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女性、草鞋、長征：德貞長征體驗沒有說的壓迫女性］教育刺針

教育刺針

22小時前

20261007

［特稿｜女性、草鞋、長征：德貞長征體驗沒有說的壓迫女性］

左媒《堅料網》早前報導德貞女子中學於10月2日舉行「國家安全長征路」活動(圖1)，中海物業、深水埗居民聯會合辦，欣悅活學協辦。深水埗區議員陳偉明致辭，謂長征精神是將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期望同學們建立總體國家安全觀，發揚長征精神，走好年青一代的長征路。

活動安排播放紀錄片《為有犧牲多壯志》，亦有「重走長征路」學習體驗環節，除展示長征用品如草鞋、紅軍笠帽、號角外，同學還可試穿草鞋，感受當中的不適及過草地的辛苦，藉此感受長征之艱辛。

有網媒利用AI示意圖展示德貞女生穿草鞋的情況，效果之震撼，《堅料網》竟急急將報導404 (圖2)。

小編認為，該活動不應挖苦一番便算數，土共形式主義長征教育背後，其實隱含着歷史教科書百般忌諱、主辦者也未必知道的歷史秘辛：活動竟然在女校舉行，「女性」這個元素融入「草鞋」、「長征」，三個符號所折射的，遠不止「不適」和「辛苦」，而是中共以革命為名對女性的壓榨，甚至強迫女同志提供性服務。

首先，草鞋並非什麼革命浪漫主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作為軍用品，它需要大量勞動投入。中共企圖顛覆政權，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非法的紅軍不斷與政府軍對抗，「蘇區」婦女被迫為紅軍日夜趕製各種革命用物。文獻記載非常清晰，例如女紅軍所著《李堅真回憶錄》：長征前夕中共下令婦女為紅軍趕做20萬對草鞋、10萬個米袋，「保證紅軍出發時每人能穿一雙鞋、帶一雙鞋和一條米袋子裝乾糧。」長征路上隨軍女性在行軍極度疲勞下，仍要為部隊拔草揉麻打草鞋。上引書亦言：「青壯年男子，成分好的幾乎都去當了紅軍，後方的生產任務就落在婦女肩上。」

換言之，形式主義的「試穿草鞋」，土共將之包裝為不畏艱辛的愛國圖騰，卻抽離了草鞋背後沉重的性別、勞動壓迫。中共佔領蘇區，強迫底層婦女為革命「無私奉獻」，「試穿草鞋」今天卻淪為消費歷史的工具。

此外，土共在活動中展示草鞋，不純粹因為它是行軍用品，而是在長征結束後，它被吹捧成革命聖物、「思想過關」的政治戒尺。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記載長征後延安青年「無限崇仰『二萬五』穿草鞋和會打草鞋的人」；親共詩人柯仲平1939年《延安與中國青年》：「青年，中國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飯，延安穿的麻草鞋，為什麼你要愛延安？青年回答：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很直白說：「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現在我］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因是之故，城市來的小姐們，若堅持穿皮鞋、拒穿草鞋，可能會被批「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不願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

然而，對當時親共女性影響最深的，還是中共那說一套做一套的身體論述：一方面強調新時代男女平等、自由戀愛；另一方面，黨卻操控了「革命女同志」的身體，要求她們與特選人士「結婚」，提供性服務。

這裏，我們以兩個童養媳的個案，略作解說。

童養媳是一種傳統包辦婚姻，將未成年的女孩賣到另一個家庭撫養，長大後與家中兒子結婚。未經同意的人生安排、身體控制，孕育了童養媳的逆反心理，中共早期一些「女同志」來自童養媳。第一個要討論的童養媳叫蕭月華，1933年她23歲，與33歲共產國際德國軍事顧問李德(Otto Braun)結婚。根據《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李德剛剛來到部隊，提出了一個在我看來很好笑的條件，就是希望有個中國女戰士陪他睡覺。」當時中共崇拜外國專家，對李德言聽計從，所以便為她物色女伴，相中了蕭月華，遊說她說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令她完成任務。上引《李堅真回憶錄》提及此事：「組織……要她和李德結婚，開始她不願意，後來少共［注：即共青團］的領導找她談話，做思想工作，她才勉強同意。」「要她和李德結婚」的「要」字，與退休國安簡啟恩「搞書店」的「搞」字一樣，意思相當明顯。

