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411
三個忠告，給七十九歲的你
三年前因倫理和法律問題而停止公映的《給十九歲的我》，近日參展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又激發新一輪爭議。死結非但沒有解開，反而演變成難看的「羅生門」：先是英華校方發聲明否認授權放映，隨後張婉婷團隊和發行人反駁稱，月前已跟校方討論參展事宜，校方未有反對。雙方各執一詞，大眾當然無從得悉真相，但至少有一件事非常鮮明：張婉婷公開說謊。
4月3日張婉婷回覆媒體說，參與烏甸尼影展的安排由發行人負責，她不清楚詳情；4月9日她卻發聲明自打嘴巴，說：「我和發行公司高先電影的代表Winnie Tsang，在今年初開始與學校商討，讓發行公司根據合約，安排《給》片參加意大利的遠東電影節。今年2月26日，我和 Winnie與校長及副校長見面，席間我們討論有關事宜，校長更著我們預備參加影展的預算，二人於席間都沒有提出反對。」
最初聲稱呢單嘢唔係我跟開，什麼都不知道，彷彿發行人自把自為，但過幾天卻自爆全程參與，這不是說謊是什麼？明知公開發言有紀錄也不老實，當年私下如何欺瞞自己的小師妹，應該不難想像吧。或許有人認為說謊沒關係，因為只要把謊言講百次，就總有人會相信——這未嘗不是實況，例如今天仍有很多人一口咬定，只要家長在2012年簽了校方的「紀錄片拍攝事宜同意書」，其中明言校方可以任何形式「放映、廣播、公開展示」紀錄片，那麼女生就無權反悔。
若實情真是這樣，三年前就根本不必停映了。不然你以為是張婉婷團隊害怕大眾譴責？記得當年已有媒體報道法律專業人士意見，如大律師何旳匡說，同意書不是合同，無論是家長簽署的允許公映的同意書，抑或學生十八歲後自己簽的同意書，當事人都有權隨時以書面形式撤回。清楚未？同意書並非合同，consent可隨時撤回。根據三年前的女生訪談，有幾位在成年後無奈簽署同意書，是因為她們一直蒙在鼓裏，搞不清自己的權利，誤以為反對也無用。後來她們漸漸明白遊戲規則，校方、張婉婷和片商就no cards了。
就是這樣簡單。
再說得直白一點也可以。這場令人厭煩的死唔斷氣《十九歲》風波，起源不是女生反口覆舌，想「玩死」校方和大導演。不，風波不息的原因，擺明就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她們只不過是幾個平凡女學生而已，怕什麼。急着為《給十九歲的我》抱不平的人，好像忘了三年前另一齣口碑載道的香港紀錄片，其實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但當時沒有「羅生門」，沒有聲明你來我往，而是在幾乎毫無爭議的情況下就落幕了。
以香港五十年代「娛樂大亨」歐德禮（Harry Odell）為主角的紀錄片《尚未完場》，2023年上映後好評如潮，但因為受限於資助條件，一開始就無法大規模公映，只能做非牟利放映，大大縮窄了觀眾群。這確實很可惜，但團隊跟資助者早有君子協定，當然沒有爭議。但最大的波折是片中亮相的張敬軒。在原先上映的版本中，張敬軒開放自己租住的薄扶林Alberose大宅（是歐德禮舊居）給紀錄片團隊拍攝，自己也上鏡受訪，讓歷史活現觀眾眼前，那一幕非常精彩。
