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贊成不再討論「何謂中國人」 馮睎乾十三維度

 

馮睎乾十三維度

20260727

我贊成不再討論「何謂中國人」

這兩天我看過的最荒謬的新聞，莫過於香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何謂中國人：跨學科多維度探尋中國人身份》，刪掉了台灣中央研究院學者黃克武所寫的一章。荒謬的地方，不在於今日香港已司空見慣的學術審查，而在於被刪的文章，理應是有利於習近平「團結民族」這個鴻圖大計的。

《何謂中國人》是《Being Chinese, Becoming Chinese》（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文版，原本是一部從歷史、文化、政治等不同角度探討「中國人身分」的學術著作。但商務版問世時，唯一討論台灣人身分認同的第八章卻被抽起了。

這章的作者黃克武說，被刪的文章並非一面倒批判中共，而是試圖把中國人身分認同區別為「文化上的中國人」及「國籍上的中國人」，指出有些台灣人即使在文化上認同中國，也不等於政治上認同中華人民共和國。

坦白說，以上兩種身分認同的區分並不新鮮，但似乎很少有人質疑，到底何謂「文化上的中國人」？這個概念到底有多大意義？有些熱愛中華文化、閱讀唐詩宋詞、認同儒家傳統的台灣人，的確會視自己為中國人，而在他們心中，中國是不是等於中共国，則往往因人而異。

我之所以質疑「文化上的中國人」這說法，主要基於一點個人感受和取態。我對中國舊文學和某類型中國文化（如道家、術數等），興趣甚濃；這興趣之大，足以推動我年輕時每天自發背誦大篇經典，至今熱情未減。然而我不覺得自己因此就是中國人（遑論中国人），正如我同樣熱愛古希臘語文學（近日還在唸Euripides悲劇和Proclus的頌歌），卻不會傻到自認「文化上的希臘人」一樣。

自古以來（直到上世紀初），活在中國的人根本就不自覺為「中國人」，正如荷馬史詩《奧德賽》的奧德修斯、阿伽門農都不會稱呼自己為「希臘人（Ἕλληνες，Hellenes）」——那時代的「希臘」僅代表色薩利（Thessaly）一小塊地區，好比「中國」兩字在初期亦只表示「京師」。

那麼荷馬如何稱呼攻打特洛伊的聯軍？最常見是「阿開亞人」（Ἀχαιοί，Achaioi，可能與西臺泥板文書提到的政體Ahhiyawa有關）、「阿爾戈斯人（Ἀργεῖοι，Argeioi，阿爾戈斯是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城市）」和「達那俄斯人（Δαναοί，Danaoi，源自神話祖先達那俄斯）」。這些名稱有些來自地區，有些來自傳說，都不代表現代意義上的國族。

言歸正傳，古代中國人的身分認同，主要以朝代、地域、家族為核心，而非今天所謂的「國家」。這從過去中國人對國名的態度已可見端倪。明末傳教士利瑪竇在《耶穌會士來華記（Entrata nella China de' padri della Compagnia del Gesu）》中有精準的觀察，指出中國人從不固守某個國名：

「這民族自古以來有個習俗，當王國從一個家族轉移到另一家族時（因為世事無常），隨着君主更迭，他們也會更改國名；新掌權的君王可以按照喜好，給王國起新的名字。」（È costume appresso quei popoli, da che si ricorda, che passando il Regno da una famiglia all’altra (come pur sono instabili le cose di questo mondo), col mutarsi il Principe, anco mutano il nome del Regno; volendo il Re, che di nuovo prende il dominio, ad arbitrio darli nuovo titolo.）

利瑪竇又指出，儘管不同朝代的人都會稱呼自己身處之地為「中國（Ciumquo）」或「中華（Ciumhoa）」，但這些稱呼只是基於錯誤的地理觀念而已——他們以為自己位於世界中央。直到十九、二十世紀，受到西方民族國家思想影響，「中國」才逐漸從文化與地理概念，轉變成一個固定的政治國名。古代中國人其實不會像今天那樣，很認真地自稱「中國人」。

歷史告訴我們，身分從來不是一成不變。今天看似理所當然的國族，說穿了都是歷史的偶然產物。至於你是否需要認同自己是哪國的人、是否需要接受某種文化身分，說到底，都取決於個人的生命經驗與內心選擇，而不是由一本護照、一句口號，或一個政權替你決定。

