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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裡人 | 專訪《一個部門的誕生》麥天樞X麥沛東：跳掣前的那一秒

 

戲裡人 | 專訪《一個部門的誕生》麥天樞X麥沛東：跳掣前的那一秒

編輯：羅茜,謝不尤 責編：羅茜

【橙訊】一個男人氣勢洶洶走進電視台，挾持人質，要求「cut台」。在充滿歡樂氣氛的電視台紅黃背景中，他的所作所為像是嚴肅行為，又像是在開玩笑。《一個部門的誕生》預告片早前出現在影院時，因為和一般電影的畫風差之甚遠，人物互動又似乎喜感十足，筆者一度以為是影院禮儀廣告，直至發現參演人士陣容夢幻、又出現大大的導演名「麥天樞」，才發現是一部即將上映、從預告片就能看出「大爆」潛質的電影——畢竟「Cut台」和打無限循環電話的經歷，每個人應該都有過，這種共鳴感，就足以讓很多平日不常涉足影院的觀眾入場。

《一個部門的誕生》電影靈感源自2014年轟動全港的「Cut台斬人案」：一名19歲大專生疑因其母親與有線寬頻的合約終止後仍被追討600餘元欠款，遂身懷開山刀、蝴蝶刀等武器闖入荃灣有線電視大樓，要求會晤時任主席，其間斬傷一名保安員及兩名職員，與警方對峙近一小時後棄械投降。作為彼時城中熱話，導演麥天樞看到新聞頗有感慨，也和身邊人討論過，但並沒有打算把它當成創作素材。直到2020年，政府電影發展基金推出劇本孵化計劃，他才從記憶裡翻出這則新聞，決定把它寫成故事。

「我會覺得，在香港也好，其他大都市也好，其實不少人會面對很多壓力。這些壓力積攢下來，不會一下子就爆，但去到某一個位置，當最後一根稻草壓下來，就會爆。」

麥天樞導演口中的「爆」，就是他戲裡戲外都在討論的「跳掣」。在跳掣前的那一秒，要如何自處？大家能不能給予身邊的人一些關愛，在他「跳掣」前拉住他？

麥沛東（左）、麥天樞

人人都有「跳掣時刻」

訪問當日，麥天樞和主演麥沛東首先開啟了屬於二人的「跳掣分享大會」：

麥沛東最近一次「跳掣」，是訪問前兩星期的事。他從日本福岡回來，買了明太子，想煮一碟像當地吃過的明太子烏冬給太太吃。煮好上碟，放上一顆昂貴的日本蛋黃，整碟原本漂漂亮亮。但蛋黃很快沿著碟邊滑到桌面，散落破碎。

「我立刻爆炸。我當場拍著頭，說：『我為什麼這麼不小心？』」他回憶，太太在旁邊嚇到，一直安慰他，說了半小時他才慢慢平復。「事後想起來，其實這是一件很小的事。但我不知道為什麼當下會有那麼大的反應，甚至覺得自己是不是有病」，他笑。

麥天樞也分享了他極其少見的跳掣經歷：疫情期間家裡換車，Sales聽到甚麼預先的提醒都說可以，結果約好父親從內地回來簽文件，辦妥後父親上車回內地後才過一小時，職員就打電話來說地址有問題，要補簽名，而這明明是他們一早反復說明的內容。

「我那一刻實在太生氣——我提醒了那麼多次，約好了我爸爸，辦好文件，他已經上車了。你早兩個小時告訴我，他還沒上車。為什麼要這樣玩我（笑）。」他回憶自己當時在巴士上情緒失控，全車都知道他在罵人。

「跳掣」的觸發點可能是旁人眼裡一件極小的事，但當事人在「跳掣」前，很多時候已經積攢了過多的期待、經過大量的解釋，讓這件小事，成為一種類似做不成就會崩潰的「執念」，當涉及對他人的影響時，這種「跳掣」往往會來得更猛烈。

