卻沒有直接觸及時代困境，劇中人物和社會的連結被淘空了，好像除了跳舞之外，就沒有甚麼地方要憂心(也許還要分心戀愛)，甚至連女主角阿花讀甚麼學系也沒有提及。
黃修平稱這是一種刻意安排的「舉重若輕」的手法，讓電影輕身上路，目的是創造出另一個藝術世界，讓觀者進入這個世界，並在其內內渲泄內心情緒。
我們好奇，再追問他們覺得這樣的追夢故事，放在現實的香港會有怎樣的結局？當主角的舞團Bomba的成員都畢業了，他們是否還會有空、有心跳舞？跳舞最勁的街舞團Rooftopper的一眾成員，不跳舞時都在幹甚麼？為甚麼可以整天練舞？
顏卓靈心中有一個《狂舞派2》的劇本，「我諗過，如果有續集，下一集會係劇中人物全部都畢哂業，大家都要返工，可能已經好耐無跳舞，之後要召集所有人重聚，一齊重新跳舞，《狂舞派2》的阿花應該同《狂舞派1》的阿花好唔同。」
她今年仍是學生，兩年後將會大學畢業。她在訪問開始前，已經向我們談及心中的續集構思，到訪問將即結束，她再向我們解釋，這個構思應該源自她的前路狀態，畢業搵工？做演員？當明星？也許有一道牆叫現實，我們總將面對。
但阿花說，自己有一個從事電視業的朋友，原本因為行業人工待遇低，已打算轉行，在看完《狂舞派》後回心轉意，談夢想的人之間能互相抵石厲，也彌足珍貴。導演和監製笑言，如果《狂舞派》可以開拍下一集，也許他們下一次就會去挑戰那些社會環境題，「雖然好可能都會用輕鬆手法去拍。」
好吧，讓我們一起期待《狂舞派》能夠有續集，此願。
後記：
《狂舞派》仍在上映中，連日來，一眾台前幕後人員走遍全港影院，親身向觀眾謝票，如此誠意，實屬罕見，也只有沒有「大牌」演員的戲，才可能有如此表現。這電影打動人心之處，一如鄧小樺所言，也許正在於用一些小人物(日後可能變成大明星)，把邊緣的人和事拍得頗有希望。
這種邊緣和主流對望的想像當中，既映照出希望，也反映出恐懼和不安，主流愈強大，我們愈為邊緣的成功而感動；邊緣愈弱勢，我們愈感受到見證fight back kid的快感。
顏卓靈早前拍了一張照片，手執「為了林老師，你可以去到幾盡？」的標語，瘋愛《狂舞派》的一群，許多也瘋傳這張照片。這不是一篇政論文章，不會討論林老師爆粗事件的誰是誰非，但個現象本身卻隱藏《狂舞派》和社會的脈絡關係——愛看這部電影的人，也許都把自己的故事投射了上去：活著，在這個艱難的時代。
採訪、撰文：古治雄、甄梓
攝影：陳淑安
策劃：《評台》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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