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0802
開明的明光社
明光社總幹事蔡志森日前發表〈「法治」社會的莫須有罪名？〉，為那些被国安警登門搜查的獨立書店仗義執言，令不少人大感意外。蔡志森說，閱讀不同立場的書籍能培養批判思考，無論是個人或社會，只有接受批評及勇於改過，才能不斷進步。
蔡還引述鄧小平名言「共產黨是罵不倒的」，指言論自由是香港制度底線，市民不該因為擁有未經法庭裁定違法的書刊而擔驚受怕，執法者若認定某些書觸犯法例，理應公開禁書名單及犯禁理由，並交由法庭裁決，而非自行定奪，以「莫須有」罪名打壓異見人士，令書商甚至市民人人自危。
明光社向來保守，一直反對同性婚姻、婚前性行為等，是鼎鼎大名的古老石山。可時移世易，當尖銳的批評消失了，即使只是對政權提幾句溫和意見，就已經顯得無比「開明」。時光倒流十幾年，誰想到明光社竟站得這麼前？如果言論自由是支球隊，今日香港就只剩下孤伶伶的守門員，硬着頭皮當前鋒。
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昨天受訪，疑似回應明光社。簡表示，若書店負責人對書籍內容有顧慮，最簡單是不發售，或出售前自行閱讀——這個簡單的「專業建議」讓我想起早前元朗茶飲店被潑漆，警方建議若不想再受恐嚇，最好盡快結業。簡拒絕回應店家存疑的書籍可交予哪個政府部門審視，又指書店若經營不善結業，不應歸咎警方，否則是「妖魔化警務工作」。
簡啟恩當然反駁不到明光社，甚至引發出更多質疑。蔡志森的核心批評，是書籍內容犯法標準含糊，大眾無所適從，該由法庭裁決釐清。現在簡啟恩將個波拋回給如墮霧中的市民和書商，根本是卸責。試想一下，若你真心相信香港還有言論自由、「基本法」依然保障人權，那麼根據常識，本來就沒有書是不能賣的，店家又何需「顧慮」和自行審查？
若書籍必須審查，也理應「讓專業的來」，而非由看不懂「国安法」奧妙的市民盲人摸象。在中国大陸，什麼書能夠出版發行，至少有「出版管理條例」可依，第25條就列出出版物不得包含的十項內容，如「危害国家統一」、「宣揚邪教迷信」等，書籍出版前還必須「三審三校」。
至於從境外進口的書籍，大陸也有「海關進出境印刷品及音像製品監管辦法」，當中第4條明文列出十二項違禁內容，某程度上算是「資訊透明」。香港呢？居然一來就出動「国安法」的「煽動意圖」罪對付書店店員，簡直是用火箭炮射兔子，也顯然是一種「泛化国安」的手段。
中国大陸擺明車馬審查書籍，書未印出，「違法」內容已被過濾殆盡。香港在所謂「一国兩制」下，則奉行「先出版，後追責」的普通法原則：書商無需送檢，只在觸犯淫褻、誹謗等既有法律時才負刑責。然而「国安法」立法後，「煽動意圖」定義闊過大西洋，執法者又可以拘捕書店人員而不解釋具體原因，實質效果等於「事後追責，事前恐嚇」，比大陸的明文規定更難捉摸，也加倍粗暴。
書店若因經營不善而結業，當然不能歸咎警方，但現實是書店被「事後追責，事前恐嚇」的執法者弄得雞犬不寧，才無奈選擇關門，像屹立旺角五十年的田園書屋。明光社的文章已一針見血指出問題，簡啟恩昨天所說的話，卻完全迴避了批評的重點，如蔡志森這句：「所謂真金不怕洪爐火，若果被人批評幾句也擔心會因此而啞口無言、甚至倒台而要禁止的，恐怕本身亦已有很大的問題，甚至可能是作賊心虛」。
這讓我想起另一位基督徒的警句，不妨以此作結。十七世紀英國詩人彌爾頓（John Milton）是清教徒，他在《論出版自由（Areopagitica）》大力反對出版審查條例，當中有幾句話遙遙呼應蔡志森：
“Let her and Falsehood grapple; who ever knew Truth put to the worse, in a free and open encounter? Her confuting is the best and surest suppressing.”
大意是：「讓真理跟謬誤搏鬥吧。在自由而公開的較量中，誰曾見過真理落敗？駁倒謬誤，才是對它最有力的禁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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