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1007
［特稿｜女性、草鞋、長征：德貞長征體驗沒有說的壓迫女性］
左媒《堅料網》早前報導德貞女子中學於10月2日舉行「國家安全長征路」活動(圖1)，中海物業、深水埗居民聯會合辦，欣悅活學協辦。深水埗區議員陳偉明致辭，謂長征精神是將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期望同學們建立總體國家安全觀，發揚長征精神，走好年青一代的長征路。
活動安排播放紀錄片《為有犧牲多壯志》，亦有「重走長征路」學習體驗環節，除展示長征用品如草鞋、紅軍笠帽、號角外，同學還可試穿草鞋，感受當中的不適及過草地的辛苦，藉此感受長征之艱辛。
有網媒利用AI示意圖展示德貞女生穿草鞋的情況，效果之震撼，《堅料網》竟急急將報導404 (圖2)。
小編認為，該活動不應挖苦一番便算數，土共形式主義長征教育背後，其實隱含着歷史教科書百般忌諱、主辦者也未必知道的歷史秘辛：活動竟然在女校舉行，「女性」這個元素融入「草鞋」、「長征」，三個符號所折射的，遠不止「不適」和「辛苦」，而是中共以革命為名對女性的壓榨，甚至強迫女同志提供性服務。
首先，草鞋並非什麼革命浪漫主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作為軍用品，它需要大量勞動投入。中共企圖顛覆政權，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非法的紅軍不斷與政府軍對抗，「蘇區」婦女被迫為紅軍日夜趕製各種革命用物。文獻記載非常清晰，例如女紅軍所著《李堅真回憶錄》：長征前夕中共下令婦女為紅軍趕做20萬對草鞋、10萬個米袋，「保證紅軍出發時每人能穿一雙鞋、帶一雙鞋和一條米袋子裝乾糧。」長征路上隨軍女性在行軍極度疲勞下，仍要為部隊拔草揉麻打草鞋。上引書亦言：「青壯年男子，成分好的幾乎都去當了紅軍，後方的生產任務就落在婦女肩上。」
換言之，形式主義的「試穿草鞋」，土共將之包裝為不畏艱辛的愛國圖騰，卻抽離了草鞋背後沉重的性別、勞動壓迫。中共佔領蘇區，強迫底層婦女為革命「無私奉獻」，「試穿草鞋」今天卻淪為消費歷史的工具。
此外，土共在活動中展示草鞋，不純粹因為它是行軍用品，而是在長征結束後，它被吹捧成革命聖物、「思想過關」的政治戒尺。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記載長征後延安青年「無限崇仰『二萬五』穿草鞋和會打草鞋的人」；親共詩人柯仲平1939年《延安與中國青年》：「青年，中國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飯，延安穿的麻草鞋，為什麼你要愛延安？青年回答：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很直白說：「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現在我］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因是之故，城市來的小姐們，若堅持穿皮鞋、拒穿草鞋，可能會被批「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不願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
然而，對當時親共女性影響最深的，還是中共那說一套做一套的身體論述：一方面強調新時代男女平等、自由戀愛；另一方面，黨卻操控了「革命女同志」的身體，要求她們與特選人士「結婚」，提供性服務。
這裏，我們以兩個童養媳的個案，略作解說。
童養媳是一種傳統包辦婚姻，將未成年的女孩賣到另一個家庭撫養，長大後與家中兒子結婚。未經同意的人生安排、身體控制，孕育了童養媳的逆反心理，中共早期一些「女同志」來自童養媳。第一個要討論的童養媳叫蕭月華，1933年她23歲，與33歲共產國際德國軍事顧問李德(Otto Braun)結婚。根據《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李德剛剛來到部隊，提出了一個在我看來很好笑的條件，就是希望有個中國女戰士陪他睡覺。」當時中共崇拜外國專家，對李德言聽計從，所以便為她物色女伴，相中了蕭月華，遊說她說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令她完成任務。上引《李堅真回憶錄》提及此事：「組織……要她和李德結婚，開始她不願意，後來少共［注：即共青團］的領導找她談話，做思想工作，她才勉強同意。」「要她和李德結婚」的「要」字，與退休國安簡啟恩「搞書店」的「搞」字一樣，意思相當明顯。
上引陳士榘回憶錄亦云：「他們的婚姻由組織安排，蕭月華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國際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
另一童養媳叫王定國，1937年24歲的她被組織安排與53歲的謝覺哉結婚。謝是「延安五老」之一，是黨內德高望重的高幹。當時謝身體不好，年紀不輕，工作繁重，中共決定為他提供一個「妻子兼秘書」，相中了王定國。王的「思想覺悟」似較蕭月華高，欣然接受組織安排，並「保證完成任務」，二人便成「革命伴侶」。
資深傳媒人蔡詠梅將之形容為「紅色慰安婦」(圖3)。由一種包辦婚姻，墮入另一種包辦婚姻，前者是打破舊禮教、追求婦解，到頭來卻墮入後者更徹底的包辦與吞噬。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不少見諸老紅軍的回憶錄，這裏我們引錄最後一本回憶錄。沈容曾任重慶《新華日報》、新華社記者，後任職中宣部、港澳辦等機關，其回憶錄《紅色記憶》內容帶有更濃烈的「慰安婦」味道：「在延安的時候，有兩位蘇聯專家或聯絡員，他們提出要在延安給他們找兩位『臨時夫人』，言明回蘇聯時不帶回去。……蘇聯人走時給她們留一筆錢。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的，自由的，怎麼可以由組織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真是不可思議。這兩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們的夫婦生活是怎麼過的。共產黨一直宣傳民主自由，反對封建，怎麼會答應蘇聯人的這種無理要求？」
用錢買「臨時夫人」，套用2019年時任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的話，便是有年輕少女被誤導為「勇武派」提供性服務，或者是藍絲口中的「天使」。
女性提供的這些服務，帶有強迫性，強迫成風的佐證來自1937年10月5日一宗謀殺案。26歲「身經百戰」的紅軍團級幹部黃克功因追求16歲劉茜遭拒，惱羞成怒，以美製勃朗寧手槍開兩槍殺害劉茜。事件令毛澤東非常頭痛，唯有「依法嚴懲」，處以死刑，有分析指黃克功因為自持立有軍功，認為自己屬「特選階級」，相中的女性「必須順從」。
這些史實，土共團體噤若寒蟬。無他，在其眼中「歷史」只是神化政權的工具，所以只會像今次廉價的「草鞋表演」般，一切旨在建立對紅軍、對政權的崇敬，惟他們永遠不敢直面草鞋背後女性的身體尊嚴、婚姻自主問題。當聽眾全是女生時，這種對女性歷史的沉默其實更值得追問。
歷史的面向很廣闊。你越高調做政治show、越回避關鍵史實，潛在的迴力鏢效應也會越大。
可能有人會說，何必執着於中共革命時期的性愛現象？若如此，便得反問：為何要執着於革命時期的一雙草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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