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文青Artistic interview】
《我們不是什麼》是邱禮濤從影四十年來第一次自掏腰包，自資拍電影。單是這一點，電影就顯得跟過去幾年票房大收的《拆彈專家》份量不同。曾為行內無數大片商、監製執導的邱禮濤，答得直白：「過去那些大收的片，我絕大部份沒分紅的，我都只是一個打工仔。」
「而所謂自資，就不是一開始是這樣想的。」他坦白解釋：「在很多老闆來說，我是一個有賺錢能力的導演，所以過去幾十年我的慣性都是先找投資方，或者有老闆找我這樣。這部戲的最開始應該是，近年我拍了一堆動作片，到2024年中，突然間心裡就很強烈想拍一部會被人形容為香港電影的香港電影。」
原來在他眼中的香港電影，別人眼中不是。邱禮濤接著說：「你要怎樣well define一部香港電影？有些所謂合拍片，例如你問我《拆彈專家2》，在我來說那是港產片。但因為有倪妮，有內地演員，大家會認為是內地片。」他形容，當時有投資方找自己拍戲，他就表明今次想拍一部香港片：「最初談是OK的，然後到成了形，有了故事大綱，到劇本出來，便開始浮現很多憂慮，第一就是戲的內容，觀眾看不看，電影賣不賣到大陸。」
投資方覺得這筆生意有危險，是有偏鋒，「以我在這行做了幾十年，這些我心裡都很清楚，基本上就算不是零，也是99%賣不到，也上不了大陸的。」邱禮濤答道：「但我後來突然間心想，其實自己都夠錢拍，於是跟老闆說，不如下次有另一個題目，你覺得風險上、興趣上都OK，我再找你。這部我就自己做了。」
「又未去到砸爛豬仔錢罌的。人家可以砸1600萬買架跑車，但那架車不會有什麼回收的，我拍戲是有機會收回。」無懼市道蕭條，邱禮濤說得淡定：「買架跑車幾年就要換嘛，但拍一部電影，電影本身可以留下來，我當然希望這部電影成績好，那我會很開心。但它成績不好，我也不會很開心，也不至於要乞食。」
《我們不是什麼》最早接觸的主演人選是AK（江𤒹生），第二個就是譚耀文。同樣入行四十年，卻是譚耀文第一次做邱禮濤執導作品的主角。邱禮濤憶述，早年在內地拍戲，譚耀文則在隔壁拍戲，兩人一直相逢恨晚，近年又見他突然間主演了幾部作品《拼命三郎》、《今天應該很高興》，「今次都怕他沒有期，幸好最後都湊到時間。」
事實上，兩人早在三十年前合作過，譚耀文回想自己當時剛從歌手、電視台藝員初涉電影圈：「有幸認識Herman（邱禮濤）是《笨小孩》，當時他是主機Camera，我剛剛接觸電影圈，他就已經是一個很厲害的攝影指導。」
「來到今次拍攝，看著他做導演，帶領整個團隊，他在現場不只是一眼關七，是一眼關十四。他很快，你動哪一條毛他都知道，但快得來我覺得是很爽，很準確。」譚耀文自嘲，過去多年一直有看邱禮濤的作品。「看到他不斷有很多變化，其實我很想拍《拆彈專家》呀，之前我都在想，是否我推過他一部電影就沒有機會合作呢？」
「當然不會，你想多了。」邱說。
不過，今次《我們不是什麼》確是有點類似《拆彈專家》的變奏，譚耀文主演的角色亦很特別，不只是一個見盡生死、經驗老到的鑑證專家，角色背後藏著很多年輕往事，有憤怒的一面，亦有懦弱的時候。「其實以前都很想遇到這種角色，但可能在一些導演眼中，自己還未夠成熟，可能carry不到。」譚耀文不無感嘆：「結果這一等，自己都五十多歲了，還是沒有這個機會，自己以為會遇到right timing，一直遇不到。」
「在一個商業社會裡面，電影導演都有他們的計算，普遍會以一種類型或者是功能性去找角色，譬如覺得阿譚演慣《紮職》、《逃獄兄弟》那些很猛的角色，就可能千遍一律一直找他去做。」他特別感謝身邊的邱禮濤，讓他在千遍一律之中，遇到這一個與別不同、層次豐富的角色：「可能他感覺到現在是right timing，知道一個演員去到這個status、這個處境，他需要一個怎樣的角色。」
「給我的感覺是，有點回到陳嘉上當初第一次找我去做㩒釘華（《野獸刑警》）的時候。」譚耀文說。
電影本身取材自多年前內地發生的駭人血案，同樣是一次與別不同的真實改編，從內地背景搬來香港，換了時間、地點，牽扯的社會脈落亦有所轉變。邱禮濤解釋：「最大的轉變，我想是所謂創作上的思路。網絡上能找到關於這宗案件的資料其實不多。事實是怎麼也沒有人知道，但那個框架，那兩個年輕人是怎樣呢？它不是必須要發生在武漢的，它可以在別的地方，在曼谷、在紐約發生也行，到處都可以發生，但發生在別的地方，它就會有別的樣子。」
「當我們用兩句話去講這個故事，背後原因可能差不多，但當你講二十句說話，或者二百句說話，你就會發現到關於那個地方的東西。」他說。
比起近年邱禮濤執導的商業類型片，《我們不是什麼》似乎沒那麼直接，不止於三言兩句，將角色與情節之間的皺摺逐層攤開，在動作片、鑑證求真的基本元素以外，隱晦地藏著二百句話要說。
「但我以為這部戲要說的東西都很淺白，哈哈。」邱禮濤笑說，「尤其是我這樣的年紀，如果是讀完書二十多歲時，我當然想拍《黃土地》，想做寺山修司啦，但到了今天對世界的認知都不同了。我是想淺白的，當然能夠雅俗共賞最好，我喜歡看賈璋柯，很喜歡看王家衛，我也喜歡看Christopher Nolan，我也很希望世界上繼續有一班這樣的導演，但有時不用大家都成為同一個樣，所以我就做一個沒有協商的同謀，大家分工吧，我就是拍一些淺白的。」
「我不介意別人說我低手，總之我不要悶到你。有些東西不合你看，你不喜歡不要緊，淺白是我現在、或者我過去十年所追求的東西，我是要老百姓，我不是要那班高端觀眾、高級知識分子，如果他們喜歡，我當然開心，但他們不是我最主要的，你可以覺得我好功利，我不是為票房，我講人數，我是要觀眾明白，起碼對我來說，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有人說現在電影觀眾一年只看一部戲，還要只是看賀歲片。那如果剛好他盲舂舂是進來看到這一部《我們不是什麼》，我希望他明白。」
故事裡，說是門後藏詩，其實是開門見詩，而且是波蘭詩人Stanisław的名句。邱形容，在寫劇本的時候，就覺得這句話很能歸納主人公的心境。「它原句翻譯過來，應該是『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覺得自己有責任』。電影用的版本寫作『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其實來自2016年的《人民日報》。」他認為兩者有微妙的差異，「因為你說不負責任，你可能是沒有掉下來的那片雪花。但所謂無辜，就代表你在雪崩中，你是受災者，你都是掉下來的其中一片雪花，但作為victim就可以play down一點責任。」
說罷，他忽然反問：「電影中沒說得很明白。但你覺得門後面這兩句是誰寫的？」
除了Stanisław的詩，還借用了盧巧音二十年前的一首〈天佑我們〉，林夕填的詞：命運太爛，什麼亦不太順眼，隨他們如何害我，陪著你命便夠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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