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足慘負巴勒斯坦，中國再成東亞病夫 顏純鈎

 

顏純鈎

18小時前

20261007

國足慘負巴勒斯坦，中國再成東亞病夫

近日新聞中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中國男子足球隊在重慶一場國際足球邀請賽中，以0比5的大比數，負給巴勒斯坦代表隊。

巴勒斯坦遲至1988年才立國，至今未有公認的領土與邊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僅能控制約旦河西岸部份破碎區域，內部長期分裂，沒有獨立的軍隊與防空權，也未有獨立的海關稅收。巴勒斯坦境內現有總人口只有570萬人，只及中國一個中等城巿。

站在中國球迷的立場，這個戰績可稱為民族的奇恥大辱，而國足之劣績，早已不是什麼新鮮事。國足近年戰績，包括0比7負日本、0比2負緬甸、0比3負韓國、0比3負印度、0比5負朝鮮、0比3負越南、0比3負柬埔塞、0比4負伊朗、0比5負菲律賓、0比3負伊拉克——幾乎亞洲所有國家都輸了，真是輸得臉面無光，虧中共還有臉在重慶主辦一場國際邀請賽。

中國足球曾是習近平一心一意希望重興的體育項目，國家投入大量資金，到處選拔人才，由縣區一級到省巿一級，千裡挑一送到國家足球隊。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有此優厚的條件，可惜錢不能使鬼推磨，足球之敗壞，早已不自今日始。

中國足球為何爛泥扶不上墻？說到底還是與中共的國家體制有關，政府攬權發展足球，也把政府一切陰暗面傳遞到足球界去了。早前幾乎整個足協高層都因貪腐落馬，從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到足協主席、副主席、中超聯總經理、主教練等等，貪污總數額高達2.6億元人民幣。一個掌管國家足球命脈的政府機構，從上到下爛透了，足球能搞好才是怪事。

南美洲幾個足球大國，人家是基於民間對足球長年的熱愛，全國球迷的擁戴，再加上商業運作、政府推動。電視上常見南美洲國家街童，衣衫襤褸在街頭踢足球，後來的足球明星，都是憑自身實力，從基層一步步成長起來。

中國各省巿都設有少體校，本來意在專門選拔和培養有潛質的青少年，然後再從中挑選特別優秀的，一級級往上輸送，直到最後進入國家隊。但以現在中國的國情與民情看，這種制度也早已從基層開始敗壞。

在中國，能成為國家足球隊隊員的，收入相當可觀，一度曾高達一千萬至數千萬，近年回落後，國家隊隊員也有500萬年薪，還不包括贏球獎金，待遇可觀，難怪爭破頭。按照貪腐的規則，一個少年人要進入青訓隊列，可能家長就要找關係送紅包，越是高一級，賄賂數額便越高，所以從一開始，整個機制就是扭曲的。

體育精英都必須有一流的身體素質，都必須有過人的彈跳力、爆發力、耐力、毅力和領悟力，訓練方法大同小異，唯身體素質大多是先天的，問題是如何百裡挑一把他找出來。一個教練到基層選拔有潛質的孩子，來了七大姑八大姨、地方官商權貴，有的靠面子，有的靠紅包，資質太差的進不了，資質過人沒有紅包的被擠掉了，最後留下的是有點資質而又有紅包的。

經過多輪的逆向淘汰，進入少體校的孩子都不是潛質最優厚的，最後到國家隊的，也就是這種物質慾望強烈而先天資質一般的孩子。先天質素一般，再怎麼訓練也不能成長為一流球員，這樣國家隊球員也就是一些中等貨色。以大國之中等貨色，對戰小國之最高等級，加上平日訓練與比賽中骯髒勾當的長期腐蝕，輸球就是大概率事件。

近年中國體育之沒落，不只是國足一家，包括籃球、乒乓球、羽毛球、體操等傳統領先項目，近年都一落千丈，早已失去昔日光環。這當然也不是偶然的，都有深刻的現實政治原因。

除了漫延全社會的腐敗風氣之外，還有管理上的長官意志、打黑球吹黑哨、獎懲制度的不合理、過度商業化的扭曲等等，阻礙真正傑出人才的冒頭和成長，也使整個行業正氣消沉邪氣瀰漫，充斥利益交換，留不住真正人才。

政府機關的腐敗，經過幾十年的傳導，瀰漫社會各個層面和角落，現在官商之間、官官之間、商商之間、官民之間以及民間之間，要辦一點事，都要先講關係講利益，先互相輸送，社會風氣惡質化。正如一個人本來只是腸癌，卻因失醫導致癌細胞擴散，到肝、肺、心，本來有救，最終發展到無救。

由最初官場的腐敗，發展到社會上層、中下層，以至整個社會，沒有一個角落不散發著腐敗氣息，一切都不在法律和良知的範疇內運行，所有人都不得不服從暗黑腐敗的潛規則，以各種歪門邪道行走人間。

當善良守法的人長年吃啞巴虧，而歪門邪道卻暢通無阻的時候，便沒有人再守住為人的底線了，人人都不以偷呃拐騙為恥，卻以巧取豪奪為榮，最後敗壞的，就是整個民族的靈魂。

從前的中國缺吃少穿、路有凍死骨、長年被外族欺侮，被稱為東亞病夫，現在國家表面強大了，人民也不必挨餓，但中國人卻早已兌變為一種道德人性低劣的人種，黨官如此，商界如此、知識界如此，基層百姓也如此，中國人如今名副其實是一個精神上的東亞病夫。

