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救大陸論，可以休矣--回盧峯先生(盧斯達)

香港救大陸論，可以休矣--回盧峯先生

盧峯先生執筆的蘋果社論，登高一呼，為大陸走私賊說項，理由是「自由買賣、自由市場」，還把全世界的遊客也拉落水，既然「美國旅客可以到鴨寮街或廟街買入大量廉價電子產品，日本旅客可以在廣東道購買玉器，東南亞及印度旅客可以在珠寶金行買入大量金飾手錶」，那麼大陸人大量買奶粉，都沒有問題啦。這種邏輯，我真的不明白。市民大聲疾呼良久、評論人講了很多道理，都似乎是對空氣說話。電子產品、玉器、手錶，是消費品、是奢侈品；奶粉卻是嬰兒的唯一食糧，是必需品！

自由市場，不是連必需品都可以炒賣、囤積，令本地人連基本的生存權利也受到威脅！如此簡單的道理，為何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如此的自由市場，不過是空洞的圖騰而已。盧峯先生的自由市場論，有考慮到香港這個彈丸之地的承受能力嗎？要一個如此細小的市場，去照顧大陸所有中產以及權貴的孩子的奶粉供給，合理嗎？奢侈品買賣和食品供給，是完全不同的東西，不能用一套準則。難道空殼一般的自由市場原則，比本地嬰兒的生命更加重要？在自由市場的大旗幟之下，是不是要犧牲本地人的權益？

香港每天都在流血。在上水、在粉嶺、在沙田，現在到市區，街上滿佈憂心奶粉供應的父母。盧峯先生左一句「內地居民其實也是受害者」、右一句「自由市場」上天下海，卻是雲淡風輕。不只邏輯混亂，更是不近人情。大陸客不成比例地擾亂公眾、運輸、經濟秩序，去跟街上的市民說吧，看他們認為盧峯先生的道理說不說得過去。

我更加不了解，盧峯先生為何千方百計為這種罪狀滔天的大陸客說項，甚至拋出「內地居民其實也是受害者」這個論調。中國十三億人，大國崛起，全球ＧＤＰ第二，他們竟然連正常奶粉都生產不了。顧好大陸人的生計生存，是大陸政府的責任，不是香港人的義務！大陸奶粉盡是三聚氰胺，是他們的事。問題不是中國和香港人同根與否，而是香港嬰兒不應被犧牲，去拯救一個十三億大國的無量嬰兒！這是本末的問題，是杯水車薪的問題。大陸人慘的，不只是奶粉，還有食油、食米、食水等等，那麼明天他們要來搶購泰國米，香港是不是要搞食米配給？

奶粉只是其中一環，問題是中國正在向香港輸出無始無終的民生問題！香港救大陸論，可以休矣。一退讓，香港人就淪為二等公民，死無葬身之地！無路可走的市民訴諸直接行動，在港府一味包庇中國水貨利益集團而不敢行動的情況之下，是唯一辦法！

還望貴報貴筆，能從自由市場的光潔神壇走下來，回到現實，與受苦大眾走在一起，真正為民喉舌！
盧斯達無待堂博客

不是水貨而是走私奶粉(林忌)