上引陳士榘回憶錄亦云：「他們的婚姻由組織安排，蕭月華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國際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

另一童養媳叫王定國，1937年24歲的她被組織安排與53歲的謝覺哉結婚。謝是「延安五老」之一，是黨內德高望重的高幹。當時謝身體不好，年紀不輕，工作繁重，中共決定為他提供一個「妻子兼秘書」，相中了王定國。王的「思想覺悟」似較蕭月華高，欣然接受組織安排，並「保證完成任務」，二人便成「革命伴侶」。

資深傳媒人蔡詠梅將之形容為「紅色慰安婦」(圖3)。由一種包辦婚姻，墮入另一種包辦婚姻，前者是打破舊禮教、追求婦解，到頭來卻墮入後者更徹底的包辦與吞噬。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不少見諸老紅軍的回憶錄，這裏我們引錄最後一本回憶錄。沈容曾任重慶《新華日報》、新華社記者，後任職中宣部、港澳辦等機關，其回憶錄《紅色記憶》內容帶有更濃烈的「慰安婦」味道：「在延安的時候，有兩位蘇聯專家或聯絡員，他們提出要在延安給他們找兩位『臨時夫人』，言明回蘇聯時不帶回去。……蘇聯人走時給她們留一筆錢。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的，自由的，怎麼可以由組織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真是不可思議。這兩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們的夫婦生活是怎麼過的。共產黨一直宣傳民主自由，反對封建，怎麼會答應蘇聯人的這種無理要求？」

用錢買「臨時夫人」，套用2019年時任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的話，便是有年輕少女被誤導為「勇武派」提供性服務，或者是藍絲口中的「天使」。

女性提供的這些服務，帶有強迫性，強迫成風的佐證來自1937年10月5日一宗謀殺案。26歲「身經百戰」的紅軍團級幹部黃克功因追求16歲劉茜遭拒，惱羞成怒，以美製勃朗寧手槍開兩槍殺害劉茜。事件令毛澤東非常頭痛，唯有「依法嚴懲」，處以死刑，有分析指黃克功因為自持立有軍功，認為自己屬「特選階級」，相中的女性「必須順從」。

這些史實，土共團體噤若寒蟬。無他，在其眼中「歷史」只是神化政權的工具，所以只會像今次廉價的「草鞋表演」般，一切旨在建立對紅軍、對政權的崇敬，惟他們永遠不敢直面草鞋背後女性的身體尊嚴、婚姻自主問題。當聽眾全是女生時，這種對女性歷史的沉默其實更值得追問。

歷史的面向很廣闊。你越高調做政治show、越回避關鍵史實，潛在的迴力鏢效應也會越大。

可能有人會說，何必執着於中共革命時期的性愛現象？若如此，便得反問：為何要執着於革命時期的一雙草鞋？

香港新世界財團與機管局就「航天城」11 SKIES項目達成提前終止協議 陶傑

 陶傑 

7小時前20261006

香港新世界財團與機管局就「航天城」11 SKIES項目達成提前終止協議，新世界將11 SKIES的三幢辦公大樓「娛樂樞紐」，無償轉移予機管局，另向機管局支付超過30億元終止費，包括現金23億元。

航天城將於2027年4月1日愚人節交還，特府赤膊上陣，由機管局將成立「專責附屬公司」、「組建團隊」負責項目發展，在全球招攬「頂尖娛樂營運商」及商業夥伴，並配合SKYTOPIA其他主要項目，明年起營運。

11Skies 成形動工於2017年，新世界那時沒有想到近十年之後香港會成為另一個新世界：

1，沒有想到香港有一個警察政府嚴厲執行「國安法」與23條；

2， 沒有想到由中國湧來香港購物的大陸客，由Chanel、愛瑪士、勞力士錶的豪客變成「兩餸飯」與即日來回免費看煙花享受麥當勞免費冷氣的內陸低端人口；

3，沒有想到林鄭月娥的「明日大嶼」撤底泡湯，累及大嶼山任何重大「樞紐」項目必然之一屍兩命；

4，沒有想到香港融入「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後，香港人逢週末北上消費廉價飲食；