當然，這只是概括而言，真正守住人格底線、有道德情操的人還是有的，只是他們多數被邊緣化，面對現實環境充滿無力感，他們左右不了社會變動的主流，只能說他們只是這個東亞病夫身體上少有的一點健全細胞。

一個精神上的東亞病夫，卻大言炎炎說要平視世界，真是不知羞恥的曠世大話。以13億人的「世界第二強國」，卻在足球場上，敗給一個570萬人口的小國，而且還要被人連刮五個大嘴巴，令中國人沒臉見人。早前美中首腦會面時，如果特朗普一時口快插科打諢，提一提這件小事，不知習近平找不找得到一個地洞鑽下去？

【港式生態旅遊｜規範與保護】水口灣蜆類密度下跌六成五 旅行社主動接洽村民推廣掘蜆 士多老闆放棄數千元生意加入保育：百人湧進來 泥灘沒有命了

 

【港式生態旅遊｜規範與保護】水口灣蜆類密度下跌六成五 旅行社主動接洽村民推廣掘蜆 士多老闆放棄數千元生意加入保育：百人湧進來 泥灘沒有命了

從水口泥灘步行約十分鐘，小斜坡上的鳳凰士多提供小型掘蜆工具與膠桶租借服務。老闆陳就榮（榮老闆）說，其士多位置不是距離泥灘最近，所以租借工具的服務收益不算可觀，平均一天只有數人租借，只算是士多的附帶生意，佔整體營業額不多於兩成。他亦從不以此為主要生計，

「如果多人，我自己一個做不來……亦都不是對我自己很有利潤，所以都不是很想（太多人過來掘蜆）。」

【水口灣】

位於南大嶼的潮間帶沙坪，水退後範圍達三十公頃。沙坪坡度平緩，海浪帶動造成波紋狀的凹凸地帶，水窪倒影呈現「天空之鏡」景色，是香港獨有地貌。除了有紅樹林外，由於屬淡水河與海灣交界，孕育出招潮蟹、鰕虎魚、灘棲螺、文蛤、三角蜆等超過一百八十種物種，為馬蹄蟹的重要育幼場，具極高生態價值。

香港觀鳥會去年發表的《大嶼沿岸鳥類基線調查報告》指出，水口泥灘是本港少數位於后海灣以外的重要潮間帶，為遷徙水鳥提供關鍵停歇生境。惟掘蜆、觀鳥等人類活動在春季及秋季遷徙高峰期對水鳥造成明顯干擾，錄得二百宗干擾事件，引起逾千次起飛反應。

水口村村民有五百餘人，一半村民已搬往市區居住，大多房屋已租借給外籍人士。榮老闆為水口村陳氏家族第九代原居民，小時候父母捕魚及耕田為生，童年時代他也曾在泥灘掘蜆。年輕出外打拼後，八十年代回到水口村隨兄長經營度假屋生意，及後經營鳳凰士多逾四十年。

曾經一間本地雜誌記者前來，問起水口村特色，榮老闆因而介紹泥灘，未料報道出版後引來熱烈回響，一周逾百人前來潮聖，其後愈來愈多，有時甚至有過千人來訪。「後來愈來愈多人湧入沙灘，他們都不會自備工具，他們就問我們租工具。」榮老闆亦隨之擺放掘蜆工具供遊人租借，惟他當時並非想靠推廣別人掘蜆作為生意來源。

疫情過後，掘蜆人數開始回落，直至今年五一假期又迎來高峰期，水口泥灘單日出現四百人，據榮老闆觀察，遊人大多為內地自由行旅客。「他們不會上來士多租工具、吃東西或買汽水，他們掘完蜆就走。」巴士站擠滿人頭，巴士公司屢加開班次疏導。

榮老闆說，由於水口村和泥灘有一段距離，基本上遊人前來不會對村民造成影響，「唯一的缺憾就是沙灘上的蜆變少了，我們村民自己去玩，也找不到很多。」

蜆少了，大小也不如以往了，「現在只有一半大。以前成個碗咁大。現在沒有了，大概有六成左右大小……但像以前碗口大的蜆，已經絕跡了。」

榮老闆指，從前村內的婆婆去掘蜆，一小時已可滿載而歸，現在要兩個小時才可以掘到相同分量。

「我看得很開， 沒甚麼所謂。我們本來就開士多， 多人當然開心， 但又不希望宣傳、摧殘泥灘。為何呢？ 很矛盾， 做生意當然希望客人多， 但有時必須取捨。」──鳳凰士多老闆陳就榮

數年前，曾經有旅行社嘗試與榮老闆接洽，合作推廣掘蜆活動。旅行團過來，他只需提供工具及儲物租借服務，加上遊人會在此補給飲品及食物，他每次可賺數千元。然而，榮老闆一口拒絕邀請，他一臉淡然地說，不想透過掘蜆取得利潤，「否則上百人湧進來，那泥灘沒有命了，所以不想做到如此頂點……推廣生態當然好，但如果純粹是以掘蜆為賣點做，我就不是很贊成。」

他曾見過有人為了迅速找出蜆的位置，攜帶強力吹風機去泥灘，方便吹走表面沉積物。榮老闆看在眼內，慨嘆如此做法對泥灘的殺傷力太強了。「不宣傳了。既然要做保育，也參與保育了，怎麼還能宣傳這生意？」