不是水貨而是走私奶粉

困擾香港的奶粉荒，被親政府者美其名為「水貨奶粉」，令大眾被誤導以為這是香港許多水貨之一種，大家應該包容水貨。實情卻絕非如此。
水貨之本義，指來源不是經過本港的總代理即屬水貨；而且，大陸人想買奶粉，為甚麼不直接從外國的貨源訂購，而要用香港的批發與零售貨，甚至讓帶貨過關的走私客食價呢？答案就是要逃避中國海關的關稅，以及轉售貨品的增值稅，貨品買賣差價的百分之十七。簡而言之，走私奶粉本質和以往的走私電器、電子零件，或走私煙酒本質一樣，即屬龐大走私集團所操控的犯罪活動，其受害者除了香港以至世界各地買不到奶粉的媽媽，更影響中國政府的稅收，相關的龐大利益，全進了犯罪集團的私人口袋。
走私活動的本質一樣，變的只是犯罪手法，例如電器及電子零件香港是完全免稅，可是早在八、九十年代，香港海關即大規模打擊這些走私電器到大陸的活動，記得當年香港水警與走私快艇「大飛」的追逐戰，更成為了多部電影的橋段，證明政府認真想執法，非不能也，實不為也。
香港放輕手腳，大陸更是官賊勾結中門大開，目前大陸海關對旅客隨身帶奶粉過境，實有嚴格規定，每名旅客只限帶四至六罐自用的奶粉過關，可是今日隨便可見走私客明目張膽，帶幾十箱奶粉過關如入無人之境，大陸關員視而不見，由此可見這是嚴重的貪污腐敗行為；加上如此巨量的貨源如何散貨，如何建立銷售網，如何既可以逃稅又不為官員所扣查拘捕？不說自明的是走私集團行為，必得到貪污腐敗的大陸官員所包庇。包庇走私奶粉，實為包庇犯罪集團以至大陸政府官員的貪污腐敗，可悲的是今日香港傳媒已經沒有餘力去揭露這些不法勾當，甚至反過來罵抗議走私的市民「不包容」。
毒奶粉影響全球，如採右派經濟的建議，必要求中國政府取消奶粉關稅；如採取左派經濟的建議，則必為立法加強監管走私，如香港法例第六十章的《進出口條例》第三十一條，即有規定特首以及行政會議可通過限制某些貨品─如奶粉的出口；要進一步打擊走私，更可以修改此法律條文限制旅客的隨身行李，或以香港法例二百九十六章《儲備商品條例》，有如對食米般去確保本地奶粉供應。
特區政府甚麼都不做，甚麼都不敢做，原因就是目前政府已經墮落到好像七十年代成立廉政公署之前般，凡事「顧全大陸」─凡與中共官員的貪污腐敗有關，都一律視而不見，甚至反過來開動政府宣傳機器，去抹黑正義的市民，作風之敗壞，令人質疑這才是殖民政府─中共的殖民政府。

林忌

譯名之爭(陶傑)

譯名之爭(陶傑)

戲曲，兩字，音譯為Xiqu，英語世界的人無法發音，莫名其妙，是失敗的名稱。
譬如功夫，叫做Kung Fu，一叫就在西方流行了，因為音節鏗鏘。大陸後來再出口一個花樣，叫Wushu，就不行了。Kung Fu壟斷了語言霸權，因為有李小龍，然後又有大衛卡列甸的劇集。有這樣的Marketing，名字很快上了牛津詞典。
英文是很開放的語言，有許多外來語，因為殖民地一度遍佈天下，Papaya，木瓜，是馬來話，Bangalo，單層樓房，是印度語，但能打得進牛津詞典的，不靠行政手段，要靠市場。
Kung Fu能有市場，「氣功」（Qi Gong）就差點。為什麼不叫Chi Kung？這樣就可以把一個Kung字的意義統一，方便外國人了解。但有人要鬥氣，他偏另搞一套，要你放棄自己，與他一樣。
Xiqu沒有世界市場，因為錯過了時機。中國傳統戲曲，在江南Style的時代，很難向外推銷。中國文化許多深層的事物，因為語言隔閡，與世界無緣。
加上自己的地域爭鬥，中國人自己在製造障礙。明明有了Kung Fu，為何還要僭建一個Wushu？因為大陸的北方人看不起粵語，他們認為，北方的少林方是正宗，幾時輪到李小龍和葉問的詠春代表中國？
但是，Kung Fu是廣為全世界熟知的，有一個現成的詞彙殼，為何不借殼上巿？但北方的中國人器量畢竟小，你說「維珍尼亞」，他一定要「弗吉尼亞」，隱然有「大一統」意識。
這樣一來，中國人做人，自己辛苦，明明簡單的事，他喜歡搞得很複雜，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也吵吵鬧鬧的為輸出文化造成許多不便。建立「軟實力」，不那麼容易的，要有聰明的頭腦，全盤的構思。長期的爭來鬥去，在唐人街裏打轉，像條狗般追咬自己的尾巴，小事都提升到國家民族的政治，難怪戾氣深重。沒有得醫，這是絕症。 

陶傑

中國人非中國人(庸人自擾)