《一個部門的誕生》中為「cut台」氣沖沖闖入電視台，又因為多重因素疊加走上挾持人質這條路的主人公德仔，就是為了「自我證明」，而在長久的壓力下「跳掣」，並一步步眼見事態失控。

小人物群像：「德仔」不是一個人

塑造好「德仔」這樣一個，雖然具有大眾能理解的動機，但又有病態偏執的人物，對麥天樞來說絕非易事：「這是一個比較『偏鋒』的人，一個會跳掣跳成那樣的人，如何呈現特質而不是肯定他的行為，這種擔憂一定有，所以創作過程其實都是摸著石頭過河。」

最終他的方法是「找參考」：麥天樞在訪問中多次提及經典電影《黃金萬兩》（Dog Day Afternoon），本片同樣改編自真實發生的搶劫案，片中銀行劫匪和圍觀群眾之間，逐漸產生一種奇怪的連結。大家雖並不認同主人公的犯罪，但能理解他的絕望。麥天樞建議，大家可以把《一個部門的誕生》和《黃金萬兩》對照觀賞。

麥沛東飾演的警察，在《一個部門的誕生》中，可以被視作這種連結的載體。他主動為角色加上「煙屎牙」的細節，讓這個看似能帶領大家突出重圍的人，從頭到尾都帶著點狼狽。「他一開頭貌似是一個有權力的人，想要操控一些東西，但其實最後最落魄的那個是他（此處不多劇透，留待大家入場觀賞）」，麥沛東說。他演的警察不是什麼大英雄，更像是一個同樣會犯錯、會慌張、會不知所措、為自己的處境所困的普通人。被角色吸引，麥沛東受到邀約便一口應允，甚至為了本片拍攝，推遲了自己的蜜月旅行。

同理是梁雍婷飾演的另一位「充大頭」警察：她會憑自以為是的經驗做出一些令手下難以理解、令觀眾爆笑連連的決策，而每一個人物自帶的真實魅力，都來自麥天樞的細緻準備：

「客服層面我問過做這一行的朋友，有些對白細節就來自於他們真實說過的話；Rachel（梁雍婷）演的警察那種充大頭的行為，在每個行業中都見過；苦主就更不用說了，我有個編劇前輩，知道我拍這套戲後，說自己也是苦主，當年直到那間收費電視台結業，他都沒能『Cut到台』」，他笑。

和麥沛東飾演的警察一樣，和「德仔」一起置身同一個空間的，都是一些大家日常中隨處可見、各有煩惱的普通人：做客服工作、面對刁難忍氣吞聲的打工仔，去趟樂園吃頓大餐就是大事的基層家庭母親和孩子、回到家面對四面墻的獨居老人、希望獲得肯定出條大新聞的記者……有血有肉的小人物群像在此匯聚，從互不相關到逐漸理解再到守望相助，也展現出一種溫暖的人性善意。當電視台外聚集的苦主隔空支持，似曾相識、令人淚目的場景，想必也能喚醒觀眾對過往真實事件的回憶。

至於德仔的結局，麥天樞坦言，直至拍攝過程中，他還一直在猶豫。「甚至想過空間大爆炸，全部人死掉，這種很荒謬的方法（笑）。」最終的結局，他形容是「平衡過各種想法之後，覺得是一個有味道的結尾」，希望能帶點唏噓，也能啟發思考。

從編劇到導演：崗位轉換的實踐

談到電影的視覺呈現，筆者對德仔身後的紅藍警燈效果印象深刻。警燈閃爍，與他內心的掙扎互相呼應，但麥天樞透露，這個鏡頭原本不在計劃之內，是攝影師司徒一雷在拍攝當天臨場決定的。

「很多鏡頭我都是交給司徒處理，如果沒有他，那個我喜歡的畫面不會存在。」麥天樞強調，電影語言、畫面感，很多靠美術和攝影團隊的功勞，自己作為編劇出身，這個過程是最陌生的，也是最需要學習的。