但可惜的是，張敬軒那幕在後來的版本中被徹底刪掉了，團隊須重新剪接才能再次上映。原因？《尚》的團隊聲明是這樣寫的：「就電影部份內容知識產權往後的使用，由於製作團隊未能與有關方面達成共識，即將在戲院或海外放映的版本，內容將有所調整。縱然決定令人惋惜，兩位導演仍然感謝張敬軒先生及英皇娛樂過去的支持，也感激張敬軒先生當年招待了歐德禮後人一家，促成一個美麗的歷史相遇。」
「張敬軒先生及英皇娛樂過去的支持」，相信明眼人都看得出字裏行間的含意。既然本來「支持」了，怎麼又忽然撤回？官方聲明沒提的，我也不在這裏寫，只能說以我所知，「反口」的理由遠不及《十九歲》的女生那麼合情合理。但無論背後是什麼天方夜譚的理由，既然在「知識產權往後的使用」上不能達成共識，團隊就只有一個選擇：忍痛剪掉張敬軒，而不是衝出來呼天搶地說「套戲我哋拍咗五年，依家變『禁片』，浪費晒團隊嘅心血（下刪500字）」。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明明遇上同樣的危機，《尚未完場》和《給十九歲的我》卻有判若雲泥的結局——前者團隊還風度翩翩向收回consent的英皇致謝，而不是跟楊生說：「你開心返啲啦，我哋而家唔出張敬軒㗎啦。」《尚》的團隊已經示範了一次，張婉婷大導難道連抄功課也不懂？要解開《十九歲》這死結，根本有三個顯而易見的方法，但團隊卻一直躺平不做——也許是覺得不必做，反正對手又不是楊受成。
第一，是由張婉婷及其團隊成員親自聯絡那幾位反對公映的校友，包括阿聆、阿佘等，真心誠意求取共識，不要再迴避責任假手他人，以免又溝通不良上演「羅生門」。真正的共識，必以雙方完全清楚自己的權利作前提，而不是哄小孩般，叫人馬馬虎虎簽署「同意書」。片中女生現在都是廿六七歲的成年人了，正正經經簽一張有約束力的合同不就可以嗎？若她們簽了又反口，一切就法庭解決，無需公眾關心。
第二，假如有人堅決反對，談不攏，那就再剪一個新版好了。根據公開資料，2021年《給十九歲的我》完成製作，是從十二位主要受訪女生中，選取六人做主角的。也就是說，即使兩人反對上鏡，還有十個女生的片可供張大導發揮（前提當然是她們同意）。眾所周知，根據老闆意見或各種原因改劇本、補拍，一向是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家常便飯。做電影講究創意和技術，一套片剪多個版本並非什麼「不可能的任務」。
回顧香港電影史，「執生」不是張婉婷那代人最引以為傲的本領嗎？莫說像《尚未完場》般正式補拍，以填補張敬軒被剪掉的幾幕，即使像《風林火山》黃偉文的情況，連臉也可用AI換掉，可見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有你不想做。就算拍攝時沒劇本沒故事，或拍不完，爛尾了，只要你有本事，照樣可以從雜亂無章的片段中，剪出一部見得人的戲，最經典的港片例子，莫過於譚家明為王家衛剪的《東邪西毒》。可是現在你說，哎呀，一兩個女生反對上映，全片就要作廢，變「禁片」了——若非另一個欺騙大眾的謊言，那僅表示你專業能力有問題。
第三，拍攝團隊當然可以選擇不妥協，一格也不剪。若校方、發行人都確信沒有法律問題，那還等什麼呢？如果有法律問題，上不得，而張婉婷又堅持藝術理念，那就讓電影留在回憶中好了。我認識一些有原則的香港電影人，為了堅持理念，不向現實低頭，都寧願白白捨棄已花掉的心血，無怨無悔。人生在世，很多事本來就是徒勞無功的，年過古稀也悟不透，未免白活一場了。