當台灣人討論自己是不是「中國人」，或思考自己是「哪類中國人」的時候，我覺得已經不自覺地墮入中共国的語言圈套。正如我在上文所說，「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概念模糊、源於錯誤地理觀的地名，看得透徹的話，你就明白它根本與任何人的認同都不相干。現在跟大家有關的，其實是「中華民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只要你把兩者的簡稱拋諸腦後，身分認同還有疑問嗎？

我喜歡唸荷馬史詩，不代表我是任何意義上的希臘人；你愛讀唐詩宋詞老莊孔孟，為什麼就必須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呢？我一向認為以國族定義身分，意義不大，像我，就寧願做一個「四維時空的存在者」，懶得理會那蝸角上的蠻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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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追光者

勞資關係不是你死我活，共產主義就是謀財害命/ 顏純鈎

 

顏純鈎

20260727·

勞資關係不是你死我活，共產主義就是謀財害命

馬克思閉門造車搞共產主義信仰，最基本的一個概念是資本家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剩餘價值意指工人生產產品的價值，扣掉資本家投資的成本，之外工廠盈利的部份，大部份被資本家㩴取，而工人所得極少。

剝削是永遠存在的，沒有剝削就沒有盈利，假設資本家把所有盈利全部分給工人，那它的投資和管理等於白做，企業不消一年半載就要倒閉。企業要盈利，資本家賺取剩餘價值便不可避免，問題是如何掌握分寸。

原始資本主義時期沒有法律規管，資本家窮凶極惡。隨著資本主義不斷的自我完善，勞工收入增加，勞資關係趨於合理，雙方的矛盾衝突得到緩解和協調。罷工仍时常發生，但勞資通過談判都會互相妥協，使企業繼續生存下去。

馬克思將工人與資本家的矛盾定義為不可調和的階級矛盾，只能以暴力革命的方式來解決。意思是，我窮你富，我拿你沒辦法，只能用搶的，不但要搶，而且要殺你的人毀你的家，把整個國家的權力奪回我手上，依我的意願支配財富。

這個簡單又野蠻的辦法，吸引大量好吃懶做的無產遊民。企業控制在資本家手上，工人沒有「話事權」，唯有推翻資本家，將企業控制在工人手上，才能保障工人的利益。

但問題是，企業不但是資本家的生財工具，也是工人收入的來源，勞資雙方是一個利益共同體。企業盈利雙方都有收入，企業垮了雙方都喝西北風。如此看來，保住企業是勞資雙方的共同利益，而不是雙方鬥爭把企業鬥垮了，企業垮了沒有人會從中得益。

工人賺多少錢叫做合理，這是由巿場決定的。資本家付工資太少，沒有人來做，他只能提高薪酬，否則請不到人。但如工人要求不合理，資本家再努力都沒有盈利，那資本家也只有執笠了事。因此，只要巿場在起作用，就不用搞什麼革命，巿場自然會調節。

在資本主義社會，勞資都是自願的，資本家不願做關廠了事，工人不願做炒掉老闆走人，沒有誰強迫誰，因此即使企業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你不讓他剝削就完了，搞什麼革命？

馬克思將勞資對立說成勢不兩立的階級鬥爭，階級鬥爭的目的就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建立工人階級統治的國家，那就解決所有難題。這是打家劫舍佔山為王的放大版，但卻對無產階級產生巨大誘惑。

馬克思發明了階級鬥爭和暴力革命，又以共產主義的「遠大理想」來使其合法化，推翻舊政權，一切權力歸共產黨，人人平等地富有，各盡所能按需分配，人類進化到共產主義。這是工人階級金色的夢想，暴力革命成為具浪漫色彩的歷史進化形式。

馬克思主義的實質便是，以共產主義的遠景為暴力革命化妝，以顛覆舊政權為路徑，將國家權力盡歸於共產黨。本質上共產革命與歷史上的農民起義沒什麼不同，只不過馬克思又發明了歷史決定論，指定人類歷史經過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最後一定終結在共產主義。既然歷史一定要這樣發展，那麼共產主義就一定會實現——馬克思一個人就斷言人類歷史的終結，他是何方神聖？

但馬克思只是提出一個空洞的革命概念，他不知道革命之後如何才能建立更合理健康的新政權；共產黨當政，如何保障國家的經濟繁榮人民平等；如何分配社會財富，如何規管執政團隊，防止腐敗；如何克服人性弱點，達到每個人都道德高尚的境界。總之奪取政權之後的事，馬克思就不管了，無產階級掌權能否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也不管了。

