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數美國人對美國以外的事都不大留意，遑論關心，除非那是舉世皆知的大事，又或者是跟美國或他們個人利益息息相關的事。這個新學期開始時，上第一課，我出於好奇，自我介紹後，問了學生這個問題：「你們知道香港最近發生的事嗎？」想不到竟有大半班學生說知道，可見香港的抗爭運動已成為世界大事。我隨即問他們知道甚麼，倒也不出所料，他們沒有人知道細節──不知道反逃犯條例修訂，不知道721元朗黑幫亂打市民，不知道831太子站警察亂打市民。他們知道的，只是香港人正在爭取民主、有過百萬市民示威遊行、警察施放很多催淚彈、警民之間有流血衝突和有不少抗爭者被捕。
我在課堂上當然不能花太多時間講香港，最後匆匆說了這幾句話：「你們大多數都是在這個民主制度成熟的國家出生、成長、生活，享受着這個制度的種種好處；可是，由於一直是這樣，你們可能以為這些好處都是理所當然的。事實上，這個世界還有不少地方的人在爭取民主，而他們的爭取要付出代價，流血流淚和坐牢，甚至要付出生命。」學生聽後大多木無表情，我想，他們不會因為我這幾句說話便突然覺得自己很幸運。
我說爭取民主要付代價，這一點是必然的：爭取民主，自然是因為想得到民主而沒有；要爭取，則是由於有勢力阻止你得到民主。既然是有勢力阻止，你一有行動去爭取，必受打壓，然後雙方有衝突；爭取民主所付代價的大小，取決於打壓和衝突的程度。
然而，有些人說「民主的代價」時，指的不是爭取民主的過程中所付的代價，而是民主制度本身有得有失，那些「失」就是代價。人無完美，政治制度也無完美，民主制度當然不會只有優點沒有弊端；有識之士而反對民主者，亦不乏人，遠有二千多年前的西方哲學鼻祖柏拉圖，近有兩三年前出版了Against Democrac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一書的美國喬治城大學教授Jason Brennan（他的學術訓練是哲學和政治學）。雖然柏拉圖和Brennan都未能說服我民主是弊多於利，但「民主的利弊」肯定是值得討論的課題；追求民主的人，不應該只一句「總之民主就是好」，便自我感覺良好地拒絕討論下去，覺得支持民主就是站在正義的一方。
另一方面，有些大談「民主的代價」、甚至是反對民主的人，也是對民主制度沒有深入了解，甚至以為民主基本上不過是一人一票、小數服從多數。還有，他們心目中的「民主的代價」，不是甚麼民主制度會令政府的決策效率降低、決策成本提高等問題，而是個人利益可能受損。有些人反對（或至少是不支持）別人爭取民主，也許不過是因為那爭取過程會引起他們生活上的不便和經濟損失（生意減少、樓價下跌、股市變熊）。他們的不滿是：「你們爭取民主，為甚麼要由我來付代價？」；他們未必會想到的是：「假如爭取到民主，我也會大大受惠。」為甚麼會沒想到？因為他們對那「大大受惠」的「惠」根本不了解。（關於民主制度能給人民的「惠」，我會推薦讀者看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Amartya Sen著的《Development as Freedom》（Alfred A. Knopf, 1999）的第六章"The Importance of Democracy"和第十章"Culture and Human Rights"，那是我讀過的有關著作中最有說服力和平易近人的論述。）
魯迅說：「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華蓋集．北京通信》）爭取民主，歸根究柢是爭取一種生存的方式。政治制度不是只有民主和極權兩種，然而，假如你要在民主與極權之間選擇，你為了不想付出「民主的代價」而寧願活在極權統治下，你就是選擇了苟活。在極權統治下，只能苟活。何解？因為在極權統治下，無論你現況如何，是高官也好，是富豪也好，是小康之家也好，是僅足糊口也好，你之所有，無論多少，都可以在統治者一聲令下，頓然喪失。你的生命跟生活方式毫無保障，你不能由於你現在能如此這般，便有理由相信明天你仍然能如此這般。這就是苟活，也是活得像一條狗。只能苟活，除非你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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