這種態度也延續到他對導演角色的理解。麥天樞雖然是首次擔起導筒，但過往因為《樹大招風》、《神探大戰》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編劇，他在業內已經打拼多年，也是編劇界響噹噹的人物。「很多人覺得做導演是最後一步，導演是最高創作目標。這種想法從法國新浪潮開始，慢慢變成一種觀念。但我覺得不完全應該這樣，甚至對行業來說並不健康。」麥天樞認為，導演只是崗位轉換，像保險經紀轉基金經紀，同樣是經紀，但服務不同客戶，需要不同技巧。

「如果所有人做完導演不回頭，其他崗位會缺人。如果我不再做編劇，就少一個編劇。每個崗位都重要，所以『自立門戶』這說法對我來說不成立。做導演不是終點，只是嘗試另一個崗位。」

他笑言，這次轉換讓他視野更闊，學到很多，但他仍然很喜歡文字創作，現在也幫韋家輝、劉浩良等其他導演寫劇本，日常更是保留著自己「原始人」的習慣，極少用社交平台、不太看短視頻，住在信號不好的山上，醉心於讀書和寫作。

不跳掣的前提，是不要做一個掣

訪問尾聲，話題回到了電影的出發點。

麥天樞坦言，本片靈感雖然來自香港的一件真事，根源是香港，但他不希望作品只停留在本地。「作為創作人，當然不只是想香港共鳴，一定希望接觸最多觀眾，甚至不只是華語地區。當然我也知道有困難——這部片中的口語對白很多，換成其他語言未必容易理解，但我希望找一些共通情緒。」

他說的共通情緒，就是「跳掣」帶來的失控。

「透過這部戲，我其實很想寫小人物。雖然德仔挾持人質是錯，但他的失控可以理解，而大家都會有失控時刻，都會做錯事，但可能也有值得同情的一面。你可能也曾經歷失控，或者有不愉快的經歷，所以能夠和他產生共鳴。」

他甚至把視野拉到更遠：「跳掣不是香港獨有的。講大一點，有些國際衝突，也是某種失控。例如以巴衝突，如果放在歷史框架裡看，都不是那麼簡單的事。如果只看單一事件，當然覺得衝進去的人全錯；但放在歷史角度，某程度也是另一種失控——當最後一根稻草壓下，大家選擇用極端方法處理情緒。如果這種情緒可以讓世界共鳴，那是創作者最希望達到的。」

麥沛東則從個人經驗出發，補充道：「孤獨很多時候是自己想出來的。身邊其實有朋友，有愛你的人，只是你不說，不求助，別人未必知道。打個電話，發個訊息，可能他就會出來，就會幫助你。」

導演認為，除了凸顯小人物的人性之光，影片最核心的提問其實是：「是否一定要關掉那個掣？是否可以做一個有感覺、有血有肉的人？關掣是最容易的方法，但會不會有另一種可能？」保持強烈的感知力或許會帶來失控，但人也是因此才會產生連結、會求助、會被接住。

《一個部門的誕生》6月18日正式在港上映，別錯過在大熒幕觀賞這部令人有笑有淚、貼地又貼心的作品的機會。

圖：橙新聞、寰宇影片

在荒謬體制下 做掣容易做人難？——專訪《一個部門的誕生》導演麥天樞、演員戴玉麒、謝咏欣 專訪

 在荒謬體制下 做掣容易做人難？——專訪《一個部門的誕生》導演麥天樞、演員戴玉麒、謝咏欣 專訪  | by   林懿秋  | 2026-06-18

「根本都Cut唔X到⋯⋯」只要是香港人，大概都對這句出自2009年「Cut唔到有線」網絡潮文的怒吼絕不陌生。那段充滿戾氣、無力與抓狂的通話紀錄，多年來被網民視為茶餘飯後的笑料，亦有不少苦主為之感到共鳴。5年後，這份荒謬卻走進現實，促成當年轟動全港，一宗關於終止有線電視服務而引發的持刀傷人事件。事隔十多年，再次回望此事，我們又會否明白涉事人為何會有該舉動？「看到新聞當刻，是覺得很好笑的。但笑完一輪後，發覺這件事隱含的東西比想像中多。最觸動我的並非持刀挾持這個極端行為，而是為何那位男士會突然『跳掣』（註1）？」麥天樞如是說，而這亦是他為何會拍出《一個部門的誕生》的原因。

