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荒謬體制下 做掣容易做人難？——專訪《一個部門的誕生》導演麥天樞、演員戴玉麒、謝咏欣 專訪

 在荒謬體制下 做掣容易做人難？——專訪《一個部門的誕生》導演麥天樞、演員戴玉麒、謝咏欣 專訪  | by   林懿秋  | 2026-06-18

「根本都Cut唔X到⋯⋯」只要是香港人，大概都對這句出自2009年「Cut唔到有線」網絡潮文的怒吼絕不陌生。那段充滿戾氣、無力與抓狂的通話紀錄，多年來被網民視為茶餘飯後的笑料，亦有不少苦主為之感到共鳴。5年後，這份荒謬卻走進現實，促成當年轟動全港，一宗關於終止有線電視服務而引發的持刀傷人事件。事隔十多年，再次回望此事，我們又會否明白涉事人為何會有該舉動？「看到新聞當刻，是覺得很好笑的。但笑完一輪後，發覺這件事隱含的東西比想像中多。最觸動我的並非持刀挾持這個極端行為，而是為何那位男士會突然『跳掣』（註1）？」麥天樞如是說，而這亦是他為何會拍出《一個部門的誕生》的原因。

滴水穿石才會突然「跳掣」

所謂「跳掣」，其實鮮少是一時衝動，更多是長時間因受到壓抑繼而爆發的行為。我們每天面對的壓力，樓價、工時、家庭、甚至只是搭地鐵時被人撞一下，都會不斷忍受，在心中積累不自知的壓力。

身為在香港這座高密度水泥叢林中求生的年輕世代，飾演「德仔」的戴王麒（Yuki）對這種臨界點有著切膚之痛：「我們生活在香港這個地方，地少人多，又這麼密集，彼此總會發生大大少少的衝突。」因此無論是網絡上沸沸揚揚的爭執影片，抑或日常通勤時遭遇的插隊者，那種隨時可能引爆某人的躁動，這是所有人都能夠共情的。

有別於過去在《樹大招風》還是《神探大戰》筆下那些地位顯赫或行事極端的「大人物」，麥天樞坦言《一》只是希望講述最普通的小人物。這些小人物很容易在一些兜兜轉轉、反反覆覆，每日做著齒輪的事裡面，沒了自己。然後當某個情況時，突然失去心中最後一根稻草，最終便會『跳掣』。」

荒謬是日常生活的寫照

在這座冷酷的體制迷宮中，由謝咏欣（YoYo）飾演的新入職客服員Nita是尚未被體制所異化的角色。「我一開始收到劇本的時候，因為『Cut唔到台』就要拿槍去挾持人質，這件事會太荒謬呢？」然而，當她細讀劇本時，發現戲中有不同身份背景的人都希望能夠「Cut台」，「其中有一場戲是有位不懂電子產品的婆婆想『Cut台』，但礙於我是公司員工，即使很想協助卻不能，只能以『公司規矩就是這樣』來打發她。當你看到這一切是，便會發現其實這種荒謬正正是我們日常生活的寫照。」

Yuki認為，德仔之所以在那一刻「跳掣」，主要源於他在追逐夢想的途中，犧牲了對家人的陪伴，這份內疚如無形枷鎖，比外在社會的傾軋更令人窒息。「在現實世界中，我們作為演員在行業打滾，其實都擺很多時間在自己身上，甚少將注意力放在家人身上，沒有機會見面，或者根本身邊的人都不太了解你想做甚麼。」因此，Yuki便將自身作為演員的迷惘與辛酸的角度來演繹德仔。「德仔那種比較內斂的、對屋企人的關懷，或者那種愛，未必會親口說出來，而這是德仔，還是我們都有所共鳴的。」戲中嫲嫲執意申請合約，不過是為了能看見螢幕上的兒子。這份隱忍無聲的愛，最終成為德仔心中最柔軟，卻也最致命的軟肋。