導亦有道，以上三點忠告人人都懂，但有些人偏偏假裝不知道。讓我再說一遍，這場爭議之所以沒完沒了，並非因為事情有什麼曲折離奇之處，或拍攝團隊不幸遇上500年一見的怪獸，而是因為反對一方「只是」幾個普通人（之前還是少不更事的中學生），所以有人覺得可以偷雞過關。不妨靈魂拷問一下張婉婷團隊：若你的對手不是學生，而是楊生，你還會不會「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呢？解鈴還需繫鈴人，但繫鈴的不叫阿聆。
三年前因倫理和法律問題而停止公映的《給十九歲的我》，近日參展意大利烏甸尼遠東電影節，又激發新一輪爭議。死結非但沒有解開，反而演變成難看的「羅生門」：先是英華校方發聲明否認授權放映，隨後張婉婷團隊和發行人反駁稱，月前已跟校方討論參展事宜，校方未有反對。雙方各執一詞，大眾當然無從得悉真相，但至少有一件事非常鮮明：張婉婷公開說謊。
4月3日張婉婷回覆媒體說，參與烏甸尼影展的安排由發行人負責，她不清楚詳情；4月9日她卻發聲明自打嘴巴，說：「我和發行公司高先電影的代表Winnie Tsang，在今年初開始與學校商討，讓發行公司根據合約，安排《給》片參加意大利的遠東電影節。今年2月26日，我和 Winnie與校長及副校長見面，席間我們討論有關事宜，校長更著我們預備參加影展的預算，二人於席間都沒有提出反對。」
最初聲稱呢單嘢唔係我跟開，什麼都不知道，彷彿發行人自把自為，但過幾天卻自爆全程參與，這不是說謊是什麼？明知公開發言有紀錄也不老實，當年私下如何欺瞞自己的小師妹，應該不難想像吧。或許有人認為說謊沒關係，因為只要把謊言講百次，就總有人會相信——這未嘗不是實況，例如今天仍有很多人一口咬定，只要家長在2012年簽了校方的「紀錄片拍攝事宜同意書」，其中明言校方可以任何形式「放映、廣播、公開展示」紀錄片，那麼女生就無權反悔。
若實情真是這樣，三年前就根本不必停映了。不然你以為是張婉婷團隊害怕大眾譴責？記得當年已有媒體報道法律專業人士意見，如大律師何旳匡說，同意書不是合同，無論是家長簽署的允許公映的同意書，抑或學生十八歲後自己簽的同意書，當事人都有權隨時以書面形式撤回。清楚未？同意書並非合同，consent可隨時撤回。根據三年前的女生訪談，有幾位在成年後無奈簽署同意書，是因為她們一直蒙在鼓裏，搞不清自己的權利，誤以為反對也無用。後來她們漸漸明白遊戲規則，校方、張婉婷和片商就no cards了。
就是這樣簡單。
再說得直白一點也可以。這場令人厭煩的死唔斷氣《十九歲》風波，起源不是女生反口覆舌，想「玩死」校方和大導演。不，風波不息的原因，擺明就是一個很殘酷的事實：她們只不過是幾個平凡女學生而已，怕什麼。急着為《給十九歲的我》抱不平的人，好像忘了三年前另一齣口碑載道的香港紀錄片，其實也發生過類似的事。但當時沒有「羅生門」，沒有聲明你來我往，而是在幾乎毫無爭議的情況下就落幕了。
以香港五十年代「娛樂大亨」歐德禮（Harry Odell）為主角的紀錄片《尚未完場》，2023年上映後好評如潮，但因為受限於資助條件，一開始就無法大規模公映，只能做非牟利放映，大大縮窄了觀眾群。這確實很可惜，但團隊跟資助者早有君子協定，當然沒有爭議。但最大的波折是片中亮相的張敬軒。在原先上映的版本中，張敬軒開放自己租住的薄扶林Alberose大宅（是歐德禮舊居）給紀錄片團隊拍攝，自己也上鏡受訪，讓歷史活現觀眾眼前，那一幕非常精彩。
但可惜的是，張敬軒那幕在後來的版本中被徹底刪掉了，團隊須重新剪接才能再次上映。原因？《尚》的團隊聲明是這樣寫的：「就電影部份內容知識產權往後的使用，由於製作團隊未能與有關方面達成共識，即將在戲院或海外放映的版本，內容將有所調整。縱然決定令人惋惜，兩位導演仍然感謝張敬軒先生及英皇娛樂過去的支持，也感激張敬軒先生當年招待了歐德禮後人一家，促成一個美麗的歷史相遇。」