5，沒有想到中國的習近平政府嚴打地產經濟，許家印判處無期徒刑，「悶聲發大財」時代結束，「財富平均分配」新時代開始。

6，沒有想到川普再做總統，聯儲局繼續加息。

7，沒有想到美國高科技與政治全面制裁香港特區，香港IPO完全依賴中國，經濟與西方脫鈎。

11Skies 是基於香港這個灰姑娘童話在時鐘敲響午夜十二時之前繽紛燦爛的一種構想，從未想過會與午夜十二點之後另一個環境「對接」，是實踐董建華「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又好」的「好好好之Sky is the limit 」治港理念的跨世代捧場，從未想過老董一聲不響的離開人間，丟下一個泡沫香港從此不管。

由捧場到退場，新世界貼錢將火棒傳交給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新世界當前的決策人，此一決定很明智。

特區政府接管，聲稱11Skies 向「全球招攬頂尖娛樂商」。誰會來捧場？美國的廸士尼？環球片場主題公園？Euro Park ? 還是名下有Legoland 的英國Merlin Entertainments ?

還是深圳的華僑城、世界之窗、長隆集團、海南島阿特蘭蒂斯，或引入張藝謀「印象·劉三姐」打造一個激光夢幻明日大嶼綜合強國星空宇宙文旅中心？

還是由特區政府由立法會的九十名愛國愛港精英中選拔團隊人才，因應香港當前的旅遊現狀，在11Skies 開闢「兩餸飯基地」、「幼童隨地大小便自由樂園」、「大媽街頭舞蹈場」、「全球最大按摩足浴中心」、「20元渡宿床位方倉村」？

但這樣又如何保障當初承諾之「未來四十年租金收入七百億港元」的夢幻KPI？大嶼山「航天城」如此收科，「北區都會」又將如何？

中國人仍然相信：英國撤出香港前埋下大量地雷。繼續查找英國佬埋藏的地雷吧。香港人感謝林鄭月娥，全世界也感謝香港特區為哈佛與劍橋經濟系奉獻最新的Textbook case。

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凡事論實力永難超生 顏純鈎

 

顏純鈎

2天前20261004

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凡事論實力永難超生

歷史充滿迷團，有些事情要回頭慢慢思量，比如近代中國，曾經差一點可以走君主立憲之路，結果陰差陽錯，又與現代憲政體制失諸交臂，自此陷入百年的混亂與災難。

網上看到一則短文，說的是民國初年，馮玉祥派手下鹿鍾麟帶兵進皇宮，把溥儀趕出宮，一手撕毀民國政府與清室簽訂的《清室優待條件》。自此溥儀一直在外流亡，直至日本侵華後在東北當了滿洲政府的兒皇帝。

《清室優待條件》本是由南京臨時政府（革命黨人）與清廷議和代表在「南北議和」背景下談判達成的協議，內容包括保留尊號、歲用補助四百萬兩、暫居宮禁、保護私產、免除兵役等。照此協議，皇帝保留虛位，仍居皇宮，由政府供養，以此交出皇帝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

當年革命軍經濟困難，北方軍閥袁世凱野心勃勃搶權，如能在憲法層面優待皇室，以此交換國家權力，由全國人民協商組成共和政府，那就是最理想的和平政治過渡，中國有機會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

但馮玉祥發動的軍事政變撕毀了《清室優待條件》，此後溥儀與清朝權貴流落民間，但因國家權力沒有得到有效承繼，中國即陷入長時間的內亂。

雖然，從優待清室到實現共和，仍舊路漫漫其修遠，但有這份朝野達成的共識，始終有一個國家政權良性過渡的機會，一旦協議被撕毀，則陷入內亂凶吉難卜。而事實是，自此之後，中國經過連年戰亂，民不聊生，中共趁勢崛起，自此民族苦難未曾離開。

驅逐溥儀事件引起胡適相當反感，當晚即給馮玉祥政變後的臨時政府外長王正廷寫信抗議，信中說：「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俢訂，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胡適的信在當時知識界卻引起強烈反彈，除了革命派與青年學生反對之外，就連被視為胡適朋友的周作人等作家學者，也眾口一聲站在相反立場。結果胡適的聲音當然被時代噪音淹沒，而局勢自此更不可收拾。