滴水穿石才會突然「跳掣」

所謂「跳掣」，其實鮮少是一時衝動，更多是長時間因受到壓抑繼而爆發的行為。我們每天面對的壓力，樓價、工時、家庭、甚至只是搭地鐵時被人撞一下，都會不斷忍受，在心中積累不自知的壓力。

身為在香港這座高密度水泥叢林中求生的年輕世代，飾演「德仔」的戴王麒（Yuki）對這種臨界點有著切膚之痛：「我們生活在香港這個地方，地少人多，又這麼密集，彼此總會發生大大少少的衝突。」因此無論是網絡上沸沸揚揚的爭執影片，抑或日常通勤時遭遇的插隊者，那種隨時可能引爆某人的躁動，這是所有人都能夠共情的。

有別於過去在《樹大招風》還是《神探大戰》筆下那些地位顯赫或行事極端的「大人物」，麥天樞坦言《一》只是希望講述最普通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很容易在一些兜兜轉轉、反反覆覆，每日做著齒輪的事裡面，沒了自己。然後當某個情況時，突然失去心中最後一根稻草，最終便會『跳掣』。」

荒謬是日常生活的寫照

在這座冷酷的體制迷宮中，由謝咏欣（YoYo）飾演的新入職客服員Nita是尚未被體制所異化的角色。「我一開始收到劇本的時候，因為『Cut唔到台』就要拿槍去挾持人質，這件事會太荒謬呢？」然而，當她細讀劇本時，發現戲中有不同身份背景的人都希望能夠「Cut台」，「其中有一場戲是有位不懂電子產品的婆婆想『Cut台』，但礙於我是公司員工，即使很想協助卻不能，只能以『公司規矩就是這樣』來打發她。當你看到這一切是，便會發現其實這種荒謬正正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寫照。」

Yuki認為，德仔之所以在那一刻「跳掣」，主要源於他在追逐夢想的途中，犧牲了對家人的陪伴，這份內疚如無形枷鎖，比外在社會的傾軋更令人窒息。「在現實世界中，我們作為演員在行業打滾，其實都擺很多時間在自己身上，甚少將注意力放在家人身上，沒有機會見面，或者根本身邊的人都不太了解你想做甚麼。」因此，Yuki便將自身作為演員的迷惘與辛酸的角度來演繹德仔。「德仔那種比較內斂的、對屋企人的關懷，或者那種愛，未必會親口說出來，而這是德仔，還是我們都有所共鳴的。」戲中嫲嫲執意申請合約，不過是為了能看見螢幕上的兒子。這份隱忍無聲的愛，最終成為德仔心中最柔軟，卻也最致命的軟肋。

將文字化為具體畫面之難

從屢獲殊榮的編劇，到今次首次執導電影，麥天樞坦言可謂有相當大的挑戰。「我從少是希望成為作家，亦喜愛閱讀唐詩宋詞與《紅樓夢》、魯迅、老舍等經典文學，亦習慣用文字來建構一個故事，可說得上是不折不扣的『文字人』。」然而，擔任導演一職，卻要求他將文字轉化為極度具體的視覺畫面。

「以往擔任編劇時，我只需用劇情或者想法用文字說給導演，由導演再決定如何執行。文字表達得靚就夠了，但拍電影是完全另一回事。電影需要將具體的畫面呈現，是需要經過計算的東西再將他拍出來。」麥天樞以馬致遠的散曲小令《天淨沙·秋思》中「枯藤老樹昏鴉」一句為例，指出讀者讀到此句，便能在腦中浮現出一幅意境幽遠的畫面，「但導演必須具體決定那一根藤蔓的形狀、老樹的品種，甚至是烏鴉怎樣飛，一旦其中一個細節有所偏差，都可能毀滅整場戲的氛圍。」