結果便是列寧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蘇共為保住政權大量殺人，糟塌經濟，造成大饑荒；斯大林手上又殺更多人，大規模流放苦刑，實行紅色恐怖。到毛澤東手上更無所不用其極，全面掠奪國家財富，把底層人民逼進死路。最終，馬克思的共產主義，便成為人類歷史上最殘酷最具破壞性的一種有毒信仰。

實際上，資本主義沒有像馬克思預言的那樣，隨著經濟危機的頻繁爆發而滅亡，社會主義也沒有顯示任何一點優越性，促進生產保證公平，反而千瘡百孔，造就新的權貴階級。而共產主義理想就成為政治迷幻，今日中共自己，都不會傻到仍相信共產主義的美妙遠景了。

今日中共想要的，只是保住紅色江山，讓紅色後代永享榮華富貴，而億萬工農大眾，也世世代代成為他們壓迫與剝削的對象。工人農民生產的剩餘價值，都上繳到共產黨高幹手上，共產主義便只是中共賣狗頭掛出來的可愛羊頭。

一言以蔽之，共產主義只是馬克思這個窮酸學者，想要出人頭地而閉門造車，想出來的一個天方夜譚式的餿主意，竟然因為時勢所助，無端影響了人類一兩個世紀，造成巨大社會災劫，死人無數，到今日還在毒害大量中國人。

實際上，馬克思的親密戰友恩格斯，晚年已經察覺暴力革命的荒謬，恩格斯領導的共產國際主張議會鬥爭，希望通過合法手段，在政權輪替中爭取掌握國家權力。當然，恩格斯的議會鬥爭也沒有任何成果，他只是明白，議會鬥爭是資本主義體制自我完善的路徑，通過政黨輪替和社會監督，才是國家走上正軌的終極選項。

其實這些道理想通了「一字咁淺」。每個人都有一個腦袋，凡事都用腦去想一想，不斷質疑它、反駁它，謊言最終都會被識破。相反的，你被它的迷幻效果毒害，滿天神佛，沉迷不悟，你一生一世都走不出來。

中國的邏輯始終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矢板明夫俱樂部

 

矢板明夫俱樂部

20260722

日本防衛大臣小泉進次郎日前公開表示，日本有必要就「核武器在國家安全中的角色」展開討論。儘管他特別強調，這並不等於主張日本應該擁有核武，相關發言仍在日本國內與國際社會引發強烈反響。

中國外交部隨即嚴詞批評，聲稱日本右翼勢力企圖突破和平憲法，再次走上「軍國主義」道路。

這樣的指控，實在荒謬。

近年來，中國持續擴充核武庫、增加國防預算，並頻繁在東海、台海與南海進行軍事施壓。如今，這個不斷製造區域緊張的核武大國，竟然站上道德高地，指責一個戰後八十年始終奉行和平憲法、堅守「非核三原則」的日本。

中國的邏輯始終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把自己的軍事擴張稱為「維護主權」，卻把鄰國強化自衛能力說成「破壞和平」。自己可以增加核彈、軍艦與飛彈，周邊國家卻連討論安全政策都不被允許。

所幸，今天的日本已經不同了。

過去面對北京的強硬抗議，東京往往選擇克制與退讓，希望避免衝突。但在高市早苗首相領導下，日本正加速走出戰後的自我束縛。中國過去慣用的高聲恫嚇與外交施壓，正在逐漸失效。

中國越是威脅，日本社會越認為必須提升防衛能力。北京原本想阻止日本改變，結果反而成為推動日本安全政策轉型的最大催化劑。

戰後八十年，日本以民主、法治與負責任的國際形象贏得廣泛信任。日本今天討論的，是如何在民主制度與民意監督下保衛國家。中國追求的，則是以軍事力量脅迫鄰國，重塑對自己有利的區域秩序。

兩者根本不能相提並論。

對台灣、東北亞乃至整個印太地區而言，一個具備充分嚇阻能力、同時受到民主制度約束的日本，是和平的重要支柱。

真正破壞和平的，是中國。

元朗警察的「專業建議」馮睎乾十三維度

 