為了避免更多遊人湧入水口村遊玩，老闆去年暫停營運多年的短租度假屋服務，目前他擁有的單位已長租予他人。「現在多人在泥灘掘蜆，反而我們未必會得益。」榮老闆覺得，水口村這個地方若要發展生態旅遊，必須先投放資源教育遊人保護這個地方。

「如果強力執法，村民可能會反感。例如我可能一個星期才去泥灘，或者兩個星期才去一次。你不讓我掘蜆，那又說不通。」

泥灘沒有洗手間，過去曾有人直接在泥灘附近的叢林解決，後期曾有人提出在泥灘興建一個廁所，榮老闆強調，村民對此其實感到很反感，

「如果在沙灘蓋廁所，會吸引更多遊客來使用，反而造成不便，破壞環境。」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由二○一八年起進行生態調查，追蹤水口沙坪上蜆類及馬蹄蟹的數量變化。從二○二四年開始，他們利用物聯網裝置，包括水位探測器、訪客計算器及隨身定位器，收集環境及訪客流量的實時數據。

根據WWF在水口沙坪收集的七年實地數據，自二○一八年以來，該處整體蜆類密度急劇下跌六成五。該會亦於水口沙坪錄得超過六百次馬蹄蟹分布紀錄，當中超過九成屬於瀕危的中國鱟幼體，顯示水口沙坪依然孕育為數可觀的幼年馬蹄蟹。

該會亦透過向掘蜆遊人派發追蹤器，每五分鐘記錄他們的位置，分析結果發現，幼年馬蹄蟹的棲息地與休閒活動區域有百分之十六的重疊，主要位於沙坪後方、紅樹林附近、靠近河口位置。超過七成的馬蹄蟹分布紀錄集中於僅佔沙坪面積百分之六的範圍內。這種極度集中的分布，意味着即使如踐踏和挖掘等輕微人為干擾，亦可能對其種羣造成毀滅性影響。

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海洋保育主管彭莉恩指，不建議遊人為了掘蜆使用大型工具，例如耙子，此行為會破壞沙坪底層結構，「即使不是你目標想找到的生物（蜆類），也可能被弄傷、被太陽曝曬，對整個沙灘都不好。」

彭莉恩參考過其他國家的相似管理措施。有如日本，各都道府縣對當地掘蜆工具尺寸與類型有非常嚴格的限制。以千葉縣為例，指定耙子手柄長度必須在五十厘米以內；茨城縣則限制耙子寬度不得超過二十厘米、爪子長度小於五厘米。如果使用了違規工具，即使只是自行食用，也可能被視為非法捕撈而面臨罰款。除了工具，掘到的蜆仔與蛤蜊如果體型太小也必須當場放生，部分地區禁止捕捉小於三厘米的文蛤及兩厘米以下的花蛤。

另外，華盛頓州魚類與野生動物部（WDFW）每年對沿海海灘進行夏季資源評估，計算可合法採捕的蜆總量。根據調查結果，再用「收穫率」（harvest rate）計算整季可採集的蜆總數，並規定每位遊人只能帶走指定限額的蜆。

「如果說一刀切，全香港不准掘蜆，我們又會覺得，會否太絕對呢？等同不准釣魚？所以關鍵是保護好最敏感的地方，這樣做就不難。」彭莉恩說。

WWF於上月發表的《水口沙坪保育建議報告》建議劃定「生物多樣性管理區」（biodiversity management zone)，重點保護生態敏感的馬蹄蟹及水鳥熱點，同時於「合理利用區」（wise use zone）內容許受控的公眾活動，設立以科學為本的每日訪客承載量上限，配合實時監測及警示系統，防止過度擠逼。

她指出，最理想做法當然是設立海岸公園，並在馬蹄蟹出現區域劃為生態敏感區，該區嚴格限制人為干擾；其餘用地可繼續讓遊人繼續享受自然環境的活動，但掘蜆用具、所掘蜆類的體積大小及數量，則需考慮規管。「現在我們都是以比較軟性的方式去建議遊人，我們觀察到公眾行為已開始改變，挖掘幼年貝類的情況有所減少。但長遠而言，我們很難每年有數十天駐守。」她表示，一個由上而下的政策與行政框架，才能持續推動長遠保育行動。

彭莉恩強調，「生態旅遊」首要原則是保育以及可以令當地社區得益，惟現在政府推行的「生態+旅遊」，暫時未見體現相關原則。「我們覺得香港整體海洋環境或者陸地環境，究竟大家現在知不知道最重要的地方在哪裏？以及它們這一刻有沒有受到適切的保護？然後再想旅遊活動或者其他發展……最好就是當地社區可以參與這件事情的運作、可以獲得賦權、可以與這個地方有更多聯繫，他們亦可以參與這裏的生態旅遊。」而這些生態敏感地區是否有適當的法規來保護，仍是一個需要探討的問題。

「大家不同持份者，如何保持資訊溝通準確、適時，以及互信呢？我們一直都很希望，不論是公眾、持份者，以至政府，資訊交流上都可以及時進行。不要因為一些誤會，令大家理解錯誤，而做不了原本大家覺得可以互惠雙贏的事情。」