麥天樞坦言自己並未受過將文字轉為具象化畫面的訓相關練，在籌備與拍攝過程中，幸得攝影師司徒與美術指導阿康這個「兄弟班」，將文字轉化為我們在戲中所看到的畫面。麥天樞提到令人窒息的客服中心，全賴阿康的巧思。除了滿足劇本的物理調度需求，空間的質感與色調皆由他一手鑄造。

「在電影後半段，當德仔與Happy TV老闆（謝君豪 飾）時，德仔的側面輪廓背後，閃爍著警車的紅藍光芒，其實並未出現在最初的分鏡筆記簿中，而是司徒憑藉敏銳的直覺自行抓拍到的。」麥天樞笑言。正因為兩人從旁協助，彌補麥天樞作為「文字人」在視覺想像上的短板，成就了電影中許多動人且記憶猶新的畫面。

「我唔想做粒掣」 但何以為人？

在電影起初，Nita與Ringo在公司天台訴說著工作煩惱之事時，Ringo給予她一粒掣，隨後說只要當自己是體制內的掣便能勝任這份工作。去到電影尾聲，Nita決定交還那掣給Ringo，並說出全戲極為重要的對白：「我唔想做一粒掣，想做返一個人。」

在此，「人」一字除具有沉重的份量外，亦引伸出一個重要命題——當身處於容易讓人被物化、被異化、甚至被當作「人肉盾牌」或「體制下的螺絲」的公司或社會結構中，我們應如何避免淪為一具具行屍走肉、體制下的「掣」？怎樣才算是一個真正的人呢？

麥天樞認為，人之為人的關鍵在於「感覺」。他觀察到，現代人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與精神創傷，往往會本能地捨棄自身感受，以麻木面對所有事情，正因為這種情感的自我閹割，看似讓我們能夠在殘酷的社會中自保，繼續存活下去，實際上卻只是把悲傷與憤怒深埋，最終導致像德仔那樣，在某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瞬間徹底失控爆發。

「我都希望可以藉由這部電影，喚醒觀眾直面並找回那些刻意磨平的感覺。縱使『我』現在活成了如起初Ringo那樣，因麻木而甘心成為體制下的螺絲，或者仍有機會找回未被異化的感覺與初心？想起自己不是一個要將所有感覺磨平才能生存的的小人物。」他看來，無論痛苦與否，擁有感覺，便是一個人存在的先決條件。

Yuki則認為人最重要的有著「信念」，他解釋信念未必須為宏大或崇高的理想，它可以是一種微小的堅持，是支撐一個人在荒謬世界中繼續前行的錨點。「當你沒有一個信念或者一個相信的事物，你就會毫無目的與目標，苟延殘喘般過著生活，失去所有感覺。當一個人沒有感覺，你只是一個機械人，而你就會迷失自己。」 尋找信念，就是尋找在體制中不被吞噬的自我定位。

至於Yoyo，則給出另一個答案「生活」。我們如何選擇生活，如何以不同的態度去面對日常的突發事件，最終塑造我們的命運與靈魂。「好像在戲中每一個人物，其實各人都有不同的生活，導致他們有著不同的狀態及反應。」因此，生活便是決定我們何以為人，亦展現出一個人最真實的輪廓。

致敬再致敬

回看電影的中文名，「一個部門的誕生」無疑是致敬「銀河映像」開山之作，由韋家輝執導、杜琪峯監製的《一個字頭的誕生》。麥天樞笑指，銀河映像對他的創作生涯影響深遠，無論是杜琪峯還是韋家輝，都給予了他無數的啟發與教導。「作為銀河映像的員工，當然會想致敬他們。剛好戲名可以命名成類似字句的名字，那可樂而不為呢？」

而英文片名「Dog Day Evening」，則致敬美國名導薛尼·盧密（Sidney Lumet）經典之作《黃金萬兩》（Dog Day Afternoon）。麥天樞直言自己在《一》的創作初期，將《黃金萬兩》的分場結構抄寫下來作為參考，以建構電影的場景調度。兩部電影主角同樣是小人物，同樣因為某種難以言說的壓力與動機，在一場荒誕的挾持事件中走向了失控的深淵。