馮睎乾十三維度

20260721

元朗警察的「專業建議」

7月16日傍晚，元朗鳳攸北街一間茶飲店「夏茶」正在營業，一名男子突然走近店外潑灑紅油，然後逃去無蹤。從現場圖片可見，店舖招牌、門口兩塊餐牌及地面均沾滿紅漆，隔壁中藥行門外的貨架及地氈亦受波及。警方接報到場，將案件列作「刑事毀壞」處理，至今未見有人被捕。

向店舖淋紅油固然犯法，但終究不是什麼驚世大案，本來也沒什麼好評論。然而最令我嘖嘖稱奇的，是元朗警方的反應。「夏茶」官方團隊日前在社交平台發文，說：「無故遭遇淋油後，第一時間報警錄口供，但完成整個流程之後，得到的『專業建議』係儘快結業以免遭遇之後可能再發生的第二第三次的淋油⋯⋯既然相關部門冇法保護我們，我們唯有無奈儘快結業保護自己。」店家因此宣布將於7月26日結業。

聽到警方這種回應，我實在弄不清楚最可怕的恐嚇，到底是來自淋紅油者抑或警方。不禁想起流傳多年的網絡金句：「感情問題，一律建議分手。」如今警方的「專業建議」，大致上也可簡化為「潑漆問題，一律建議結業」。看完這則奇聞後，我忽然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發現塵世間很多難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例如外國勢力一而再、再而三地「抹黑」香港政府及「国安法」，指香港近年言論自由大幅收窄、政治審判又侵犯人權⋯⋯等於向香港的金漆招牌潑紅油。按照元朗警方的建議，鄧炳強之類的港共官員根本無需反駁，只要儘早解散政府，就可避免之後可能再發生的第二第三次的「抹黑」了。又如近年不少商戶抱怨生意差，那還開店幹什麼？全部拉閘關門，客人就不會再流失，營業額也不會繼續下跌。這才是「從源頭解決問題」。

轉念一想，案件既發生在元朗，警察有這種專業建議也很「順理成章」。七年前的今天，依然有市民相信警察會保護市民，依然有人相信報警有用。後來大家才知道：原來有兩個警察一見白衣人就掉頭急急腳走了；原來當晚大群白衣人手持籐條、木棍在鳳攸北街一帶聚集時，早有警員及警車到場觀察，只是沒有執法；原來市民報警求助，在時任保安局局長李家超眼中，是「刻意滋擾和癱瘓警方報案服務」。

七年過去，香港變了很多，但元朗還是元朗國，李家超當年給市民的「專業建議」依然有效——「佢唔喺現場出現就冇事，去得嗰度就可能有呢啲風險」——甚至被他的舊部下發揚光大。你唔喺現場開店就冇事，開得嗰度就可能有淋油風險，對不對？721，果然是香港命運的分水嶺。感謝元朗警方提醒，原來七年過去，香港仍有許多不變的地方。

【那些年我們一起吃過的糖果】

 

【那些年我們一起吃過的糖果】發達糖 結漣軟糖 史密夫牛奶糖 白兔糖 瑞士糖 甄沾記 橡皮糖 柑枯軟糖 皮禮士 太空糖 Tic Tac糖 懷舊叮叮糖花生糖

國進民退走進死胡同，單靠發債不能救經濟 顏純鈎

 顏純鈎

20260716

國進民退走進死胡同，單靠發債不能救經濟

經濟學家李稻葵在一個經濟研討會上指出，中國經濟已連續三年「整體偏冷」，失業率10.2%（高於官方數字一倍，其實離真實失業率也少了一倍吧），固定資產投資出現罕見的負增長，地方政府成為「經濟淤堵點」，社會資金大量被用於「還本付息」和「借新還舊」，他建議政府2026年發債應比政府計劃的12萬億人民幣再多一倍。

我對經濟是外行，但類似李稻葵的看法一點都不新鮮，這幾年來每天都聽到類似說法。如果多發債能徹底解決問題，經濟重新發力起動，政府老早就發了，政府不動，證明政府也沒有信心。如果只是多給錢就能救經濟，那問題就簡單了。

實際上，地方政府的嚴重負債，中央政府早有政策，叫做「誰家的孩子誰抱」，意思是，你挖的坑你自己去填，不要指望中央政府。但多年來地方政府大搞地產和基建，肆無忌憚舉債渡日，還不是中央一手推動的？中央要GDP數字好看，地方官要憑政績升官，上下齊心「興恰恰」，共囊盛舉。現在出問題了，中央政府甩手不管。

