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充滿迷團，有些事情要回頭慢慢思量，比如近代中國，曾經差一點可以走君主立憲之路，結果陰差陽錯，又與現代憲政體制失諸交臂，自此陷入百年的混亂與災難。
網上看到一則短文，說的是民國初年，馮玉祥派手下鹿鍾麟帶兵進皇宮，把溥儀趕出宮，一手撕毀民國政府與清室簽訂的《清室優待條件》。自此溥儀一直在外流亡，直至日本侵華後在東北當了滿洲政府的兒皇帝。
《清室優待條件》本是由南京臨時政府（革命黨人）與清廷議和代表在「南北議和」背景下談判達成的協議，內容包括保留尊號、歲用補助四百萬兩、暫居宮禁、保護私產、免除兵役等。照此協議，皇帝保留虛位，仍居皇宮，由政府供養，以此交出皇帝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
當年革命軍經濟困難，北方軍閥袁世凱野心勃勃搶權，如能在憲法層面優待皇室，以此交換國家權力，由全國人民協商組成共和政府，那就是最理想的和平政治過渡，中國有機會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
但馮玉祥發動的軍事政變撕毀了《清室優待條件》，此後溥儀與清朝權貴流落民間，但因國家權力沒有得到有效承繼，中國即陷入長時間的內亂。
雖然，從優待清室到實現共和，仍舊路漫漫其修遠，但有這份朝野達成的共識，始終有一個國家政權良性過渡的機會，一旦協議被撕毀，則陷入內亂凶吉難卜。而事實是，自此之後，中國經過連年戰亂，民不聊生，中共趁勢崛起，自此民族苦難未曾離開。
驅逐溥儀事件引起胡適相當反感，當晚即給馮玉祥政變後的臨時政府外長王正廷寫信抗議，信中說：「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俢訂，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胡適的信在當時知識界卻引起強烈反彈，除了革命派與青年學生反對之外，就連被視為胡適朋友的周作人等作家學者，也眾口一聲站在相反立場。結果胡適的聲音當然被時代噪音淹沒，而局勢自此更不可收拾。
胡適始終是留學美國回來的，受西方現代思想影響，視契約精神為現代文明的基礎，驅逐溥儀即等於撕毀《清室優待條件》，於法理不合，而《清室優待條件》是君主立憲體制的起步依據，一旦該契約不存，憲政改革的可能性也一朝歸零。
其實，在鹿鍾麟驅逐溥儀之前，先發生過張勳復辟的事件。軍閥張勳暗通溥儀，率軍入京，逼臨時總統黎元洪解散國會，擁立溥儀復位，事實上是清室撕毀協議在先。也就是說，朝野雙方都無視《清室優待條件》的存在。
中國人從來沒有尊重協議的理性傳統，歷史上改朝換代，從來不是經過互相妥協的契約精神達致的，都是憑實力在長年戰爭中決生死。為了達到克敵致勝的終極目的，中間可能需要經過某種利益交換，但那都是短暫的、策略性的，一旦形勢有利，任何協議都只是一紙空文。
胡適的反對當然是有道理的，如果連南北議和的條約都被隨意撕毀，那就沒有什麼契約是會被真正遵守的，如果沒有條約可以約束朝野，那就談不上國家的更生，人民的解放。但顯然，胡適在當年是少數，他的立場和態度孤立無援，中國人正被革命意識搞得「興烚烚」，與封建君主簽約，幾乎有出賣革命之嫌，反之撕毀條約才符合革命原意。
自此，中國又陷入國體瓦解的混亂之中，後來孫中山領導北伐，軍閥混戰多年，蔣介石還未統一全國，老毛的紅軍又作反，稍後日本侵華，毛蔣又曾在重慶和談，未幾即爆發國共內戰，中共打下江山，中國自此民不聊生。
英國與歐洲一些國家都是君主立憲成功的國家，英國1215年簽署《大憲章》，限制國王的部份權力，1689年議會通過進一步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這兩項政治改革法案被嚴格遵守了八百年，直至今日仍保留其基本精神。
二戰後美軍佔領日本，曾有清算日本皇室之想，後來考慮到日本人的國家認同，還是保留王室，結果日本行君主立憲制，一路和平過渡到現代民主政治，由戰敗國成經濟強國。
問題不在於君主立憲與人民共和有何優劣，問題在於不管何種體制，有關各方都應嚴格遵守莊嚴認定的國家大法，任何一方違背破壞，條約都將不存，條約被毀，國體安在？可惜，中國恰恰是最缺乏契約精神的民族，一事當前，中共的出發點都是維持一黨專政的統治權力，靠的是政治經濟軍事實力。
中共立國後，即有憲法之設，憲法冠冕堂皇，自稱國體為「人民共和」，但憲法從未真正實施過，中共實行的是一黨專政，中國人搬走騎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結果迎來的卻是騎在人民頭上的中共，甚至中共殘害中國人，比起清皇朝更殘忍百倍。
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也堂而皇之與港人商訂「基本法」，仍舊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結果二十年不到，中共就以國安法凌駕中國憲法和基本法，此後迫害香港人毫無愧色。
歸根結底，我們這個民族沒有理性的傳統，不具有契約精神，中共食碗面反碗底，人民對政府也失去基本信心，這樣的國家，朝野沒有互信，永遠都不會有前途。
《三國演義》開篇有云：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想深一層，將來中共一旦垮台，我們也不要指望短期內即可誕生新的國家政權，中國將陷入長期內亂。那時不能再以軍閥混戰來解決國家前途，只能通過協商和談，達成區域共識，進而達成全國性和議，才能避免生靈涂炭。但如果多數國人仍舊不具備理性協商、尊重契約的精神，即使訂下協議，仍舊朝不保夕，那樣惡性循環下去，我們這個民族，將永難達致終極的自我解放。
中國土地上，最具有理性契約精神的，本來只有香港，因為香港人長年受英國傳統文化影響；台灣經過國家體制的和平過渡，現在處理朝野大事，也都遵從憲法與法律行事，至於其他省巿，都在中共治下，那就不提也罷。有中共這個壞榜樣，誰尊重契約誰吃虧，那一旦中共垮台，大局之不可收拾，恐怕也是難免的。
設想將來，天下大亂後，恐怕粵港澳先達成某種區域共治的機會比較大，至少在理性傳統上，三地的相似度較高，人民的文化傳統也接近，利益可以共享，能如此，則有機會示範全國，影響東南沿海，再幅射北方，如此，或許是我們這個民族死過翻生的出路。
感性激情、革命爭霸不能解決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唯有理性為基礎的契約精神，能成就「為萬世開太平」的遠景。但理性是一種文化傳統，中國人離建立這種文化傳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天下大亂與文化更生哪一樣先到，那也只有天曉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