麥天樞表示：「我覺得兩部戲中的主角情緒有著共通點，雖然Sonny Wortzik（《黃金萬兩》的主角）所承受的壓力與德仔不同，因為那是70年代，當時嬉皮士（Hippies）、平權各方面正在發生，當事人仍是一個並未出櫃的同志。但兩人最根源的都是好多壓力終於那一刻就爆了。」 這種跨越時代與地域的情感共鳴，讓《一個部門的誕生》在延續經典精神的同時，也刻下了屬於香港當下的時代烙印。

電影充滿著滿滿的官僚體制、制度的「冷暴力」所營造出來的荒謬感，其荒謬感已不再單單是令我們感到憤怒，反而是荒誕得只能以苦笑來面對。然而，電影找到本地Rapper Novel Fergus獻唱片尾曲〈最後係我企咗喺度〉，仿佛是藉由Hip-Hop其根本之精神，用Underground的視角批判社會不公的問題，以音樂呼應戲中底層小人物對抗官僚體制及荒謬的生活。

然而，麥天樞的回答出乎意料，他笑指自己是位「音盲」，生活上甚少聽及接觸音樂，所以起初並未刻意選擇用Hip-Hop作為片尾曲，亦不懂何謂Hip-Hop及其文化。「選擇與Novel Fergus合作純粹出於一個簡單的情意結，我希望這部香港電影能有一首廣東歌作為片尾曲。詢問熟悉音樂潮流的朋友有哪些好的香港歌手，他們便提到Novel Fergus。聽過他的歌及與他接觸後，彼此的理念十分契合，才決定合作。」這份未經計算的直覺，反倒成為這部充滿壓抑與憤怒的電影，留下令人回味且深思的註腳。

戲中最觸動觀眾內心的，也許不是德仔失控的一刻，而是我們竟然習慣這種荒謬，最終只能以「跳掣」的形式將所有壓力釋放，做出無可挽求的局面。日復一日在各種制度和規則裡轉，久而久之，連自己甚麼時候開始覺得「這樣就好了」都不知道。或許正如戲裡幾位角色所經歷的，重新找回一點感覺、或者守住某樣自己還相信的東西，並不容易。

但，如果連這些都放棄，那我們跟機器裡的一個掣，又有何分別呢？

注1：「跳掣」原為電線短路之意，在廣東話中則形容一個人突然情緒失控，猶如電掣突然斷開。

【習近平生日｜美參議院譴責習近平 黎智英仍被不公囚禁】追光者 Pulse HK

 

追光者 Pulse HK 

202060618

【習近平生日｜美參議院譴責習近平 黎智英仍被不公囚禁】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又再收到生日禮物。美國參議院一致同意譴責習近平欺詐、破壞和平與安全的前景，並且策劃反人類罪行。提出決議案的聯邦參議員斯科特，在國會發言時火力全開，除了直斥習近平是領導犯罪組織的「殘暴獨裁者」，嚴重威脅世界和平，還狂數中共歷來15宗罪，當中包括摧毀香港一國兩制，以及囚禁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

斯科特（Rick Scott）周二（16日）在社交平台表示，參議院通過他提出的決議案，「藉此為習近平慶生」，並強調「我們應以對待暴君的方式來對待習近平」。據他公開的會議片段顯示，他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的會議上，將中國共產黨形容為「對美國生活方式、世界和平與繁榮的最大威脅」，更明言「習近平憎恨美國、共產中國想摧毀美國」。

73歲的斯科特原本從事醫療企業管理，2011年當選佛州州長，2019年轉戰聯邦參議院並成功當選，同年9月香港反修例運動期間，他曾親身來港了解示威情況，並在社交平台發文聲援港人，「致勇敢的香港人：我們與你們同在。你們為自由而作出的抗爭，終將不會白費。」