一九八○年首份涵蓋大嶼山南岸的分區計劃大綱圖顯示，水口灣附近的海岸低地及西面相連的林地本被劃為「海岸保護區」地帶。其後因應土木工程拓展署進行的「貝澳、水口、大澳及其鄰近地區的生態研究—可行性研究」建議，部分用地於二○二三年九月十五日改劃作「自然保育區」地帶。水口泥灘目前不屬於香港郊野公園、海岸公園或海岸保護區範圍。

規劃署回覆本刊查詢指，「海岸保護區」地帶的規劃意向為保育、保護和保留天然海岸線及其易受影響的天然海岸環境；而「自然保育區」地帶的規劃意向則旨在保護及保存區內既有的天然景觀、生態系統或地形特色。根據一般推定，兩個地帶內不宜進行發展，土地用途受嚴格規管，准許的用途限於與保育相容的用途，任何填土、填塘、掘土及河道改道工程均須取得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許可。

換言之，目前水口灣除非涉及非法倒泥、污染水源等活動，否則挖掘生物行為，暫時無法例可以監管。漁護署在二○一○年至二○一一年就將水口灣指定為「具特殊科學價值地點」的擬議諮詢各相關政府部門、大嶼山分區委員會、大嶼山南區鄉事委員會，以及水口村和塘福村村民，並將有關建議及收集到的公眾意見提交予規劃及土地發展委員會審議。環境及生態局稱，在諮詢過程
中，有不同持份者，包括本地鄉事，對建議持強烈反對意見；經審慎考慮及衡量各方意見後，委員會決定不繼續推進該擬議。

擬建教育中心及步道土拓署及漁護署指，二○二○年成立十億元的「大嶼山保育基金」批出的資助支持並落實推行多個針對水口的保育管理協議項目，以及涵蓋水口的科研或教育項目。為進一步提升公眾對自然保育的意識，政府正計劃於水口興建教育中心，加深訪客對該區自然生態價值的了解。發展局去年曾就「南大嶼生態康樂走廊」項目建議提出在沙坪靠岸位置提供步道，讓訪客可避免直接踏進沙坪亦能欣賞水口的景色。發展局答覆本刊稱已於二○二五年四月至七月邀請市場就項目建議提交參與發展意向書，並正分析從公眾參與活動和市場意向書收集到的意見和建議，進行各項技術評估以確定可行性，以完善走廊發展方案。

赤柱豪宅鋼筋偷工減料 馮睎乾十三維度

 

馮睎乾十三維度

20261007

13小時前投訴無門

赤柱豪宅鋼筋偷工減料，眾口喧騰，不知衝擊了多少人買樓的信心。看到這則新聞，第一反應是想到「小強」：假如你在屋裏看到一隻「小強」，往往表示在你看不見的角落，藏着一窩。如今在港買樓，連有錢人亦淪為苦主，普通人又如何？這次業主委託註冊工程師驗樓，證據確鑿，跟政府交涉九個月，醜聞才終於曝光；換了是普通人遇上同類事件，結果應該不言而喻。

現時香港發生很多問題，不僅因為有人蓄意違規，更因為監察機制常常形同虛設。豪宅少了許多鋼筋，屋宇署照樣批出入伙紙，理應有人問責吧？不，根據「程序」及該署人員的職責範圍判斷，結論很可能是無人犯錯。換言之，儘管政府監管無力，但部門運作一切正常，公務員當然可以繼續加薪。

這類荒謬小劇場，相信天天都在上演。以下要談的，似乎是雞毛蒜皮的小事，但對於我一位讀者來說，卻是如鯁在喉的制度問題。讀者署名「愛國愛港小市民陳先生」，近日傳來訊息，希望我寫寫他投訴無門的苦況。及後他花了不少工夫整理資料，發給我相關照片和證據，還寫下清晰的時間線。最令我動容的，是他耗費許多心力投訴的事情，根本不涉個人利害，而是純粹的公共安全問題。

去年11月5日，陳先生在梨木樹邨公共運輸交匯處與和宜合道交界一帶，發現立法會候選人陳穎欣及盧婉婷設置大量宣傳旗幟，形成密密麻麻的旗海，嚴重阻礙駕駛人士及途人視線，構成交通安全隱患。他隨即拍下照片，致電1823，就交通安全問題作投訴。之後陳先生碰到的，不難猜想，就是官僚化的互相卸責、小事化無。

11月17日1823回覆陳先生說，事件屬警務處負責範疇，建議他聯絡警方；翌日1823又轉述選舉主任回覆，指巡視現場後「未有發現」相關旗幟，所以不會處理。陳先生便向申訴專員公署投訴，批評有關部門卸責及處理不公，並附上照片證明「旗海」確實存在。12月初陳先生收到交通投訴組（來自民政事務總署）的訊息，重申選舉主任巡視後未見違規旗幟，不會進一步處理。

陳先生質疑，巡視人員是否只在旗幟消失時才到場呢？事實上，在選舉主任首次回覆「未有發現」的後兩天，陳先生就在相同位置看到兩個候選人的宣傳直幡，並拍下照片為證。陳先生懷疑她們以「打游擊」方式設置「旗海」，巡查前清走，巡查後再放上去。他唯有繼續向公署投訴，結果是公署耍一輪官腔，判定部門巡查合規，斬釘截鐵表示不再回應陳先生。