胡適始終是留學美國回來的，受西方現代思想影響，視契約精神為現代文明的基礎，驅逐溥儀即等於撕毀《清室優待條件》，於法理不合，而《清室優待條件》是君主立憲體制的起步依據，一旦該契約不存，憲政改革的可能性也一朝歸零。

其實，在鹿鍾麟驅逐溥儀之前，先發生過張勳復辟的事件。軍閥張勳暗通溥儀，率軍入京，逼臨時總統黎元洪解散國會，擁立溥儀復位，事實上是清室撕毀協議在先。也就是說，朝野雙方都無視《清室優待條件》的存在。

中國人從來沒有尊重協議的理性傳統，歷史上改朝換代，從來不是經過互相妥協的契約精神達致的，都是憑實力在長年戰爭中決生死。為了達到克敵致勝的終極目的，中間可能需要經過某種利益交換，但那都是短暫的、策略性的，一旦形勢有利，任何協議都只是一紙空文。

胡適的反對當然是有道理的，如果連南北議和的條約都被隨意撕毀，那就沒有什麼契約是會被真正遵守的，如果沒有條約可以約束朝野，那就談不上國家的更生，人民的解放。但顯然，胡適在當年是少數，他的立場和態度孤立無援，中國人正被革命意識搞得「興烚烚」，與封建君主簽約，幾乎有出賣革命之嫌，反之撕毀條約才符合革命原意。

自此，中國又陷入國體瓦解的混亂之中，後來孫中山領導北伐，軍閥混戰多年，蔣介石還未統一全國，老毛的紅軍又作反，稍後日本侵華，毛蔣又曾在重慶和談，未幾即爆發國共內戰，中共打下江山，中國自此民不聊生。

英國與歐洲一些國家都是君主立憲成功的國家，英國1215年簽署《大憲章》，限制國王的部份權力，1689年議會通過進一步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這兩項政治改革法案被嚴格遵守了八百年，直至今日仍保留其基本精神。

二戰後美軍佔領日本，曾有清算日本皇室之想，後來考慮到日本人的國家認同，還是保留王室，結果日本行君主立憲制，一路和平過渡到現代民主政治，由戰敗國成經濟強國。

問題不在於君主立憲與人民共和有何優劣，問題在於不管何種體制，有關各方都應嚴格遵守莊嚴認定的國家大法，任何一方違背破壞，條約都將不存，條約被毀，國體安在？可惜，中國恰恰是最缺乏契約精神的民族，一事當前，中共的出發點都是維持一黨專政的統治權力，靠的是政治經濟軍事實力。

中共立國後，即有憲法之設，憲法冠冕堂皇，自稱國體為「人民共和」，但憲法從未真正實施過，中共實行的是一黨專政，中國人搬走騎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結果迎來的卻是騎在人民頭上的中共，甚至中共殘害中國人，比起清皇朝更殘忍百倍。

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也堂而皇之與港人商訂「基本法」，仍舊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結果二十年不到，中共就以國安法凌駕中國憲法和基本法，此後迫害香港人毫無愧色。

歸根結底，我們這個民族沒有理性的傳統，不具有契約精神，中共食碗面反碗底，人民對政府也失去基本信心，這樣的國家，朝野沒有互信，永遠都不會有前途。

《三國演義》開篇有云：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想深一層，將來中共一旦垮台，我們也不要指望短期內即可誕生新的國家政權，中國將陷入長期內亂。那時不能再以軍閥混戰來解決國家前途，只能通過協商和談，達成區域共識，進而達成全國性和議，才能避免生靈涂炭。但如果多數國人仍舊不具備理性協商、尊重契約的精神，即使訂下協議，仍舊朝不保夕，那樣惡性循環下去，我們這個民族，將永難達致終極的自我解放。

中國土地上，最具有理性契約精神的，本來只有香港，因為香港人長年受英國傳統文化影響；台灣經過國家體制的和平過渡，現在處理朝野大事，也都遵從憲法與法律行事，至於其他省巿，都在中共治下，那就不提也罷。有中共這個壞榜樣，誰尊重契約誰吃虧，那一旦中共垮台，大局之不可收拾，恐怕也是難免的。

