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甄評論】
東京奧運期間，中國網民頻頻出征，民族大義四處招搖。奧運過後，近年主在大陸發展的香港藝人胡杏兒就被盯上，一句 「I have been working in China」 的IG發文，竟被理解為港獨而遭到痛斥。
胡杏兒只不過說出事實，為甚麼也犯禁？難道明明在中國工作，也要避而不談嗎？難道中國人說及自己國家就只有「祖國」一詞，但這不也太貧乏了嗎？當然，網民出征本質就是霸凌，不會說理。《路透社》發出一幀舉重選手侯志慧比賽時正在發力的照片，也被中國駐斯里蘭卡大使館指為「無恥」，那麼，台灣藝人小S因挺台灣選手為「國手」即被指為台獨，以中國網民的思考水平來說，的確並不稀奇。
與其說是過於敏感或「玻璃心作祟」，不如說是「霸凌成癮」。在普及應用社交媒體的世代，上線留言成本極低，帖文可經轉發倍大，一犬吠形百犬吠聲，回音效應便尤其響亮。網紅、KOL那些當然都在求財，小粉紅們能夠博得迴響，哪怕只是一陣子，也會其樂無窮。
只要披一件民族主義的外衣，發言怎樣無的放矢，怎樣譁眾取寵，即使在實名制下，也不必負任何責任。一般人只要稍具理性，都會看出那種留言動輒指人辱華，其實只在自取其辱。問題是，這種矛頭向外，挑動仇恨的亢奮情緒，正是極權統治者最需要、最想人民養成的意識形態。
政治哲學家鄂蘭（Hannah Arendt）當然不會預見互聯網的使用生態，但她關於極權社會下人民和極權統治者的關係，卻能夠切中廿一世紀網民出征的心理。在《極權主義的起源》中，鄂蘭這樣分析：「……完全的忠誠——這是極權統治的心理基礎。這類忠誠只能產生自完全孤立的，他們沒有其他的社會聯繫，例如家庭、朋友、同志，或者只是熟人。忠誠使他們感覺到，只有當他屬於一個運動，他在政黨中是一個成員，他在世界上才能有一個位置。」
向政權完全忠誠，不容其他效忠對象，可謂極權管治的理想社會關係，即使一時做不到，其他的家庭、朋友之間的聯繫，也要壓縮至最小。文化大革命期間，駭人聽聞的對親人的政治批鬥，固然有被逼迫的，但恐怕不少是出於面向中共的忠誠，要通過批鬥找到自己存在的一個位置。最近中共公布「雙減」政策打擊私人補習，就有現讀大學生舉報以前給自己補習的老師，既然置師生情誼於不顧，一買一賣只屬你情我願就更不必提了。
親人、老師也可批鬥、舉報，那麼打打咀炮，霸凌藝人乃至運動選手，也不過是小菜一碟。這種國民身份認同，正是愛國主義教育的成果：「沒有國，哪有家」「以孝移忠」等等，不正是遏抑家庭，鞏固極權嗎？可悲的是，受到打壓的當然不只是家庭、朋友、教會等社會聯繫，不要說獨立、批判的想法了，即就是基本的說理思維，也得讓路給完全忠誠，否則，像網民出征那樣不堪一提的可笑又可恥的言論，又怎能一呼百應？鄂蘭在《平凡的邪惡》中述及的「沒有思想」（Thoughtlessness），正好說明了中國出征網民的心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