原以為再無下文，想不到今年1月8日，陳先生獲悉案件已轉交警方，由荃灣重案組調查——陳先生奇怪，這種小事何需出動重案組？1月12日，選舉主任通知陳先生，確認陳穎欣、盧婉婷違反選舉廣告展示及土地條例的表證成立，已向兩人發警告信及把案件轉交警方跟進。但1月28日警方回覆陳先生，認為沒證據指控違規參選人蓄意違反香港法例，且候選人已收到警告，故決定終止調查。

對於旗幟阻礙司機及行人視線、可能危害公共交通安全的問題，警方未作回應。不是說「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嗎？陳先生當然不滿意，今年4月再去信行政署署長及立法會公共申訴辦事處。行政署僅回覆稱，申訴專員公署已按既定程序完成投訴處理，諸如此類。此後，再沒有任何政府部門跟進。

我查閱選舉事務處的官方指引〈在指定展示位置展示選舉廣告所須遵守的條件〉，的確明言「候選人須確保選舉廣告一定不可分散駕駛者的注意力，或干擾駕駛者及行人的視線」， 候選人也不得在「巴士站、巴士總站或其附近地方的欄杆」架設任何選舉廣告。現在陳穎欣及盧婉婷二人明顯違規（見附圖，即陳先生提供的照片），還似乎以「打游擊」方式規避巡查，一而再在違規的地方插旗，真的不是蓄意嗎？

事件中，陳先生看到三大荒謬之處：一、申訴專員公署過度依賴部門提交的巡查結果，草率認定部門處理並無不當；二、警方介入調查後，選舉主任忽然確認兩名候選人違規表證成立，跟之前的「未有發現」形成強烈反差，等同自打嘴巴；三、投訴由2025年11月持續至2026年4月，涉及1823、運輸署、選舉事務處、申訴專員公署、警方等，最終雖確認違規表證成立，但「旗海」造成的安全隱患，始終沒有任何部門實質處理，也無人需要受罰。

陳先生的經歷大致如此。相比起近年許多社會事件，這的確是小事一樁，但小處可以見大。我之所以記下陳先生的故事，除了欣賞他的堅持外，也因為他最後講的一段話，發人深省，值得政府引以為戒：

「許多大事，往往正是從一件件被怠慢的小事開始。我有理由相信，宏福苑街坊過去亦曾向申訴專員公署反映問題。假如公署的處理模式與我所經歷的一樣——怠慢、拖延、推搪，要求更多證據，卻始終沒有真正跟進——那麼宏福苑的災難便不能只被視為意外，而應被視為制度失效所累積的後果。

「我所投訴的交通安全隱患亦是一樣。沒有人知道意外何時會發生；在意外發生之前，『沒有出事』可能只是一種僥倖，而宏福苑街坊最終沒有這份僥倖。

「因此，我把這宗個案交予參考，並非要放大個人冤屈，而是希望大家看見：小事被怠慢，可能變成大事；交通安全問題被錯誤歸類為選舉事務，可能變成風險；投訴機制失效，最終可能變成災難；制度漏洞若不修補，同樣的悲劇便會一再重演。」

寫這篇文，我當然沒奢望尊貴的特區政府回應，但至少希望大家知道，香港依然有小市民堅持做正確的事，即使徒勞無功。

［特稿｜女性、草鞋、長征：德貞長征體驗沒有說的壓迫女性］教育刺針

教育刺針

22小時前

20261007

［特稿｜女性、草鞋、長征：德貞長征體驗沒有說的壓迫女性］

左媒《堅料網》早前報導德貞女子中學於10月2日舉行「國家安全長征路」活動(圖1)，中海物業、深水埗居民聯會合辦，欣悅活學協辦。深水埗區議員陳偉明致辭，謂長征精神是將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期望同學們建立總體國家安全觀，發揚長征精神，走好年青一代的長征路。

活動安排播放紀錄片《為有犧牲多壯志》，亦有「重走長征路」學習體驗環節，除展示長征用品如草鞋、紅軍笠帽、號角外，同學還可試穿草鞋，感受當中的不適及過草地的辛苦，藉此感受長征之艱辛。

有網媒利用AI示意圖展示德貞女生穿草鞋的情況，效果之震撼，《堅料網》竟急急將報導404 (圖2)。

小編認為，該活動不應挖苦一番便算數，土共形式主義長征教育背後，其實隱含着歷史教科書百般忌諱、主辦者也未必知道的歷史秘辛：活動竟然在女校舉行，「女性」這個元素融入「草鞋」、「長征」，三個符號所折射的，遠不止「不適」和「辛苦」，而是中共以革命為名對女性的壓榨，甚至強迫女同志提供性服務。

首先，草鞋並非什麼革命浪漫主義、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作為軍用品，它需要大量勞動投入。中共企圖顛覆政權，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非法的紅軍不斷與政府軍對抗，「蘇區」婦女被迫為紅軍日夜趕製各種革命用物。文獻記載非常清晰，例如女紅軍所著《李堅真回憶錄》：長征前夕中共下令婦女為紅軍趕做20萬對草鞋、10萬個米袋，「保證紅軍出發時每人能穿一雙鞋、帶一雙鞋和一條米袋子裝乾糧。」長征路上隨軍女性在行軍極度疲勞下，仍要為部隊拔草揉麻打草鞋。上引書亦言：「青壯年男子，成分好的幾乎都去當了紅軍，後方的生產任務就落在婦女肩上。」

換言之，形式主義的「試穿草鞋」，土共將之包裝為不畏艱辛的愛國圖騰，卻抽離了草鞋背後沉重的性別、勞動壓迫。中共佔領蘇區，強迫底層婦女為革命「無私奉獻」，「試穿草鞋」今天卻淪為消費歷史的工具。

