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02
所謂「割佔」與「禮制南傳」
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覽「香港故事」在2020年底關閉，六年後，終於在昨天愚人節重新開幕。據報道，展覽有四大主軸，分別叫「同根同源」、「中西匯流」、「共赴國難」和「國際都會」，下設十個展區，有逾二千八百件展品。時移世易，展覽內容跟六年前相比，當然有很大變化。
例如舊展用的字眼，是「割讓」香港、「接管」新界，新展則改稱「割佔」香港島、「強租」新界；又如二戰時日本投降，舊展說香港「重光」，新展則稱英國「重佔」香港；以前的「六四事件」，現在變成「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而「六七暴動」則改稱「反英抗暴」 。對於這些字眼變更，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何惠儀表示，這是跟專家顧問小組討論商議後作出的「適切客觀」表述。
從中文修辭角度看，我覺得最不順眼是「割佔」兩字。當然，這個詞不是今時今日才由香港歷史博物館發明的。1999年揭幕的「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碑文已寫道：「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後，英國割佔香港島、九龍，又挾勢租借『新界』。」1995年，劉蜀永出版了一本《割佔九龍》，余繩武則出版了一本《割佔香港島》，將「割佔」兩字發揚光大，這兩人功不可沒。當年清政府跟英國作出「城下之盟」，確實屈辱，但你割讓了就說割讓，這才是「適切客觀」的歷史表述，「割」什麼「佔」呢？
「割佔」從前是極罕見的詞，古書中我未見過，唯一找到的例句，是1895年張之洞致總署電奏，說：「日約萬分無理，地險商利、餉力兵權一朝奪盡，神人共憤，意在吞噬中國，非僅割占數地而已。」（見王弢夫輯《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O）所謂「日約」即馬關條約，「占」與「佔」通，張之洞寫「割占」。但在其他版本，如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卷五十一輯錄的同一封電奏，則寫「意在吞噬中國，非僅占數地而已」，沒有「割」字。
姑且接受張之洞寫「割占」吧，但這個詞跟稱呼日人作「倭寇」一樣，明顯帶有貶義，指武裝勢力攻取某地——中共堅持把英殖稱為「割佔」，相信也是差不多意思。明白了這一層機心，就知道他們何以執意迴避「割讓」兩字了。說「割佔」，僅表示英國人恃勢橫行強佔香港；說「割讓」，就等同承認中國選擇放棄領土了。中共向來聲稱自己沒有放棄對香港的「主權」，所以不單要避談「割讓」，也不能承認香港曾是「殖民地」，只能說香港曾被「殖民統治」。
按照這種邏輯，不單香港歷史要改寫，恐怕古代史和中共黨史也應該重寫。例如賈捐之諫阻漢元帝討伐叛逆的珠崖郡，元帝接納了，就下詔「罷珠崖」（即「放棄珠崖郡」，見《漢書・賈捐之傳》），但此舉按照「中共史觀」來說，也不過是讓刁民「割佔」珠崖而已，元帝其實從未放棄「主權」。甚至可以說，一切改朝換代都是「幻覺嚟嘅啫，你嚇我唔到嘅」，什麼金人蒙古人都從未入主中原，只是宋朝皇帝大方讓他們「割佔」而已。
說到這裏，我不禁好奇一問：如果中華民國政府現在義正辭嚴宣布，中共七十七年來只是「割佔」大陸，應該怎樣反駁呢？
除了「割佔」，我也想談談「香港故事」這次展出的「牙璋」。這牙璋是1990年在南丫島大灣遺址出土的禮器，據說有三千年歷史。港府新聞公報〈香港歷史博物館推出「香港故事」常設展覽〉說：「南丫島出土的國寶級『牙璋』，有力佐證中原禮制南傳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深厚內涵。」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何惠儀也附和說，這件文物印證了香港三千年前已跟中原文化有「同根同源」的緊密關係（見《獨立媒體》報道〈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更新 用字「割讓」變「割佔」 八九百萬人遊行消失〉）。