設想將來，天下大亂後，恐怕粵港澳先達成某種區域共治的機會比較大，至少在理性傳統上，三地的相似度較高，人民的文化傳統也接近，利益可以共享，能如此，則有機會示範全國，影響東南沿海，再幅射北方，如此，或許是我們這個民族死過翻生的出路。

感性激情、革命爭霸不能解決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唯有理性為基礎的契約精神，能成就「為萬世開太平」的遠景。但理性是一種文化傳統，中國人離建立這種文化傳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天下大亂與文化更生哪一樣先到，那也只有天曉得了。

「不言而喻」即無需證據 馮睎乾十三維度

馮睎乾十三維度

2天前20260930

「不言而喻」即無需證據

一名尼泊爾籍男子被控於2019年11月參與油麻地暴動，判囚五年。他不服定罪，申請上訴許可，8月被上訴庭法官彭偉昌、楊家雄及原訟庭法官陳慶偉駁回。日前上訴庭頒判詞，逐一駁回上訴理據，指原審判決並無不妥，當中最惹大眾非議的，是一句「不言而喻」。

當時住在油麻地的申請人，指原審沒把疑點利益歸於他，例如案發時他身穿灰色衫，腳踏人字拖鞋，裝束跟一身全黑的暴動人士不同，且周遭都是碎片及汽油彈，穿人字拖參與暴動簡直匪夷所思。

但上訴庭反駁，片段所見的人字拖和普通鞋分別不大，而事發時是11月深夜，申請人被捕時只穿深灰色短袖上衣，「這點似乎有點不言而喻」。申請人又說只因好奇才留在暴動現場，法庭則認為「八卦」是藉口，並下令將等候上訴期間的三星期排除在刑期之外，變相加監。

「不言而喻」竟能寫進判詞，成為駁回上訴的理據之一，香港法官似乎已經連演也不演了。說來諷刺，這四字成語恰恰出自主張人民奮起反抗暴政的孟子，他說：「仁、義、禮、智根於心……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原意是指，君子的德性深植內心，舉手投足自然流露，旁人一看就知。

孟子的「不言而喻」，說的是善性由內到外，自然在舉止間流露；香港法庭的「不言而喻」，卻彷彿是衣服由外而內，可以印證穿衣者的犯罪意圖。孟子大概做夢也想不到，自己口中的「不言而喻」，兩千多年後竟被扭曲成另一版本的「莫須有」。

然而最大的問題是：在香港11月穿短袖，到底跟「暴動」有何關係？上訴庭稱原審依據常識作判決，但這句「不言而喻」正是最反常識之處——在汽油彈橫飛的現場，要是你有心暴動，理應穿着更安全的裝束，由頭包到落腳，才勉強可叫「不言而喻」。現在硬生生由「穿短袖」推演出「暴動」，中間不知滑了多少里的坡，判詞卻含糊其詞，沒有解釋半句。

從前看電視劇，無論編劇怎樣天馬行空脫離現實，「疑點利益歸於被告」這八字仍被奉為金科玉律，決不敢編出法官說「不言而喻」這種法庭膠戲。可近年的暴動案和政治案，昔日那八個字似乎已被法庭拋諸腦後。最初是現場穿黑衣作「暴動」論，現在連11月穿灰色短袖也算，還要若無其事說「不言而喻」。

未來的判詞會不會都是什麼「心中有數」、「不問可知」、「不證自明」、「惡貫滿盈」、「罪無可恕」、「賊眉賊眼」、「蛇頭鼠目」之類的四字成語呢？這個才是不言而喻。

《「831」的真實消息》唐生大地震

馮睎乾十三維度

22小時前20261002

「831」的真實消息

「831太子站事件」已過去七年，本來正逐漸被淡忘，但香港国安警卻憑一己之力，透過連串拘捕行動，在国慶前夕將「831」重新推上熱門新聞。據報道，国安處近日先後抓捕八人，指他們在太子站外獻花、叫喊口號及散播有關「831」的「假消息」，涉嫌煽動市民憎恨政府和警隊。被捕人士包括網媒「爆炸頭」創辦人鄧浩榮和牙醫李盈姿。