中國人非中國人作者: 庸人自擾

常聽人說「中國」，無論是愛國又好，反中也罷；自稱為中國人，抑或來生不願當中國人，中國與我們總有千絲萬縷的關係。然而「中國」一詞指稱為何，卻甚少有人會言明說清。

今日最常見之用法，固然是由中共建立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簡稱中國（為分辨之，下稱「中共國」）。然而中共國立國以前，「中國」一詞早已可見於歷史筆文之中，泛指黃土上之政權。自古至今，此地長久均為所謂炎黃子孫之居地，正因如此，中國兩字又被引申至居於黃土中原之上的民族，即漢族，又可稱華夏民族。至此，「中國」一詞出現歧義，一指由國際承認之中共國，二指這片土地背後所引申之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兩者指稱相異，甚或抵觸對立，後者坐擁「種族大義」，前者卻無此必然，若不分辨清楚，隨時會有一人同時支持中國卻又反中之情況。

字詞言語混亂難免阻礙溝通，惹起諸多誤解以外，也讓小人有機可乘。就如馮煒光及其它支持國教科之流，於國教科事件中批評反對者之舉乃「去中國化」，便扭曲了反對者反中共國之原意為反中華之意，藉此激起港人民族之情支持國教科。反中華文化於華人社會無異是人神共憤，人所共誅之舉，然而若我們辨清中國之兩種意義，應能發現反中華之舉實在鮮有人為。即便如世界主義者如我並不拘限自己之身份於國家或種族，都十分推崇中華文化。

大多反共者否認「中國」人身份之時，所謂之中國實際指中共國，他們仍會以炎黃子孫自居，然而言詞之模糊卻會使人誤解他們背棄了漢族。同理，大多數港人自稱為中國人之意思，相信並非為宣稱自己為中共國人民之身份，而是說明自己乃華夏民族之一員。又如我們質問對方是否「中國」人時，其背後意義都是詢問其華夏民族一分子而非中共國人民之身份，唯因用詞無異，思想簡單者便同時認同兩者或同時反對兩者，而未能將兩者分辨。正因語言乃資訊傳播之途徑，錯亂的用詞容易導致錯誤之認知，加上中共欲借民族主義以鞏固其政權而刻意為之，這種混亂便非溝通混亂如此簡單。

以香港近期之反內熱潮為例，不少人就因無法區分兩種意義之中國，因反中共國而同時否認了兩者之身份。至於網絡著名群組如「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我是香港人」等，亦因未清楚定義「中國」一詞而令自己的定位有所浮動，一時以香港維持了中華正統自豪，換言之即承認自己漢族之身份，一時又似欲將香港與任何意義上之中國完全割裂。當然，如鍾祖康者徹底斷絕自己炎黃子孫之身份，但他很清楚兩者之別而非混淆兩者之流。相反，亦有很多人因將中共國與華夏民族混為一談而不得不同時支持兩者，在其眼中，中共國即中華民族之代表。

中共之誤導手段充斥各處，稍不留神即會被其引導洗腦。例如中共聲稱「台灣自古以來屬中國領土」，便暗有自己能夠代表中華民族收回此地之意，一旦你未能反駁此論據，即便你以其它論據推翻中共之論點，其實都等同承認了其背後隱含之潛台詞。今日華夏民族有兩個政權，從種族角度觀之，中共因掌控中土此因素而可謂比台灣較為正統，然而這不過為代表華夏民族必要條件之一而非充分條件。否則豈不是若其它國家侵佔了此地就可以代表炎黃子孫，漢族就要歸順此國？

中共國能否代表華夏民族，這個問題並無完說，例如封閉民族主義者可無視同澤於中共統治下之苦痛，說引領民族走向富強的中共具此資格。唯作為一個普世主義者，我堅持只有由人民認可之政權方為合法政權，且人民之意不可空口捏造，若非由實質的公正選舉選出（而非僅僅形式上之公正），一個政權終究不能代表其人民。

張保仔的紫砂茶壺(無待堂)

張保仔的紫砂茶壺

長洲給人一種古老的感覺。

清朝時代的海盜張保仔據說去過長洲逃避官兵追捕。在長洲的最南面有一個石洞以其大名命名，成為景點。那是一個只夠一人內進的小石洞，在入口處還坐著一個販賣電筒的老人。

長洲遠離大陸中國，應該是個海盜鍾情的地方。長洲在一二百年前就算有農民，也沒有甚麼耕地。沒有耕地，就沒有農村、宗族和社團。長洲的人不耕種，應該曾有很多漁民。漁民的性格和農民很有分別。有些地方志還說到福建之類地方的漁民十分淫亂放蕩、又流行男風。年輕漁民在船上的成人禮通常是男人和男人——農民和士大夫道聽途說，陳述其事，大概免不了加鹽加醋。