這南丫島出土的牙璋，是中原禮器沒錯，說它歷史悠久價值連城，我也同意，但單憑一個牙璋，就直接跳到「禮制南傳」和「同根同源」的結論？未免太牽強了。物質文化交流，在古代屢見不鮮。我想起漢代出使西域的張騫在「大夏」——即Bactria，大概今天阿富汗北部地區——見到中國蜀地的卭竹杖和布料，十分驚訝，大夏人告訴他：「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見《史記・大宛列傳》）即是說，那些蜀地產品是從印度買回來的。那是否又可以說，今日阿富汗、印度跟中國人「同根同源」呢？
商代的牙璋其實也傳到越南，馮原遺址、義立遺址都出土過不少牙璋，那是否又可以說，越南人跟中國人「同根同源」呢？當然，如果你追溯到伊甸園，全人類都「同根同源」；追溯到宇宙大爆炸，李家超跟他拉的一篤屎，一樣也「同根同源」。
當年有份見證南丫島牙璋出土的饒宗頤，曾在〈古史重建與地域擴張問題〉（收錄於《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一書）談及牙璋出土的意義，從未提過什麼「同根同源」或「禮制南傳」，只說牙璋傳播的範圍，有力否定了「疑古派」顧頡剛的猜想——顧認為上古史的地域很小，《尚書》「宅南交」（即「居於南方交阯」，今越南一帶）也是出於漢代的觀念，但饒宗頤看到商代牙璋分布那麼廣，就知道古書所載的地理，決非出於後人穿鑿，顧頡剛其實錯了。香港牙璋的學術意義，應該是這樣表述才對吧。
最後，我想引述2003年《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刊載的一篇論文〈漁獵採集──香港沿海定居的史前先民生活模式〉，作者的結論，我認為寫得十分「適切客觀」：
「⋯⋯香港境內出土的銅器不多，而且種類簡單，只有扁莖短劍、鑿、篾刀、扇形斧、魚 、鏃、矛、戈等工具和武器，不見中原地區的重型青銅禮器如鼎、簋、編鐘等，可推斷香港仍未受到中原文明的直接影響。不過，間接的影響就很大，南丫島大灣出土的商代石牙璋和石管飾，沙洲和東灣仔出土的石戈，以至蟹地灣和東灣仔出土的褐釉陶器，都有商文化的影子，說明香港先民和內陸先民交流頻繁，流風所及，中原商代的文化就流播至南海之濱的香港。可是，帶來的影響似只限於物質文化，北方先進的農耕經濟、社會制度仍沒有影響沿海的先民，他們仍以漁獵採集經濟為主，社會組織簡單，並沒有農業經濟的證據。」
今天，香港歷史博物館和特區政府大力宣傳的所謂「禮制南傳」，顧名思義，就是中原制度對香港的影響，但上述論文的作者明顯已否定此點。作者很清楚地看到：光是一件牙璋，只證明到「禮器南傳」，不是「禮制南傳」。當年這位作者，正是現時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考古）鄒興華。不知道他是否已隨着時代洪流，「覺今是而昨非」呢？
香港歷史博物館的常設展覽「香港故事」在2020年底關閉，六年後，終於在昨天愚人節重新開幕。據報道，展覽有四大主軸，分別叫「同根同源」、「中西匯流」、「共赴國難」和「國際都會」，下設十個展區，有逾二千八百件展品。時移世易，展覽內容跟六年前相比，當然有很大變化。
例如舊展用的字眼，是「割讓」香港、「接管」新界，新展則改稱「割佔」香港島、「強租」新界；又如二戰時日本投降，舊展說香港「重光」，新展則稱英國「重佔」香港；以前的「六四事件」，現在變成「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而「六七暴動」則改稱「反英抗暴」 。對於這些字眼變更，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何惠儀表示，這是跟專家顧問小組討論商議後作出的「適切客觀」表述。
從中文修辭角度看，我覺得最不順眼是「割佔」兩字。當然，這個詞不是今時今日才由香港歷史博物館發明的。1999年揭幕的「香港回歸祖國紀念碑」，碑文已寫道：「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後，英國割佔香港島、九龍，又挾勢租借『新界』。」1995年，劉蜀永出版了一本《割佔九龍》，余繩武則出版了一本《割佔香港島》，將「割佔」兩字發揚光大，這兩人功不可沒。當年清政府跟英國作出「城下之盟」，確實屈辱，但你割讓了就說割讓，這才是「適切客觀」的歷史表述，「割」什麼「佔」呢？