將文字化為具體畫面之難

從屢獲殊榮的編劇，到今次首次執導電影，麥天樞坦言可謂有相當大的挑戰。「我從少是希望成為作家，亦喜愛閱讀唐詩宋詞與《紅樓夢》、魯迅、老舍等經典文學，亦習慣用文字來建構一個故事，可說得上是不折不扣的『文字人』。」然而，擔任導演一職，卻要求他將文字轉化為極度具體的視覺畫面。

「以往擔任編劇時，我只需用劇情或者想法用文字說給導演，由導演再決定如何執行。文字表達得靚就夠了，但拍電影是完全另一回事。電影需要將具體的畫面呈現，是需要經過計算的東西再將他拍出來。」麥天樞以馬致遠的散曲小令《天淨沙·秋思》中「枯藤老樹昏鴉」一句為例，指出讀者讀到此句，便能在腦中浮現出一幅意境幽遠的畫面，「但導演必須具體決定那一根藤蔓的形狀、老樹的品種，甚至是烏鴉怎樣飛，一旦其中一個細節有所偏差，都可能毀滅整場戲的氛圍。」

麥天樞坦言自己並未受過將文字轉為具象化畫面的訓相關練，在籌備與拍攝過程中，幸得攝影師司徒與美術指導阿康這個「兄弟班」，將文字轉化為我們在戲中所看到的畫面。麥天樞提到令人窒息的客服中心，全賴阿康的巧思。除了滿足劇本的物理調度需求，空間的質感與色調皆由他一手鑄造。

「在電影後半段，當德仔與Happy TV老闆（謝君豪 飾）時，德仔的側面輪廓背後，閃爍著警車的紅藍光芒，其實並未出現在最初的分鏡筆記簿中，而是司徒憑藉敏銳的直覺自行抓拍到的。」麥天樞笑言。正因為兩人從旁協助，彌補麥天樞作為「文字人」在視覺想像上的短板，成就了電影中許多動人且記憶猶新的畫面。

「我唔想做粒掣」 但何以為人？

在電影起初，Nita與Ringo在公司天台訴說著工作煩惱之事時，Ringo給予她一粒掣，隨後說只要當自己是體制內的掣便能勝任這份工作。去到電影尾聲，Nita決定交還那掣給Ringo，並說出全戲極為重要的對白：「我唔想做一粒掣，想做返一個人。」

在此，「人」一字除具有沉重的份量外，亦引伸出一個重要命題——當身處於容易讓人被物化、被異化、甚至被當作「人肉盾牌」或「體制下的螺絲」的公司或社會結構中，我們應如何避免淪為一具具行屍走肉、體制下的「掣」？怎樣才算是一個真正的人呢？

麥天樞認為，人之為人的關鍵在於「感覺」。他觀察到，現代人面對巨大的生活壓力與精神創傷，往往會本能地捨棄自身感受，以麻木面對所有事情，正因為這種情感的自我閹割，看似讓我們能夠在殘酷的社會中自保，繼續存活下去，實際上卻只是把悲傷與憤怒深埋，最終導致像德仔那樣，在某一個看似無關緊要的瞬間徹底失控爆發。

「我都希望可以藉由這部電影，喚醒觀眾直面並找回那些刻意磨平的感覺。縱使『我』現在活成了如起初Ringo那樣，因麻木而甘心成為體制下的螺絲，或者仍有機會找回未被異化的感覺與初心？想起自己不是一個要將所有感覺磨平才能生存的的小人物。」他看來，無論痛苦與否，擁有感覺，便是一個人存在的先決條件。

Yuki則認為人最重要的有著「信念」，他解釋信念未必須為宏大或崇高的理想，它可以是一種微小的堅持，是支撐一個人在荒謬世界中繼續前行的錨點。「當你沒有一個信念或者一個相信的事物，你就會毫無目的與目標，苟延殘喘般過著生活，失去所有感覺。當一個人沒有感覺，你只是一個機械人，而你就會迷失自己。」 尋找信念，就是尋找在體制中不被吞噬的自我定位。