此外，土共在活動中展示草鞋，不純粹因為它是行軍用品，而是在長征結束後，它被吹捧成革命聖物、「思想過關」的政治戒尺。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記載長征後延安青年「無限崇仰『二萬五』穿草鞋和會打草鞋的人」；親共詩人柯仲平1939年《延安與中國青年》：「青年，中國青年，延安吃的小米飯，延安穿的麻草鞋，為什麼你要愛延安？青年回答：我們不怕走爛腳底板」。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很直白說：「你要群眾了解你，你要和群眾打成一片，就得下決心，經過長期的甚至是痛苦的磨練。……那時，我覺得世界上乾淨的人只有知識份子，工人農民總是比較髒的。……［現在我］覺得知識分子不乾淨了，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還是比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乾淨。」因是之故，城市來的小姐們，若堅持穿皮鞋、拒穿草鞋，可能會被批「小資產階級思想嚴重」、「不願與工農群眾打成一片」。

然而，對當時親共女性影響最深的，還是中共那說一套做一套的身體論述：一方面強調新時代男女平等、自由戀愛；另一方面，黨卻操控了「革命女同志」的身體，要求她們與特選人士「結婚」，提供性服務。

這裏，我們以兩個童養媳的個案，略作解說。

童養媳是一種傳統包辦婚姻，將未成年的女孩賣到另一個家庭撫養，長大後與家中兒子結婚。未經同意的人生安排、身體控制，孕育了童養媳的逆反心理，中共早期一些「女同志」來自童養媳。第一個要討論的童養媳叫蕭月華，1933年她23歲，與33歲共產國際德國軍事顧問李德(Otto Braun)結婚。根據《一生緊隨毛澤東：回憶我的父親開國上將陳士榘》，「李德剛剛來到部隊，提出了一個在我看來很好笑的條件，就是希望有個中國女戰士陪他睡覺。」當時中共崇拜外國專家，對李德言聽計從，所以便為她物色女伴，相中了蕭月華，遊說她說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令她完成任務。上引《李堅真回憶錄》提及此事：「組織……要她和李德結婚，開始她不願意，後來少共［注：即共青團］的領導找她談話，做思想工作，她才勉強同意。」「要她和李德結婚」的「要」字，與退休國安簡啟恩「搞書店」的「搞」字一樣，意思相當明顯。

上引陳士榘回憶錄亦云：「他們的婚姻由組織安排，蕭月華眼中的李德首先是第三國際和革命代表，其次才是丈夫。」

另一童養媳叫王定國，1937年24歲的她被組織安排與53歲的謝覺哉結婚。謝是「延安五老」之一，是黨內德高望重的高幹。當時謝身體不好，年紀不輕，工作繁重，中共決定為他提供一個「妻子兼秘書」，相中了王定國。王的「思想覺悟」似較蕭月華高，欣然接受組織安排，並「保證完成任務」，二人便成「革命伴侶」。

資深傳媒人蔡詠梅將之形容為「紅色慰安婦」(圖3)。由一種包辦婚姻，墮入另一種包辦婚姻，前者是打破舊禮教、追求婦解，到頭來卻墮入後者更徹底的包辦與吞噬。類似的故事還有很多，不少見諸老紅軍的回憶錄，這裏我們引錄最後一本回憶錄。沈容曾任重慶《新華日報》、新華社記者，後任職中宣部、港澳辦等機關，其回憶錄《紅色記憶》內容帶有更濃烈的「慰安婦」味道：「在延安的時候，有兩位蘇聯專家或聯絡員，他們提出要在延安給他們找兩位『臨時夫人』，言明回蘇聯時不帶回去。……蘇聯人走時給她們留一筆錢。我從來認為戀愛、結婚是神聖的，自由的，怎麼可以由組織分配，而且還是臨時的？真是不可思議。這兩位女士都不懂俄文，真不知道他們的夫婦生活是怎麼過的。共產黨一直宣傳民主自由，反對封建，怎麼會答應蘇聯人的這種無理要求？」

用錢買「臨時夫人」，套用2019年時任行政會議成員羅范椒芬的話，便是有年輕少女被誤導為「勇武派」提供性服務，或者是藍絲口中的「天使」。

女性提供的這些服務，帶有強迫性，強迫成風的佐證來自1937年10月5日一宗謀殺案。26歲「身經百戰」的紅軍團級幹部黃克功因追求16歲劉茜遭拒，惱羞成怒，以美製勃朗寧手槍開兩槍殺害劉茜。事件令毛澤東非常頭痛，唯有「依法嚴懲」，處以死刑，有分析指黃克功因為自持立有軍功，認為自己屬「特選階級」，相中的女性「必須順從」。

這些史實，土共團體噤若寒蟬。無他，在其眼中「歷史」只是神化政權的工具，所以只會像今次廉價的「草鞋表演」般，一切旨在建立對紅軍、對政權的崇敬，惟他們永遠不敢直面草鞋背後女性的身體尊嚴、婚姻自主問題。當聽眾全是女生時，這種對女性歷史的沉默其實更值得追問。