「割佔」從前是極罕見的詞，古書中我未見過，唯一找到的例句，是1895年張之洞致總署電奏，說：「日約萬分無理，地險商利、餉力兵權一朝奪盡，神人共憤，意在吞噬中國，非僅割占數地而已。」（見王弢夫輯《清季外交史料》卷一一O）所謂「日約」即馬關條約，「占」與「佔」通，張之洞寫「割占」。但在其他版本，如陳忠倚《皇朝經世文三編》卷五十一輯錄的同一封電奏，則寫「意在吞噬中國，非僅占數地而已」，沒有「割」字。
姑且接受張之洞寫「割占」吧，但這個詞跟稱呼日人作「倭寇」一樣，明顯帶有貶義，指武裝勢力攻取某地——中共堅持把英殖稱為「割佔」，相信也是差不多意思。明白了這一層機心，就知道他們何以執意迴避「割讓」兩字了。說「割佔」，僅表示英國人恃勢橫行強佔香港；說「割讓」，就等同承認中國選擇放棄領土了。中共向來聲稱自己沒有放棄對香港的「主權」，所以不單要避談「割讓」，也不能承認香港曾是「殖民地」，只能說香港曾被「殖民統治」。
按照這種邏輯，不單香港歷史要改寫，恐怕古代史和中共黨史也應該重寫。例如賈捐之諫阻漢元帝討伐叛逆的珠崖郡，元帝接納了，就下詔「罷珠崖」（即「放棄珠崖郡」，見《漢書・賈捐之傳》），但此舉按照「中共史觀」來說，也不過是讓刁民「割佔」珠崖而已，元帝其實從未放棄「主權」。甚至可以說，一切改朝換代都是「幻覺嚟嘅啫，你嚇我唔到嘅」，什麼金人蒙古人都從未入主中原，只是宋朝皇帝大方讓他們「割佔」而已。
說到這裏，我不禁好奇一問：如果中華民國政府現在義正辭嚴宣布，中共七十七年來只是「割佔」大陸，應該怎樣反駁呢？
除了「割佔」，我也想談談「香港故事」這次展出的「牙璋」。這牙璋是1990年在南丫島大灣遺址出土的禮器，據說有三千年歷史。港府新聞公報〈香港歷史博物館推出「香港故事」常設展覽〉說：「南丫島出土的國寶級『牙璋』，有力佐證中原禮制南傳與中華文明多元一體的深厚內涵。」香港歷史博物館總館長何惠儀也附和說，這件文物印證了香港三千年前已跟中原文化有「同根同源」的緊密關係（見《獨立媒體》報道〈歷史博物館「香港故事」更新 用字「割讓」變「割佔」 八九百萬人遊行消失〉）。
這南丫島出土的牙璋，是中原禮器沒錯，說它歷史悠久價值連城，我也同意，但單憑一個牙璋，就直接跳到「禮制南傳」和「同根同源」的結論？未免太牽強了。物質文化交流，在古代屢見不鮮。我想起漢代出使西域的張騫在「大夏」——即Bactria，大概今天阿富汗北部地區——見到中國蜀地的卭竹杖和布料，十分驚訝，大夏人告訴他：「吾賈人往市之身毒。」（見《史記・大宛列傳》）即是說，那些蜀地產品是從印度買回來的。那是否又可以說，今日阿富汗、印度跟中國人「同根同源」呢？
商代的牙璋其實也傳到越南，馮原遺址、義立遺址都出土過不少牙璋，那是否又可以說，越南人跟中國人「同根同源」呢？當然，如果你追溯到伊甸園，全人類都「同根同源」；追溯到宇宙大爆炸，李家超跟他拉的一篤屎，一樣也「同根同源」。
當年有份見證南丫島牙璋出土的饒宗頤，曾在〈古史重建與地域擴張問題〉（收錄於《饒宗頤新出土文獻論證》一書）談及牙璋出土的意義，從未提過什麼「同根同源」或「禮制南傳」，只說牙璋傳播的範圍，有力否定了「疑古派」顧頡剛的猜想——顧認為上古史的地域很小，《尚書》「宅南交」（即「居於南方交阯」，今越南一帶）也是出於漢代的觀念，但饒宗頤看到商代牙璋分布那麼廣，就知道古書所載的地理，決非出於後人穿鑿，顧頡剛其實錯了。香港牙璋的學術意義，應該是這樣表述才對吧。
最後，我想引述2003年《華南研究資料中心通訊》刊載的一篇論文〈漁獵採集──香港沿海定居的史前先民生活模式〉，作者的結論，我認為寫得十分「適切客觀」：
「⋯⋯香港境內出土的銅器不多，而且種類簡單，只有扁莖短劍、鑿、篾刀、扇形斧、魚 、鏃、矛、戈等工具和武器，不見中原地區的重型青銅禮器如鼎、簋、編鐘等，可推斷香港仍未受到中原文明的直接影響。不過，間接的影響就很大，南丫島大灣出土的商代石牙璋和石管飾，沙洲和東灣仔出土的石戈，以至蟹地灣和東灣仔出土的褐釉陶器，都有商文化的影子，說明香港先民和內陸先民交流頻繁，流風所及，中原商代的文化就流播至南海之濱的香港。可是，帶來的影響似只限於物質文化，北方先進的農耕經濟、社會制度仍沒有影響沿海的先民，他們仍以漁獵採集經濟為主，社會組織簡單，並沒有農業經濟的證據。」
今天，香港歷史博物館和特區政府大力宣傳的所謂「禮制南傳」，顧名思義，就是中原制度對香港的影響，但上述論文的作者明顯已否定此點。作者很清楚地看到：光是一件牙璋，只證明到「禮器南傳」，不是「禮制南傳」。當年這位作者，正是現時的香港歷史博物館館長（考古）鄒興華。不知道他是否已隨着時代洪流，「覺今是而昨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