至於Yoyo，則給出另一個答案「生活」。我們如何選擇生活，如何以不同的態度去面對日常的突發事件，最終塑造我們的命運與靈魂。「好像在戲中每一個人物，其實各人都有不同的生活，導致他們有著不同的狀態及反應。」因此，生活便是決定我們何以為人，亦展現出一個人最真實的輪廓。

致敬再致敬

回看電影的中文名，「一個部門的誕生」無疑是致敬「銀河映像」開山之作，由韋家輝執導、杜琪峯監製的《一個字頭的誕生》。麥天樞笑指，銀河映像對他的創作生涯影響深遠，無論是杜琪峯還是韋家輝，都給予了他無數的啟發與教導。「作為銀河映像的員工，當然會想致敬他們。剛好戲名可以命名成類似字句的名字，那可樂而不為呢？」

而英文片名「Dog Day Evening」，則致敬美國名導薛尼·盧密（Sidney Lumet）經典之作《黃金萬兩》（Dog Day Afternoon）。麥天樞直言自己在《一》的創作初期，將《黃金萬兩》的分場結構抄寫下來作為參考，以建構電影的場景調度。兩部電影主角同樣是小人物，同樣因為某種難以言說的壓力與動機，在一場荒誕的挾持事件中走向了失控的深淵。

麥天樞表示：「我覺得兩部戲中的主角情緒有著共通點，雖然Sonny Wortzik（《黃金萬兩》的主角）所承受的壓力與德仔不同，因為那是70年代，當時嬉皮士（Hippies）、平權各方面正在發生，當事人仍是一個並未出櫃的同志。但兩人最根源的都是好多壓力終於那一刻就爆了。」 這種跨越時代與地域的情感共鳴，讓《一個部門的誕生》在延續經典精神的同時，也刻下了屬於香港當下的時代烙印。

電影充滿著滿滿的官僚體制、制度的「冷暴力」所營造出來的荒謬感，其荒謬感已不再單單是令我們感到憤怒，反而是荒誕得只能以苦笑來面對。然而，電影找到本地Rapper Novel Fergus獻唱片尾曲〈最後係我企咗喺度〉，仿佛是藉由Hip-Hop其根本之精神，用Underground的視角批判社會不公的問題，以音樂呼應戲中底層小人物對抗官僚體制及荒謬的生活。

然而，麥天樞的回答出乎意料，他笑指自己是位「音盲」，生活上甚少聽及接觸音樂，所以起初並未刻意選擇用Hip-Hop作為片尾曲，亦不懂何謂Hip-Hop及其文化。「選擇與Novel Fergus合作純粹出於一個簡單的情意結，我希望這部香港電影能有一首廣東歌作為片尾曲。詢問熟悉音樂潮流的朋友有哪些好的香港歌手，他們便提到Novel Fergus。聽過他的歌及與他接觸後，彼此的理念十分契合，才決定合作。」這份未經計算的直覺，反倒成為這部充滿壓抑與憤怒的電影，留下令人回味且深思的註腳。

戲中最觸動觀眾內心的，也許不是德仔失控的一刻，而是我們竟然習慣這種荒謬，最終只能以「跳掣」的形式將所有壓力釋放，做出無可挽求的局面。日復一日在各種制度和規則裡轉，久而久之，連自己甚麼時候開始覺得「這樣就好了」都不知道。或許正如戲裡幾位角色所經歷的，重新找回一點感覺、或者守住某樣自己還相信的東西，並不容易。

但，如果連這些都放棄，那我們跟機器裡的一個掣，又有何分別呢？

注1：「跳掣」原為電線短路之意，在廣東話中則形容一個人突然情緒失控，猶如電掣突然斷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