歷史的面向很廣闊。你越高調做政治show、越回避關鍵史實，潛在的迴力鏢效應也會越大。

可能有人會說，何必執着於中共革命時期的性愛現象？若如此，便得反問：為何要執着於革命時期的一雙草鞋？

香港新世界財團與機管局就「航天城」11 SKIES項目達成提前終止協議 陶傑

 陶傑 

7小時前20261006

香港新世界財團與機管局就「航天城」11 SKIES項目達成提前終止協議，新世界將11 SKIES的三幢辦公大樓「娛樂樞紐」，無償轉移予機管局，另向機管局支付超過30億元終止費，包括現金23億元。

航天城將於2027年4月1日愚人節交還，特府赤膊上陣，由機管局將成立「專責附屬公司」、「組建團隊」負責項目發展，在全球招攬「頂尖娛樂營運商」及商業夥伴，並配合SKYTOPIA其他主要項目，明年起營運。

11Skies 成形動工於2017年，新世界那時沒有想到近十年之後香港會成為另一個新世界：

1，沒有想到香港有一個警察政府嚴厲執行「國安法」與23條；

2， 沒有想到由中國湧來香港購物的大陸客，由Chanel、愛瑪士、勞力士錶的豪客變成「兩餸飯」與即日來回免費看煙花享受麥當勞免費冷氣的內陸低端人口；

3，沒有想到林鄭月娥的「明日大嶼」撤底泡湯，累及大嶼山任何重大「樞紐」項目必然之一屍兩命；

4，沒有想到香港融入「大灣區一小時生活圈」後，香港人逢週末北上消費廉價飲食；

5，沒有想到中國的習近平政府嚴打地產經濟，許家印判處無期徒刑，「悶聲發大財」時代結束，「財富平均分配」新時代開始。

6，沒有想到川普再做總統，聯儲局繼續加息。

7，沒有想到美國高科技與政治全面制裁香港特區，香港IPO完全依賴中國，經濟與西方脫鈎。

11Skies 是基於香港這個灰姑娘童話在時鐘敲響午夜十二時之前繽紛燦爛的一種構想，從未想過會與午夜十二點之後另一個環境「對接」，是實踐董建華「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又好」的「好好好之Sky is the limit 」治港理念的跨世代捧場，從未想過老董一聲不響的離開人間，丟下一個泡沫香港從此不管。

由捧場到退場，新世界貼錢將火棒傳交給中國香港特區政府，新世界當前的決策人，此一決定很明智。

特區政府接管，聲稱11Skies 向「全球招攬頂尖娛樂商」。誰會來捧場？美國的廸士尼？環球片場主題公園？Euro Park ? 還是名下有Legoland 的英國Merlin Entertainments ?

還是深圳的華僑城、世界之窗、長隆集團、海南島阿特蘭蒂斯，或引入張藝謀「印象·劉三姐」打造一個激光夢幻明日大嶼綜合強國星空宇宙文旅中心？

還是由特區政府由立法會的九十名愛國愛港精英中選拔團隊人才，因應香港當前的旅遊現狀，在11Skies 開闢「兩餸飯基地」、「幼童隨地大小便自由樂園」、「大媽街頭舞蹈場」、「全球最大按摩足浴中心」、「20元渡宿床位方倉村」？

但這樣又如何保障當初承諾之「未來四十年租金收入七百億港元」的夢幻KPI？大嶼山「航天城」如此收科，「北區都會」又將如何？

中國人仍然相信：英國撤出香港前埋下大量地雷。繼續查找英國佬埋藏的地雷吧。香港人感謝林鄭月娥，全世界也感謝香港特區為哈佛與劍橋經濟系奉獻最新的Textbook case。

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凡事論實力永難超生 顏純鈎

 

顏純鈎

2天前20261004

中國人缺乏契約精神，凡事論實力永難超生

歷史充滿迷團，有些事情要回頭慢慢思量，比如近代中國，曾經差一點可以走君主立憲之路，結果陰差陽錯，又與現代憲政體制失諸交臂，自此陷入百年的混亂與災難。

網上看到一則短文，說的是民國初年，馮玉祥派手下鹿鍾麟帶兵進皇宮，把溥儀趕出宮，一手撕毀民國政府與清室簽訂的《清室優待條件》。自此溥儀一直在外流亡，直至日本侵華後在東北當了滿洲政府的兒皇帝。

《清室優待條件》本是由南京臨時政府（革命黨人）與清廷議和代表在「南北議和」背景下談判達成的協議，內容包括保留尊號、歲用補助四百萬兩、暫居宮禁、保護私產、免除兵役等。照此協議，皇帝保留虛位，仍居皇宮，由政府供養，以此交出皇帝至高無上的統治權力。

當年革命軍經濟困難，北方軍閥袁世凱野心勃勃搶權，如能在憲法層面優待皇室，以此交換國家權力，由全國人民協商組成共和政府，那就是最理想的和平政治過渡，中國有機會走上君主立憲的道路。

但馮玉祥發動的軍事政變撕毀了《清室優待條件》，此後溥儀與清朝權貴流落民間，但因國家權力沒有得到有效承繼，中國即陷入長時間的內亂。

雖然，從優待清室到實現共和，仍舊路漫漫其修遠，但有這份朝野達成的共識，始終有一個國家政權良性過渡的機會，一旦協議被撕毀，則陷入內亂凶吉難卜。而事實是，自此之後，中國經過連年戰亂，民不聊生，中共趁勢崛起，自此民族苦難未曾離開。