更有甚者，改革開放初期，中央放手，政策寬鬆，地方政府尋機踩紅線，越往資本主義靠攏，錢賺得越多，豈料中央政府在胡錦濤任內就開始搞國進民退，從那時開始，內外政策一面倒向中央集權，開放政策收緊，改革基本停滯，與西方民主國家關係倒退惡化，整個大環境倒向文革的泛政治社會。那時經濟就開始冷卻，一直到習近平上台變本加厲，日子一天天難過，今日之困境乃正常的發展結果。

房地產與基建投資過熱，當然是經濟衰敗的直接原因，但更廣泛而深刻的層面上看，是大國策的大倒退，窒息了經濟活力，巿場經濟讓位於計劃經濟，回到文革前那一套全社會服從黨意志的老路上去，如此一來，經濟不壞才是怪事。

如果國進民退行得通，那就證明計劃經濟行得通，也就證明社會主義有其優越性，也就可以甩開大步往中共專制路上走下去。但現實並非如此，現實是一旦走回頭路，巿場活力就消失，與西方民主國家關係惡劣，外部大環境也隨之惡化。現在回頭看，自習近平上台以來，中國經濟就一路向下，只不過二三十年來的發展還有點餘力在，慢慢消耗之下，終於走進死胡同。

中共本來的底氣是，經濟規模那麼大，全世界都在等中國產品，又覬覦中國巿場，加強中央集權，一定能保持經濟上的優勢，但中共不明白的是，中國經濟的優勢並非來自中央集權，而是來自改革開放，靠巿場經濟的活力，借西方國家的東風，是內外開放撐起來的，不是來自中央集權的優勢。

中共在大饑荒年代靠「三自一包」救命，到文革衰敗不堪，又靠改革開放救命，中共每次活不下去，都向資本主義討饒來自救，可惜死心不改，一旦自以為發達了，就忘記自己的來路，又念念不忘一黨專政。這是典型的好了傷疤忘了痛，也證明中共這個黨，完全是一個中國農民式的死不悔改的黨。

習近平上台後，以為中國財大氣粗，可以擺臉色給西方國家看。國內政策收縮，有國家財力兜底，一時的局部損失不在乎，其實經濟環境之敗壞，便是在國進民退的政策推動下，一步一步走出來的，是十幾年積累下來的「功德」。直到形勢敗壞，回頭一看，原來已經根基動搖，扶也扶不起了。

李稻葵教政府大發債，看起來他對中共政府也缺乏了解，中共現在對長遠形勢的估計，並不是經濟下行危險，而是中共江山搖搖欲墜。經濟敗壞救無可救，但中共江山不救卻不行，經濟下行死的是老百姓，江山崩塌死的是中共。

為保中共江山，要趕緊發展軍備，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與美日等西方國家的軍事衝突，要趕建航母、增產核彈、發展無人機艇、加強軍備與軍訓。對內要加強民間管控，要擴充維穩體系，發展人工智能去監視民間反對勢力，要隨時準備應付突發事件。內外壓力沉重，內外在在要錢，錢要用在刀刃上，經濟能不能救尚在其次，最要緊是專制政權要續命。

為什麼這些年，分明經濟已經足夠敗壞，可是習近平的中央，似乎提不出應對措施。這一屆中共中央當然無能，但也不僅僅是無能的原因，還有基於他們對未來局勢的總體估計趨於悲觀，也有他們將維穩問題置於最高位置的分別。李稻葵如此為中共指路，顯然有點「站著說話不腰疼」。

歸根結底，中共的誤判是戰略性與根本性的，不是一時頭腦發熱，也不是且戰且走，根本在鄧小平手上，就決定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政治就要往回收，收回到文革年間那種一黨專制的路上去，然後靠已有的經濟底子撐到共產主義。

為什麼中共不順著經濟改革的成果，推動政治改革，因為一啟動政治改革，中共的專制就動搖，中共既不能失去江山，也就永遠不可能搞政治改革，不搞政治改革，只能加強專政手段來維護政權，加強專政手段，經濟就會重回死路。這些中共心裡很清楚，但面前已是死胡同，退又退不得，只能做最壞的打算死撐下去。

習近平誤判基本局勢，沒想到十年一覺楊州夢，醒來只脫剩一條底褲遮羞，現在見不得人，卻也沒什麼辦法了。這條底褲是什麼？就是暴力維穩，李稻葵是經濟專家，發債救經濟之說，是政治外行人說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