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裡人 | 專訪《一個部門的誕生》麥天樞X麥沛東：跳掣前的那一秒
編輯：羅茜,謝不尤 責編：羅茜
【橙訊】一個男人氣勢洶洶走進電視台，挾持人質，要求「cut台」。在充滿歡樂氣氛的電視台紅黃背景中，他的所作所為像是嚴肅行為，又像是在開玩笑。《一個部門的誕生》預告片早前出現在影院時，因為和一般電影的畫風差之甚遠，人物互動又似乎喜感十足，筆者一度以為是影院禮儀廣告，直至發現參演人士陣容夢幻、又出現大大的導演名「麥天樞」，才發現是一部即將上映、從預告片就能看出「大爆」潛質的電影——畢竟「Cut台」和打無限循環電話的經歷，每個人應該都有過，這種共鳴感，就足以讓很多平日不常涉足影院的觀眾入場。
《一個部門的誕生》電影靈感源自2014年轟動全港的「Cut台斬人案」：一名19歲大專生疑因其母親與有線寬頻的合約終止後仍被追討600餘元欠款，遂身懷開山刀、蝴蝶刀等武器闖入荃灣有線電視大樓，要求會晤時任主席，其間斬傷一名保安員及兩名職員，與警方對峙近一小時後棄械投降。作為彼時城中熱話，導演麥天樞看到新聞頗有感慨，也和身邊人討論過，但並沒有打算把它當成創作素材。直到2020年，政府電影發展基金推出劇本孵化計劃，他才從記憶裡翻出這則新聞，決定把它寫成故事。
「我會覺得，在香港也好，其他大都市也好，其實不少人會面對很多壓力。這些壓力積攢下來，不會一下子就爆，但去到某一個位置，當最後一根稻草壓下來，就會爆。」
麥天樞導演口中的「爆」，就是他戲裡戲外都在討論的「跳掣」。在跳掣前的那一秒，要如何自處？大家能不能給予身邊的人一些關愛，在他「跳掣」前拉住他？
麥沛東（左）、麥天樞
人人都有「跳掣時刻」
訪問當日，麥天樞和主演麥沛東首先開啟了屬於二人的「跳掣分享大會」：
麥沛東最近一次「跳掣」，是訪問前兩星期的事。他從日本福岡回來，買了明太子，想煮一碟像當地吃過的明太子烏冬給太太吃。煮好上碟，放上一顆昂貴的日本蛋黃，整碟原本漂漂亮亮。但蛋黃很快沿著碟邊滑到桌面，散落破碎。
「我立刻爆炸。我當場拍著頭，說：『我為什麼這麼不小心？』」他回憶，太太在旁邊嚇到，一直安慰他，說了半小時他才慢慢平復。「事後想起來，其實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當下會有那麼大的反應，甚至覺得自己是不是有病」，他笑。
麥天樞也分享了他極其少見的跳掣經歷：疫情期間家裡換車，Sales聽到甚麼預先的提醒都說可以，結果約好父親從內地回來簽文件，辦妥後父親上車回內地後才過一小時，職員就打電話來說地址有問題，要補簽名，而這明明是他們一早反復說明的內容。
「我那一刻實在太生氣——我提醒了那麼多次，約好了我爸爸，辦好文件，他已經上車了。你早兩個小時告訴我，他還沒上車。為什麼要這樣玩我（笑）。」他回憶自己當時在巴士上情緒失控，全車都知道他在罵人。
「跳掣」的觸發點可能是旁人眼裡一件極小的事，但當事人在「跳掣」前，很多時候已經積攢了過多的期待、經過大量的解釋，讓這件小事，成為一種類似做不成就會崩潰的「執念」，當涉及對他人的影響時，這種「跳掣」往往會來得更猛烈。
《一個部門的誕生》中為「cut台」氣沖沖闖入電視台，又因為多重因素疊加走上挾持人質這條路的主人公德仔，就是為了「自我證明」，而在長久的壓力下「跳掣」，並一步步眼見事態失控。
小人物群像：「德仔」不是一個人
塑造好「德仔」這樣一個，雖然具有大眾能理解的動機，但又有病態偏執的人物，對麥天樞來說絕非易事：「這是一個比較『偏鋒』的人，一個會跳掣跳成那樣的人，如何呈現特質而不是肯定他的行為，這種擔憂一定有，所以創作過程其實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最終他的方法是「找參考」：麥天樞在訪問中多次提及經典電影《黃金萬兩》（Dog Day Afternoon），本片同樣改編自真實發生的搶劫案，片中銀行劫匪和圍觀群眾之間，逐漸產生一種奇怪的連結。大家雖並不認同主人公的犯罪，但能理解他的絕望。麥天樞建議，大家可以把《一個部門的誕生》和《黃金萬兩》對照觀賞。
麥沛東飾演的警察，在《一個部門的誕生》中，可以被視作這種連結的載體。他主動為角色加上「煙屎牙」的細節，讓這個看似能帶領大家突出重圍的人，從頭到尾都帶著點狼狽。「他一開頭貌似是一個有權力的人，想要操控一些東西，但其實最後最落魄的那個是他（此處不多劇透，留待大家入場觀賞）」，麥沛東說。他演的警察不是什麼大英雄，更像是一個同樣會犯錯、會慌張、會不知所措、為自己的處境所困的普通人。被角色吸引，麥沛東受到邀約便一口應允，甚至為了本片拍攝，推遲了自己的蜜月旅行。