驅逐溥儀事件引起胡適相當反感，當晚即給馮玉祥政變後的臨時政府外長王正廷寫信抗議，信中說：「清室的優待乃是一種國際的信義，條約的關係，條約可以俢訂，可以廢止，但堂堂的民國，欺人之弱，乘人之喪，以強暴行之，這真是民國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譽的事。」

胡適的信在當時知識界卻引起強烈反彈，除了革命派與青年學生反對之外，就連被視為胡適朋友的周作人等作家學者，也眾口一聲站在相反立場。結果胡適的聲音當然被時代噪音淹沒，而局勢自此更不可收拾。

胡適始終是留學美國回來的，受西方現代思想影響，視契約精神為現代文明的基礎，驅逐溥儀即等於撕毀《清室優待條件》，於法理不合，而《清室優待條件》是君主立憲體制的起步依據，一旦該契約不存，憲政改革的可能性也一朝歸零。

其實，在鹿鍾麟驅逐溥儀之前，先發生過張勳復辟的事件。軍閥張勳暗通溥儀，率軍入京，逼臨時總統黎元洪解散國會，擁立溥儀復位，事實上是清室撕毀協議在先。也就是說，朝野雙方都無視《清室優待條件》的存在。

中國人從來沒有尊重協議的理性傳統，歷史上改朝換代，從來不是經過互相妥協的契約精神達致的，都是憑實力在長年戰爭中決生死。為了達到克敵致勝的終極目的，中間可能需要經過某種利益交換，但那都是短暫的、策略性的，一旦形勢有利，任何協議都只是一紙空文。

胡適的反對當然是有道理的，如果連南北議和的條約都被隨意撕毀，那就沒有什麼契約是會被真正遵守的，如果沒有條約可以約束朝野，那就談不上國家的更生，人民的解放。但顯然，胡適在當年是少數，他的立場和態度孤立無援，中國人正被革命意識搞得「興烚烚」，與封建君主簽約，幾乎有出賣革命之嫌，反之撕毀條約才符合革命原意。

自此，中國又陷入國體瓦解的混亂之中，後來孫中山領導北伐，軍閥混戰多年，蔣介石還未統一全國，老毛的紅軍又作反，稍後日本侵華，毛蔣又曾在重慶和談，未幾即爆發國共內戰，中共打下江山，中國自此民不聊生。

英國與歐洲一些國家都是君主立憲成功的國家，英國1215年簽署《大憲章》，限制國王的部份權力，1689年議會通過進一步限制王權的《權利法案》，這兩項政治改革法案被嚴格遵守了八百年，直至今日仍保留其基本精神。

二戰後美軍佔領日本，曾有清算日本皇室之想，後來考慮到日本人的國家認同，還是保留王室，結果日本行君主立憲制，一路和平過渡到現代民主政治，由戰敗國成經濟強國。

問題不在於君主立憲與人民共和有何優劣，問題在於不管何種體制，有關各方都應嚴格遵守莊嚴認定的國家大法，任何一方違背破壞，條約都將不存，條約被毀，國體安在？可惜，中國恰恰是最缺乏契約精神的民族，一事當前，中共的出發點都是維持一黨專政的統治權力，靠的是政治經濟軍事實力。

中共立國後，即有憲法之設，憲法冠冕堂皇，自稱國體為「人民共和」，但憲法從未真正實施過，中共實行的是一黨專政，中國人搬走騎在自己頭上的「三座大山」，結果迎來的卻是騎在人民頭上的中共，甚至中共殘害中國人，比起清皇朝更殘忍百倍。

九七年中共收回香港，也堂而皇之與港人商訂「基本法」，仍舊冠冕堂皇，信誓旦旦，結果二十年不到，中共就以國安法凌駕中國憲法和基本法，此後迫害香港人毫無愧色。

歸根結底，我們這個民族沒有理性的傳統，不具有契約精神，中共食碗面反碗底，人民對政府也失去基本信心，這樣的國家，朝野沒有互信，永遠都不會有前途。

《三國演義》開篇有云：天下大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想深一層，將來中共一旦垮台，我們也不要指望短期內即可誕生新的國家政權，中國將陷入長期內亂。那時不能再以軍閥混戰來解決國家前途，只能通過協商和談，達成區域共識，進而達成全國性和議，才能避免生靈涂炭。但如果多數國人仍舊不具備理性協商、尊重契約的精神，即使訂下協議，仍舊朝不保夕，那樣惡性循環下去，我們這個民族，將永難達致終極的自我解放。

中國土地上，最具有理性契約精神的，本來只有香港，因為香港人長年受英國傳統文化影響；台灣經過國家體制的和平過渡，現在處理朝野大事，也都遵從憲法與法律行事，至於其他省巿，都在中共治下，那就不提也罷。有中共這個壞榜樣，誰尊重契約誰吃虧，那一旦中共垮台，大局之不可收拾，恐怕也是難免的。

設想將來，天下大亂後，恐怕粵港澳先達成某種區域共治的機會比較大，至少在理性傳統上，三地的相似度較高，人民的文化傳統也接近，利益可以共享，能如此，則有機會示範全國，影響東南沿海，再幅射北方，如此，或許是我們這個民族死過翻生的出路。

感性激情、革命爭霸不能解決國家長治久安的問題，唯有理性為基礎的契約精神，能成就「為萬世開太平」的遠景。但理性是一種文化傳統，中國人離建立這種文化傳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天下大亂與文化更生哪一樣先到，那也只有天曉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