9月30日《星島頭條》有篇報道，題為「爆炸頭被捕與李盈姿仍被扣查 警指拘捕行動繼續 所謂831無事實根據」，引述港警說「別有用心的人藉此散播謊言、攻擊香港特區政府及抹黑警隊」，涉嫌干犯「出於煽動意圖作出具煽動意圖的作為」，首次定罪可判處監禁七年；警方又說「將繼續堅持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云云。

港警強調「所謂831並無事實根據」，令我十分疑惑。「831太子站事件」是真實發生過的事，怎可能「無事實根據」呢？當然大家可以理解港警的意思，應該是指「831死了人」並無事實根據，正如中共官方談及「六四」，也同樣強調「天安門沒有死一個人」。然而問題恰恰在於，警方早已失信於民，大眾是有理由不相信警方的。

不妨舉個眾所周知的事實吧：監警會報告指出，警方曾向831到場的救護人員表示「站內沒有傷者」，拒絕讓救護員進入，但事實證明警方當時的說法並不正確。那麼誰才是習慣散播「假消息」的人呢？至於「831事件」有沒有人死亡，並非本文探討的事（我哪有證據？），我只想談談「831」有什麼不算「假消息」的事實。翻查舊聞，值得回顧的「真消息」原來數之不盡，有很多我從前也沒留意，如那個受傷的15歲男童的故事。

831當晚，太子站內確有示威者與乘客爆發暴力衝突。警方到場處理本來沒什麼不妥，但有了這個前因，也不代表警方可以為一切行動取得免死金牌。當時大批防暴警及速龍小隊進入太子站月台和車廂，以警棍、胡椒噴霧對付現場人士，就算有乘客跪地舉手求饒，警員仍施放胡椒噴霧，周圍亦有人被打得頭破血流。難道這些人都是襲警拒捕的示威者？不見得。

現已榮升為港警喉舌的《星島頭條》，在2019年9月2日有篇報道〈太子站13及15歲被捕少年提堂 家屬反對記者旁聽〉，說兩名少年分別在831晚上的太子站被捕，結尾是淡淡的一句話：「兩名少年均受輕傷。」沒明言怎樣受傷，不知道原因是否「不言而喻」。最耐人尋味是後續。

這名15歲男童沒被起訴任何罪名，警方卻偏偏向法院申請保護令，硬要把他送到兒童院。家長只好入稟高等法院申請司法覆核，為兒子申請人身保護令，要求即時釋放。根據父親及辯方律師所說，當晚男童到深水埗看紀錄片，父親因附近曾施放催淚彈，叮囑他戴口罩外出；散場後，男童沿平日回家必經路線步出太子站，結果被警察拘捕，指涉嫌非法集結。

少年庭裁判官其後檢視社會福利主任報告，發現該男童品學兼優、家庭關係融洽，師長亦大表讚揚，判定控方沒任何證據支持男童參與暴力事件，拒絕了警方的保護令申請。換句話說，這個15歲少年根本沒有犯法，卻無緣無故被警方拘捕，還一度被送到兒童院接受看管。男童最終獲釋，當然值得慶幸，但我念念不忘他被捕時所受的「輕傷」，到底該追究誰呢？

這名15歲男童的無妄之災，有媒體報道、法庭紀錄，決非「無事實根據」，責任當然全在警方，但至今卻無人認錯，也無人受罰。當日多少市民無辜被捕被打，統統值得追問，也必須牢記，決不是一句「831並無事實根據」就可輕鬆卸責。有市民慘被警棍打傷，是不是事實？有市民無辜被捕，是不是事實？警方曾向救護人員提供「站內沒有傷者」的假消息，是不是事實？

即使「831」太子站沒死過人，那依然是香港警隊一大污點，鐵證如山不容抵賴，跟「721不見人」不相伯仲。警察自己犯錯——打錯人根本是刑事罪行——卻從來沒有認錯，也無需負責，又憑甚麼要求別人相信你口中的「事實」？所謂「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聽起來是否更像「假消息」，相信也不言而喻吧。能煽動大眾鄙視你的，由始至終，都是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