長洲到處都是老建築，大部份都是矮房子，最高不過兩層，晚上不會有光害，看到星又看月，睡覺時好像可以聽到海浪聲。

長洲很小，但廟宇不少。做甚麼事，拜甚麼神，都是漁民的神。玉虛宮拜的是海神北帝。建廟原因，據說又是因為瘟疫橫行，漁民於乾隆四十八年集資興建；觀音廟則建在山上林中，看見的海灣就叫觀音灣，有一個光緒年間題的牌匾。廟裡的東西，都很老。隨便一個香爐、神像都是宋朝明朝清朝的東西。

不只這些。在街上隨意一瞥，又會看見英治時期的綠色皇冠郵筒。它們放著不是文物，而是真用來寄信的。橫街窄巷的老店、士多，賣飲品、小食、玩具、紀念品、茶葉，都很便宜。大抵鋪是自己的，不用交稅給李嘉誠。

靠海的店子，總是賣海味；賣海味的，總是阿婆。長洲的貓愛四處跑，街上的大概都是有人養的，又不怕人，摸也可以，肌肉出奇的結實，應該是終日四處溜跑之故。民房之間，會有某某姓的宗祠、某某同鄉會。看進去，還在運作，有人看守的。在南邊，有老外溜狗、喝咖啡，他們可能是一海之隔的中環的一個iBanker。

這些老廟、小店，好像好多年前那個印象中的香港。小學常識課本會簡介香港是個怎樣的東西，免不了的俗套，總說香港「地小人多、中西交匯、華洋雜處」之類之類。

但香港不只如此。在大中華區域之中，它就是一個古跡。好像某個早期中共黨官所說，香港是個有茶漬的紫砂茶壺，茶漬是明清時期的那泡茶留下來的。二次大戰之後，有一群西方人類學和社會學家想研究中國的農村組織，他們不去中國大陸，因為他們認為大陸土改之後，其農村肌理已經消失；他們也不去台灣，因為台灣據於中國政權之前，是日本人、荷蘭人統治，也不可能找到中國的傳統農村。他們不去大陸、不找台灣，來香港。

香港的新界農村，是活化石，才合他們心意。

被納入四大文明古國的那個中國，是古中國。其餘三個文明，是古印度、美索不達米亞和古埃及。中國被列入其中，說明了它已然煙滅的事實。而當代的中國人，包括很多香港人，都是死人當活人拜，以「我中華五千年文明未曾斷絕」而自豪。即便留存於香港的，就如瑪雅金字塔、吳哥窟，也僅是活色生香的遺跡而已。

世界是個巨大的墳場，不停埋葬過去的事物。我們覺得張保仔特別，因為我們並非生活在那個海盜橫行的時代。歐洲神父和牧師要來十九世紀後半葉的香港傳教，是一件很危險的事情。他們臨睡之前，在床頭擺放的不是《聖經》，而是一支對付海盜的自衛手槍——那是一個海盜經常出末的時代。而今天海盜也成為遺跡了。

遺跡成為遺跡，是因為那東西已經離開了我們的生活現場。我們不再需要那些古廟、石刻、出海捕魚的生活方式，它們才會成為遺跡、成為「文化」，供我們保護和憑弔。

因此，過去有很長一段時間，我們不需要天天去談「誠信有多重要」，因為誠信一向存在於我們和官員的生活現場。現在我們要去提倡、去保護、去憑弔誠信；又要去提借、去保護、去憑弔公德——不要隨地大小便、乘車時不要亂坐、四處推撞，諸如此類。

沒有仁義，才要講仁義。沒有殘體字，也沒人想花力氣去堅持正體字。也許在二百多年前，張保仔也不會認為一個「海盜」來到長洲避難會有多特別。因為在海盜十分平常的時代，他也不過是個在海上混飯吃的普通人，怎會想到在海盜消失的時代，他的名字會成為一個老外和城市人尋幽探秘的遺跡。