｜「我的朋友黎智英仍在獄中」

在今次參議院發言期間，斯科特再次談及香港。他提到香港2020年6月實施《港區國安法》後的局勢轉變，並語帶憤慨地說：「六年過去了，他們至今仍然不公義地囚禁我的朋友黎智英」，他強調美國不會停止爭取黎智英重獲自由，承諾會繼續為其發聲。

斯科特其後狂數中共15宗罪，包括隱瞞新冠疫情、輸出芬太尼毒害美國人、貿易欺詐、操控匯率、盜取知識產權、排放有毒廢料、強迫簽署保密協議、新疆種族滅絕、強摘器官、西藏暴行、摧毀香港一國兩制、打壓意見不同的國家、軍機侵擾台灣、非法捕魚和扶植恐怖組織與獨裁政權。

中共對自己人狠毒，對外同樣不會手軟。斯科特透露，有中資企業去年蓄意將有毒廢料，直接倒落非洲贊比亞主要河流，污染500萬人的飲用水，摧毀1200萬人的生計，事後更威逼災民簽署保密協議，企圖用錢掩蓋真相。

斯科特批評，美國過去幾十年養虎為患，以為讓中國人喝可樂、開美國車，中國人就會擁抱民主，結果美國反而親手資助中共的軍事擴張，美國目前甚至仍透過證券市場，向中國企業投入超過一萬億美元資金，當中包括最近被列為解放軍相關企業的阿里巴巴等公司。

香港患了末期國安白血病 楊衛隆

 

楊衛隆

20260618

香港患了末期國安白血病

全球主要股市大升的時候，恒指獨憔悴，淪為股壇虧佬，無論怎樣做，長期扯不上去。

這樣的不舉，不是最近幾年才有。自從九七回歸之後就一直不舉至今。

恒指走勢明明白白地顯示香港經濟不行，港共當然知道。他們在維港四處擺放叮噹等動漫吹氣公仔，放煙花，搞盛事，結果盛事經濟不行，煙花經濟不行。港共官員被老美制裁，只能發展非洲、中東和中亞等落後地區市場。那樣的市場，去多少死多少，投資多少蝕多少。港共做得最成功的事情是中港融合，國安法治港。可惜，這兩件神功無助香港經濟發展。

香港背靠祖國，本來可以吃北水活下去。只是中共國經濟太差，沒有可以喝的北水。西洋那邊過不去，東洋也不行。走去落後國家做生意就更加不行。港共想到搞中共國人民到香港留學振興經濟。這個想法本來就不妥當。2026年的情況更糟。人工智能取代很多白領工作，連律師、工程師，廚房工和美術工等專業工作也被AI搶走飯碗。大學文憑的用處不大，香港再也不是國際大都會，中共國富人將子女送到香港留學，不如直接送去歐美。

將酒店改為學生宿舍本來就不是好主意，只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現在連這個下策也不管用。

港共官員的低能操作除了證明港英時代的殖民地管治優勝過港共管治，對經濟民生沒有甚麼好處。港英時期，香港有言論自由，不怕說錯話觸犯國安。中共沒有說香港的蘋果日報言論顛覆國家政權。為何不能讓港英時期的言論自由度維持下去? 加強國安法，越加越強，打擊面越來越大，最終變成國安白血病。

可能各位不知道白血病是甚麼。白血球殺死細菌、病毒和真菌; 製造抗體預防再度感染，並且清除體內廢物。白血球對健康極為重要，可是，白血球太多或者亂打一通，人就沒法活下去。國安法也是一樣，用它來維持國安，只能有限度使用。打擊面太大，權力太大，不論好醜，見一個殺一個，那就不是好事。完全清除反對聲音就是國安白血病。國安太嚴厲，香港太安全，外國人敬而達之，工商業，航運業和旅遊業受到重創。經濟搞不上去，只會掉下來，變成扶不上壁的爛泥。恒指衰成這個樣子，港共官員要好好地想想，再這樣下去，國安白血病去到末期，只有死路一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