同理是梁雍婷飾演的另一位「充大頭」警察：她會憑自以為是的經驗做出一些令手下難以理解、令觀眾爆笑連連的決策，而每一個人物自帶的真實魅力，都來自麥天樞的細緻準備：
「客服層面我問過做這一行的朋友，有些對白細節就來自於他們真實說過的話；Rachel（梁雍婷）演的警察那種充大頭的行為，在每個行業中都見過；苦主就更不用說了，我有個編劇前輩，知道我拍這套戲後，說自己也是苦主，當年直到那間收費電視台結業，他都沒能『Cut到台』」，他笑。
和麥沛東飾演的警察一樣，和「德仔」一起置身同一個空間的，都是一些大家日常中隨處可見、各有煩惱的普通人：做客服工作、面對刁難忍氣吞聲的打工仔，去趟樂園吃頓大餐就是大事的基層家庭母親和孩子、回到家面對四面墻的獨居老人、希望獲得肯定出條大新聞的記者……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群像在此匯聚，從互不相關到逐漸理解再到守望相助，也展現出一種溫暖的人性善意。當電視台外聚集的苦主隔空支持，似曾相識、令人淚目的場景，想必也能喚醒觀眾對過往真實事件的回憶。
至於德仔的結局，麥天樞坦言，直至拍攝過程中，他還一直在猶豫。「甚至想過空間大爆炸，全部人死掉，這種很荒謬的方法（笑）。」最終的結局，他形容是「平衡過各種想法之後，覺得是一個有味道的結尾」，希望能帶點唏噓，也能啟發思考。
從編劇到導演：崗位轉換的實踐
談到電影的視覺呈現，筆者對德仔身後的紅藍警燈效果印象深刻。警燈閃爍，與他內心的掙扎互相呼應，但麥天樞透露，這個鏡頭原本不在計劃之內，是攝影師司徒一雷在拍攝當天臨場決定的。
「很多鏡頭我都是交給司徒處理，如果沒有他，那個我喜歡的畫面不會存在。」麥天樞強調，電影語言、畫面感，很多靠美術和攝影團隊的功勞，自己作為編劇出身，這個過程是最陌生的，也是最需要學習的。
這種態度也延續到他對導演角色的理解。麥天樞雖然是首次擔起導筒，但過往因為《樹大招風》、《神探大戰》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他在業內已經打拼多年，也是編劇界響噹噹的人物。「很多人覺得做導演是最後一步，導演是最高創作目標。這種想法從法國新浪潮開始，慢慢變成一種觀念。但我覺得不完全應該這樣，甚至對行業來說並不健康。」麥天樞認為，導演只是崗位轉換，像保險經紀轉基金經紀，同樣是經紀，但服務不同客戶，需要不同技巧。
「如果所有人做完導演不回頭，其他崗位會缺人。如果我不再做編劇，就少一個編劇。每個崗位都重要，所以『自立門戶』這說法對我來說不成立。做導演不是終點，只是嘗試另一個崗位。」
他笑言，這次轉換讓他視野更闊，學到很多，但他仍然很喜歡文字創作，現在也幫韋家輝、劉浩良等其他導演寫劇本，日常更是保留著自己「原始人」的習慣，極少用社交平台、不太看短視頻，住在信號不好的山上，醉心於讀書和寫作。
不跳掣的前提，是不要做一個掣
訪問尾聲，話題回到了電影的出發點。
麥天樞坦言，本片靈感雖然來自香港的一件真事，根源是香港，但他不希望作品只停留在本地。「作為創作人，當然不只是想香港共鳴，一定希望接觸最多觀眾，甚至不只是華語地區。當然我也知道有困難——這部片中的口語對白很多，換成其他語言未必容易理解，但我希望找一些共通情緒。」
他說的共通情緒，就是「跳掣」帶來的失控。
「透過這部戲，我其實很想寫小人物。雖然德仔挾持人質是錯，但他的失控可以理解，而大家都會有失控時刻，都會做錯事，但可能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你可能也曾經歷失控，或者有不愉快的經歷，所以能夠和他產生共鳴。」
他甚至把視野拉到更遠：「跳掣不是香港獨有的。講大一點，有些國際衝突，也是某種失控。例如以巴衝突，如果放在歷史框架裡看，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如果只看單一事件，當然覺得衝進去的人全錯；但放在歷史角度，某程度也是另一種失控——當最後一根稻草壓下，大家選擇用極端方法處理情緒。如果這種情緒可以讓世界共鳴，那是創作者最希望達到的。」
麥沛東則從個人經驗出發，補充道：「孤獨很多時候是自己想出來的。身邊其實有朋友，有愛你的人，只是你不說，不求助，別人未必知道。打個電話，發個訊息，可能他就會出來，就會幫助你。」
導演認為，除了凸顯小人物的人性之光，影片最核心的提問其實是：「是否一定要關掉那個掣？是否可以做一個有感覺、有血有肉的人？關掣是最容易的方法，但會不會有另一種可能？」保持強烈的感知力或許會帶來失控，但人也是因此才會產生連結、會求助、會被接住。
《一個部門的誕生》6月18日正式在港上映，別錯過在大熒幕觀賞這部令人有笑有淚、貼地又貼心的作品的機會。
圖：橙新聞、寰宇影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