「張敬軒先生及英皇娛樂過去的支持」，相信明眼人都看得出字裏行間的含意。既然本來「支持」了，怎麼又忽然撤回？官方聲明沒提的，我也不在這裏寫，只能說以我所知，「反口」的理由遠不及《十九歲》的女生那麼合情合理。但無論背後是什麼天方夜譚的理由，既然在「知識產權往後的使用」上不能達成共識，團隊就只有一個選擇：忍痛剪掉張敬軒，而不是衝出來呼天搶地說「套戲我哋拍咗五年，依家變『禁片』，浪費晒團隊嘅心血（下刪500字）」。
沒有比較就沒有傷害，明明遇上同樣的危機，《尚未完場》和《給十九歲的我》卻有判若雲泥的結局——前者團隊還風度翩翩向收回consent的英皇致謝，而不是跟楊生說：「你開心返啲啦，我哋而家唔出張敬軒㗎啦。」《尚》的團隊已經示範了一次，張婉婷大導難道連抄功課也不懂？要解開《十九歲》這死結，根本有三個顯而易見的方法，但團隊卻一直躺平不做——也許是覺得不必做，反正對手又不是楊受成。
第一，是由張婉婷及其團隊成員親自聯絡那幾位反對公映的校友，包括阿聆、阿佘等，真心誠意求取共識，不要再迴避責任假手他人，以免又溝通不良上演「羅生門」。真正的共識，必以雙方完全清楚自己的權利作前提，而不是哄小孩般，叫人馬馬虎虎簽署「同意書」。片中女生現在都是廿六七歲的成年人了，正正經經簽一張有約束力的合同不就可以嗎？若她們簽了又反口，一切就法庭解決，無需公眾關心。
第二，假如有人堅決反對，談不攏，那就再剪一個新版好了。根據公開資料，2021年《給十九歲的我》完成製作，是從十二位主要受訪女生中，選取六人做主角的。也就是說，即使兩人反對上鏡，還有十個女生的片可供張大導發揮（前提當然是她們同意）。眾所周知，根據老闆意見或各種原因改劇本、補拍，一向是香港電影工作者的家常便飯。做電影講究創意和技術，一套片剪多個版本並非什麼「不可能的任務」。
回顧香港電影史，「執生」不是張婉婷那代人最引以為傲的本領嗎？莫說像《尚未完場》般正式補拍，以填補張敬軒被剪掉的幾幕，即使像《風林火山》黃偉文的情況，連臉也可用AI換掉，可見沒有做不到的事，只有你不想做。就算拍攝時沒劇本沒故事，或拍不完，爛尾了，只要你有本事，照樣可以從雜亂無章的片段中，剪出一部見得人的戲，最經典的港片例子，莫過於譚家明為王家衛剪的《東邪西毒》。可是現在你說，哎呀，一兩個女生反對上映，全片就要作廢，變「禁片」了——若非另一個欺騙大眾的謊言，那僅表示你專業能力有問題。
第三，拍攝團隊當然可以選擇不妥協，一格也不剪。若校方、發行人都確信沒有法律問題，那還等什麼呢？如果有法律問題，上不得，而張婉婷又堅持藝術理念，那就讓電影留在回憶中好了。我認識一些有原則的香港電影人，為了堅持理念，不向現實低頭，都寧願白白捨棄已花掉的心血，無怨無悔。人生在世，很多事本來就是徒勞無功的，年過古稀也悟不透，未免白活一場了。
導亦有道，以上三點忠告人人都懂，但有些人偏偏假裝不知道。讓我再說一遍，這場爭議之所以沒完沒了，並非因為事情有什麼曲折離奇之處，或拍攝團隊不幸遇上500年一見的怪獸，而是因為反對一方「只是」幾個普通人（之前還是少不更事的中學生），所以有人覺得可以偷雞過關。不妨靈魂拷問一下張婉婷團隊：若你的對手不是學生，而是楊生，你還會不會「拍咗先算、剪咗先算、上咗先算」呢？解鈴還需繫鈴人，但繫鈴的不叫阿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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